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平民政府文治之演进
郭泽铭
汉代秦后，中国社会因长年战争而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西汉政府为了经营政权也是顺应民意而崇尚黄老之治，无为而治，这也就必然会延续秦朝的法家之治，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这种政策越显消极，一种积极有为的治国理念为社会所急需，西汉政府于是开始了向文治演进的历程。
一、 文治前的西汉社会
此时的社会封建因素剧烈消失，但农民阶层仍然较为迟滞于封建时期。封建时期的农民对统治者负担着税、役、赋、贡四种义务，沿袭到秦汉几无变化。汉初农民对政府负担着三种义务。一为田租；二为算赋俗称人头税；三为更戍，分为中央政府之防卫、边疆戍守和地方劳役。汉初由于赋役较沉重，以至于农民纷纷卖地卖身成为奴婢而免去赋役负担，或者犯法逃亡他乡。商贾多蓄奴婢，任侠多匿亡命徒，商贾和任侠成为社会中层。商贾经商利用了大量奴婢的劳力，因而获得大量财富，而奴隶生活待遇也较为优越，可拥有家室、财产、儿女等许多权利。任侠收留大量亡命徒，亡命徒为之卖命而无所不为，任侠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权势和财富。商贾和任侠分攫了以往贵族的权力。
汉初最上层为同姓王和功臣侯，其次为郎、吏。郎官之于皇帝似门客之于贵族，来源有荫任即变相的贵族世袭、赀选即以财富为资本的新贵族出现、特殊技能选拔即皇帝的私人喜好所定。
吏有三种，一为郡县吏不限资格，平民自愿给役的皆可，也可赀选；二为中都官掾属，亦不限资格，优者荐于朝；三为狱吏，如今日之法官。官吏任用多为赀选，因而官吏多富人。可见当时社会地位从高到低分别是宗室、武人、富人、杂途。
学术需追溯到先秦，先秦学术分为六国史记、诗书古文、百家言。秦灭六国焚六国史记，后因儒士主复封建，借古非今而焚诗、书与百家语。汉兴后学统未断，汉臣多涉学问，但因汉初主黄老之治后继主申韩法律而导致学问多有缺失且为统一之反动。社会各方积极于学术，中央政府无为而治渐趋消极，乃开始积极革新。
二、 文治之西汉政府
最先贾谊提出裁诸侯、御匈奴、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是社会议论由法刑变为礼乐教化，且儒家对于教育问题的关注远重于其他诸子百家，贾谊的建议一一为汉廷所接受。汉武时开始了复古更化的道路，其间最重要的人物非董仲舒莫属。汉武的政治改革一为设立五经博士，古时博士无具体政治任务，性质较杂，汉设立的博士纯粹为历史政治的研究者，并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二为为博士设立弟子员，其可以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文学入仕代替了荫任和赀选，士人政府由此发展；三为郡国长官为中央察举人才，此制与博士弟子相辅相成共同造成诗人共治天下的局面；四为禁止官吏兼营商业并不断裁抑兼并，这与盐铁官卖一同抑制了富人势力，士人势力渐增；
五、打破封侯拜相之惯例，丞相乃副天子，责任甚重，汉初丞相皆为因军功而封侯的军人，汉武时布衣儒士开始成为丞相，突显了文治精神。西汉的公卿朝士多为大儒，庶僚下位多学者，这既是因为汉武、董仲舒创建的种种制度，也因为儒士的确强于军人富人。钱先生认为汉儒思想有两要点，一为变法与让贤论，主要主张是圣人受命、天降符瑞、推德定制、封禅告成功、王朝德衰，天降灾异、禅国让贤、新圣人受命，次下不断循环不息；二、礼乐教化论，兴礼乐、讲教化从而使民间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
三、 王莽受禅与变法
汉儒禅让思想使众人支持王莽受禅，王莽开始变法，如王田、废奴、“六筦”、“五均”、改革货币，目的均在抑制兼并，消除贫富不均。但最终王莽政治失败，其原因有推行过急而无步骤、未得到政治集团拥护、迂腐而不晓变通。此后，变法禅贤理论消失而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思想，统治者极为重视王室安全而忽视了百姓，可谓是中国历史的失败。
第二篇：国史大纲
数学与应用数学 10101510421 徐印
《国史大纲》读后感
只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虽然语言对于现在来说，阅读上有些困难，毕竟钱先生却是以接近于文言文的语句写的《国史大纲》，但是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释卷。
历史教科书的条理脉络大体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而我们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历史在不同人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境遇，因此如何客观的对待历史是了解历史的基础。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先生看来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钱穆先生在前一段中说道保守派和革命派之间的事情，看来钱穆先生对于改革革新之类的东西持乐观的，但是反对没有彻底信念的改革革新，甚至在某一方面是抵触的。这一点还是很积极的，毕竟进行的不彻底的改革是没有用的。就像是百日维新一样，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失败，而且是彻底的失败。戊戌变法实际上就是与虎谋皮，仅仅依赖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皇帝，而且进行的是不彻底的改革，失败基本上就是注定的了。钱穆先生在反对保守的同时，连不彻底的改革也持反对意见，这个还是很明智的。毕竟，不彻底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造成冲击，但是却不能带来理想的效果。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国史大纲》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历史课本就一直说社会就是这样发展的，但是现在，钱先生却完全颠覆了这么一个说法。
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最长的一个时期是西方所说的封建社会，也就是钱先生笔下的四民社会，其实，现在中国人的思维思想，风俗习惯，社会民风，同这个长时间的四民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无论是中国的额官本位主义，还是中国现在的民俗礼仪，大多是那个时代日积月累形成的。不可否认，那个时代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有了太多的影响。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以外国的划分标准来衡量，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毕竟，我们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掌握，这才是对待本国历史的态度。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专制政权用八股文钳制人民思想，从此思想界再无出现大师的可能。明朝的历史表明，政治经济文化谁决定谁这个问题远不像结论表明的那样清晰。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读完《国史大纲》对历史有了新的理解，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