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

这是文章开篇的话。《古文观止》在这句后面批云，“一篇大纲领，具在于此。”好象这话就是本文的文眼。但在文末的总案里，吴家的这哥俩又说，“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句”，好象文眼又不是这句了。从后文来看，似乎还是该以总案里的看法为是。对于为什么老师的职责就是传道受业解惑，还有老师是怎样来传道受业解惑的，韩昌黎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分析，文章的重心放在要勇于拜师学习上。《师说》不是驳论文，但驳论的意味相当明显。我读韩文时有两个地方感受最强烈。一是写到感士不遇的题材的时候，作者激动于中，不平则鸣，或愤激，或解嘲，都有特别动人之处，从这点上说，《师说》不算是韩愈最能感人的文字。二就是韩愈特别善写驳论，《进学解》、《送穷文》都是辩难，《张中丞传后叙》挥斥“自比于逆乱”者，《讳辩》反驳挖苦流俗的繁琐忌讳，至于《论佛骨表》这样的辟佛文字更不消说，力拔千钧，气势迫人。而即使不是明摆的以驳论的形式出现，作者也喜欢树个对立的靶此文来源于文秘114网。因此读韩文你能很清楚的感受到，韩愈的话不是平空说的，每一句话话锋所向，都是冲着某个对手要害去的，——《师说》就是这一类。大约写论文要精彩就不能自己单练，要找个对手跟自己对掐才能写出味来，用韩愈自己的话说，这叫“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此文来源于文秘114网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韩愈说这句话，是从切身感受而发的。他自己就是“曰师曰弟此文来源于文秘114网云者”的典型，当时“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此文来源于文秘114网”（《新唐书?韩愈传》）。谈到《师说》的写作背景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会引用柳宗元的这段话：“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书》）则当时写这样的文章，表达这样的见解，需要相当的勇气，自不待言。不过我倒更注意柳宗元的另一句话，他在《报严厚与书》里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

柳说自己不如韩愈，大约是谦抑之辞。韩愈的文章的长处，在于骨力气势，情理交融，不论结构文字，都能苦心经营而不露斧凿痕迹，相比之下，柳宗元最精致的文字（如《永州八记》），反而显出有点“做”。可以说，韩文有一种厚势，确实为柳宗元所不及。但是细究下来你会感到，这种厚势极非来自学问修养，也非来自玄想哲思，多半是从文字章法里直接体现出来的。简单的说，就是韩愈的优势首先是文学技巧要更高明些。但是你得知道，这两位可都不是首先以文学家自居的，那么再比比别的东西，也就不能说是我多事。为人这里先不谈，单说思想。韩愈虽然标榜“文以载道”，但他的《五原》不过是儒家寻常的见识，和柳氏的《贞符》、《天说》一比，高下立判。当然，另一个意义上说，见识寻常不是坏事，因为正好利于普及。

说到底，为不为师主要还是跟性格有关。韩愈好为人师，自然在提携后进上颇有功绩，但是他一方面固然因此承担了压力，另一方面，这样做也给他带来极大的成就感，——他是很向往一个宗师的身份的。看韩文我总不免有这种感受，他最好的文章里，都多少有些顾影自怜的意思，看似自责，实则炫耀的内容甚多。他的发言率真，无所避忌里，有忠正刚直的成分，却也有不知天高地厚一时冲动的成分，甚至多少还有点好出风头的意思。他的性格过于外露，以上是一端，“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与文字”也是一端。他的怨气常常过盛，但又有幽默感，有自我解嘲的本事，这就是韩愈文章的“狡狯”处。尽管并非韩愈的本愿，但是这种作文时的“狡狯”最终还是不免流露到做人上来。犯颜极谏的时候，他确有为了心中的“道”而不惜代价的决心，可是对于这个代价他其实并没有很清醒的认识，因此事后往往后怕。《论佛骨表》，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但一到贬所，又立刻上表请罪。也正是因此，柳宗元的命运是一贬再贬，而韩愈两次获罪，却都在不久后又回到了长安。

㊣“吾师道也”是文章的主旨。话当然不错，到今天也很难提出什么不同的意见来。不

过前面说了，韩愈写这篇文章是有和人对掐的意思的，因此对于“师道”的含义，这篇文章主要只谈了一面，那就是只要对你学习“道”有好处，任何人你都是可以以他为师的。至于从这句话里还可以引出的另外一个意思：你要信奉的是“道”本身，而对于那个作为老师的人，实际上没有必要过分迷信和盲从，文章就只是隐约提及了，——当然，这个见识在中国其实也是“古已有之”的，那就是《论语》里讲的：“当仁不让于师”。

表面上看，柳宗元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文人的儒道二元的性格，“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可进可退，伸缩的余地较大。而韩愈则儒家得很纯粹，甚至只讲兼济天下，连独善其身都恨不得要否定掉。但实际上他积极入世，却不脱文人常见的毛病，对世事人情的认识过于简单。愈了，就不免退之，性格上的不甘退缩，最终往往是以人格上的更大的退缩为代价的。终于，柳宗元写信给担任史官的韩愈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卒无可托乎？??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矣。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位卑则足羞，官胜则近谀。”这句话是韩愈竖的靶此文，相当于钱玄同假托出来的王敬轩。但是客观点看来，至少后面一句是颇有些道理的。后世以门生故吏之名，拉帮结派，成群作党，谋私祸国，纵横不法的事，至今仍不见衰减的势头。韩昌黎地下有知，恐怕不能无恨。不耻相师自然是好事，但理论上的善举，落到实处往往变了味道。而在行为的性质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个人品质来保障的社会里，这样的事永远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第二篇：《朱镕基讲话实录》读后感

《朱镕基讲话实录》读后感

《朱镕基讲话实录》>读后感

四川蟒山老爷

刚才橙师说到的下岗，让我想说说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的一些想法： 读完《朱镕基讲话实录》后的一些想法：

1、由于80年代的改开，到了90年代，原有的国企计划经济模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改制，下岗成为这种经济模式改进的代价，这算做历史原因； 2、80年代的改开，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没有什么借鉴的经验，80大规模的社会方方面面的>投资过大、过热，重复建设严重，国企只管制造产品，当时的>会计制度也不把利润做一种企业经营考核，到了90年代已相当严重；

3、由于当时税收没有分税，没有实行实支两条线，中央财政赤字严重。

4、所有基础投资和工厂项目建设，均从银行直接贷款，地方政府在进行重复建设时，有权支配银行对某个项目随便贷款，中央无法进行集中管控，造成投资过热，经济通用严重。

5、90年代前，银行、财政有自己对外投资的公司，可以直接贷款给下属公司，更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富余资金，这也是通胀的一个原因。

针对以上问题，朱总理上任后，首先对银行进行改制，成立商业银行，银行的放贷到达一定金额，地方政府不能对银行进行行政干预，不能指示银行对某个项目是否放贷，这样中央银行就可以控制流动性；

银行改制一完成，就对企业进行改制，之所以要进行这一步，也是因为地方政府在之前，可以指示银行对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进行贷款，甚至工资发不出，也从银行贷款。当银行改制完成，银行有自主权之后，对这类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就可以不再提供贷款，有利于国企改制，进行关停并转，经过两步之后，两三年的时代，国企上缴的财政税收就大幅度增加。

第三步，打击走私。赖昌星，这个最大的远华走私案主范，当时走私的金额和物品，已完全影响到国家的企业和税收，比如石油，在打击走私后，在几个月的时间，石油的收入增加相当明显，税收也大幅增加；

经过了以上几步后，到了90年代未，不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居民收入都增长很大，甚至有一种不知道怎么花的感脚，必须要找一个让钱流动起来的方法。朱总理当时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不大量的以银行贷款的方式释放流动性，这样会造成严重通帐。但经济又必须发展，银行居民的存也要流动起来，但当时的社会条件，内需还不能充分释放，所以就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发行国债，让银行把存款买国债，到期后国家再从财政里面返还跟银行，避免印票子带来的通胀。国家拿到银行存款后，就进行基础建设投资，从而带动其它各各行业的逐步复苏。 现在的社会经济，在朱总理之后十多年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出现90年代那种国企困境了。因为方方面面都与90年代不一样了，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

朱镕基，还未出生，父亲病故，10多岁母亲又病故，由叔叔朱学方抚养并资足上学，之后考上清华大学电机系，凭自己的优异成绩，拿到奖学金读完大学，51年参加工作，正值进入人生黄金年龄30岁时，由于58年整风运动，被错划成右派，从此开始一直到差不多50岁，到70年代未才被平反，错过人生的黄金20年。此时差不多已50岁才进入石油部分担任一个不起眼的科室小官，无任何背景，全靠自己出色的个人工作能力，仅用10年时间，87年担任上海市长。此时他59岁，这段时间是经历人生的第一次连升

三级。担任上海市长仅几年时间，让处于困境的上海焕然一新。此时，邓小平力排非议，提拔他在91年担任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而要进入政治局常委，先得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最后才是最核心的政治局7大常委，而他担任上海市长时连候补委员都不是，这样就是他人生的第二次连升三级。

本人文字水平很烂，只能大概表达意思，欢迎各看官拍砖、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