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读后感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是世界上极具影响的国外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也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当然，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视角和本国文人相当不同，评价自然有褒有贬。因为书中很多时候评价历史事件时引入了很多地理划分因素，因此甚至有人评论此书为“帝国主义亡中国之心不死”。当然个人觉得这种思想过于极端，不过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剑桥中国史》的独特视角。

由于时间有限，我只能选读其中的部分章节，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春秋战国这一段时期。由于离今天年代已经相当久远，所以争论不大，定论已多。当历史的脚步踏入了中国的战国时期，社会景象的变化已然超越过往。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铁的广泛应用。战国时代，铁制用品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广使用，这对于列国的经济、人口和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上的前进。由于农业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之中占据着最重要的资源的人——地主的地位有了提高。地主阶级也逐渐取代已经没落了的、在社会生存中失去主导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没落，不少国家在吸取人才参与政治活动方面不再盯着以血缘为纽带的那种政治关系，反而注重从民间选取一些优秀的人才。举个例子：“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同时，铁制品也进入了军队之中。一些国家开始部分出现了以铁制兵器取代铜兵器的军事装备替换现象，国家的军事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春秋时期的战争，往往在一两天内就完成，胜负一旦决定后，不可穷追不舍，那时的战争，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文明”的战争。战国时期的战争，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更久，规模更大，死伤也更为惨重，各国之间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往往不折手段。在这种前提之下，军事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得以体现出来。当然，铁制用具的军事应用并没有真正成为列国军事实力对比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当时有一个国家并没有把铁制兵器大规模应用于军事之中，这个国家的军事装备主要还是青铜兵器。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的军事成就却高于其他国家。没有错，这个国家就是秦国。秦国用它的青铜兵器征服了装备着铁制兵器的六国，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武器并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里，我想套用一句现当代提得比较多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推动了冶铁业，冶铁业促进了农业和军事的发展。

除此之外，人口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

农业的发展，意味着同样大小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当年，人口必然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增加。但是，战争的加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的减少。只是相较于春秋时期而言，战国时期的人口从总体上而言应该还是增加的。毕竟，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而城市的建设相较于

春秋时期也更加完善。城市的建设往往以国都为核心，许多国家的国都在当时不仅仅是该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经济中心。比较著名的城市有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秦国的咸阳等等。

城市的建设，意味着经济种类的扩大化。城市以外的地方自然是农业发展的场所，而城市里则是工商业发展的优良场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些闻名全国的商人，例如子贡（孔子的弟子之一）、陶朱公（原越国名臣范蠡），以及秦国统一全国之前的秦国相国吕不韦，这些都是一些很成功也很有名气的商人。在没有统一政治力量控制的前提下，商人们可以比较自在地走南闯北，在各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意。从某种角度讲，战国时期也堪称中国早期商业的黄金时期。

思想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正值中国的大变革时期，许多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等等，大力宣扬自己的主张，同时与其他学派思想相互批判、相互借鉴，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这就是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百家争鸣。

诚然，百家争鸣现象的产生，也与当时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予以牵制有关。这样就造成了思想文化的一种大繁荣现象。然而，这种思想文化的繁荣还是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建立而湮灭下去。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实在说不好。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这一时期，确实乱得可以。然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无不表明，中国真的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期。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值得品味的时代。

第二篇：浅谈《剑桥中国史》与《中国通史》之晚清部分比较

浅谈《剑桥中国史》与《中国通史》之晚清部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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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朝是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之后的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国的时期，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清代自哈赤称帝至末帝溥仪，共历十二帝；1616年，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清廷先后镇压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和南明抗清武装，逐步统一全国。19xx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19xx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自此之后，中国脱离了帝制而转入了民主革命时期。在近三百年的时光中，清王朝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出现过一些有作为的皇帝，也留给后人很多值得研究和探寻的东西。由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及一些西方著名汉学家共同编著的历史著作《剑桥中国史》的晚清部分，对于清朝这段时期的历史做了详细论述。而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中，对于晚清部分的历史同样也有着自己的一套论述体系。本文试图通过在阅读比较两书之后，从晚清衰落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切入，寻找两部著作在观点立场上的差异。

关键词 剑桥中国史 中国通史 晚清 衰落 叛乱 根源

很多年来许多人都对满清统治者痛加挞伐，认为是它在外来入侵者面前软弱无力，是它要为中国近代遭受的灾难负责，是它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耻辱。但其实真正只要有一点历史常识和历史素养的人都应该明白，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落并不能仅仅从几个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来寻找原因。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和规律。旧事物的衰落与新事物的产生取代不是人力所能够控制和改变的。 从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我们基本能够想到，任何一个问题的探讨都应该从其本质出发，抓住最根本的东西。

下面先从费正清先生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三章“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来看。在此章节中，作者从这些方面展开：人口的压力及其后果、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嘉庆的改革、危机的征兆：漕运、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的混乱、叛乱的根源、中央的软弱与学术界的新趋势、魏源——经世致用论与今文学研究的范例和保卫新疆是关心的新焦点。

社会方面的原因，不言而喻，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着特点是人口的增长。仅在1779至1850年时期人口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十六，所以在十九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在这个相对安定和人口增长的时期，商业设施已有了发展，可以满足地方贸易和地区间贸易日益增长的需要。十八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开始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

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虽然商业化给人口稠密的平原和沿海地区的城镇带来繁荣和富裕，但那些不与贸易集散地和交通要冲发生联系的地区仍然处于贫困和不景气的状态中。无地的移民，作为人口变动的产物，他们反而浪潮般地涌入这些偏远地区。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连那些边远地区的人口也呈饱和状态。农业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盈余与干隆时代的长期和平，曾经生产和哺育了日益增长的人口，但是没有促使经济和政治出现新的发展以吸收那么多的人口。在传统体制内的这一繁荣时期，埋下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危机的根子。人口的逐步增多，也直接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其特点表现为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式。

清政府在教育制度，社会晋升之路这方面的弊病也强烈显现出来。干隆时代是以宫廷用敢作敢为的方式关心学术活动着称，这种关注既采取了慷慨庇护制的形式，也采取了大兴文字狱的形式。自十九世纪以来，很大数量的书院在政府控制和检查制度的双重压力下已蜕化成为专门教授科场文字的技术学校。考试性质的变化导致了求职的竞争日趋激烈。受教育的机会变多了，也越来越规范化。地方书院网建立以后，学生可以离开本乡本土求学，这无疑在更多的人口中培养了希求上进发迹的愿望。在中国新开发的地区，升迁的机会更是有增无已。但就总的趋势来说，特别是在富饶而人口稠密的东南地区，上升的机遇则是每况愈下的。这些在教育和文官制度中的问题，使得人们开始诉诸非法途径。对社会升迁现存渠道的压力，促成了清代中国政治行为的特殊型式，即“庇护制网络结构”的形成。在非私人的制度中搀进些私人关系，这一趋势表现在社会交往中的各个方面，在行政和公务中被认为是发挥效率的潜在障碍，而从最坏的方面说它被视为腐化的根源。但无论怎样，社会交际从来不会禁绝，即便再严厉的禁令也不能阻止形成政府所反对的那种私人的政治和社会联盟。

在经济方面，这种庇护体制泛滥的影响也波及到了货币制度与税收制度。和珅倒台以后，政府开始致力于迫使地方官弥补国库的亏欠（或亏空），甚至要使现任官员追补前此历届任下所遗留的亏累。然而这些亏欠不是由人民逃脱赋税所造成的。依靠着裙带关系等等非正当途径上来的官员们，开始变本加厉的从百姓身上搜刮财务，以填补自己的亏空。这种把所有财政负担转稼给纳税人身上的办法已达到根深蒂固的地步，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爆发了大规模的抗税运动。

据以上几点的论述后，费正清先生在此章节中，提出叛乱的根源乃是来自人口的压力，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并对苗民叛乱、南方的秘密会社、白莲教叛乱的情况作了介绍。《剑桥中国史》对于晚清史的研究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维性，，对晚清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地方、边疆、人口、民情风俗等进行了全面、多维的研究，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晚清社会的生活画卷。对于人口问题的注重，可说是抓住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关键。作者在研究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各个

领域时都很注意人口因素，不仅充分注意到人口对于经济的影响，而且把人口问题提到了影响政治稳定性的高度。《晚清史》对晚清历史进行了多层次的微观研究。比如，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就是从最高统治者、各级官吏、士绅、乡村百姓、工商业者等各个层次进行分析。特别是对地方士绅、乡村百姓、工商业者的思想、文化、习惯以及社会心理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在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第十卷“清时期”（上、下）中，作者并没有如费正清教授那样将清朝的历史从几个具体的问题来阐释。而是从社会生活的大方面来介绍，白寿彝的《中国通史》比较注重对重要历史人物的叙述，同时关注少数民族的发展状况。白寿彝《中国通史》对清朝的该书更加全面，包括了台湾的开发，中俄关系，农学和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手工业技术及有关的工程，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商人、商镇，政权机构及其职能，军制和法制，礼俗等等。在“嘉道渐衰， 政以贿成，昏庸腐朽“这一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盛极一时的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皇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中国通史》里面对于清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奢靡腐化有着很真实直观的描述。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书里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乾隆末期以后，“康乾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

除了封建土地制度以及封建统治集团奢靡成风的问题之外，《中国通史》在“政权机构及其职能”这一章中还谈到了职官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财政管理，漕运，学校与学校科举制度，“滋生人丁”和“摊丁入亩”的问题。这其中有很多内容都是与《剑桥中

国晚清史》相重合的。财政管理一节中讲到明清之际的社会动乱，曾使清初财政濒于崩溃的边缘。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境已难以维持封建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为此，清初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财政管理，整顿与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包括建立与完善财政管理机构；编订《赋役全书》；清查田亩户口，均平负担；改进赋税征收办法；恢复农业，屯田垦荒，培养财源。清前期的财政收入和税制清初恢复财政的措施虽然收到了效果，但是随着全国性大规模军事战争的结束和进入经济稳定发展新时期的到来，原来战时财政的措施已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

另外清代“漕运”的弊端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清代的南北贸易、京师漕粮仍以运河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大运河在清代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同时许多问题也集中暴露出来。由于年久失修，运河河道日见窄浅，有些地段竟成为了“死河”，严重影响了南北的运输。加上旱涝灾害及湖堤决口造成河道不畅，以致漕运屡次受阻。多年来，清朝廷不断拔出专款用于修理河道，采取“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等措施确保漕运。地方官员也将治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但也只能解决一时问题，难以根治漕运不畅的顽疾，收效甚微。 漕运是国家经济的一件大事，多年沿袭下来，形成了许多弊端。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几年前，有一部名为《天下粮仓》的电视连续剧，讲述的就是清朝大运河漕运中种种弊端和危机的故事。 漕运是国家经济的一件大事，多年沿袭下来，形成了许多弊端。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据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几年前，有一部名为《天下粮仓》的电视连续剧，讲述的就是清朝大运河漕运中种种弊端和危机的故事。

白寿彝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等五个方面的因素，对清朝做出了介绍。对于中国近代的衰落学术界普遍都认为, 中国在晚清的落后是源于中国几千年来顽固、落后的君主集权制度所导致的, 而且闭关锁国的中国社会直到被西方人用武力打开了国门, 才开始融入到世界经济市场之中。中国在近代的衰落远非是由于政治、科技、文化等因素的落后造成的,中国也并非是在1840 年之后才融入到世界体系中。相反, 中国自古就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巩固是由其经济学方面的意义的, 而且这一制度使得古代中国更好的参与到世界经济竞争之中。透过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 或许能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教授比较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了货币制度与赋税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对外贸易中中国所处地位的变化，这是与《中国通史》比较不同地方。

参考文献：

①[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②赵清明.简评《剑桥中国晚清史》.[A].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③党为.近三十年来的美国清史研究：以新清史为线索.

④樊庆臣.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A].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 0 1 1 年0 1 月

⑤黃天南.从经济学的视觉看晚清中国衰落.[A].市场论坛.2009 年第04 期 ⑥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卷（清时期上册）.[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