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檀香刑》读后感2

《檀香刑》读后感

檀香刑，本是古代一种极其残忍的刑法，说是用一根削尖的大木棍沿着脊柱从下往上钉，受刑的人不会立即死去，痛苦非常。想到此，不觉让人毛骨悚然。本只是好奇从书架上拿下它，却带给我极为震撼的感触。

《檀香刑》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19xx年德国人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袁世凯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仓皇出逃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兵荒马乱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

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书中作者以檀香刑的实施为主线，通过农民起义领袖孙丙、从刑部告老还乡的大刽子手赵甲、高密知县钱丁、狗肉西施孙媚娘、傻乎乎的小甲、一帮流落街头的乞丐等大大小小人物的各种活动，将一卷禁心动魄的历史画面层层铺展开来，情节环环相扣，故事跌宕起伏。书中各种人物的特色，展现的淋漓尽致。民间艺人孙丙，因为妻子和儿女被德国人赶尽杀绝，于是成为这起反殖民斗争的带头的领导者，但是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袁世凯，不分黑白，与侵略者狼狈为奸，执意要把孙丙施以酷刑，孙媚娘为救父亲孙丙，奔波不息，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奇怪的是，负责抓孙媚娘亲爹孙丙的是媚娘的干爹，也是媚娘的情夫钱丁知县，行刑者也居然是自己的公爹赵甲。这起反殖民斗争的带头的领导者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

作者以“施刑”为主线，展示了中国王朝政治没落中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外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等等。小说围绕着檀香刑的实施，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出来，也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上的历史机制，成功地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

莫言把《檀香刑》叙事角度、时间、空间全部打乱，彼此穿插，重新排列。还分别分成凤头，猪肚，豹尾，这三个部分。不仅非常新颖而且将整本书的排列一目了然。每个篇章的小标题，更是将一个千头万绪的故事讲述得时而让人毛骨悚然，时而又让人柔情万种。所以这部30多万字的作品，有机而紧凑，没有任何一个环节显得拖沓。故事的五个主人公，赵甲、小甲、眉娘、孙丙、钱丁，关系错综复杂，他们是刽子手、麻木民众、具有反抗精神的妇女、农民起义的领袖、爱民如子却身不由己的县令；他们也是公爹、儿子、儿媳、亲爹、情人(干爹)。各种矛盾集中在这五个极具代表性的人身上爆发。这五个人的人物特点便是清朝社会的一个缩影。

《檀香刑》以对话为主，却又不同于对话。所谓对话，当为一来一回，《檀香刑》的对话，却往往只有此没有彼，在此中显露彼的回应。这种对话方式使得每一章节都是独立的，干净清楚。这本小说中有许多语言，粗俗中带有韵脚，读着就像在唱。这整部作品就像一场猫腔演唱的大悲调。这是因为东北高密的地方戏"猫腔"，至今我依然不能够理解文中的“猫腔”，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点迟钝，还没有回过味，没有消化多少，只觉得耳边全是声音，嘈嘈杂杂，都是戏文

和猫叫声：咪——唔——咪——唔——。但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当书中的人物唱起猫腔的时候，那种悲怨，那种骄傲，那种无奈。用着这“猫腔”述说者这一部悲剧，各式各样的悲剧。不，而不只是一个悲剧。

《檀香刑》中作者用大量笔墨细写了满清几大酷刑。《檀香刑》写得非常残忍。当我在看这段的时候，好像在看电影一样，血淋淋的场面展现在我的眼前，一个有一个分镜头，好像我就站在刑场上，看着种种酷刑，看的让人血脉喷张，毛骨悚然。或许作者的文字却冷酷无情，内心却是波涛汹涌的，他在思考，他在追寻，他在呐喊。后来有人问莫言，《檀香刑》写了什么。莫言说，不知道，只写了声音。那是为19xx年唱的哀歌。大清朝这艘破船，在风浪中，还能坚持多久?

在众多的人物中。钱丁的命运是在一个历史选择面前的理性层次，也是最惊心动魄的层次。他反映了中国封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而钱丁却因为生于乱世，他的进退两难，使他的“官本位”思想最终破灭。旧式文人入仕之后封妻荫子，飞黄腾达的幻想，作百姓父母官的仕途理想在一个即将土崩瓦解的王朝那里早已没有生存的根基，而为民请命、青天明断等在对待外来强权的时候也已更改了原则，袁世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钱丁作为知识分子在政治帷幄之中显示出了孱弱与无能，他是个亦正亦邪的人物。

钱丁是一位有情有义，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对袁世凯的毕恭毕敬，钱丁曾希望利用赵甲的特殊身份和孙丙的生命代价，来保全自己的生存之位，在袁世凯面前的每一次果敢和谨慎其实都出于个人仕途的考虑，但他又总是想在个人仕途和为民请命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故说他是个亦正亦邪的知识分子。无论钱丁选择哪条路，放在人生第一位的，都是被极权政治所重构了的社会角色的责任和义务，在腐朽的清政府、列强入侵的旧中国，钱丁的命运根本无法改变。而我们每个人亦是如此，当我们想做出一些丰功伟绩的时候，又不得不迫于现实的条条框框，而现实中我们也如钱丁一样屈服于这社会的条条框框。

而孙丙是民间戏班的小首领，高密地方戏“猫腔”的传人。他同赵甲、钱丁不同，没有介人过上层统治社会，始终是一个属于社会下层的小人物，这就使他所受“显”文化或“雅”文化的影响甚少。但就是这个小人物却在高密东北乡干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这就是领导了当地的义和团起义。孙丙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逞强与抗争。这同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贵，崇尚“中庸”的文化精神是很不一致的。逞强与抗争是民间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秉承这一民间文化的精神，使得孙丙敢于对人人敬畏的县太爷说出那“犯上作乱”的话，敢于当街打死侮辱他妻子的德国技师，敢于扯起义和团造反的大旗向洋人和官府挑战;也正是有这民间文化精神的支撑，使得孙丙在“檀香刑”的酷刑面前临危不惧，从容赴难。逞强与抗争这种精神在历史长河的民间文化中仍然保存下来。莫言用他独特的文化视角发现了民间文化的这一内涵，并用它为主调演绎出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戏。

然而，莫言对这场戏的发掘并未到此为止。他还发现了在民间文化中深藏的另外一些东西，一些扭曲民族生命力的东西，就是民间文化中同人的生命进化

和社会发展相违背的力量，这就是由愚昧而导致的理性的缺失。在莫言的笔下，孙丙起义既有其悲壮的一面，也有其滑稽的一面。悲壮是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生命力的体现，滑稽则是其生命力的扭曲。面对外来的压迫，传统民间文化表现了它必然的抗争意识，但是这种抗争意识却没有伴随着其应有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进步，而是被包裹在愚昧和迷信的外在形式中。这就使得民间文化在同外来的西方文化和上层的官场文化的对抗中处于劣势。一种劣势文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劣势地位，只是仅凭着本能的自然竞争原则而不是自觉的社会竞争策略来处理同强势文化的关系，反而以一种过分逞强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命运。劣势与逞强之间的反差就形成了滑稽。小说里所写的孙丙的义和团同官军及德国军队的战斗场面简直就是一场闹剧。它的原始的冲动、夸张的表演、可笑的仪式同它的惨烈的结局一起，完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对于战争的独特理解。其实，整个的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这样的一次民间文化的大表演。逞强与愚昧，或者说，悲壮与滑稽，构成了孙丙这场起义壮举的两面性，也构成了民间文化的两面性。

《檀香刑》还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层面。小说所写的三个主要人物—赵甲、钱丁、孙丙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刑罚文化、官场文化、民间文化的“隐”性内涵。这三个“隐”性文化层面反映和折射着民族性格中的某些内在的素质。莫言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对此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揭示。

说到这里，我不仅回想起那段屈辱史--18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之黑暗血腥。翻开历史课本，19xx年是伤痕累累的中国近代史上极为深刻的一道疤。这一年，德国人修建胶济铁路；这一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这一年，中国人在做什么?山东半岛上，义和团装神弄鬼的开展了农民起义；袁世凯在出卖了光绪帝和戊戌变法后，平步青云；慈禧太后将北京城丢给了洋鬼子，胁迫光绪帝出逃。这一年，基层官员在做什么?选择做走狗的，官运亨通；选择爱民如子的，早晚性命不保。这一年，普通百姓在做什么?居无定所的乞丐，生性风流的戏子，红杏出墙的屠夫老婆?面对国难，他们在做什么?国难家仇当头，他们到底在做些什么？ 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