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制度》读后感
——从书中看两代人的延续 看人口学的知识
一、前言
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是一本关于家庭社会学的著作，书中主要论述了家庭所担负的有关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论问题。但本书所论述的不止是生育，凡是与种族延续有关的一套活动体系都讨论到了。其中包括：配偶的选择、婚姻关系、家庭组织、双系抚育、父母的权力、世代的隔膜、社会继替、亲属的扩展等等。从书中我可以读到一个家族的成员间相互的影响与关系，看到了世代的延续和扶持。我的这篇读后感将从家族中连续的两代人出发，结合人口学课程学到的知识，来分析两代人间的延续，发掘书中所述与人口学知识的契合点。
二、从书中看两代人的延续
从《生育制度》中我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生命轨迹：婚姻的确立→双系抚育→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社会性的断乳→社会继替，之后又进入一个循环。可能有的人一生不会按照这个轨迹来行走（比如无后的人），但这是一个社会普遍的循环，在这循环中，紧邻的两代人关系尤为密切，延续性也更强。
（一）婚姻的确立
婚姻的缔结不得不与性扯上关系，婚姻前后的性在传统看来是不一样的，婚后的性更具有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同时也更加约束婚姻双方在性上的忠诚。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婚姻并不完完全全是一件私事，它是一个向社会宣告两人关系的社会文化产物。因此，婚姻并不止是生物的交配，也是文化的交流。
在婚姻确定之前，择偶已经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择偶过程中，交往双方通过人格的交流，达到精神上的接触，以至于混化。择偶在历史的发展中已由过去的他人为转为当今的自主，这为更多婚姻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也为生育的发展埋下了种子。
（二）双系抚育
种族的绵续是指这个世界上继续不断地有该种生物存在，婚姻后的生育就可以保证这一绵续的存在。生殖只是新生命的造成，而抚育是生活的供养，后者往往比前者要艰辛一些。孩子的出生为夫妇两人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工作，一个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妻生物上的结合，同时也是夫妇性格上结合的媒介，从孩子在夫妇关系上的创造性，使我们对“三角形的完成是孩子的出生”这一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稳定夫妻关系的是亲子关系。
抚育的内容包括儿女的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即父母要给予孩子实物食粮和精神食粮，将自己的所知所学传递给儿女，为子女铺就未来的路，也为父母在生死之间架起一道保障。父母需要去征服孩子不符于社会的本性，为孩子打磨掉身上不利于他们向前滚动的棱角。在双系抚育下，父母双方需要合作与分工，也需要承担起应有的角色。为了更好的抚育儿女，两性间需要有能持久的感情关联。
（三）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
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只是父母与子女之间所构成的极具稳定性的社会关系，它常常以家庭的形式呈现出来。尽管有些人会质疑说多子、多妻、多夫的现象会导致三角关系的难以构建，但是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费孝通先生指出婚姻是个人间的契约而不是集合性的契约，即使是有所受质疑情况的存在，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人类社会，人们潜移默化地将这三角关系内化于心。比如古代中国皇室中皇帝一夫多妻，但是不管是哪一妻生的孩子，在认母时以皇后为准。
稳定的三角构建了家人稳定的关系，以此为基连接了其他的三角，从而可以形成家族。社会力量的庞大、社会资本的丰厚可以使子女在这三角关系中成长得如鱼得水，这也为下一个三角关系的构建设立了模板。
（四）社会性的断乳
尽管我们称父母与子女间三角关系为稳定的三角，但是与其他生物一样，人在成熟之后是需要离开家庭去创造新的家庭的，这就决定了家庭是具有暂时性的特征。社会性的断乳督促子代要快速成长，要学会适应社会规则，要找到构建下一个三角的“合作者”。这样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家庭的暂时性。
年轻一代终要离开前辈的家庭，但是三角的团结决定了老三角在新三角的构建中会帮一大把忙，同时，子代也会在涉足新领域的挫折中表现出对老三角的温存的留恋。孩子们也会发现，他们心目中完全的保护者在他们长大之后也不是全能的，他们需要发展自我来保护自己、保护父母。在我看来，这次离开是为了更好地回来，而并不是像原始社会的离开即意味着永别，或是封建社会的离开即意味着隔离。
（五）社会继替
在多年的抚养与互动中，子女从上辈获取了很多的东西，这表现在物质与精神上。社会继替遵循着“就近原则”，同时也受到子辈人数多少的限制，即越是亲近的人越有可能从上辈获得其留下的遗产，同辈人数越多其分配到的遗产就越少。这里的“遗产”不是一般的财产概念，它囊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的遗留可以在生活中清晰可见，精神的遗留则像暗河经过岩石一样刻在人的内心深处。
通过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两代人之间的延续过程。接下来我将把《生育制度》中的内容与人口学课程学到的内容结合起来看人口的发展。
三、从书中看人口学的知识
（一）生育制度
《生育制度》中说生育制度的功能是在维护社会结构的完整。生育制度包括生和育两个部分，供给新的社会分子是生育制度的任务。生育制度会受到文化的干涉与控制。而种族绵续上又有生物基层和物质基层的诸多考虑。在生育中不同的时代倡导不同的生育观念，社会的控制力量也会有所不同。
以上的描述与人口学课程中讲述的生育受生物因素、生育文化、社会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力量影响的生育制度分析不谋而合，这让我看到了人口学理论在笔者书中的中国社会的应用。
（二）人口转变
《生育制度》中提及“单系继承”、“以多继少”的概念，从而提出了人口控制的思想。书中以瑶族为例，阐释了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为保持人地平衡人们需控制人口的道理。
书中的这一解释与人口学中的人口转变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人们因为意识到生活水平提升会因人口数量而受牵制，同时科技又不断发展，劳动力并不是很缺乏时，人口自然而然地就进行着自我革新。人们很明确地意识到“以多继少”只会让一代更比一代穷，所以会适当控制人口，让其后代保持在现有生活水平以上。这一点对于当代人口转变具有很大影响作用。
（三）人口迁移
《生育制度》中“居处的聚散”、“社会性的断乳”和“亲属扩散”体现了人口的迁移。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从生理上的断乳到社会性的断乳，母子的关系逐渐疏远，这种疏远很清楚地表现在他们空间距离的增大。社会性的断乳完成后，子代要寻求新的“三角结构”，同时因“三角结构”的重新构成而拥有了新的亲属，这些新的亲属为人口的迁移又搭建了一个平台。
人口迁移的决策伴随着子代的成年而越来越提上日程，人们会根据迁移的各种利弊来判断是否选择迁移，这其中迁移的推拉理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人口学的研究显示每个移民背后都至少有1.2个潜在的移民者，因此亲属等人在移民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当他们尝到移民的甜头后，会如滚雪球般把移民潮越滚越大。同样的，移民也会受文化的影响，在移民者眼中文化可能会是冲突的，因此需要适应迁入地的文化，同时还要构建当地人、外地人之间相互的身份认同。
四、结语
以上就是我看了《生育制度》后的一些感想。读完《生育制度》后我对人类的生育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这对于树立大学生的婚姻观和生育观有所裨益，同时我也把书中所讲与自己的家庭结合起来分析我所在的“三角结构”，更加体悟了父母的付出与不易。除此之外，最令人欣喜的是看到了人口学知识的贯通性，即人口学课本上的理论在《生育制度》描绘的中国社会里得以体现与应用，这使得所学知识不再是凝固在纸上的冰，而是倾泻在社会里的活水，这对我们学以致用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生育制度》读后感
对于每一位以社会人类学为业或是仅仅接触社会人类学的人而言，费老于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生育制度》无疑是一部无法绕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以功能学派为基底、以生育制度为对象、以社会完整为入口，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生育制度这一在人类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设置的种种相关事实。历经七十余载的流转变动，《生育制度》的观点主张、分析立场及具体内容依然在不断地引起着学界的探讨与反思热情，足见其地位之高、功力之深及奉献之巨。在本文中，我尝试从说明角度与论述内容两个层面出发，谈谈自己对《生育制度》的一些粗浅认识。
1、说明角度：整体论与个体论
费老开篇即指出，他将男女们互相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来，共同把孩子抚育成人的这一套活动称为生育制度，并认为这一安排以供应新的社会分子为任务，以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为功能，是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其内容可分为生殖、抚育和继替等三个有机组成局部。其中，生殖是新生命的造成，抚育是生活的供养，而抚育又可分为生理性抚育及社会性抚育两类，后者是指以两性分工与合作为根底而形成的双系抚育；继替那么是指在抚育作用完成时，上一代的家庭怎样交给下一代的家庭的过程，它以富于特殊性和个别性、借世代而予以分别的亲属体系为原那么，具有一出家庭立刻发生单系偏重的趋势的特点。
我们知道，在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这一对本体论对立范畴的引导下，社会学形成了个体论与整体论这两类根本的说明角度。笔者认为，《生育制度》实质上便表达了费老偏向社会、兼顾个人的综合整体论与个体论的一种创新性努力。具体而言：
费老在回忆他一生的学术历程时，指出《生育制度》最为清楚地表达了把社会看成比生物群体高一层次的实体和把社会只看成是人的群体的生活手段[]的社会唯实观，即认为社会本身是个实体实体有自己开展的规律，它可以在载体的新陈代谢中继续存在和开展，这便使得全书将整体论的说明方式作为了论证主线；但这种社会是实体，个人是载体的解释路径在突出社会结构之地位的同时，难免导致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这一点表达为在《生育制度》中，费老延循为了解决生物界中人的生命有生有死的特点和社会实体自身具有长期绵续、积累和开展的必要所发生的矛盾，而发生社会制度的研究理路，认为生育制度并不是用来使个人满足其生物上性的需要，而是因婚姻和家庭等规定的制度来确定夫妻、亲子及亲属的社会角色，使人人得到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并进而实现了完成社会新陈代谢作用的继替功能。但在王铭铭看来，《生育制度》并不存在重社会而轻个人的论述缺乏，相反，他在研读《生育制度》的根底上，将生育制度界定为围绕人的生物个体的复制展开的社会制度建构，并认为费老在论述中通过以一种生产社会、同时生产个人的制度家为中心去说明人的生活和社会结构，从而关注到了个人、群体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
面对著者与评者的分歧，我们在成认主观差异存在的根底上，也应当对这些不尽一致的表述进行一番梳理，以期能够获得对《生育制度》的更为全面与系统的认识。而要对《生育制度》所持的说明角度有一清晰了解，最为可行的方法便是回到原著去解读文本。笔者发现，费老分析生育制度时，并非没有注意到个体在制度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书的第一章表达最为明显：费老在分析生育制度的功能时写道，从个人生活之外去找文化的根源，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之，我们还得在个人需要生存的根底上找到种族必须绵续的理由，人间一切制度都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而造下的。正是由于个人生存需要社会完整与种族绵续，才引起了实现社会分子新陈代谢的生育制度。这里能看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强调文化最终应满足个体的需要的个人主义功能论对费老的影响。虽然费老说他在写作《生育制度》时进一步脱离了马氏的以生物需要为出发点的功能论，而靠近了布朗对重视社会结构的功能论，但以个人欲求作为制度分析之起点、主张个体生存的需要构成了一类文化迫力而导致生育制度形成的分析路径还是明显带有马氏的影响痕迹。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费老在书中并不如马氏那般强调生物需要的极端重要性，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生育制度在以整合社会与绵续种族来满足个人作为社会分子的社会性必需方面所具有的功能。
进而言之，在对马氏的个人主义功能论进行批判性继承的根底上，费老更为明显地积极汲取了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功能论观点。布朗早期注重对事物功能的研究，认为一切文化现象都具有特定的功能研究时只有找到各局部的功能，才可以了解它的意义，后来布朗又转向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指出只有明晰了作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标准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而存在的具备整体性、突生性和变动性的社会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局部所起的功能作用[]。在布朗看来，社会人类学以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反响[]为研究对象，其目的是利用社会的知识，建立关于社会现象的有确实根据和重要意义的通那么。这在《生育制度》中无疑有着更为充分与全面的表达：费老将生育制度界定为人类种族绵续的人为保障，侧重于甚至过多地强调了生育制度作为一类社会事实所具有的客观性、外在性、强制性与普遍性，重点关注了生育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同时，书中所引材料多侧重于描绘在劳动分工尚不兴旺的传统社会中，生育制度这一社会安排对个人的生物及情感诉求所生成的对抗性及压制性〔如关于内婚制、双系继替等的论述〕。总之，费老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更偏向于受涂尔干与布朗影响而形成的视社会为超人实体的整体论角度，但同时也渗透着源自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体论面向。
综上所述，可以说，费老的《生育制度》表达了一种综合功能学派两位巨擘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二者各自研究取向的卓越努力。不管我们说费老是在马林诺夫斯基个人主义功能论的体系中强化了对宏观性的社会制度的关注，还是反过来说费老是在布朗结构功能主义功能论的根底上参加了对个人需要的考量〔就文本表述而言，应是后一种解读更符合费老本意〕，《生育制度》都是在对话前人、调和对立、博采众长的根底上所进行的创新性尝试与综合性努力。在我看来，费老并没有在社会与个人两分的连续谱上走向任一极端，但也没有对社会与个人二者给予同等的重视与强调，而是选择了偏向社会、兼顾个人的一种分析取向。《生育制度》在成认个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得到有效满足的语境下，看到了社会完整之于社会分子存在的必要性，进而认为生育制度是社会结构之构成元素实现新陈代谢的人为设置，并以社会结构中由父母子组建的根本三角团体家庭为核心，展开了对婚姻确实立、双系抚育、社会继替、世代参差及亲属扩展等内容的分析，其用意是在就种族绵续的起点和制度完成的终点之间那一大段社会的与教化的文章，加以推敲分析[]。只不过在对生育制度内的种种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时，费老更侧重将之视为一类对个体具有支配性力量的实体，而多少忽略了个体在接受制度制约的同时所内含的主观能动性与策略选择可能性。
对于结构与行动、客观与主观这些对立统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们在反思传统二元对立固化思维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试图中和二者矛盾的对策，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或曰结构二重性以及布迪厄的结构主义的建构主义或曰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等。而费老的《生育制度》亦可视作对说明角度背后的方法论层面上的社会与个人之关系这一霍布斯难题所做出的一种综合性阐述王铭铭认为，在费老的论述中，作为生育制度的根本结构[]，由父母子所组成的家庭同时满足着马林诺夫斯基所关注的个人需要和布朗所重视的社会结构需要[]，从而为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同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迪。
此外，在我看来，防止误读《生育制度》综合整体论与个体论之努力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便是将费老对生育制度所做的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明确区分开来，具体而言：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那么》中指出，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即应在区分社会事实的起因与所发挥功能的前提下，做到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并重正如他在《社会分工论》中，将社会分工的正向功能描述为促使社会团结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而将其起因概括为由同一空间内人口增长所导致的物理密度及道德密度的增加。在费老的论述中，生育制度的起因是个人作为社会分子，需要在分工合作的体系中谋求生存，而包含分工体系的社会生活那么需要克服个体死亡所带来的空缺，以使社会成员能够不断且有序地参加与退出社会；而生育制度的功能那么在于通过生殖、抚育和继替的一系列安排，来动态地维持社会结构的完整与种族群体的绵续。总而言之，我们在阐述、理解费老《生育制度》的论证逻辑时，要注重反思是否犯有潘光旦先生所说的名为自果推因，实为自因寻果而陷进一切学派的泥淖[]之弊病，从而尽可能以一种科学、客观、公允的立场来获得对于社会现象的全面认识。
2、论述内容：修正与承继
以上是就《生育制度》的说明角度而谈的，下面简要谈谈我对书中论述内容的一点认识。
费老在谈及婚姻确实立时指出，婚姻是社会为孩子们确定父母的手段[]，孩子的出生才完成了正常的夫妇关系，稳定和充实了他们全面合作的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兴旺、男权制思想作祟、资源分配以先赋性为首要标准等原因，纵向的父子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作为绵续性的事业社群而存在的家庭生活的主轴，因而代际互动被置于至高地位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随着社会的开展进步，个人主义思潮兴起，经济生产等功能渐渐退出家庭舞台，情感需求的满足成为人们组建家庭的首要考量，横向的夫妻关系之重要性因此而得以不断突显丁克家庭、同性恋合法婚姻的出现即可作为佐证。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纵向的亲子关系被重视，是与其独特的政策语境密切相关的。自上世纪80年代推行方案生育政策以来，从过去的小皇帝到如今的啃老族，注重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与独生子女的降临相结合，导致了在生活质量显著提升的背景下，每个家庭〔特别是城市家庭〕中唯一的子女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绝对重心，他们一方面不再面临单系偏重、以多继少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其所遭遇的世代间的隔膜、社会性的断乳等挑战却又在日益显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放开二胎所带来的人口政策逐步完善化，中国的生育制度又会面临新的调整、变动与开展。
功能学派主张用肇始于自然科学的比拟方法来获得对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变化规律的通那么性认识，认为其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立场是中立的。但是，正如韦伯的价值中立研究主张被质疑为在实际生活中，它常常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现存秩序，变为与现存社会制度妥协并为之辩护的工具[]那样，功能学派对客观的功能与结构的过度执着，也往往使其忽略了生活世界的冲突与变迁面向。这样的一种研究预设便使得抱持功能学派主张的《生育制度》中有不少论述都蒙上了一层存在即合理的保守色彩，而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和力戒的。例如，在家庭三角结构中，生活程度很低[]的夫妻之间那偏重事务合作而导致感情冷淡的事实背后，有没有男权制文化的形塑？而亲子关系中父母代表社会来征服孩子不合于社会的本性[]的论述，是否又忽略了除专制型外的放任型与民主型这两类父母教养模式的存在以及反向社会化或曰后喻文化的可能？即使费老在说明有人认为功能学派是以存在为合理，这是一种误解[]时说道，人类学者并不发生合理不合理的问题，他们是以人生活最大满足的现实标准作为健全和病态的标准[]，也依然难以使人信服。在我看来，我们在反思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截然区分的做法有无可能与必要的根底上，在秉持尊重差异、提倡包容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从研究前期的对社会实在的观察和参与中跳脱出来，去采取一个更开阔、更普世、更长远、更有科学担当也更具人文情怀的研究视域，无疑是一类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在实践中做出答复的重要议题。
经典者，不会因岁月的淘洗而失去光泽，相反，它会散发出隽永的魅力而使人总有常读常新之感。作为费老自己最为满意的著作，《生育制度》还有许多有待我们去开掘、去深究的思想财富。相信在学科开展、社会转型的今天，《生育制度》会进一步彰显出其独有的理论活力与实践品格，从而做出更为引人注目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