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中作者引用了掌舵和划桨的比喻，能够看出他的观点是时下一些划桨的政府部门完全可以更多地掌舵，他举了一些例子来体现掌舵的优点，列举了政府掌舵可以有哪些手段，并对政府雇员失业的担忧进行了解答(他提到政府可以用每年的10%的雇员流失来避免解雇，对这点我不是很能理解，因为流失的雇员的能力肯定高于解雇的雇员，这样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效率，尤其是正向掌舵转变的政府正需要人才,显然靠流失的雇员来抵消解雇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在这一章的结尾他又提到了第三类部门，即志愿部门，认为主要的划桨者将会是这类部门，完全私有化改造是不科学的。

距这本书的出版到今天已经有23年了，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可以看到掌舵的广泛应用:政府早就把各种能外包的工作分配给运输公司、信息技术公司、租车公司，在各个部门都能看到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做掌舵的工作，一直以来占政府支出大头的医疗支出也正被分担到保险公司头上。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我们仍可以看到划桨的工作无处不在:治安、教育和社会保障仍然需要政府的直接参与。作者提到的第三类部门，虽然有些能力强的实现了盈利，但是这只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需要补贴的，我认为接受补贴的第三类部门实际上和公共部门没什么区别，都是拿税收提供服务，实际上还是划桨，毕竟为了实现公平，有些政府工作只能靠持续的投入才能维持下去。在第三类部门也会出现低效率，甚至由于这类部门不像政府那么引人注目而且还有一层慈善的外衣，一些贪污现象更容易发生。从而我们可以得出掌舵和划桨至少目前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某些方面谁也替代不了谁，我们不能单独否认其一，只能思考哪些本该掌舵的工作现在还在划桨，或者哪些该划桨的工作我们放得太宽，在两点之间寻求一个最优点。拿我国来说，我认为我国一直在高等教育上划桨，而这方面政府应该更多地掌舵，一百多所大学掌握着绝大部分的政府拨款，这些重点高校的数量显然无法满足我国庞大的人口，而以目前的模式，只能靠增加拨款来增加重点高校的数量和规模，政府的支出也是有限的，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为何不尝试扶持一部分民办大学一段时间，这样既不用像补贴公立大学一样提供那么多资金，又能给社会传递一个支持民办大学的信号，等到一些民办大学水平起来了，政府再放手让其自己发展，如果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有一样的竞争力，我相信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收费的门槛不会是个大问题，而且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私立大学在培养学术氛围上甚至更有优势。

第二章作者讲了授权问题，就是通过授权帮助公民自治，但他也说这不代表政府的责任结束了，由此可见，无论是掌舵还是划桨，授权还是服务，都是度的问题，两种思路并没有优劣高低，只有组合起来并不断调整才能帮助政府接近公平和效率的最大化。

第二篇：改革政府感想

新时期下的政府改革

——我读《改革政府》

在公共管理学刘老师的推荐下，怀着一种试探的心情打开这本书。之所以心情是“试探”的，是因为在中国当前的改革大背景下，冠以此类“改革”与“政府”的书充斥着整个图书市场，但是这类书籍出版之后大多以“石沉大海”为终结。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加之各界新闻媒体，都对这两个话题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是他们的声音大多数也只是在业内产生反响。这部《改革政府》是不是也像国内的大多数书有一样的命运，不是一个空幻的乌托邦的梦想，就是一个行动无力的研究报告呢？当我开始阅读这本书，这样的疑虑顿时消除了。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两位作者在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深入研究和对社会的卓越贡献，收获颇丰。

一、奇人、其书

对这本书的认识要从这本书的两名作者说起。

本书的第一作者戴维·奥斯本出身于斯坦福大学，曾任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可谓“师出名门”。不仅在理论发面拥有深厚的基础，在实践层面也经历丰富。他曾任美国副总统戈尔的高级顾问，是美国著名的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院，是“重新设计政府联盟”的创办者及前任董事长等。这些经历和身份让他在公共政策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政府再造的大师”。

本书的第二作者特德·盖布勒与奥斯本一样，在政策界任多国的顾问，并且为联邦政府的多个部门服务，于此同时，他还是盖布勒集团（公营部门管理咨询公司MCR的分部）总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颇有建树。

两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合作出版了《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者公营部门》，该书以当时美国的经济社会为背景，反思了“官僚主义”对政府运作效率的影响，提出了“重塑政府，以企业家政府取代产生并适应于工业社会的官僚制政府的主张”等主张，在美国本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给世界各国政府的政治改革提供了思路和借鉴。

二、重要思想

这本书的结构非常清晰，全书用十章的内容，具体阐述了政府改革的十个简单原则，并且每个方法都用大量的事实经验作为依托，证明这样的改革方向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力的。

第一个原则是希望政府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催化作用”，掌舵而非划桨。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一方面向公民征税，另一方面为公民提供服务，而这种方式已经不完全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要求。作者提出要改变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制定政策和掌握方向，起到掌舵的作用，而提供服务可以引入社会组织或者商业模式，让他们来“划桨”。这样的改变可以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政府开支，并且提高效率。

第二个原则是让社区拥有政府，政府授权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政府可以把

公共管理控制权从官僚机构转移到社区，给广大社区公民授权，培养他们的自治意识与自治能力。

第三个原则是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建立“竞争性政府”。在这个章节的引言中，马萨诸塞州州长的主人秘书提到“问题不在于公营对私营，而在于竞争对垄断”。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无疑是处于垄断地位的。政府需要主动打破垄断，通过项目招标、合同承包等方式进行调控，使公共服务领域展开竞争，从而促进公共服务的公正与高效。

第四个原则是增加政府的使命感，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政府运行的动力是来自规章条文，而来自政府的目标与使命，使政府“由规则驱动型组织转变为任务驱动型组织”。

第五个原则是建立讲究效果的政府，要求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在衡量政府部门业绩的时候要依据产出测评与绩效目标，并与工作报酬联系起来，政府把焦点放在后果控制上而不是投入上。

第六个原则是建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在商业模式下，政府提供服务要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主义的需要。

第七个原则是建立有事业心的政府，要求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

第八个原则是建设有遇见的政府。在医疗保健、消防、保护环境、应对财务危机等各个方面要事先制定“预防”危机的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当问题出现了才进行“治疗”。

第九个原则要设立分权的政府，鼓励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合作。这个原则要求政府采用授权或者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传统的官僚组织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等级分明和，并且存在着集权现象。行政人员归属于各个不同的组织之中，对于自己的上级负责，使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交流极其困难，使得政府机构不能对新的情况迅速做出反应。政府可以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区、家庭、志愿者组织等，以此来解决官僚制下的瓶颈问题。

第十个原则是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改革。在进行市场化运作之前，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规范，为市场化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三、对中国的启示

奥斯本和盖布勒是在当时美国政府运作出现问题的大背景下写下这部书的，书中梳理了大量的案例，并且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读本书，感觉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希望通过市场化的运作，突破原有的官僚制模式，以此使整个政府部门的运作从僵化式转化为灵活式，从而使公共服务的提供在质量和效率两个方面都得以提高。这样的改革方向针对的是当时美国的政治经济背景，而这些原则和方法是否适合当今的中国呢？

让我们看看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政治背景。

在经济方面，今天的中国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市场经济的改革，在制度层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可以说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我们有亲身的体会，在市场经济的管理中，政府和各经济部门也积攒了一些经验。所以，从经济基础上看，这些原则和方法是可以借鉴的。

在政治制度层面，这样的改革方向有待商榷。政府在近些年的改革中，一直不断尝试着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个方向是好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障碍重重。一方面，中央集权制的管理在中国由来已久，几千年来我们实行的封建主义的集中化管理，新中国之后的计划经济集体管理都是一种中央集权的模式，人民习惯了把自己对国家的控制权让渡给一些社会的“精英集团”，从而获得组织对他们生活各方面的保护，这种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虽然我们现在是民主化社会，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的那是很多人还不会把这样的权利应用道实际中去。第二个方面，美国近期的人口统计显示，美国人口只有3亿多，进行市场化运作会比较可行，加之其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和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阻力会比较小。而中国的国情毕竟特殊，中国是个国土面积广阔而且人口众多的国家，东部地区聚集着全国人口的极大多数，人口密度大，而且人们对于政府市场化操作的经验不足，大面积操作起来可能劳民伤财，可以尝试从小范围试点开始。第三个方面，国家的精英们在权利的分配中占绝对优势，现在如果想要削弱他们的权利，势必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对。

因此，我个人感觉，《改革政府》这本书所涉及的原则和方法，为中国的政府改革提供了方向，而且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我们的政府改革也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探索和磨合，需要找到适合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需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国民群体的实际。这条改革的道路还要走多长，让我们拭目以待。

四、参考文献

[1]朱倩.企业家政府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消费导刊,2010,06:251.

[2]王彬.论《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的政府改革思想[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02:58-60.

[3]靳永翥.“政府再造”理论及其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适用性探析[A].中共黔西南州委宣传部、贵州省科学社会主义暨政治学学会、黔西南州社会科学联合会.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暨民族地区科学发展理论研究[C].中共黔西南州委宣传部、贵州省科学社会主义暨政治学学会、黔西南州社会科学联合会:,2010:8.

[4]陈振明.走向一种“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趋势透视[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2:76-84.

[5]肖锋.关于奥斯本的企业化政府理论[J].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1998,02: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