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呵旁观者文》写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时正是维新变法失败不久，作者流亡日本期间。文章一开始就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薄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充满了对“旁观者”的呵责、鄙薄和憎恶之情。作者把旁观者同国家的盛衰兴亡，同中国的积贫积弱的现状联系起来，把旁观者比作政治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隔岸观火，或隔船观彼船沉溺；将旁观者斥为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人，家落国亡的悲惨结局必然在这些人手上发生。梁启超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希望震醒“举国的旁观者”，更寄希望于青年，要做爱国者，做国家的主人，不要做时代的旁观者。《呵旁观者文》对“旁观者”分为六种：浑沌派、为我派、呜呼派、笑骂派、暴弃派和待时派。作者笔下的六种人一个共同特点是典型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只顾一己的荣辱得失，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置之脑后。
第一种叫“浑沌派”。这派的人，可以说是没有脑子的生物。他们不知道有所谓的世界，也不知道有所谓的国家，不知道该为什么担忧，不知道该为什么愤怒。换句话说，就是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应该做的事情。饿了就吃，吃饱了就瞎逛，困了就睡，睡够了就起来，房间里就是他的小天地，为了争一点小钱可以拼上性命。他们连有应当要做的事都不知道，又何谈去不去做呢？连有国家都不知道，又何谈国家亡不亡呢？他们就像生活在属于自己的一个牢笼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也不愿意知道。世界的整个中心就是自己，“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思想占据整个头脑。他们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着生活，这些人的人生，就好像是自走机器人，能活动但不能思考。
第二种叫“为我派”。这派的人，就是俗话里说的被雷劈了还捂住钱包的人。什么事情是应该去做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国家将要灭亡，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虽然都知道，但是如果应当做的事情对我没有好处，那我就只作旁观者而已；如果这国家灭亡了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那我也只作旁观者而已。这种人是纯粹的自私自利，对于一件事，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才算是最好，但又觉得这样做对自己也没有多大好处，于是止步不前。只要是不危及自己的利益的事，任何时候他们都会持观望状，绝不会涉水。
第三种叫“呜呼派”。什么是呜呼派呢？这些人只会唉声叹气、痛哭流涕而再不会做其他事情。看起来他们总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张口闭口就是哀叹时局。你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则会说确实是应该做这样的事，可是怎么做呢，无从做起啊。你告诉他们国家处在危亡的关键时刻，他们也会说现在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不过这国家已经没法挽救了啊。你进一步追问，他们说这就是国运，是天命，没办法了。他们最爱说的是“无可奈何”这四个字，他们最爱做的是“束手待毙”这一句话。就好像看见火烧起来，不做努力去扑灭，而只是叹息火势太大；就好像看见有人溺水，不想办法去救人，而只是痛恨水流太急。他们的思想能够跟得上时局的发展，但却始终是没有行动的，他们的诸多想法最终都会幻化成一声哀叹。这类人是从不付诸行动的，哪怕坐以待毙，唉声叹气的感叹，也不会行动起来反抗，始终用嘴来观望时局。
第四种叫“笑骂派”。这派的人，你说他是旁观，倒不如说是后观。因为他们就是经常站在你背后，用冷言热语来批评你的那种人。笑骂派们总是把自己放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好像无可指责之处，为什么呢？不做事当然就无可指责之处，作旁观者当然也无可指责之处。他们总是衣服救世主的样子，无论事情好坏他们总有一套说辞，要是让他亲自来做来说，他们又目瞪口呆了。
第五种叫“暴弃派”。暴弃派的人呢，则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笑骂派的人，总是责备别人不责备自己；暴弃派的人呢，总是期望别人不期望自己。认为那么多人总有比我做的好的，我又有什么可做的呢。这种人是极不负责的一类人，如果人人都这样自暴自弃的话，那么事情还有人做吗？他们总是推脱责任，觉得并不是什么事都非自己不可，于是持一种观望态度等待别人去做。
第六种叫“待时派”。这派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像旁观者，但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旁观者。他们在等待的时候说的，都是些不知道能不能兑现的话。一般的旁观者是旁观别人，待时派的旁观者则是旁观时机。他们随俗沉浮，投机钻营，从中渔利，他们就是那些等着见风使舵的人。他们不过是想要等待观察风潮的方向，从而能够跟风站队顺手拾取点好处，风潮向左他们就跟着往左跑，风潮向右他们就跟着向右跑，这是浅薄者的本色。所以待时派的人，是旁观者里面最机巧的。
作者对“旁观者”六种人的描绘用的是呵责鞭挞之笔，作者哀其不幸、惜其不醒的感情，始终贯穿其中，使人读后汗颜，也催人觉醒，发人深省。读《呵旁观者文》，让人感受作者的爱国热忱，为救国图强而呼号，充满了希望和信念，这种振兴中华的精神弥足珍贵。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不时也看到“旁观者”的影子。就拿我自身来说，我认为我就是属于“待时派”的那类人，
第二篇：梁启超读后感
读《梁启超传》有感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少年中国说》 之所以想了解一些有关梁启超的生平事迹，可以说完全是因为《少年中国说》里的这段话。身为梁启超口中的少年的我们，在如今快速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又该如何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做到真正的中国少年呢？或许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了解他的身处的特殊环境，感受他屹立时代前沿的想法，能让我收获不少吧。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的名字与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如公车上书、立宪行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等等紧密相联。他一生多变，受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古今中外各种思潮的影响，其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极其复杂，且时常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在中国近代史上，他是争议颇多的人物之一。他的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通过他既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脉络，又可以从一些层面了解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轨迹。
《梁启超传》是李喜所和元青所著，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术性传记。一方面对其思想文化建树分析评价；另一方面对他的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业余爱好、人际关系，以及后人情况等进行介绍。
读书之前，就曾听说读梁启超，如果能读出忧患，便是读懂了他所处的时代，甚至也会读懂他身后即今天的中国和世界。确实如此，梁启超一生，可谓波澜壮阔而事业多艰，这也是跟近代国家之忧患坎坷相合。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其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战。”但其思想的一个核心，还是爱国，强国之梦，忧国，忧民之心。
梁启超所生于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梁氏师从康有为，率先睁开了眼睛，为挽狂澜于既倒，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诚如梁氏后来所言，“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次很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绝无寸柄的光绪帝，方行百日，即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如何不叫人感到无奈与惋惜呢？或许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吧。
读《梁启超传》给我新的认识是：一是不能用“维新志士”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概括梁启超复杂的一生，二是不能把康梁混为一谈，梁启超是常求新求变的，其后来之发展，远远走在了康有为的前面。如果说孙中山先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则梁启超便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为民主共和冒死冲锋，其功绝不在武人之下。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但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勤劳、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高出万倍。
梁启超处国家危亡之时势，奋而欲变法救国。其维新运动之时，思想为学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相对于维新运动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一大进步。中学为体者，封建专制之政体也，不变则仅用末节之技术又有何用！变法者，变封建政体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也，制宪法，立议会，除科举，开新学，变官制，建立近代国家也。梁启超在其《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中对此有详尽论述。他在北京办《中外记闻》，在上海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凡六十篇，震动天下，实是近代中国开启民智之先声。但百日维新还是迅速被扼杀了，戊戌六君子死难，康梁避难日本。究其失败，非为变法不对，奈何这些秀才们太天真，变法者，国之大事也，变法派无政权，无兵权，未能唤醒组织民众，只靠一个自身难保之光绪帝，靠几个知识分子呼号奔走，最终是什么也无法成功的。但维新运动毕竟是清王朝黑暗世界里的一丝亮光，即使运动失败，但其思想之传播，已是成功。
梁启超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当他看到清廷预备立宪骗局的破产，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他终于与保皇的康有为分道扬镳而拥护共和。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冒死愤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揭露袁氏复辟阴谋，又与学生蔡锷谋划云南起义，发动护国战争，亲制起义文电。蔡锷起兵后梁启超又冒险只身孤行，奔走万里而秘至广西，策动广西独立，为扭转护国战争局势发挥巨大作用。袁世凯兵败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之胜利，梁启超及其学生蔡锷之功大焉，同为共和护国之英雄！
晚年的梁启超以潜心学术，培养人才为重，其学术论著浩繁精深，举其要者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学术年表》，《老子哲学》，《庄子天下篇释意》，《孔子》，《读孟子届说》，《荀子评诸子汇 释》、《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韩非子显学篇释意》，《清代学术思想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稿》，《儒家哲学》，《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研究》等等。我抄这些书目的时候，心窃慕之，如能为梁先生当个跟班的小厮，听听他讲这些课也不枉这一世了，就文史哲学术方面而言，他涉猎区域之广，研究之深近代可能无人可比。他于教育不遗余力，与陈寅格、赵元任，王国维时称清华园四大名教授，同时他还奔走于南开、燕京、东南等著名大学，时称梁任公巡回讲学。他的学生可谓是桃李遍天下，硕学之士不胜枚举。他讲课时脱口而出一句话：“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此语成为影响一代教育家的金言。
通过对《梁启超传》的阅读，也让我对梁启超有了新的了解。他这一生克己省身，待人宽容、讲求恕道，无论对曾经爱他提携他后来又骂他甚至动手打他的其师康有为，或是朋辈中人，总是宁肯人负我，不肯我负人。他一生思想多变，屡遭人攻击，但这“变”恰恰是他可嘉之处，随万事万物之变化而变化，才不至于陷入康南海后来的顽固不化。而他也有始终不变之衷，即他的“少年中国梦”！ 激动感慨之余，念如今又有几人仍悉心去了解梁任公，去继承他未完成之遗志，解当今中国之病痛。吾辈应当深思矣。
回到开头所说的今日中国少年之责任，或许梁启超一生的所作所为已给了我们答案，他已用自己的行动去承担起他所处时代的中国少年责任，而我们也该向他学习，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一切，向全世界证明今日中国少年的担当。
今日的少年啊，你又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