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是以农业为主的，交通便利，招商引资和工商业开发也频频波及到这里。呈现出由农业向非农业急剧转型的特征。吃饭不仅招待客人，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喝酒是乡镇干部的一基本素质。
这“酒精考验”和“把肠胃交给党”的政治民谚的确是乡镇基层工作的一种真实写照。 政府大院很空，9点钟一过便难觅人影。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两个改革。应付检查是乡镇“应酬政治”的重要内容。上级政府的一张表格到了基层可就衍化成了好几十张表格。“数字化管理”衍化为魔幻式“数字化游戏”。以计划生育工作项目为例，各类的账、表、卡、册中的，要求填写的项目多，完成时间短，除了人口、孕妇数不能凭空捏造外，其他数据可以自己揣度了。自上而下的目标管理考核体系是乡镇政府不得不去适应的。一旦进了“笼子”，上级政府的考核会越来越多。无论其他工作做的多好，都不能享受评优评先。反复动员运动，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
秦家板村，男的在城区务工经商，田地主要依靠留守的老人和妇女看守。税费改革后，大家更不愿意交费了，
小镇位于大江区城区中心的东部，交通四通八达，人口近5万，版图面积224平方公里。土地大量抛荒也是重要问题，小镇的计税面积为81339亩，但这一次的税收迎检中，为政府所认可的抛荒和税赋悬空面积就达8429亩，占了计税面积的十分之一。林书记说抓农业只能保稳定，并不能促进发展和带动富裕，农业税收也早已不是小镇财政收入的最主要部分。工作思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加工企业发展为抓手，推动农业产业化进场，逐步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盘活现有企业和引进民营企业抓手，推动工业化进场；加强镇区管理和拓展城镇规模为抓手，推动城镇化建设。
针对一，重塑黄豆之乡的地位，生产各类豆制品，引进种田能手，给予适当的扶持，发展农业种植示范基地。抓水产。结构调整是一双刃剑。搞好了益农，搞不好坑农。以上级种植红苕为例，加工需要1年半，可红苕的存放只有几十天。应付上级，不能不搞，但搞多了是在折腾农民。往往我们拿自己的钱确保他们在结构调整中只盈不亏。
针对二，招商引资。就是出卖和租赁土地，这是目前城郊镇发展和转型的主要途径。20xx年，中央采取了种种措施，严格控制农地资源的非农用开发和利用，未批先建的项目一旦发现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开发的政治学
林书记和武镇长：一是搞钱发工资，而是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就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子得小头； 土地征用和占压的补偿款：
归政府得大头：向上级职能部门缴纳各种规费，政府需建设设施建设。将生地改成熟地。 不妥之处：法律对现行农村土地权属问题。法律允许的，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土地属于村集体，只有村组织有权代表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但村组织难于集中村民的意志，开发商更愿意找政府。所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规定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却成为了农民专门制造麻烦的工具。 村一级设法扩大村一级在土地补偿款中应得到的份额。形成了与农民争利。这就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政府、村庄与农民三方争利的局面。
洲头的纷争
农民和海外华人不能接受由政府单方面提出的土地补偿办法和标准。
矛盾之一：“黑土地”的存在。实际耕种面积与计税面积不符合。为了少交公粮和赋税。土地补偿，应以计税面积为准。因为平时农民向政府交税均已计税面积为准，如果农民交税时少报面积，要补偿时镇政府向农民补偿自然也不可能另立标准。农户在完税时少报土地，占
压补偿时多报土地。不公平。风水轮流转。
矛盾二：土地补偿价的确定问题。不相信地价的差别。
矛盾三：占压土地中，原建了一个抽水机站，毁掉的后遗症需要政府出面解决。
这狗叉的收税
小镇20xx年进行了税改。按说，征收难度降低。原因1：村里不再出钱为村民垫付，但村里落实到每一户的任务却没有减少。原因2：税赋悬空，税改之后，村民认为赋税增加，岁抛荒土地。2是有的农户有税无地，私下将责任田还给来镇街建房的外来户，未在土管部门办理任何手续。这样土地已经用于建房，但赋税任务却仍然存在。3国家规定不得丈量土地，是有的土地名荒而实未荒。有人耕种却无人纳税的情况。乡村干部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赋税的时候，多种少报，压站补偿的时候，少种多报。
《小镇喧嚣》的结构并不复杂，它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了江汉平原腹地某乡镇（即“小镇”）政治运作的实态，是对当代中国农村的“深度描写”1[①]。故事发生在20xx年至20xx年间，作者截取这一特殊时段对乡域政治运作过程的多项面进行展示和剖析。故事由若干相对独立但却相互关联的事件交织而成——从镇政府“诱民致富”种藠头、“招商引资”搞开发，到镇村干部征税收、迎检查，再到村民因采石场和土地承包等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和民事诉讼，上述的林林总总实乃作者深思熟虑后精心选择的素材，显然，作者无意于全景式地展现小镇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他试图以这些事件为纽带，将乡镇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纳入“国家—社会”理论的框架下，去探讨日常生活世界中那种流动性的“国家—农民”关系，从而发现乡村治理之谜。
一、叙事的力量
作者运用谚语、笑话、竹枝词和地方志等多元复杂的史料来彰显和刻画明清时期法律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并对庶民和精英的关系结构进行互动的解释。与上述“喧哗”的众声异曲同工，“喧嚣”的小镇亦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具。在作者的隐喻里，“喧嚣”意味着多种政治力量与利益动因的交织和碰撞，无形中造成了一种复杂的“剧场”效应——在“喧嚣”中，我们将会看到，政商身份交叠的小镇政府、“赢利型”与“保护型”经纪并置的村级组织和无权但自由的农民这三重行动主体在乡村政治舞台上相互角力，最终演绎出一幕幕复杂而精彩的乡土政治剧，恰恰是在这种喧闹而充满内在张力的“剧场”效应中，我们得以窥见当代中国乡村政治运作所遵循的那套特殊的政治逻辑。
作者在小镇进行了长达一年半载的实地调查，其间发生的许多事件他曾亲身经历，这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他在小镇的所见所闻，这增强了故事的可感性，总之，透过《小镇喧嚣》，我们看到作者与叙述者混融为一体，他既是事件的亲历者，亦是故事的讲述者。
场景的表达不难看出作者娴熟的叙事技巧，他时而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参与到故事人物的对话中，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和亲切；时而作为研究者穿插自己理性的分析，以免读者沉迷到故事里结果却忽略了事件本身所映射出来的学理价值；又时而作为客观的叙述者介入到故事之中，试图帮助读者廓清事件的真相和本质。正像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叙事或多或少都能够拉近社会科学研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距离，而纯理论表述往往不易被外行人看懂，门槛颇高，因此，叙事体更容易走进大众，最容易被外行人阅读和理解。
如前文所述，《小镇喧嚣》效仿《叫魂》并试图有所超越，因而可以在此略费笔墨对二者稍作比较。和《小镇喧嚣》不同，《叫魂》完全是历史性叙事，作者解读了清廷档案中的相关文献，通过因“叫魂”妖术而引发的“剪辫案”透视封建专制权力与法律机制之间绞结
纠缠的复杂关系，展现了官僚体制的运作逻辑。作为一个“发历史之幽微”的研究者和说书人，孔飞力以第三人称叙事，谨慎细致地叙述了案件的跌宕起伏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官僚逻辑。《叫魂》的叙事是内敛的，全书基本上看不到艰深的理论分析和繁杂的文献征引，作者的理论关怀渗透在冷峻平实的叙事之中，浑然一体。而《小镇喧嚣》的叙事是铺陈的——它不是某个典例的“深度描写”，而是诸多事件的迭次呈现，作者同时打开若干扇窗口，以便读者从中窥测乡村政治运作实态的不同面相，此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然而，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事物的优长总是与其缺点和不足相伴随。叙事固然是《小镇喧嚣》引人入胜的关键元素之一，而过度叙事则容易遭人诟病。在《小镇喧嚣》中，我们看到，因为追求叙事完美，作者对事件情节及其背景所作的交代过于具体，叙述显得冗赘和沉闷；为了达到小说般的阅读效
二、乡域政治
《小镇喧嚣》探讨的是乡镇政治的运作过程及其影响机制，对于研究单位的选择，作者显然经过了深思熟虑，将“乡域政治”作为一个区别于“村庄政治”的概念，作为一种研究单元而提出，实际上包含着作者对农村政治研究方法论上的思考。长久以来，深受人类学传统影响的中国乡村研究大多以村庄社区作为研究单元（王铭铭，2005：23-53），然而对于微观政治研究而言，村庄政治确实不能包容农村政治的全部内涵，至少现代意义上的官僚科层体制及其规范性运作过程这些重要环节在村庄场域内是缺失的。尽管县一级可能是研究农村政治最为合适的单位，但考虑到县级政治研究中普遍存在着以对官僚科层体制的描述替代对具体政治过程的分析这一困境，作者刻意选取了“乡域政治”的研究视角。在作者看来，“乡域政治”不仅克服了“村庄政治研究在时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决了“县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难”；它不仅凸显了“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而且有助于分析乡镇村组各个层级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因而是“一个易于出新却又现实可行的方案”（页602-603）。尽管如此，要想在一本叙事体的田野考察报告中事无巨细地去描摹乡域政治的全貌，即便不是不可能，至少也算得上是相当困难。作者深谙此间的道理，为了尽可能全面而深刻地展现乡域政治中“政府—村庄—农民”之间复杂多面的利益互动与博弈，他将笔墨集中在乡镇的“中心工作”、征地纠纷、征收农业税以及诱民致富等主题上，藉此来透识乡镇政治运作的实践逻辑。
之所以将“中心工作与迎检”和“又到了迎检的时候”分别作为故事的起点和终点，是因为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乡镇的“中心工作”是领悟基层政权运转的一个关键，它实质上是“围绕上级部署的各种任务而展开的阶段性工作”，“对于这些工作，乡镇必须不计成本和代价地去完成”，“但凡中心工作又都必辅之以相应的考核检查”（页17）。“中心工作”主导着乡镇政府的日常运作，这里面的种种繁文缛节在作者具体而细致的叙事中均有生动的刻画和描绘，让故事的主人公说话也体现了作者的叙事技巧，《小镇喧嚣》最后大篇幅引述秦家畈村村委会主任老罗的一席话，一语道破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检查工作的真谛：
“你说这个检查是真的，它也蛮真，是假的，也蛮假，就看你怎么看了。说是真的，是因为即使被检查者有些弄虚作假之处，但在大原则上还是没有犯规，基本的硬指标肯定能够确保，而且，通过这样反复的检查，形成一种持久的压力，也的确能够促进工作。如果没有检查监督形成的压力，依中国人的品行，还真难保证能够做好工作……所以，上面就是知道你在小节上有些虚，他也相信检查对于督促工作是很重要的……他就是知道你在作秀，但戏做得真了，也就达到了目的，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去认真对待，不得马虎。所以，检
查本身就是推进和督促工作的一种手段。不检查，有的事情就落不到实处，不仅计划生育工作是如此，其他工作也都是如此，什么是国情？这就是国情。”（页593-594）
由于地方财政困难，使得搞开发，谋发展无形中成为乡镇最大的政治。在小镇，每个月仅工资缺口就有9万多，一年下来就是上百万（页54），因此，政府必须靠卖土地和招商引资来解决基层政权组织所面临的“还能不能正常运转”这一问题，于是，在土地利益的分配机制上，逐渐形成了“政府得大头，农民得中头，村里得小头”的格局。虽然乡镇政府主导的开发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征地补偿款的不均衡分配无疑会引发农民的不满，其间的种种利益冲突又极易造成法律纠纷乃至逐级或越级上访，这样的事例在小镇屡见不鲜：例如美籍华人叶桦与洲头村的租地纠纷、安和公司与洲头村的租地纠纷、小岳村村民因京珠高速公路绿化带占压土地补偿款而发动的集体上访??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利益和乡土规则面前，契约神圣的观念常常被打破，经由政治的协调机制取代了通过法律的治理，这一点在叶桦及安和公司与洲头村的租地纠纷中显露无遗；而居于弱者地位的农民也在与镇村组织争夺土地补偿款的讨价还价中发展出一套“缠闹的政治学”，由此，作者总结出“弱政—刁民”的互动模式来解释乡村基层政治的类似特征。
以机械的结构主义方式来书写生动复杂的基层政治及其具体过程，这不是作者追求的方向，因为，在正式的结构中，在有关的文件上，乃至在笼统的“村庄”和“乡镇”社区中很难见到的东西，恰恰就隐藏在人们的社会行动，尤其是事件性的过程之中（孙立平，2000：
6）。故此，作者乐于采用“事件—过程”的分析框架来铺陈若干连环相扣的乡村故事，透过故事主人公有目的的行动乃至抗争，作者力图在诸种动态的实践过程中展现乡村政治的隐秘之处，进而审视当代中国农村某个特定时段的国家—农民关系。例如，在“种粮不如‘种房’”一节，“种房”农民那种貌似无理刁蛮的行为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作为阶级与群体的农民的弱”和“作为社区与个体的农民的强”二者之间的内在紧张，作者就此分析道，“正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体制与政策并没有给农民提供一个公正与平等地表达和维护其自身权益的机会”，在这种前提不合理的情况下，“除非社会治理者以全控和高压方式促使农民‘配合’，否则农民总是会以不配合或不合情理的‘配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页281-282）。正是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的忧虑，在基层政府的运作中，如果缺乏建基于法律之上的规则治理，农民注定会以牺牲自己的社会尊严为代价来表现他们“狡黠理性”的另面。对于重构转型时期的国家—农民关系而言，这不啻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和批判性的反思。
乡域政治的运作实态，在作者近乎写实主义的叙述中时时有生动形象的体现，譬如村干部钱跃进带着财政专管员下乡征收农业税（俗称“公粮”）时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的一席对话,在看似轻描淡写的征税过程中，代表国家征税的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角色互动关系跃然纸上，在“弱政—刁民”的分析框架下，真个是“要钱是孙子，无钱是羔羊”（页78）！当然，这副图景必须被置于税费改革至取消农业税之间这段特殊时空中方能理解——中西部地区农民负担过重，干群关系紧张，农业税征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窘；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最初也不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税费改革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而且会给地方基层政府造成新的财政危机（页84）。征税之难，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后乡镇政府权威衰变的现实，这委实与全能主义体制时期强势的基层政权形象相去甚远。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领导人民奔小康”等新“意识形态”的逐渐合法化，地方政府得以把行政合法性与其对市场的追求灵活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动员和参与农民的商品生产经营过程，进而分享商品农业的市场利润（洁，2000：66-67）。面临地方财政的窘状，以及集体化时期组织化动员手段的失灵等约束条件，小镇政府发展出一套经营性动员模式，它以行政和市场混合的手段重构了国家—农民关系，这具
体表现为政府“诱民致富”，推广藠头种植。基层政府本来有责任引导本地区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这也是考核领导政绩的一项指标，但由于基层权威的流失，小镇政府不仅要采取“哄着、诓着和捧着”的经营性动员手段去“诱民致富”，而且还要事先许给农民看得见的好处并确保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页609）。通过对小镇推广藠头种植事件的细致刻画，作者深刻地揭示出乡域政治中基层政府治理权威削弱的现实，而治权的弱化最终会以牺牲地方社区的公共利益为代价。
三、国家治理转型
作者不惜以巨幅笔墨详述小镇故事，最真切的关怀自然是想透过乡镇政治运作的实践逻辑，“以探求和发现蕴藏在这些事实与关系背后的乡村底层治理之谜的谜底”（页595）。一旦进入由故事而织就的意义之网，我们便能强烈地感觉到作者的理论追求，那就是通过更加细致的个案去反思既有研究的局限，通过叙事来表达对乡域政治的理解。从《小镇喧嚣》的结构安排上不难看出，前十四章都在讲故事（当然，其间不乏作者的心灵独白和夹叙夹议），第十五章“幕落幕启”则是全书的理论总结，在这里，作者交代了自己的研究关怀和叙事策略，对乡域政治的分析框架及其间的权力运用作了经验性的总结和反思，最后点出了“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之于中国经验的解释局限性，并试图以“国家治理转型”的概念框架来取而代之——在我看来，这或许正是《小镇喧嚣》最值得学界瞩目的贡献所在。
在源自西方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下，近二十年来，学界往往不加反思地援用“强国家—弱社会”的分析框架来理解近现代中国，仿佛中国铁板一块，始终是同一均质的整体，永远缺乏分化和流变。这种定见尤其遭遇极富意识形态色彩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中国观的型塑之后，更俨然成为近乎真理般的信念——事实上，思维模式的僵化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的判断，甚至于会遮蔽我们试图有所发现的眼睛。作者深入细致的调查和丰富的田野经验使其有可能去蔽求真，他清醒地意识到，“简单地以模式的套用代替对复杂问题的分析，不足以丰富学界关于乡村政治实践的知识，反倒有可能以德性的话语去代替学术的研究，使我们关于乡村政治的认识处于一种缺失历史和语境的状态”（页60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小镇故事，我们得以发现，尽管“强国家—弱社会”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宏观状态仍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对理解居于底层的乡村社会而言，即便不能说它完全不适用，至少也是削足适履。
一如前述，围绕农业税征收，乃至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基层政权和农民之间均呈现出一种权力格局的“倒置”关系，即政治运作中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强弱关系的“倒置”。面对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镇村组织和农民则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利益博弈。作者由此指出，随着全能型政治治理模式的消解，乡（镇）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正逐渐蜕化，它不得不截留部分补偿款以缓解自身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走向市场化的农民日益扩大了行动的自由权利，在祛除全能政治的高压之后，他们发展出一套“缠闹”技术以对抗基层组织对其利益的瓜分——在“弱政”对“刁民”的斗争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基层政权对农民的控制日渐松弱，基础性治理权威日渐流失的面相。通过讲述小镇故事，作者对“强国家—弱社会”模式进行了修正，使其增强了对特定时空情境中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这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微观状态下乡域政治实践过程的本质和特性。
19xx年代以后，学界普遍注意到晚近以来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伸延渗透以及国家政权汲取能力扩展的现实，因而纷纷援引“国家政权建设”作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预设2
[③]。不过，人们似乎在偏重国家政权机构下渗乡村社会这一轨的同时，却常常忽略公民身份的型塑和国家认同这另一轨，由此造成的窘状便是在中国语境中极易误读理论本身所指向的经验事实和规范性含义。张静（2007：2006增订版前言）即明确指出，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既没有导致现代意义上的基层权威产生，也没有将村民转变为公民身份进而成功地
将村民对地方社区的认同转变为国家认同，人们的权利界定和实现与国家的实质性关联依然微弱；而国家为了换取基层社会的象征性服从，甚至不得不容忍基层政权的不当行为——即便这种行为在道德和治理原则上有损于国家权威也在所不惜。作者清楚地看到了其间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对理论误读可能造成的流弊尤其抱有高度的警省，因而特别强调应以“国家治理转型”来替代“国家政权建设”。
按照作者的理解，人民公社时期建立起来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有效地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国家政权建设”要务之一，即政权机构以前所未有的渗透方式嵌入基层社会，其职能囊括了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然而，随后的改革开放迅速消解了这种建立在高度集权基础之上的治理模式，替代人民公社的乡镇政权和村级组织的强制性权力被大大地削弱，其基础性权力也过度流失。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基层政权组织为了自身的发展更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与民争利的往复博弈中，但由于其治理权威渐趋衰微，乡域政治最终凸显为“弱政—刁民”的格局。通过《小镇喧嚣》，我们不难看到，当代中国乡村正处于治理结构的转型之中——全能主义治理模式解体了，而“通过法律的治理”则亟待建立起来。然而，作者最终却不无遗憾地指出，现代性法治距离乡土社会仍然相当遥远，虽然，人们间或也会使用法律来表达其利益诉求，但法律仅被视作一种工具，而其权威和效力又未获得高度认同，人们更倾向于将问题政治化，并通过信访等渠道来寻找“以弱制强”的武器，这无形中又加大了乡村治理的难度。
无论如何，改善乡村治理最终必将通往法治之路。在作者看来，绝不能只依靠单向度的行政架构重置，也不应该试图在集权与分权、收权与放权，或为民做主与让农民自己表达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重要的是引导政治行动主体各方走到一种有序竞争的合作博弈中来。一方面，必须确保基层政权能够有效渗透社会，完成其作为社区公共权威主体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必须让农民真正转变成为按照法律规则处世行事的公民（页630）。围绕上述目标而进行的制度安排无一例外都可以归结为宪政，而它们最终又映射着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型——既要通过宪法和法律约束基层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也要增强基层的治理权威；既要确认和保护民众的权利，也要重塑公民的国家认同——总之，要由过往的全能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转变为指向未来的通过法律的治理。
应该指出的是，小镇叙事仅仅指向一个特定的时空场域（20xx年至20xx年间江汉平原腹地的一个城郊乡镇），因此，基于小镇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固有其地方局限性。事实上，自农业税取消至今的短短三年间，中国农村的面貌较以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原有的乡村关系格局被悄悄地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正在重构国家—农民关系，与之相应的乡村治理模式也在型塑之中。然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小镇故事蕴涵着宏大关怀，透过乡域政治反思国家治理转型，作者在追寻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之谜的同时，寄寓了对现代性法律治理的厚望——在约束横暴性权力与尊重常规性权力之外，我们尚须建立基于公民意识之上的国家认同。不幸的是，后者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型构中的关键一环，却常常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被我们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