五千年气质延绵了五千年的文化 五千年的的汉字嬗变了五千年的文明 五千年 汉字风韵不减是中华儿女的匠心真情 五千年汉字风情依旧 是汉字的参差魅力

虽然是赤裸裸的现代人 少了饱经风霜时乖命蹇的征途 也错了精忠报国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契机 但一颗爱国的跳动的心 从未停止过 怀揣着内心的激情与真诚 看完了这部关于文化的记录 品读了汉字五千年风雨沧桑 真切感受到 美丽也汉字五千年 魅力也汉字五千年

就像所有有灵性的个体 我么都习惯给与赋予生命的意义 汉字没有龙凤呈祥般神灵庇佑的传说 也没有金玉良缘般民间眷顾的灵性 但是汉字五千年从不曾中断自己的生命 本神就是灵性的见证 更别说他是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 见证了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智慧 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是这样 诉说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 世界上有哪一种文字是这样 浓缩五千年智慧博大精深 这段文化史上的奇葩 当真是最灿烂的wenming

从古朴的甲骨文到铿锵的金文 从婀娜的大篆到风情万种的小篆 再从入木三分般的隶楷到行云流水般的行草 是一代又一代文人倾其一生 终其一世的杰作 高天长河更解读汉字的这般壮美 他霞光万道 让中华儿女的智慧才思更是煜煜生辉

正如任何一种美都不是突然的 汉字的美更颇多内涵 汉字集个少数民族才情 荣万千文化精华 兼收并蓄 开放包容 成就了既有盈盈一水间的温柔 又有浪淘尽英雄的刚强 刚柔并济 亦柔亦刚 方显汉字五千年的柔情似水 刚劲如山

然而总是波浪式前进 螺旋式上升 汉字也是经历过浴火重生的辛酸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当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发生全面碰撞之后，汉字面临与世界交往和现代科学技术不相适应的压力 在压力之下 汉字开始了自诞生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变化 汉字 改变了以感性表达为特征的而服从以逻辑表达为特征的西方文字。我们用西方成熟的逻辑理论和手段改造汉语，建立了新的语法，增加了新的词汇。让语言变得更精确，能够逻辑化地阐述事物。也摒弃了汉字在过去的历史里，文字语言和日常语言是脱节的弊病 产生了白话文

无论是词汇的增删 还是白话文的出现 都是汉字鲜活生命力的体现 也只有汉字有着凤凰盘涅的勇气 也只有汉字有着与世俱进的活力

活在当下 观世界文化 百花齐放 而国学热和孔子学院的开展也在诉说着汉字的美丽 五千年的传奇 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自尊的体现 是看将来 必将登世界的台 唱中国的戏

品读了这岁月留下的千载文明 因为骄傲 一颗鲜活的心怎会轻易平静 因为骄傲 所以一切语言的称述都略显荒凉 只秉持着内心的虔诚 向汉字五千年靠近 用不能平息的激动 想五千年汉字致敬！

第二篇：央视大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文字版 第七集 浴火重生

纪录片《汉字五千年》

第七集 浴火重生

1860年，历时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结束。在与英、法两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清政府首次明确承认“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并且承诺在官方文书中，不再用“夷狄”来称呼西方人。

条约中对于中外文字也有明文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具有五千年生命历程的汉字，就在这种极为屈辱的情况下，与养育它的民族一起，开始了栉风沐雨的现代之旅。

【汉 说文 殊 死也】

公元1867年，大清同治六年，这一年由春及夏，北京城“天灾”不断，春季大旱，瘟疫流行。阴历六月初十，黄沙遮天蔽日，紫禁城内有两个时辰几乎昏暗如黑。一时间人心惶惶。按照传统的认识，天灾都是由人祸引发的。

候补直隶知州杨廷熙上奏折说：“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同文馆的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国立外语学校，设立外语学校和气候异常，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它是导致“天灾”的原因呢？

梅兰芳的老师齐如山，早年曾是“同文馆”德文专业的学生，他的《回忆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人们的情绪。

“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

几千年来，华夏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挑战，【唐 乾陵 陕西乾县】即便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也充溢着强大的民族自信心，历代王朝一直以“朝贡”来理解国际交往，作为天朝上国，它从来不操心与外夷沟通的事情，那是朝贡者的责任。天朝没有了解夷文夷语的义务。而此时，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唯我独尊的汉字同那个懦弱的王朝一起，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进入人类不同文字相互交流的平台。

1861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昕上了一份奏折，请求设立同文馆。其中提出，如果想了解各国的情况，必须得先熟悉它们的文字，这样“方不受人欺蒙”，“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着共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然后，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几个十三、四岁以下，天资聪慧的儿童来学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江沛】

当时上这份奏折的目的是，希望晚清政府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要有外语人才，要通 1

过学好外语避免在对外交往中受蒙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奕昕已经同英、美等西方国家有了很长交往的经历。但是在奏折中，却把英语和美语列为两种不同的语言，从这里可以看到，清政府当时大多数高级官员，对于国外或者说对世界的局势还是非常地陌生。

1862年六月，同文馆正式成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学堂，同文馆的第一批学生只有十名八旗子弟。由于奕昕认为，各夷以英国为强悍，俄国为叵测，而法美从而阴附之。所以，在此后三年时间里，同文馆以只学言语文字，不准传教为条件，聘请英国传教士教授英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迟云飞】

稍后一点，1866年，恭亲王奕昕就奏请同文馆里边设一个学天文算学的地方，所谓天文算学要一些什么人来学呢？就是当时在科举上已经有了相当功名的一些读书人来学习。

这一项建议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却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奕昕上奏折的第二天，同文馆大门上就出现了“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的揭帖，揭帖显然是出自读书人的手笔。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王开玺】

因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学习孔孟之道，读孔孟之书，学习孔孟之道。现在让这些人去学习外国的一些文学，一些科技，当时他们叫“奇技淫巧”，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对于中国孔圣人的一种侮辱，也是对于中国儒学的一种侮辱。

1867年阴历而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士林领袖”、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上奏章公开驳斥奕昕的主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王开玺】

他认为，立国之谋，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道，在人心而不在技艺。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中国的国民，大清国的国民，都能够激发忠君爱国的忠信的气节，那就可以抵御外侮，而不必向外国学习，尤其是不必向外国学习一些制造枪炮船舰的具体的技术。

在奏折的最后，倭仁痛心疾首地表示，即使万不得已非学不可，也不能由科举出身的秀才举人们去学。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知的愚民有半数受到蛊惑，全凭读书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现在让国家培养的栋梁之才去向洋人学习，“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倭仁上疏十八天之后，1867年阴历三月初二，奕昕向皇帝上奏折，不点名地斥责倭仁等人，“空言塞责，取誉天下”。他特别提到，七年前，当英法联军兵临城下，京师危在旦夕之时，士大夫们“非袖手旁观，即纷纷逃避”。这无异于指斥倭仁为“空言误国”，的无能之辈。倭仁真的是一个无能的人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迟云飞】

倭仁这个人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他是一个蒙古八旗的人。但是也考取了科举的进士，就是科举里面的秀才、举人、进士，最高的就是进士，他的传统学问是，特别是宋明理学，非常有造诣，所以号称“理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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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传统的价值基准来衡量，倭仁凭借自己的能力突破科举难关，并成为朝廷重臣，无疑已是优秀的人才。那为什么倭仁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呢？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 研究员 徐建新】

有一位日本学者曾经指出，在1750年那一年在中国出版的出版物，比当时西方出版的书籍的总量都要多。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他们穷极一生，都倾心于研究经、史、子、集之中，来寻求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社会问题的解答。

两千年前，正是这套方法，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汉王朝，华夏子民的荣光一直延续至今。一百年前，正是这套方法，缔造了欣欣向荣的“康乾盛世”。清王朝的版图扩大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最大规模。基于这样的经验，倭仁和他所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当时的立场，有相当合理的成分。但显而易见，传统的思想方法难以面对现实的世界。

1867年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在自己的府邸，恭亲王奕昕当面和倭仁发生了争论。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 研究员 郭方】

奕昕的反驳就是，我办同文馆，为的是富国强兵，你这一套礼仪和道德如果能富国强兵，那就请你来办。回来甚至上奏到西太后，请倭仁统管同文馆。结果，倭仁听了，被这一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好认输败下阵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江沛】

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西方，已经不再是我们历史上常常碰到的，像游牧民族等等这样一些势力，西方已经是经过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成长起来的，现代化的一个新的势力，无论在政治体制上，在经济体制上，在军事制度上，可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当然，倭仁从这个古籍，从外面这个的政治文化中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

几千年来，承载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汉字，突如其来地面对了比自己强大的文明，不论愿意与否，使用汉字的人们，不得不抬眼看世界。来自西方的语言、文字，就像一面镜子，汉语和汉字第一次有机会，从另外的角度端祥自己。这一对比，不仅是汉字命运大转折的前奏，更是文明命运大转折的前奏。汉字，中华文明面临数千年未遇到的历史洒变局。

【唐 广韵 途 道也】

1895年，在天津的一条名叫大狮子的小胡同里，白洋水师堂总办严复正夜以继日地翻译一本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的英国论文集。官居四品的堂堂水师学堂校长，如此面对夷字夷语，当然需要卓越的勇气年超乎寻常的眼界。

那么，这样一种跨时代的伟大见识为什么会在严复身上体现出来呢？

1840年，在称霸全球的野心勃勃推动下，英国军队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沉醉了数千年的田园梦，被永远地击碎了。就在这次刻骨铭心的战争中，两广总督林则徐深刻感受到英夷水师的威力，【林则徐故居 福建福州】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一次 3

提出了建立现代海军的构想，但道光帝在奏折上的朱批却是“一片胡言”。

【复旦大学 教授 葛剑推】

林则徐是当时最开放的，但是当他的幕僚跟他建议，我们跟英国人打仗，只要准备一些长竹竿就行了，为什么呢？他说一观察下来，英国人的关节是不能弯曲的，是直的。所以打仗时候把他拨翻在地，他就爬不起来，然后束手待毙。是这样的林则徐觉得有道理，还居然向道光皇帝提出这个建议来。所以当时林则徐虽然比较开放，也没有摆脱中国这样传统授予他的条件。

十五年后，英法侵略军再次从海上进攻，最后直入京城。在圆明园痛苦的哀号声中，迟钝的满清政府开始意识到近代海军的威力。以往“以夷制夷”的国策被“师夷长技以制夷”所取代。

从从19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清政府考虑仿造或向西方购买军舰，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此时距林则徐提出的建立近代海军的建议，已过去了整整二十年，，而就在这二十年间，蒸汽舰已经开始取代帆舰，西方的海军又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王开玺】

洋务运动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起中国自己的一套军事工业体系或者民用工业体系，那么同时又要派遣留学生，包括架设电线，解决通讯问题，修建铁路，解决交通运输问题。还要兴建新式海军抵御外侮。那么实际上洋务派，它搞洋务运动一个根本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要求富求强。

严复成为中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批学员，【福州船政局旧址 福建 马尾】当时船政学堂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算术、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在这里，严复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并开始学习英文。第二年，二十三岁的严复作为首批海军留学生中的一员，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的同学中，还有日后成为著名海军将领的邓世昌、刘步蝉等人。

【天津博物馆 研究员 林开明】

他在国内受的教育是封建的那种科举教育，《四书五经》这样的科举教育，但是一到外国，接触了西方的一些著作，资本主义民主的制度，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哲学思想，这下对他的触动很大。

1879年，严复以优异的成绩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不到一年，即被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罗致麾下，先后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和总办。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完全西式装备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海军提督旧址 威海刘公岛】严复的同学邓世昌、刘步蝉也以身殉国。

【语言文字学家 周有光】

后来更不行了，跟日本打仗打败了，这个给中国震动太大了，这个向来看不起日本，日本的文化是我们传过去的，它把我们打败了，这个震动很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迟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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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清政府很高层的官员，比如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这些人，过去我们相学了洋枪洋炮，大军舰，武器制造。这些东西我们都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战争中就失败了呢？我们差那些呢？差什么呢？

失败是无法回避的血淋淋的现实，看来构建富强的国家，仅有“坚船利炮”还远远不够。那么中国落后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所有志士仁人的目光急切地投向了我们的近邻日本。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 教授 水野明】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学西洋，它三十年就把西方的大枪、大炮、造船拿过来，一下子就把中国打败了。西方的科学已经几百年了，它三十年就把它拿过来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它三百年都拿过去了，这个民族厉害啊！它要学你很快。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98年，严复历时三年翻译的《天演论》一经面世，立刻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梁启超读了《天演论》后感慨道，“夫竟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也”，他认为，正是由于从秦汉以后，“一统垂裳”的社会结构，中断了竞争，因而妨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造成今日中国社会的贫弱与停滞。

北洋水师在大海中覆没，传统王朝的威望，传统政府的威望，在龙的土地上覆没了。有识之士开始面向西方世界，寻找救国强国的方略。

从19xx年开始，短短十年，至少有一千五百九十九种介绍西方思想、政治、文化的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对外国文字的大规模翻译，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尚无先例。

任何文字都是文明的载体，汉字一旦开始与别的文字大规模交流，就不仅仅是文字间的相互转化。当前所未有的信息、思想注入汉字时，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便不再是被动地承受，而是要主动地迎接了。

【汉 说文 同 合会也】

公元19xx年9月2日，一纸诏书把十万读书人金榜题名的理想化为泡影。这一天，慈禧太后颁布政令，废除在中国运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由此，中国历史走进了一个新的分水岭【进士题名碑 北京孔庙】。

仅仅在四年前，1898年10月9日，11月1日，慈禧太后还曾两次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为什么垂帘听政的老佛爷会出尔反尔呢？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江沛】

中国的政治统治结构，应该讲是一个闭合的金字塔结构，皇帝、贵族、官员和平民。如果没有外力入侵，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农业社会里面，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和谐和稳定。那么，科举制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如果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么这样一个新的体系，将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把儒家文化挤向知识体系的边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结构里最重要的“粘合剂”，可能会慢慢地干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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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为难的并不只是慈禧，早在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已经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并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考试【康熙废八股文考试 诏书】，但在三年后，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下，康熙皇帝又恢复了八股文考试。而这一次；连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们也前来敲响丧钟。

19xx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洋务运动”的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满清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日益恶化的政局，已经没有人能作出理性地分析。

19xx年科举制度终结，六年后大清王朝终结，“金字塔”的砖块在滑落。科举一经废止，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中国社会的核心，各种新思想如同雨点般无遮无挡地击打在传统中国的躯体上。于是，新一种危机随风而来。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这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

【复旦大学 教授 葛剑雄】

废科举是为中国的各类人才的选拔成长扫清了障碍，这是它的优点，主要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是废了科举以后，怎么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跟选拔，当时还来不及制定制度。因为废科举的同时是应该兴教育，办新式学校。但是这个过程，中国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迟云飞】

这新教育也有一些新问题，新学堂和留学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的知识分子，新式的知识分子比过去在科举体制下面，旧式书院培养的人要多得多，可是现在社会上由于经济的发展还不是那么快，就没有能够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的就业和工作岗位。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就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表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这是洋务运动的主将李鸿章晚年的一段话。

虽然他的言论不排除有推卸责任之嫌，但这段话也道出了，清末士大夫们的失落和无奈。现在破烂不堪的纸房子，终于现出了原形。但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破房子的性质，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中国无关。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身处一条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船上，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开始了艰难的求索。

19xx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一时间石破天惊，开启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胡适讲话录音】。胡适认为，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也都进行过“文学革命”。当时，欧洲各国放弃了古老的拉丁文，改用新兴的市民语言。这不但造就了现代意大利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而且使文字真正成了表达思想的工具。

【美国昔林斯敦大学 教授 周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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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有陈独秀先生的《文学革命论》的发表，陈独秀先生的文章是比较激烈，说要打倒“山林” 的文学，要打倒贵族的文学，要建立贫民的文学。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的。而且“文学革命”这四个字，其实胡适自己并没有用过这四个字，他还是用比较谦虚的，把它叫作“刍议”，就是说是一个不成熟的意见。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巨大压力，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的风云中，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文言是半死的文字”，“文字革命”这样动人的口号，的确具有摧枯拉朽的功能。在众多的评论中【胡适口述自传 打印稿】，最让胡适“受宠若惊”的的来自一位古文大家的赞赏，这位名噪一时古文大家，就是当时正担任北大教授的钱玄同。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教授 何成轩】

钱玄同当时思想上属于复古派，辛亥革命以后，他还认为清朝已经被推翻了，应该恢复汉族的古制。19xx年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司科员的时候，他还穿上“深衣，玄冠”上下班，别人看起来都有点古怪，像个出土文物。

19xx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告恢复帝制。19xx年，又发生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闹剧。这一系列事变使钱玄同大受刺激，中国的贫弱显然不是通过推翻某一个皇帝就能解决的，【钱玄同故居 浙江湖州】很可能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钱玄同谈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 刘乐宁】

在当时，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大家都觉得好像中国文化的积弊，中国社会的很多毛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旧文化。而旧文化之所以能够这么顽固，毒孽之所以这样之深，是因为汉字。所以要想扫除旧文化，要想使中国人们精神面貌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应该从废掉汉字入手。

【瑞典汉学家 教授 罗多弼】

当时中国文化的文字语言，是一种许多方面真的非常死板的文言文，在受教育的时候，当时的学生小孩，他们也学的文言文，不是一个让他们随便发挥他们自己的本事的语言，相反，他们就一定要效法，也模仿前人所说的。

当时的文化领袖们，几乎都在这里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陈独秀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蔡元培称：“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改用拉丁字母了”；而鲁迅则写道：“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能自己死”。

【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许嘉璐】

汉字适合我们的语言，这些是经过八十年，人们才慢慢了解了，你让我们的先驱者们，应该说伟大的先驱者们，在那个时候，要用笔战斗的时候，去这么深入研究，太难为前人了，不应该责怪。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当年提出这样尖锐的问题，促使后人不断地思考探索研究，转了一圈，才对我们的汉字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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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xx年9月26日，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在海参崴举行，大会以瞿秋白撰写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为基础进行讨论，提出“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大众的工具之一”，大会确定汉字改革的方针是“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此后，民国政府也作过种种简化汉字和汉字拼音化的努力，但时局动荡，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百姓，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无法具备，所谓的文字改革也不过是社会天空飘过的云朵。而汉字真正面对大众，成为大众的文字，还要等待另一个时代的来临。

【汉 说文 归 女嫁也】

19xx年10月1日，汉字以待罪之身进入新中国。一个月前，就在人们沉浸在对新中国的憧憬之中的时候，时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特意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来了“文字改革”的建议。

10月10日，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成立，吴玉章任常务理事会主席，此时距新中国建立仅仅过了十天。

【语言文字学家 周有光】

我们的确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不认识字，我们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先进的国家，不能有那么多的文盲。那么多的文盲，你要用很长的时间来扫盲，那么国家发展就太慢了。所以当时希望用一个方法，很快地使多数人能够受到文化教育，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

19xx年，毛泽东主席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应该说，关于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先进与落后的评价，是那个时代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毛泽东只是接受和表达了这一共识。但是，革命领袖的巨大影响力，使汉字拉丁化直接来到了社会实验的田头。

19xx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文字改革的专门报告，谈到汉字未来的命运时，他曾说过，“关于汉字的前途问题，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当前确定的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 教授 朱大可】

当时的语文学家，把文字改革的进展分成三个阶段，是一个进化的三个阶段，最古老的，最落后的的文字，是所谓叫形意文字，第二种叫意声文字，第三种才是拼音文字，也叫字母文字。那么从这样一个系列，可以看到文字的进化过程，它是一个逐渐地淘汰的过程。而西方的文字就处于一个先进的状态，而中国古文字被认为是落后状态。如果中国要迅速地赶上西方，也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从文字入手，拿文字开刀。

值得欣慰的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政府选择了一条最理智，同时也是切实可行的文字改革方案。正如著名作家茅盾所希望的，“至少我们的孙儿、孙女这一代，能够两条腿走路，听报告做笔记，用拼音字母写，会比汉字写得快。如果可能，还能用上拼音字母的打字机，这样该是多么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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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xx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但对于古老的汉字而言，多了拼音字母的注释，相当于多了一枝掌握汉字的拐杖，至于英文打字机的使用所带来的文字效率问题，英文极少直接交流，所以还无法对汉字产生影响。汉字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

19xx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教授，应邀去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香江的繁荣，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但就在会议期间，一位外国专家公开宣称，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中国，因为汉字无法进入计算机，这让钱伟长教授的情绪跌到了谷底。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 教授 张普】

中国话说，什么事太难了，我们说比登天还难。法国人要说什么事太难了，就是“C eat Chinoin”,它的意思是，这是中文，这是汉字，太难学了。我们跟日本专家在一起，我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所以它的那个汉字也是需要编码。我们曾经在一起交流，当时日本人就说，汉字进入计算机的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全世界的文字进入电脑就都解决了。

19xx年，世界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很快计算机技术在西方社会得到迅猛发展和普及。19xx年，国门大开，有识之士突然意识到未来必将是计算机的时代。改革开放的领航人邓小平也不失时机地指出，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但由于当时所有的计算机软件，都是用拼音文字设计和编写的，只能处理拼音文字。所有，在全球竞争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前景如何，汉字似乎成了关键。

19xx年，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

半个世纪前那场废除汉字的狂潮，似乎风云再起，而这一次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扑面而来的信息时代推波助澜。汉字真的成了振兴中华的绊脚石了吗？

19xx年6月27日，钱伟长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于电脑汉字输入法问题的研究，并亲自设计了“钱氏汉字电脑输入法”。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常务理事 教授 张普】

我们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成立的时候，除了钱伟长先生他是理事长以外，还有一个副理事长支秉彝，他是在文化革命期间，在牛棚里面，在茶杯盖上，研究汉字编码。他别的书不能看，要了一本《新华字典》，他对整个《新华字典》的字进行编码。没有纸和笔，就在茶杯盖上蘸一点水，就练习汉字编码。

二十多年过去了，据不完全统计，现在的汉字输入法，总数达到一千六百多种。就算懵憧初开的儿童，也能轻松地把汉字输入电脑。

在人类的信息时代，我们艰难但又当然地发现了汉字中蕴藏的现代基因。古老的表意文字以其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完全由西方文化孕育的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现代理性的审视下，她终于浴火重生，并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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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联合国官方正式使用的语言，有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重要的文件都会以这六种文字印发，而中文总是其中最薄的那本。

汉字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呢？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讨论汉字的未来时，任何人都应该注意到一个简单的事实，汉字不仅仅是沉默的字块，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写工具，它更是砖石，构筑中华五千年历史的砖石。

一个伟大的文明，绝无理由与自己辉煌独特的历史一刀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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