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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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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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生活中，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职场上偶尔也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每年推选一次后备干部，这为更多人进入组织的视野创造了条件，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也打击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有的人也许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但被推选为后备干部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目标就开始调高，开始自以为是，开始更严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启用、或某一年落选，打击实在太大，还不如不被选入后备，也许工作的激情还可能保持得更长久。因此，我认为后备干部的选拔工作要严肃，纳入组织视野的人选可以多一点，但进行公示确认的，一定要量出为入，宁缺勿滥，要拿出选拔干部的标准和态度来选拔后备干部，提高后备干部的使用率，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和员工发展可能会更好。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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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与书中说的有点类似，不断鼓励员工在事业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让员工全心全意将精力扑在事业上，追求进步，对维护企业上下贯通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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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裨益，员工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对与错，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去指责对与错，说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执行力很强，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
在托克维尔看来，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因此，我觉得孟总提出的，要扩大基层民主显得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年开展的“四好”领导班子考核，扩大谈话范围做得是多么的有意义，虽然这样的谈话还没有达到深入了解基层民意的目的，但导向作用的价值是无限的，至少我们又开辟了一条疏导员工情绪的渠道，建立了一条与员工互动的渠道，让员工不再局限于一个班组、一个车间，让他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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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到组织近在咫尺，让他们企盼着明年继续谈话，让他们从自己的私人生活更多的关注企业的发展。在此，我存在一个担心，担心个别同志为了控制谈话节奏，压缩时间，询问的时候语言过于干瘪，让员工说的是我们想听的，而不是员工想说的，感觉在走过场，伤害员工的感情，起了负面作用。
四、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也可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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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看到这一章节的时候，我联想到小日本在论坛上讨论一件事，就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如何保持中国不出乱子，他们的观点是，西方政府出了问题，马上就可以有新的政府顶替，保持国家正常运转，但中国政府出了问题，没有政治团体能够顶得上，依靠群众运动就会爆发社会革命。
十八大前温家宝提出的深入推进改革也许是一剂良药，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关键要看十八大后究竟怎么改，这两项改革都会深深的牵动我们国家电网公司的各项工作，比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我们今年提出了干部“三全”管理，其中全系统任用配臵管理，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还是感觉受到紧箍咒限制，我们的视野还是在系统内、重庆公司范围内，社会上的职业经理人只能充当我们的咨询师、管理顾问，这与排名世界500强第7位的国际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点不符，而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果跳出我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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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管理，是否又能适应，是否还能这么优秀。当然，这仅是茶余饭后的一些遐想，每个企业都有适合自己司情的管理文化，在现有体制下，我们无法打破身份限制，无法打破企业限制，但是，我们在培养干部能力素质的时候，是没有限制的，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是一件功德，同时，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更是功德无量。
五、在革命过程中，追求平等要比追求自由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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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王主任推荐我们看了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书中的主要观点说道：个体智慧是高于群体智慧的；个体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在群体里面就很可能变成是正确的，个体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群体里面就很可能变成是错误的。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自由敌不过平等，自由是个体，是美好的愿望，平等是群体，是一种定界了的自由。
在我们的工作中，员工往往总是希望追求平等，物质上要求缩小与领导的收入差距，精神上渴望与领导平起平坐，但绝大部分员工又害怕平等，害怕与劳务派遣员工同工同酬，害怕失去身份界限以后的社会地位随之消失，所以，托克维尔说道：“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就是私心。
国家推动各项改革且不说，就是在我们机关本部绩效改革过程中，我就深刻体会到私心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各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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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都希望制定专业考核办法，为本部门争取更多的绩效加分，但又想方设法的限制别的部门各项加分；大多数员工也渴望打破平均主义，建立起可以适应员工不断追求、不断进步的激励机制，但又害怕在这样的机制下失去竞争力，害怕机制不公平或执行不公平给自己利益带来的损害，最后，又回归到了追求平等和平均。因此，管理机关的绩效改革工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的方向不仅是绩效管理这门专业技术，而是要不断赢得人心、改变文化习惯，提升员工的思想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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