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伦理读后感

时代呼唤工程伦理研究

——《工程伦理学》绪论述要[1]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的经济活动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不仅使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也使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它把数千年来人类的一个个梦想都变为了现实，现代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期待，技术水平的发达与物质享受的丰裕和便捷早已大大超出了100年前人们的想象。无需证明，这一切，都来自于科学技术运用所产生的巨大魔力，它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地存在着，似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控制人类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于是，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着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文明时代的到来，甚至无需再乞求上帝的庇佑，也无需寻求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家园。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赞美着这些技术神话的创造者——科学家与工程师，正是他们为我们建造了这样一座现代文明的摩天大厦。似乎他们便是现代世界中阿喀琉斯式的拥有无限神力的大英雄。

然而，就在人们踏着电子音乐的节拍高歌猛进地走向新时代的时刻，一个个威胁着人类未来生存的阴影也悄然而至——环境污染、核泄漏、厄尔尼诺现象、土地沙化、赤潮、黑客袭击网站、克隆人的实验、大气臭氧层的破坏、非可再生资源的无节制消耗、毁灭性武器的泛滥??人们忽然意识到，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天空不再蔚蓝，江水不再清澈，喧嚣的大都市也不再是人造的天堂。而可以预见的未来等待着我们的，似乎也并非都是鲜花铺就的理想世界，人们已经越来越直接地感受到与众多的技术奇迹伴随而来的危机和灾难。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会见6位世界著名科学家时特别谈到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时遇到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信息垃圾以及生命科学对人类的健康、遗传、尊严的潜在影响等问题，再一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答案并不难寻觅。无情的现实在向我们警示：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技术运用的效应决不仅是正向的，它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创造性的推动作用，也有可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产生消极的破坏作用。同样，人类技术成果的意义也不是纯经济和纯科学的，它包含着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价值选择。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多次强调：“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用它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就象我们老一辈人在世界大战中毛骨悚然地经历过的那样。”[2] “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3]正是基于此，我们今天才试图来讨论工程活动中包含的价值准则。正如世界著名的外科手术权威海德堡大学外科医院鲍尔教授所说：“科技愈进步，牵涉到的人道问题也愈棘手。在每一种发展的背面，都潜伏着道德、伦理及法律问题。”[4]

一、科技运用与工程实施中的负面因素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工程活动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而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能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因此，工程技术活动本身不涉及价值判断，或只能作出正值的判断。《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工程”的定义是：“应用科学知识使自然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的一种专门技术。”[5]《辞海》对“工程”概念的阐释是：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部门中去 1

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这些学科是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的原理，结合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技术经验而发展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来为人类服务。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科学无国界。”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不包含意识形态色彩的。如果说，工程师本人有时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那也只需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照此观点，一个工程师只要具有一般人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即可，而在具体的职务活动中，他只需关注和解决技术问题就行了，不能用道德理念对之加以约束。如社会学家D.贝尔纳说：“从事科学的人们与其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负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理想负责。”

在科技界，科技“价值中立”论的观点也颇为盛行。这种观点把科技活动看成是“纯科学”、“纯技术”活动，主张“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工程师任凭“知识把他们引向哪里，他们就要在哪里探索，而把实际应用的问题留给政治家与商人去解决”。例如，建立氢弹反应的数学公式的斯泰姆·乌兰也采取同样的立场，认为“我完全没有义务去考虑自己研究工作的后果”。这种观点，似乎完全排除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然而，我们不能不清醒地看到，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并非皆是福音。在科学技术为我们创造出摩天大厦、高速列车、宇宙飞船、电脑和种种舒适的现代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在生产着它的副产品——污染、失衡和恐惧。倘若应用不当或控制不力，完全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和灾难，甚至威胁人类乃至地球上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尤其是当一些缺少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场，把技术作为自己谋取暴利的手段之时，人类更会受到加倍的报复和损害。正如原子能既可以用于发电，也能用于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以威胁人类的生存。生物工程技术既可用于改良某些动植物品种来服务于人类，也可能在人们不顾后果的研究和应用中导致自然界物种的基因乃至人类伦理关系的大乱。正是基于此，在工业革命进行了250年之后，多年来为科学征服自然的奇迹而骄傲的人类蓦然意识到，就在他们不断向自然索取以满足自己无休止的物欲之际，已经把自己推到了危险的边缘——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失控正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位居当今科技、经济大国之首的美国，深得科技之利，享受到这个地球上最多的自然资源，生活得最为自足。然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其著作《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却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与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相冲突，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地球的关系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本质变化。第一是人口爆炸，第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第三是思考我们同环境的关系时的方式的改变。不幸的是这种变化不是越来越好，我们屈服于现代生活的强大压力，无视我们当前行为对未来产生的后果。[6]戈尔将科技革命、现代生活的强大压力列为人类所面临的不是越来越好的前景──生态悲剧和种种人造灾难的重大原因，即使可以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至少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正负双重效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工程活动与技术运用在社会生产中不是在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中进行的，因而它总会产生连带影响，这也是我们提出对科技问题的判断不能仅仅用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来判断，应该有全面的社会效益和人类长远发展的道义眼光来审视的依据。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在控制疾病的能力、能源利用、交通和通讯速度等方面获得比过去提高百倍、千倍的增长，但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的加速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加剧等诸多的代价。19xx年美国科学家柯蒙纳尔估算，19xx年到19xx年间，美国总的污染水平提高了2─10倍，同期人口增长水平为43％， 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59％。他的研究结论是科技的运用加快了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从自然资源的消耗来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至少需要20个地球。圣雄甘地说：“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7]历史 2

学家汤因比说：“后来的科学的长足进步，从生存这个目的来看是无用的东西。而且科学的进步甚至很容易招致人类的死亡。”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热带雨林的大量砍伐，现存物种以成千倍的速度加快灭绝，空气和水受到工业废气废料的污染，臭氧层损耗，全球变暖。19xx年3 月全西伯利亚的平均温度比以往同月的温度记录高出18华氏度，19xx年是全球破记录的最暖年。

[8] 科技的运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它让全球沉浸在失衡的灾难中，让人类饱受工业、化学等污染带来的污浊空气、怪异气候，饱受现代疾病的折磨，让自然愤愤然地将人类用科技创造的成就转化为一场场灭顶之灾。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调查研究：每年仅由于材料破坏和鱼类损失的费用就为30亿美元，而对作物、森林以及人体健康的损害，估计每年超出100亿美元。[9]在中国，全国七大水系中，近半河段污染严重，城市河段十有八九水质超标，七、八亿人饮用污染超标水，难怪一位美国人说：“我们遇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应该说这个敌人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科技，科技也和我们一样遭遇到敌人，那敌人就是在科技领域中赶走了人类的价值审视出现的无道德倾向。

技术应用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能源于多种因素，一是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开发和应用某项技术时并未预见到其后果。如在氟里昂作为主要的制冷剂的大量使用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它对具有保护地球生物免受太阳有害紫外线照射作用的臭氧层已造成严重的破坏，由此造成皮肤癌患者每年增加30万，白内障患者年增170万，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此时再想补救为时已晚。二是已经知道危害，但为了其他因素（如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刺激经济增长、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或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等）仍然继续实施的。此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与使用。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是两次世界大战和连绵不绝的局部战争，是战争中使用的威力越来越大、精确度越来越高、有效性越来越好的武器对生命的大规模杀伤和对物质财富的有效摧毁。美国在广岛投下的一颗原子弹即使不计别的损失与长远的影响，就它夺走了八万人的性命而言，已经让人们不能不怀疑科学技术的纯粹性。今天，在世纪之交的当口，当科技成果运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并凯歌高奏的时候，它也再次在战争中显示它威力无比的破坏能力，以抵消它在建设中的成就。在以人道的名义进行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以高科技新武器实施的60余天的轰炸，不仅使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生灵涂炭，也使南联盟的经济倒退了近20年。依仗高科技武器横行的行径无情地践踏了人类和平善良的道德原则，让世界各国有理由对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安全担忧。科技手段这样明明白白地用于杀人和破坏，难道这还不是巨大的悲剧吗？此外如农药、化肥的生产和使用，也是令人喜忧参半的技术成果。化肥和农药对农业增产的贡献最大，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最大，它对土地肥力的破坏，农药残留物对人体的伤害，农药对昆虫和植物的杀伤力所带来的生态失衡以及在大雨的冲刷下大量农药和化肥被带进河流造成污染，渔业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问题虽已被人们认识，但却难以避免。

三是由于疏忽大意，对技术运用不当带来的。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随着科技威力的增加而强化，一项技术获利越大，其潜伏的危险也可能越大。事实上，人们运用高科技手段将核能和其他危险物质运用于生产、生活时，核泄漏、放射性物质、有毒气体等对生命、对环境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除过。最有代表性的如19xx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核泄漏事故，以及最近的例子19xx年日本茨城县核燃料工厂发生的泄漏事故都是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加上设计中的漏洞造成的。

四是工程负责人或设计者缺少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个人动机不负责任地主动实施的行为造成的。例如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不采取任何废水处理措施的小造纸厂、小化工厂即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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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也许更深层次的危机是，由于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社会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越来越强大的威力和它对改善人类生存状况作出的积极贡献，使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神圣而崇高的信仰，进而使一些人滋生出夸大、神化技术作用的倾向。人们相信依靠科技最终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甚至相信科技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不仅将科技应用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更将技术水平作为判断事物价值的唯一尺度，由此导致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泛滥。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被技术至上、经济为本的效益观所代替。一些人进而将物质的丰富和技术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轻视文化价值和精神需求。还有不少人持有科学技术应用可以不受社会政治干预，无需接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选择与评判的科技神圣的观念，拒绝对工程活动的效应进行道德价值评估和必要的社会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金钱至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价值思考的倾向，进而导致物欲膨胀，道德萎缩的后果。从事价值追问的人文知识分子被冷落到社会的边缘，一些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反之，堂而皇之地利用高科技手段损害公众利益甚至犯罪，制造公害、侵犯知识产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都屡禁不止。更有甚者，一些法西斯分子甚至在科学和技术的名义下进行着残害人类的实验和生产，日本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日本奥姆真理教向无辜平民施放的沙林毒气、化学工程师参与制造冰毒等。总之，一度被人们认为只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又一个喜讯和捷报的工程技术正是在技术至上神话的掩护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人们始料未及的麻烦，从而使人类从欢呼科技革命的乐观主义陷入到对自然报复和环境灾难的深切忧患中。

凡此种种，致使技术异化问题成为20 世纪思想文化界关注的主题。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服务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它的控制？沉溺于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人类是否正在被他们手中的设备所控制，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信仰和精神家园？这已经成为诸多不满于技术无所不在的统治的现代思想家、艺术家们反复追问的命题。

从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到60年代以来流行的后现代文化，工业文明及其所伴随的技术控制始终被作为文化人反省和质疑的对象。早在20年代，捷克作家恰佩克和美国作家赖斯就以幻想的形式，向我们描绘过人被机器人征服，被原子能控制、被计算机奴役的可怕图景，电影大师卓别林也曾夸张地表现过人被现代化生产线异化为只会拧螺丝的机械人的生动情境；到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更以理性的分析为我们描述了一幕现代人在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代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的需求和机械化、标准化的技术过程乃至大众媒介所控制，异化为失去批判能力的单向度人的悲剧。更多的后现代思想家则将技术作为工具理性和元话语的载体加以批评和反叛。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从分析科学真理的性质和当代知识状况入手为他的后现代立场作论证，他指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作元话语，作为裁判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所有这一切，似乎造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抗的局面。就好象上一世纪初浪漫主义者们在表达对工业革命的不满和回归自然的愿望时所做的那样，在许多现代人文学者和艺术家笔下，科学技术的无节制运用再次成为造成20世纪人类精神危机和异化困境的替罪羊。

我们毫不怀疑上述认识具有的明显片面性。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面临的生存危机与一部分政治领导人与工程技术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淡薄和道德思考的贫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近代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物理家爱因斯坦所说：“以前几代的人给了我们高度发展的科学和技术，这是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它使我们有可能生活得比以前无论哪一代人都要自由和美好。但是这份礼物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它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文明人类的命运比以往 4

任何时候都更要依靠它所能产生的道义力量。”[10]

如果说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更加淡漠，那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科学理性自身认知的局限，让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认识某些科学技术方法手段的运用所产生的长远的利弊影响，这必然导致道德评价的困难，这一困难又因为今天的社会进步更加依赖科技的支撑，使得社会对科技发展给予了更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更少的道德评价。其次今天运用科技手段对社会造成伤害往往具有非直观性、间接性的特点，因此科技工作者很难把这一间接的伤害与自己的道德责任联系起来。例如，军人运用远程导弹打击对方，给对方带来的伤害远比面对面的拼杀更为凶残，伤害也更大，但他所能感受到的精神刺激与道德压力却小得多。再如利用计算机侵犯他人稳私，甚至盗窃银行，因为感受不到受伤害者的愤怒与痛苦，因为远离现场，可以逃避道德的谴责和内心的道德评价，因而行为者的道德自律作用的发挥会减弱。再其次大型工程中的科技运用是靠众多的科技工作者努力合作来实现的，如果工程出现弊端，相对不容易找出一个独立的责任人，因此合作者们的道德压力会相应减轻，或者根本不能产生道德反省。例如，19xx年切尔诺贝利发生的爆炸事故，工程师按错按钮是直接原因，但是技术设计和管理的责任显然更大。最后，社会对科技和工程活动中的道德问题的研究不足和道德要求的削弱以及道德教育的疏漏可能是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原因。无论新科技运用、大型工程实施的形式如何容易抹杀和隐去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但这种责任总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伦理研究和道德教育就会出现道德缺失，因为科技和工程活动并不自发地必然地包含道德内容。

要克服危机，必须破除技术神圣，工程有益无害的盲目迷信，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对待技术运用和工程决策。当然，我们不是要求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停止科技探索与应用的步伐，而是希望将它置于人类建构的合理社会运行机制和长远发展目标的控制之下，寻求在工程实践中正确处理利益关系的有效规则。弗兰西斯．培根曾指出：“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就在于“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11]这一社会使命必然地落到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身上，这就要求他们具备基本的道德敏感性，和解决职业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能力，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正的道德立场，关注科技的发展，关注工程实施的全面社会价值，以便让科技活动始终保持在造福人类的轨道上。

二、工程伦理学的逻辑起点

我们已经讨论了建立一种探讨与工程实践相关联的道德问题的学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由此必然引出对建立工程伦理学的可能性的探讨。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条件建立这样一种以科技应用和工程活动中提出的伦理课题为研究出发点和思考对象的伦理学科分支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面对的课题有着不同于一般职业道德命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已经有一批的科技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一问题，并且已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当然，就我们的能力而言，目前要真正建构一套具有自足的逻辑体系的完整理论尚有一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便在于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大都缺乏研究这一课题所需要的合理知识结构，他们要么经过了伦理学研究的专门训练，却缺少有关现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知识与工程实践背景，要么有精深的科技研究背景和工程实践体会，却缺少系统的伦理学理论修养，并且，他们也只熟悉自己的专业领域，对其他工程学科所面临的问题仍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然而上述两者的交叉与整合正是完成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当前许多工程伦理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尽管我们为两者间的彼此沟通与合作作出了努力，但是否能圆满解决这一问题尚有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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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工程伦理学是以工程活动为对象以伦理现象为视角进行的系统研究和学术建构。显然，这是一项由两个相距较远的传统学科共同面对一个相互交叉的新领域展开的工作，因此首要的工作便是找到两个学科之间的结合点，亦即我们开展讨论的出发点。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工程的涵义。尽管人们对“工程”这个概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但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简单地说，工程是人类将基础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创造出具有使用价值的人工产品或技术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这样的工程概念至少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必须包含技术的应用，即将科学认知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二是它应当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性活动，其宗旨是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

换句话说，工程活动就是把科技的理论力量转换为实际物质力量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直接利用科技力量改变人类生活的过程。这种活动需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毋庸质疑，这样的活动早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初便开始了，但工程的概念却是在工业革命兴起，此类生产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组织之后才产生的。传统的工程概念主要应用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电力工程、通讯工程、机械工程、能源工程等需要大规模集约化劳动的领域。随着本世纪人类的生产方式趋于多样化和许多新技术领域的出现，工程概念的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了系统工程、管理工程、医药工程、信息工程、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网络工程、绿色环保工程乃至农业工程等新的概念。但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大多关注其技术应用的意义，而往往忽视它作为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综合性的生产活动的性质。直到本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才有人提出了“大工程观”，把工程作为一项具有社会化、综合化和整体性的生产活动来加以思考。

所谓大工程观就是要求把工程实践看作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运作体系，它不仅涉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应用，还包含着组织管理、协调、经济核算等基本要素，并将产生直接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协调环境、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多种因素才能付诸实施。这种观念认为：一项工程是否具有可行性及其最终的成败不单取决于技术因素，还取决于多种非技术因素。例如工程的经济效益、工程可能对公众利益产生的影响、工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它的安全可靠程度及对工人的劳动保护措施、与该地区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兼容性、对施工所在地居民的影响及安置方案、是否与有关法律是否抵触等。所有这些背景性因素都应当进入工程师的视野，并得到综合考虑。无怪美国学者J.波多格纳要说“工程师在组织化社会中的基本作用是一种整合作用，工程师的作用是构建整体”。

按照这样的大工程观念，对于一个工程项目的道德审视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伦理学的固有研究领域正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它又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此，工程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对于工程与社会、工程与人、工程与环境关系的思考和处理，便应当是工程伦理学所要面对的课题。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工程同与它联系密切的基础科学研究做一个比较。我们认为，在科学面对认识客体，不计功利的探究“是什么”、“怎么样”的纯粹认知阶段上，道德似乎很难去限制科学应该探究什么，不应该探究什么。人类生存的奥秘和未来发展的一切可能性都要靠科学去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是开辟人类未来的先锋，甚至我们企图对科学进行评价的人类道德价值本身的合理性也依赖于科学认知的增长。而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乃是科学的生命。因此除了研究手段和实验对象要受到道德约束之外，科学研究一般是没有禁区的。 6

但工程是研究成果通过技术的转化进入到应用阶段的产物，它将直接作用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能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命运。因而工程作为科技运用活动是与人类现实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直接体现科技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活动。这正是我们认为应该用道德价值对工程进行评价并加以控制的理由。

现代工程活动使工程师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工程自身的技术复杂性和社会联系性，必然要求工程技术人员不仅精通技术业务，能够创造性地解决有关专业的技术难题，还要善于管理和协调，处理好与工程活动相关联的各种关系。最重要的是，工程活动对社会对环境越来越大的影响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打破技术眼光的局限，对工程活动的全面社会意义和长远社会影响建立自觉的认识，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因此，现代大工程意识要求工程师除具备技术能力外，还必须具备在利益冲突时作出道德选择的能力，除对工程进行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判断外，还必须对工程进行道德价值判断; 除具备专业技术素养外，还应具备道德素养；除了对雇主负责外，还要对社会公众、对环境以及人类未来负责。

传统的以群己关系和自我修养为中心的伦理观已经不能解决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面临的由现代科学技术活动提出的现实伦理问题，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又会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为此，早在本世纪80年代，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便明确要求凡欲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19xx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各类工程专业组织也都制定了本专业的伦理规范，并规定：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专业的伦理规范是成为专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12]到90年代中期，台湾的工程界和教育界也把工程伦理素养作为工程师必备的专业素养的一部分，并在高校中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

然而迄今为止，系统的工程伦理研究在中国大陆还刚刚起步。因此，努力打破一般伦理学主要讨论社会人际关系的局限，理清工程组织和工程活动与社会、与环境间的多重伦理关系，初步形成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工程伦理学体系框架,为在工程建设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持，这便是我们建立自己的工程伦理学的认识前提和理论出发点。

三、工程伦理学的研究目标与理论架构

工程伦理学的目标是帮助那些将要面对工程决策、工程设计施工和工程项目管理的人们建立起明确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价值眼光和对工程综合效应的道德敏感，以使他们在职业活动中能够清醒地面对各种利益与价值的矛盾，作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要求的判断和抉择，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与踏实的敬业精神为社会创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工程伦理学必须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探讨的主要课题和学术方法有准确的定位。

首先我们把工程伦理作为一个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它的着眼点不是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而是具体地探讨和解决工程实践中提出的道德课题。例如，应当以什么样的原则为立足点对工程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道德审视？如何考察一个工程项目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或文化价值？在某一工程学科领域已经面临的道德问题有哪些，应当如何解决？当一项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工程决策与工程师的道德信念发生冲突时，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等等。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和思路可以遵循，但往往又因不同个案具体情况的差异使人难于作出简单一律的判断。这种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开展个案研究的案例有时很难总 7

结出一套普遍适用的规则。

然而，我们既然要将工程伦理学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分支和文理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就不能不寻求建立它的理论基础和逻辑结构，并保证其科学性。鉴于前述的理由，这又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也许正因为此，在工程伦理研究起步较早的美国、欧洲和台湾，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有较大影响的系统理论出现。当然这只是就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工程伦理而言，实际上，在国内外针对专门工程学科领域的道德思考和伦理学研究早已取得进展，并已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学之类，所有这些都为工程伦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那么，就让我们勉为其难地进行一次尝试。我们期望通过对工程伦理的探讨完成四个方面的任务：第一、让科技工作者充分认识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建立起全面的社会责任意识，使他们在追求发现、发明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关心它们对人类前途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能够正确地面对工程活动各阶段的复杂矛盾，作出清醒的道德判断和负责任的选择。第二、对现代工程活动应当遵循的游戏规则进行探讨，找出一些基本的关系和容易发生利益冲突的焦点，以期提供一组能够对工程的价值属性进行自我评价或社会评价与监督的准则与尺度。第三、尝试建构一个工程伦理学的思维框架，在确立基本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工作道德规范。第四、希望通过对工程科技运用中发生的道德问题的分析，引导人们关注科技的应用，让更多的人们建立起关心我们生存的环境、关心人类共同利益，并自觉为之约束自己行动的意识。

作为初步的探讨，我们试图将工程伦理研究归纳为对工程活动中面临的价值危机及其根源的反省、工程伦理基本原则、不同工程领域的道德问题研究和案例探讨，对工程过程的伦理审视、以及工程师道德规范五个主要部分。其基本内容如下：

1． 对工程活动的价值审视：通过对工程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各阶段面临的价值冲突和道德问题的初步扫描，引起对工程活动中伦理课题的关注与思索。

2．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一部分将在探讨工程伦理原则与一般伦理原则及传统伦理原则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对工程实践中的价值选择具有约束力和共通性的指导原则。这是建立工程伦理体系的核心或基础。

3．典型工程领域的道德课题探讨：以某些应用范围较广、社会影响面大的具体工程学科如土建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工程、网络工程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深入探讨特定的工程领域正在面临的道德课题及其解决的前景，以期引起科技工作者的警惕。

4．对工程过程的伦理审视：重点探讨在一般工程环节的运作中进行道德审视与约束的内容。诸如工程和科技运用的目标、方法的社会影响及工程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的关系，如何在工程决策、设计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坚持伦理立场，在面对项目选择问题、质量问题、安全问题、成本问题、污染问题等重大抉择时，充分考虑作为有良知的科技工作者对公众的健康、对人类生存环境、对子孙后代发展、对国家、雇主和消费大众所负有的伦理义务与责任，进而处理好工程合作中的各种关系。

5．工程师职业道德素质与规范：在充分总结工程活动的道德要求和科技工作者道德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工程师及其他技术工作者应具备的伦理素养和道德规范。

不难看出，上述四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依据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的结构框架，而是 8

试图遵循实践原则，力求结合非哲学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或理工科学生在接触和思考伦理问题时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充分体现出本项研究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如上所述，工程伦理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现实性很强的课题，因此，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应与传统的伦理学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这将是一项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我们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和结论，大多不是来自理当如此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对大量真实案例的分析与总结。因此，重视例证和对工程实践中提出的真问题的讨论将成为本学科的特色。这其实也是海外同类学科研究的共同点，当然也许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迄今尚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工程伦理理论。若用于教学，我们还主张补充一些真实的或模拟的案例，引导学习者参与探讨和辩论，以增强他们的问题意识和面对复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进而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其次，由于工程伦理面对的问题往往来自不同的科技领域，这无论对于工程出身还是哲学出身的研究者都是一个难题。因此我们主张开展多学科配合的交叉研究，从不同的工程领域搜集和提出问题，共同探讨解答的方案，这不仅可以将研究引向深入，还将有利于整理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共同原则和方法。事实上，在海外高校开展的工程伦理教育中，也常常采用由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多位教师共同担任一门课程的模式。

其三，我们并不放弃总结工程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规范，争取建构工程伦理体系的企图。虽然我们目前提供的这个基本框架还很粗陋，但我们仍不惜抛砖引玉，并愿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使之不断充实和完善。同时也期望得到更多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工程界专家和伦理学界同行的批评和协作。

总而言之，本研究将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寻找突破口，争取建立一种贴近现实的、有更强针对性的实践伦理研究方式，使工程伦理学早日成为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树立道德意识的导航仪。

注释：

[1]《工程伦理学》肖平主编，中国铁道出版社19xx年12月版。

[2] 《关于19xx年的裁军会议》，《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79年版，第78页。

[3]《要使科学造福于人类，而不成为祸害――对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学生的讲话》，《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第73页。

[4] 《器官移植》鲍尔著，《人.科学.技术》迈尔.莱布尼茨等著，胡功泽等译，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第135页。

[5]《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413页。

[6]参看《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美）阿尔.戈尔，中央编译局19xx年3月出版，第4页。

[7] 吴蓓《地球满足不了贪婪》，《方法》19xx年，18期。

[8]同[6]，第34页。

[9]《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xx年，第232页。

[10] 《经济抵制》，《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79年版，第99页。

[11] 《科学的道德义蕴与道德规约》杨信礼，《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3期。

[12] 董小燕《美国工程伦理教育兴起的背景及其发展现状》上海高教研究1996.3期。

(第十届全国伦理学年会论文)

[1] 胡黄德 在台湾元智大学举办的“第八届通识教师研习营”上的报告，1999.7月.

[2] 胡黄德 在台湾元智大学举办的“第八届通识教师研习营”上的报告，1999.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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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的经济活动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不仅使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也使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奇迹般的变化，它把数千年来人类的一个个梦想都变为了现实，现代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期待，技术水平的发达与物质享受的丰裕和便捷早已大大超出了100年前人们的想象。无需证明，这一切，都来自于科学技术运用所产生的巨大魔力，它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地存在着，似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控制人类未来的决定性因素。于是，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欢呼着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文明时代的到来，甚至无需再乞求上帝的庇佑，也无需寻求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家园。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赞美着这些技术神话的创造者——科学家与工程师，正是他们为我们建造了这样一座现代文明的摩天大厦。似乎他们便是现代世界中阿喀琉斯式的拥有无限神力的大英雄。

然而，就在人们踏着电子音乐的节拍高歌猛进地走向新时代的时刻，一个个威胁着人类未来生存的阴影也悄然而至——环境污染、大气臭氧层的破坏、生态恶化、非可再生资源的无节制消耗、毁灭性武器的泛滥??人们忽然意识到，不知从哪一天开始，天空不再蔚蓝，江水不再清澈，喧嚣的大都市也不再是人造的天堂。而可以预见的未来等待着我们的，似乎也并非都是鲜花铺就的理想世界。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答案并不难寻觅。无情的现实在向我们警示：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技术运用的效应决不仅是正向的，它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创造性的推动作用，也有可能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产生消极的破坏作用。同样，人类技术成果的意义也不是纯经济和纯科学的，它包含着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价值选择。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多次强调：“技术进步的最大害处，在于用它来毁灭人类生命和辛苦赢得的劳动果实，就象我们老一辈人在世界大战中毛骨悚然地经历过的那样。”[1]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今天才试图来讨论工程活动中包含的价值抉择。正如世界著名的外科手术权威海德堡大学外科医院鲍尔教授所说：“科技愈进步，牵涉到的人道问题也愈棘手。在每一种发展的背面，都潜伏着道德、伦理及法律问题。”[2]

注：

[1]. 《关于19xx年的裁军会议》，《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79年版，第78页。

[2]. 《器官移植》鲍尔著，《人.科学.技术》迈尔.莱布尼茨等著，胡功泽等译，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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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技术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

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工程活动是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而一切物质财富都是能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因此，工程技术活动本身不涉及价值判断，或只能作出正值的判断。《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工程”的定义是：“应用科学知识使自然资源最佳地为人类服务的一种专门技术。”[1]《辞海》对“工程”概念的阐释是：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工农业生产部门中去而形成的各学科的总称。这些学科是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科学的原理，结合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技术经验而发展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利用和改造自然来为人类服务。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科学无国界。”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不包含意识形态色彩的。如果说，工程师本人有时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那也只需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照此观点，一个工程师只要具有一般人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即可，而在具体的职务活动中，他只需关注和解决技术问题就行了，不能用道德理念对之加以约束。如社会学家D.贝尔纳说：“从事科学的人们与其说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负责，还不如说是对自己的理想负责。”

在科技界，科技“价值中立”论的观点也颇为盛行。这种观点把科技活动看成是“纯科学”、“纯技术”活动，主张“为科学而科学”“为技术而技术”，工程师任凭“知识把他们引向哪里，他们就要在哪里探索，而把实际应用的问题留给政治家与商人去解决”。例如，建立氢弹反应的数学公式的斯泰姆·乌兰也采取同样的立场，认为“我完全没有义务去考虑自己研究工作的后果”。这种观点，似乎完全排除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人类的工程实践果真与价值判断无关吗？科学技术运用是否必然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许是我们应当解决的第一个疑问。让我们首先从20世纪人类的科技实践中来寻求答案吧。

一、20世纪的技术奇观及其影响

毫无疑问，就整体而言，科技活动是人类最具理性特征的崇高活动，科学技术是人类摆脱自然生存状态，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量，科技的运用曾经并且正在给人类带来福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正是从科学技术在人类物质文明生产和社会整体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来讲的。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包含这样三个层面的意义：科学技术决定着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之间作用的方式和整体效能；现代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明显的超前性；高科技成为经济腾飞的主要推动力量，它的发展可以带动一大批新产业的兴起，也可为改造传统产业创造有利条件，还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迅速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2] 毫无疑问，在人类文化的进程中，科学技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科技的重要作用将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历史学家常常以代表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物质生产工具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标记，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时代名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机时代、计算机时代等等。这一历史标识法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这实际上表明了人们对技术进步在文明进程中重要作用的普遍认同。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这些生产工具代表了一个时代人类的最高智慧，反映了特定时代生产技术的最高水平和生产力形成的基础。

人类的小儿时节在旧石器时期经历了几十万年，在新石器时期也经历了６千多年，人类建造城市、从事不同的劳动又用了几千年，但是从工业革命到人类拥有飞机、原子反应堆和计算机的今天仅用了250年的时间。 再以人类最古老的农业生产为例，19xx年我国粮食单产78千克/亩，稍高于两千多年前汉代的水平，美国1870─19xx年的50年间，玉米单产也只增 11

加了10千克。然而，自本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世界粮食单产由68千克/亩猛增加到153千克/ 亩。对这一增长作出主要贡献的技术是良种、化肥和农药、灌溉，三者所占份额分别为：3:5:2。在农业生产力水平迅速增长的同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却大幅度下降。例如，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与工业产值在19xx年分别是342.9亿元和141.8亿元，而在19xx年则分别为14599.6亿元和38691.8亿元。如今在发达国家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早已降至10%以下。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初农民还占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到90年代就已只占2%。同样，人类的健康水平也有了快速提高，由于营养不良减少和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本世纪40年代还不到40岁，到90年代已增长到70岁以上。据统计，在过去的100年里，交通速度提高了100倍，能源利用提高了1000倍，控制疾病的能力提高了100倍，通讯速度则比1000 年前提高了1000万倍。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在一部分发达国家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高达60－80％。发展中国家也正在努力加快科技发展的速度，提高本国人力资源的素质。今天，世界各国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们都已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社会或企业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科技力量。但当代一些经济学家已揭示出：在现代化的高科技产业中，科学知识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相结合，不仅能使经济规模收益递增，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产生递增的经济收益，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如果以单位质量钢材对GNP的贡献为1，则小轿车为5，彩电为30，计算机为1000，集成电路为2000。这意味着，随着产品技术含量的增高，其经济价值将会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长。所有这一切，无不证明着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赫然可见的贡献，征服自然似乎已不在是人类难以企及的梦想。

与这一文明推进过程相应的是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夸张地说，科技知识在近代的增长似乎以核裂变的速度在进行着。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一个学者可以同时在许多不同的学科领域卓有建树，到文艺复兴时期也还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但一个现代学者甚至难以对本学科领域有全面而精深的研究，他不得不集中毕生精力攻其学科的一个专业点。这对于生活于二十世纪末，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已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常识。与科学理论的产生相比，要将一个科学理论转变为实际技术在过去也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就在离我们尚不遥远的爱因斯坦年代，一项应用技术的出现与相应的科学发现相比要迟缓得多。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科学所创造的知识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目的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3]但在今天， 技术运用于实际已越来越迅速，在上一个世纪，电动机从发明到应用让人们等了65年的时间，无线电通讯用了35年。然而到本世纪中期，从发现核裂变现象到制成第一个核反应堆只用了4 年的时间，集成电路从无到有仅用了2年；19xx年研制成第一台微处理机，7、8年间便更新了4代。据称，到目前一台新型电脑的经济寿命只有两年。不仅如此，人们正在期待一个以现代科技知识为基础和推动力的新的经济时代到来，科学技术在未来世纪进程中的支配地位当然也是不容质疑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人类不但可以通过科技运用掌握自己的命运，还将通过科技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科技运用与工程实施中的负面因素

然而，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并非皆是福音。在科学技术为我们创造出摩天大厦、高速列车、宇宙飞船、电脑和种种舒适的现代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在生产着 12

它的副产品——污染、失衡和恐惧。倘若应用不当或控制不力，完全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和灾难，甚至威胁人类乃至地球上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尤其是当一些缺少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自然界当作自己的实验场，把技术作为自己谋取暴利的手段之时，人类更会受到加倍的报复和损害。正如原子能既可以用于发电，也能用于制造毁灭性的武器以威胁人类的生存。生物工程技术既可用于改良某些动植物品种来服务于人类，也可能在人们不顾后果的研究和应用中导致自然界物种的基因乃至人类伦理关系的大乱。正是基于此，在工业革命进行了250年之后，多年来为科学征服自然的奇迹而骄傲的人类蓦然意识到，就在他们不断向自然索取以满足自己无休止的物欲之际，已经把自己推到了危险的边缘——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恶化、人口的失控正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位居当今科技、经济大国之首的美国，深得科技之利，享受到这个地球上最多的自然资源，生活得最为自足。然而美国副总统戈尔在其著作《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却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与地球上的生态系统相冲突，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地球的关系在三个方面发生了本质变化。第一是人口爆炸，第二是科学技术革命，第三是思考我们同环境的关系时的方式的改变。不幸的是这种变化不是越来越好，我们屈服于现代生活的强大压力，无视我们当前行为对未来产生的后果。[4]戈尔将科技革命、现代生活的强大压力列为人类所面临的不是越来越好的前景──生态悲剧和种种人造灾难的重大原因，即使可以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至少现代科学技术应用的正负双重效应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工程活动与技术运用在社会生产中不是在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中进行的，因而它总会产生连带影响，这也是我们提出对科技问题的判断不能仅仅用科技价值和经济价值来判断，应该有全面的社会效益和人类长远发展的道义眼光来审视的依据。尽管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在控制疾病的能力、能源利用、交通和通讯速度等方面获得比过去提高百倍、千倍的增长，但同时也付出了资源的加速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加剧等诸多的代价。19xx年美国科学家柯蒙纳尔估算，19xx年到19xx年间，美国总的污染水平提高了2─10倍，同期人口增长水平为43％， 同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59％。他的研究结论是科技的运用加快了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从自然资源的消耗来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至少需要20个地球。圣雄甘地说：“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5]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后来的科学的长足进步，从生存这个目的来看是无用的东西。而且科学的进步甚至很容易招致人类的死亡。”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热带雨林的大量砍伐，现存物种以成千倍的速度加快灭绝，空气和水受到工业废气废料的污染，臭氧层损耗，全球变暖。19xx年3 月全西伯利亚的平均温度比以往同月的温度记录高出18华氏度，19xx年是全球破记录的最暖年。

[6] 科技的运用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它让全球沉浸在失衡的灾难中，让人类饱受工业、化学等污染带来的污浊空气、怪异气候，饱受现代疾病的折磨，让自然愤愤然地将人类用科技创造的成就转化为一场场灭顶之灾。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调查研究：每年仅由于材料破坏和鱼类损失的费用就为30亿美元，而对作物、森林以及人体健康的损害，估计每年超出100亿美元。[7]在中国，全国七大水系中，近半河段污染严重，城市河段十有八九水质超标，七、八亿人饮用污染超标水，难怪一位美国人说：“我们遇到了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应该说这个敌人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科技，科技也和我们一样遭遇到敌人，那敌人就是在科技领域中赶走了人类的价值审视出现的无道德倾向。

技术应用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能源于多种因素，一是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在开发和应用某项技术时并未预见到其后果。如在氟里昂作为主要的制冷剂的大量使用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它对具有保护地球生物免受太阳有害紫外线照射作用的臭氧层已造成严重的破坏， 13

由此造成皮肤癌患者每年增加30万，白内障患者年增170万，农作物产量和质量下降。此时再想补救为时已晚。二是已经知道危害，但为了其他因素（如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刺激经济增长、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或满足公众的消费需求等）仍然继续实施的。此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制与使用。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是两次世界大战和连绵不绝的局部战争，是战争中使用的威力越来越大、精确度越来越高、有效性越来越好的武器对生命的大规模杀伤和对物质财富的有效摧毁。美国在广岛投下的一颗原子弹即使不计别的损失与长远的影响，就它夺走了八万人的性命而言，已经让人们不能不怀疑科学技术的纯粹性。今天，在世纪之交的当口，当科技成果运用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并凯歌高奏的时候，它也再次在战争中显示它威力无比的破坏能力，以抵消它在建设中的成就。在以人道的名义进行的科索沃战争中，北约以高科技新武器实施的60余天的轰炸，不仅使数以百计的无辜平民生灵涂炭，也使南联盟的经济倒退了近20年。依仗高科技武器横行的行径无情地践踏了人类和平善良的道德原则，让世界各国有理由对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安全担忧。科技手段这样明明白白地用于杀人和破坏，难道这还不是巨大的悲剧吗？此外如农药、化肥的生产和使用，也是令人喜忧参半的技术成果。化肥和农药对农业增产的贡献最大，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最大，它对土地肥力的破坏，农药残留物对人体的伤害，农药对昆虫和植物的杀伤力所带来的生态失衡以及在大雨的冲刷下大量农药和化肥被带进河流造成污染，渔业资源受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些问题虽已被人们认识，但却难以避免。

三是由于疏忽大意，对技术运用不当带来的。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随着科技威力的增加而强化，一项技术获利越大，其潜伏的危险也可能越大。事实上，人们运用高科技手段将核能和其他危险物质运用于生产、生活时，核泄漏、放射性物质、有毒气体等对生命、对环境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除过。最有代表性的如19xx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核泄漏事故，以及最近的例子19xx年日本茨城县核燃料工厂发生的泄漏事故都是由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加上设计中的漏洞造成的。

四是工程负责人或设计者缺少社会责任感，道德意识，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个人动机不负责任地主动实施的行为造成的。例如遍布中国各地的众多不采取任何废水处理措施的小造纸厂、小化工厂即属此类。

三、从技术神话到人文危机

一个也许更深层次的危机是，由于科学技术在近现代社会发展中所显示出来的越来越强大的威力和它对改善人类生存状况作出的积极贡献，使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人们神圣而崇高的信仰，进而使一些人滋生出夸大、神化技术作用的倾向。人们相信依靠科技最终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甚至相信科技是无所不能的。他们不仅将科技应用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动力，更将技术水平作为判断事物价值的唯一尺度，由此导致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泛滥。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被技术至上、经济为本的效益观所代替。一些人进而将物质的丰富和技术发展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标准，轻视文化价值和精神需求。还有不少人持有科学技术应用可以不受社会政治干预，无需接受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选择与评判的科技神圣的观念，拒绝对工程活动的效应进行道德价值评估和必要的社会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金钱至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价值思考的倾向，进而导致物欲膨胀，道德萎缩的后果。从事价值追问的人文知识分子被冷落到社会的边缘，一些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反之，堂而皇之地利用高科技手段损害公众利益甚至犯罪，制造公害、侵犯知识产权、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都屡禁不止。更有甚者，一些法西斯分子甚至在科学和技术的名义下进行着残害 14

人类的实验和生产，日本731部队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日本奥姆真理教向无辜平民施放的沙林毒气、化学工程师参与制造冰毒等。总之，一度被人们认为只会给人类带来一个又一个喜讯和捷报的工程技术正是在技术至上神话的掩护下，制造出一个又一个人们始料未及的麻烦，从而使人类从欢呼科技革命的乐观主义陷入到对自然报复和环境灾难的深切忧患中。

凡此种种，致使技术异化问题成为20 世纪思想文化界关注的主题。人类在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服务的同时，是否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它的控制？沉溺于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生活方式的人类是否正在被他们手中的设备所控制，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信仰和精神家园？这已经成为诸多不满于技术无所不在的统治的现代思想家、艺术家们反复追问的命题。

从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到60年代以来流行的后现代文化，工业文明及其所伴随的技术控制始终被作为文化人反省和质疑的对象。早在20年代，捷克作家恰佩克和美国作家赖斯就以幻想的形式，向我们描绘过人被机器人征服，被原子能控制、被计算机奴役的可怕图景，电影大师卓别林也曾夸张地表现过人被现代化生产线异化为只会拧螺丝的机械人的生动情境；到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更以理性的分析为我们描述了一幕现代人在发达的工业文明时代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的需求和机械化、标准化的技术过程乃至大众媒介所控制，异化为失去批判能力的单向度人的悲剧。更多的后现代思想家则将技术作为工具理性和元话语的载体加以批评和反叛。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从分析科学真理的性质和当代知识状况入手为他的后现代立场作论证，他指出：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作元话语，作为裁判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所有这一切，似乎造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抗的局面。就好象上一世纪初浪漫主义者们在表达对工业革命的不满和回归自然的愿望时所做的那样，在许多现代人文学者和艺术家笔下，科学技术的无节制运用再次成为造成20世纪人类精神危机和异化困境的替罪羊。

我们毫不怀疑上述认识具有的明显片面性。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面临的生存危机与一部分政治领导人与工程技术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淡薄和道德思考的贫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如近代科学界最有影响的物理家爱因斯坦所说：“以前几代的人给了我们高度发展的科学和技术，这是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它使我们有可能生活得比以前无论哪一代人都要自由和美好。但是这份礼物也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它威胁着我们的生存。文明人类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依靠它所能产生的道义力量。”[8]

如果说今天的科技工作者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更加淡漠，那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科学理性自身认知的局限，让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认识某些科学技术方法手段的运用所产生的长远的利弊影响，这必然导致道德评价的困难，这一困难又因为今天的社会进步更加依赖科技的支撑，使得社会对科技发展给予了更重要的社会地位和更少的道德评价。其次今天运用科技手段对社会造成伤害往往具有非直观性、间接性的特点，因此科技工作者很难把这一间接的伤害与自己的道德责任联系起来。例如，军人运用远程导弹打击对方，给对方带来的伤害远比面对面的拼杀更为凶残，伤害也更大，但他所能感受到的精神刺激与道德压力却小得多。再如利用计算机侵犯他人稳私，甚至盗窃银行，因为感受不到受伤害者的愤怒与痛苦，因为远离现场，可以逃避道德的谴责和内心的道德评价，因而行为者的道德自律作用的发挥会减弱。再其次大型工程中的科技运用是靠众多的科技工作者努力合作来实现的，如果工程出现弊端，相对不容易找出一个独立的责任人，因此合作者们的道德压力会相应减轻，或者根本不能产生道德反省。例如，19xx年切尔诺贝利发生的爆炸事故，工程师按错按钮是直接 15

原因，但是技术设计和管理的责任显然更大。最后，社会对科技和工程活动中的道德问题的研究不足和道德要求的削弱以及道德教育的疏漏可能是最为重要和最为根本的原因。无论新科技运用、大型工程实施的形式如何容易抹杀和隐去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但这种责任总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伦理研究和道德教育就会出现道德缺失，因为科技和工程活动并不自发地必然地包含道德内容。

要克服危机，必须破除技术神圣，工程有益无害的盲目迷信，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对待技术运用和工程决策。当然，我们不是要求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停止科技探索与应用的步伐，而是希望将它置于人类建构的合理社会运行机制和长远发展目标的控制之下，寻求在工程实践中正确处理利益关系的有效规则。弗兰西斯．培根曾指出：“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就在于“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9]这一社会使命必然地落到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身上，这就要求他们具备基本的道德敏感性，和解决职业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能力，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严正的道德立场，关注科技的发展，关注工程实施的全面社会价值，以便让科技活动始终保持在造福人类的轨道上。

注释：

[1]《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第413页。

[2].东北师大马列教研部《邓小平科学技术观的形成》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成果选介《光明日报》19xx年12月14日，第5版。

[3]. 《科学的困境》，《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79年版，第94页。

[4].参看《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美）阿尔.戈尔，中央编译局19xx年3月出版，第4页。

[5]. 吴蓓《地球满足不了贪婪》，《方法》19xx年，18期。

[6].同[4]，第34页。

[7].《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第232页。

[8]. 《经济抵制》，《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79年版，第99页。

[9]. 《科学的道德义蕴与道德规约》杨信礼，《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xx年第3期。

第二节 科技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互动关系

既然技术应用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并且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既然我们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的运用并不当然地具有合理性，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并非天然地具备对科技应用的效应作出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提出对工程技术人员的职业活动进行道德监督和道德观、价值观引导的问题。因为，他们身上的确担负的不是一般的工作责任，而是事关人类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不过，在具体讨论工程活动面临的道德选择之前，我们还应进一步将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加以澄清。

一、工程师和工程活动都需要接受道德约束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1]爱因斯坦所指的“人”既包括科技活动的决策者，也包括科技工作的实践者，他们既是刀的制造者，也是刀的使用者。如果，科技工作者不能自觉地以人类的道德价值反省整个科技活动，自觉为人类做有益的事，反而自动解除职业活动的道德责任，象受人支配的机器一样，只管完成别人要求我做的事，这无异于无偿出卖自己的道德良知，从而把自己变成纯粹的技术工具。作为工具的科技人员远离道德的引导，这对社会来说是件十分可怕的事。例如，二战期间就有不少德国、日本的科学家成了战争、阴谋、罪恶的工具，这些科技人员 16

的行为也许并非都出于他们自己信仰的选择，更多地则可能是在无意间或被动中成为了邪恶的工具。

固然，工程师通常并不是最后的决策者，但科技工作者本身并不是工具。那些认为科技工作者只管把发明创造的成果如同货物一样地摆在货架上就完成了他作为工程师的全部任务的人，无疑把自己视做了生产工具的机器，或是在有意回避自己的责任。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最不该忽略的东西，那就是科技工作者既是科技发明创造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运用过程中的主体，他们应该是最了解自己工作意义和影响的人。因此他们不仅能够对其活动的目标和后果作出判断，还应该对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道德审视，对工程手段选择进行道德控制。因为正如当人类的科技活动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时，社会不会忘记科技工作者的贡献一样，当科技应用中出现问题时，人们也会十分自然地想到他们在其中应负的道义责任。

任何一个科技工作者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的，是在具有一定道德价值的文化教育体系中完成其成长过程的。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人，也受到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情感的影响。不同道德文化中的科技工作者有自己特殊的道德荣誉感和信仰，也应有人类共同的道德感情，他们并不是一架纯粹的科技机器。作为一个公民，工程师首先应该遵循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这也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因为科技工作者的职务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其他行业更大，因而他必然要承担更多的道义责任。

今天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发达的程度，一切先进技术的采用都伴随着精良设备的要求，建立在高起点上的科技活动已经离不开社会的大力投入。然而当今世界还远没有达到有足够的资金不加选择地资助任何一个研究项目的富有程度，那么社会的科技投资必然有所选择，社会的选择与发展目标毫无疑问地就会制约和影响科技工作者研究目标的选择。正是因为科技工作者具有不同的道德倾向，也具有不同的利益动机，他们或受到利益的驱使；或为荣誉所诱惑；或为发现所鼓舞，为了争取社会的资助他们不得不考虑科技成果的社会意义和应用价值，在追逐社会利益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就不再是只追问其科技价值的纯粹科学家，这就使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在利益选择与道德选择之间摇摆，甚至屈从于利益的驱使。我们痛心地看到一些科技工作者为追逐名利、或为获得社会、政府的科研资助和具有经济价值的工程项目丧失起码的科学精神和道德良知，不惜弄虚作假的事实。本世纪较典型的事例如，Ｔ·萨默林用墨水涂在小白鼠皮肤上使之留下黑斑，造成皮肤移植的假象，以证明不同种属的动物皮肤移植时不发生免疫上的排斥反应；美国的约翰·朗用枭猴染色体照片冒充人的染色体照片，宣称他独立地培养了霍奇金氏细胞系；中国的李富斌在国外期刊发表两篇剽窃论文的同时，还捏造了23篇自己在国外发表的论文而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据估算，本世纪重大的科学作伪案竟可能高达2000件以上，其中的参与者不乏著名的科学家。难怪美国工业工程师学会在19xx年重新定义“工程”概念时，将伦理观念的实践看作是一个工程师在解决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然而，仅仅具备一般公民的道德素质仍不足以确保工程活动实现造福人类的目标，工程师的职业活动还需要特殊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审视来保证，因为科技工作者职业活动的高尚与智性的品质并不足以避免科技实践的负面效应。科学认知的相对性与局限性决定了科技运用风险的存在，而在崇尚科技的时代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加之一部分习惯于只问“为什么”的科技工作者由于深陷其研究之中，其思路甚至情感都呈一意掘进的单向性，往往并不对其科技活动和成果运用作多方面的价值审视。如果今天的科技工作者仍然象过去那样埋头绘图桌、深陷实验室而不问其工作成果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仍然不对科技工作者提出必 17

须的整体的社会观、未来观，仍然不要求他们建立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人类价值意识。那么，科技运用的风险无疑会更大，这也是近代科技飞速发展而问题也日趋严重的原因。因此我们说职业活动的高尚并不保障行为效果的道德性，因此，社会不能不对科技工作者提出道德审视的要求。

那么，对工程活动的道德审视或抉择、控制的工作应当由谁来承担呢？社会当然需建立一定的监督机制，但真正最有效的控制只能来自科技工作者自我反省。现代科技发展的高度专门化，已令不同学科的工程技术人员之间难以有完全的沟通，更不用说对某一学科一无所知或知之不多的行政管理者或普通的公众，要对一项工程的多重效应作出恰当的预见和分析是多么地困难。唯其如此，就更需要科技工作者对本学科的研究及其应用建立起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因为，科技活动是一种具有高度智性的活动，行为主体对其活动的预期目标、达到目标的手段选择以及行为的各种可能性后果应该比其他人更能够作出全面深入的价值评价。关键在于他是否形成了相应的意识，和是否有勇气在利益冲突时作出符合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亦即符合道德的抉择。

第一节 道德精神激励技术创造

应该看到，道德不仅有约束性，更有激励功能。社会对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要求不是要束缚他们的创造性，正相反是要激励他们为人类福祉努力工作。认为对科技工作者作道德要求会束缚他们的创造性的认识有两个误会：一是将道德的社会功能只作约束性、惩罚性的理解，而没有看到它激励和赞赏的一面；二是注意到历史上陈腐反动的道德，如中世纪的基督教道德对科学技术的扼杀与阻碍，而没有看到今天随科学发展而发展的道德进步和对科技运用进行道德审视的重要性。

让我们来看一看道德的激励作用，哥伦比亚的医生、生物化学家曼努埃尔．帕塔罗约是一个有着强烈社会关怀和道德精神的科学家，焕发他工作热忱的是高温、潮湿的热带地区猖厥的疟疾，它威胁着40％的世界人口，每年造成二、三百万人死亡，非洲每年有15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疟疾，为此他在19xx年研制成功了一种合成疫苗SPF66。 他对义利的选择是把疫苗无偿献给世界卫生组织，“因为疫苗不应该出售，我也不想从它身上去赚钱。”他还想让疫苗生产总厂设在波哥大，以便使疫苗价格维持在极低的水平上，让穷人们也能买得起。他信奉科学家的成果属于全世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他把这项人类智慧的荣誉归于他的祖国，把这一疫苗冠以‘哥伦比亚’。最让他不安的是他开始以人为试验对象时，对试验对象的担心，“九个月的功夫，每天我都是早晨三点钟便醒了，心里焦躁不安。我对自己说，若是他们的肾脏受到损伤，总还可以移植，若是他们的肝脏受到损伤，那这些年轻人就有可能遭到不可救药的肝炎的侵袭。想到这13个小伙子可能会死于非命，就令人不寒而栗。”这种不安是强烈的，几乎让他疯狂，“一天，在卡塔赫纳，我去了海滩，跳入海水中。我是那样惊恐万状，都打算自沉了事。所幸一切全都正常，试验结果令人满意。”他希望精诚团结、善良仁慈和慷慨大度不应成为空话，研究人员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去为全人类的福祉工作，‘有良知的科学’应当成为他们的座右铭。[3]

另一位有着强烈道德热诚的科学家是被康德称为第二个普罗米修斯的富兰克林，作为近代电气研究的先驱者，他是一位执着献身于科学的探索真理的人。他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用风筝接收闪电的著名实验，不仅证实了静电与动电的相同性质，而且以科学的精神粉碎了古老的迷信和神话，使雷电与上帝分家。而作为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又是一位充满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信念的人。他不仅为自己制订了“13种德行”以严格 18

自律，还坚持每天自我反省“今天我做了些什么好事”。当别人劝他为自己发明的省时省燃料的新式壁炉（世称富兰克林壁炉）申请专利时，他回答说：“我心里有着这样一个原则：既然别人的发明给了我们巨大的便利，我们也应该乐于让别人利用我们的发明，并且我们应当无偿地慷慨地把我们的发明贡献给他人。”[4]

其实我们在许多科技工作者身上都能看到：他们为谋取人类幸福，解除人类痛苦而努力工作的精神，他们为了探索科学真理，坚忍不拔、一丝不苟地从事繁重、危险的考察和实验所体现出的勇气与献身精神，他们为捍卫人类的尊严和人道的信念，不顾生命的威胁，拒绝与法西斯合作所表现的大义凛然的正气，他们为了民族的振兴，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坚持为贫穷苦难的祖国服务所付出的牺牲和奉献，都源于一种道德力量。正是这样的道德信念，激励着他们取得一项又一项的科学技术成果。

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年轻时为了“造第一流的兵舰、轮船”以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出国学习造船，回国后为了解决造船所需的钢铁，主动改行去学冶金，搞冶金需要矿石，他又去学采矿，学地质，并创造了众多的业绩。显而易见，驱使李四光作出这一系列抉择的只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为祖国的富强、振兴贡献出一切的人生信念与道德理想。

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往往能因为科技的力量与科技的无国界性而体现出一种超越地域和民族的人类之爱，一种关怀天下的宽宏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感。因此，道德不仅不能约束有良知的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性，而且责任感与仁爱心正是他们工作激情的源泉，是他们创造的动力。

应当看到，道德责任感不仅是很多科学家、工程师最初选择利用科学技术为人类服务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出发点，也是他们从事科学发明和技术创造的重要推动力。我们注意到，很多重要的技术进步，都是以对人类的健康和环境状况的关怀作为研究动机的。例如，当监测技术的进步使科学家意识到某些传统技术运用正在对自然环境或人类生存造成难以弥补的危害时，立刻便会有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科技人员开始致力于研制开发一些危害较小甚至无公害的产品，由此便产生了低能耗、低污染的绿色汽车、无氟制冷技术、绿色食品、新型建筑材料等有助于改善人类生存境况的技术；同样，当一种新的疾病开始威胁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时，也会有许多的医药工作者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研制克服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案或药物的事业中，甚至不惜为之耗费毕生的精力。正是由于无数有道德良知的科技工作者的自觉选择和不渝探索，我们才有可能逐步摆脱技术滥用带来的不良后果。

三、科学认知推动道德进步

我们说工程活动必须接受道德审视和约束，但并不表明这种约束必须建立在一个统一的不可变更的原则和标准上。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道德信念并没有永恒的标准，它也是时代和文化的产物。科学技术作为推动时代进步的重要力量，也就自然成为了引起人们道德观念调整的动因之一。

中国传统伦理观是以儒家的重义轻利的道德原则为背景的。这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显然难以与现代社会以经济为基础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轻技重道的文化传统也必然与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有抵牾。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这样的传统价值立场必然被新的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人文观和要求经济与精神文化协调并进的发展观所取代。我们以为，这种变化意味着历史的进步。

西方中世纪基督教道德对科技的扼杀则是出于对宗教教义的维护。我们知道宗教对世界 19

的认识来自主观的信仰，它并不追求客观真实并狂妄地强求追求客观真理的科学与其一致。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因此在宗教势力强大时，就出现了宗教以信仰和道德的名义扼杀科学的事。

应当承认，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有着不同的内驱力，它们各自关注的焦点也不同，这就决定了两者有着不同的现实目的。科学技术受人类好奇心的驱使、受实用目标的引导，追问物质世界“是什么”、探究物质的可控性方法。而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则以人的价值实现为终极目标、以全部文化价值为皈依，追问物对人的功用如何，利害如何，物的发展前景与人的发展前景关系如何。科学技术被物质世界外在客观性所规定，人文主义却以人为根本，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具有主观内在性，这诸多差异造成了这两大领域的各自独立。在这种情况下，对科学技术具有的纯粹客观性质的任何质疑，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的任何人文价值评价都变得难以接受。

但人类的道德理想并非必然与科学的宗旨相对立。道德建立的认知基础是人对周围世界和人自身境况和利益的理解，随着这种认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不断深化，人的道德信念和伦理原则规范的内容也在发生着演变。而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上取得的进展常常正是由科学进步所推动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应当说，科技的最终目的在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便人类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生存的主动权，这与人文关怀殊途同归，也使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在主流倾向上一致起来。所以，科学与伦理学尽管有其不同的研究动因和视角，更有其共同目标。

事实上，科技对社会文明的实际意义远不止于在物质形态上推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在推动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创建知识体系的活动中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进而科学技术对人类思维方法、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说对人类认识自己生存的宇宙环境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仅是日后重大天体认识的基础，也动摇了西方中世纪的神学理论，对人类价值观念的更新影响极为深远。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廓清了人类对生命发生和生物成长历程的认识，也使人重新确立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因此人们更乐于谈他的进化论所产生的摧毁宗教意识，重塑人类尊严的意义。再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对于重新认识人类自己，认识行为主体的自主能力和对人类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价都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而人对人口问题的科学分析则改变了在基督教道德影响下建立起来的生育观念，并影响到性观念。近代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的出现更使以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家族意识和传统家庭伦理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即使现代人不能从历史上的科技突破中感受到思想观念的震撼，即使我们因为不能亲身体验那些伟大发明的震撼力而弱化了对它的人文意义的理解，那么，我们今天也很难不从那些全新的科学技术突破中真切感受到它对人类的道德理念带来的巨大冲击。今天让人文主义思想家感到深切忧虑的克隆人的问题、人的本质的改变与丢失问题不正是从近代科技的领头羊基因工程中引发的吗？在世界舆论对克隆技术的一片反对声中，我们分明感到的是人类信仰与道德价值要求对科技运用加以控制的呼声，人们似乎感到失去道德控制的科技正驾着人类未来之船撞向冰山。尽管我们今天还很难判断基因工程的广泛应用带给人类的是喜是忧，但我们却不难预见它将动摇某些传统的道德信条，并带来一系列伦理学上的新观点。

科学的认知和技术应用带来的物质生活变化是如此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又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仅仅因为这一事实，就使得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产生了的联系，社会文化价值就具有了审视、评价和控 20

制科学技术运用和发展的要求和权力。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以古老的道德来限制现代科技的发展与运用，但我们认为，人类也应当从某种程度上的科学迷信中走出来。科学的精神首先是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的认知、技术的运用总是有着它的局限，人类的认识也总是在不断更新完善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因此，对科技运用中的正负双重效应我们也应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反过来，由于人类认知的过程总是相对的、变化的，因此人类的道德也随时准备依据科学发现来修正我们对人的本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同时调整我们对自然的态度与行为方式。我们相信，人类审视科技运用的道德眼光也必然是随人类认知力的进步而变化的。因为道德还具有超越现实的理想性，人类不仅要现实地认识自己，还要理想地设计自己，而理想设计的合理性也有赖于科学的认知。就道德的超越性来讲，应该是我们时刻警惕道德合理性的关键，如果人类放弃了科学的态度，道德也会变成魔鬼。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危险而放弃道德，因为放弃道德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事实上，人类反省自己的生存活动，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认识并解决科技运用面临的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环境作深远思考并取得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正是在科学家的启发下开始并深入的，科技活动中的道德价值审视最早也是科技工作者提出来的。无论是西方世界科技高歌猛进时代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们提出“增长的极限”，还是当代科学家提出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都得到了广泛的国际回应，这种对人类生产发展的科学合理的限制是每一个有道德良知的人也包括科技工作者都能理解并接受的。正是科学家关于技术滥用将会给人类生存带来灾难性的前景的预测，促成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生态伦理学的快速发展。伦理学从狭小的人群圈子，扩展到他的生存环境、宇宙自然，也是科学认知进步的结果。

可见科学精神与人文立场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相反，正是自然科学家首先提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携手作出对人类未来负责的选择，对科技活动进行道德审视的问题。柏林工业大学核物理学家齐门教授这样提出：“科学既然发展到目前的这种地步，它当然也可能被人用来作为毁灭世界的工具。因此，我们需要一门研究未来的学问，这一门学问根据推断人类社会在自然科学、应用科技、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趋势所观察到的事实，来作一预诊。如此可事先防范危险，并得以把握机会适时计划、采取负责的行动。??自然科学的研究必须和人文科学携手合作，??科学不应该是自身的目的，也不只是满足人类自然欲望的工具，更不单单是达到以科技为目标的方法。科学应当与合乎人性的价值体系以及行为原理相配合，而这些体系与原理应当容许一次又一次地严格检查与修正。”[5]

注释：

[1]. 《科学与战争的关系》，《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79年版，第56页。

[2]. 《科学作伪与社会调控》，炎冰、宋子良，《科学学研究》19xx年，第1期。

[3].《有良知的科学家》，《信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19xx年，第1期。

[4].《富兰克林自传》姚善友译，三联书店19xx年版，第167页。

[5]. 参看《科学与人类文明》齐门著，黄蕾译，《人.科学.技术》，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

第三节 工程伦理学的逻辑起点及其目标

我们已经讨论了建立一种探讨与工程实践相关联的道德问题的学科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由此必然引出对建立工程伦理学的可能性的探讨。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条件建立这样一种以科技应用和工程活动中提出的伦理课题为研究出发点和思考对象的伦理学科分支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面对的课题有着不同于一般职业道德命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而已经有一批的科技工作者和人文学者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一问题，并且已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21

当然，就我们的能力而言，目前要真正建构一套具有自足的逻辑体系的完整理论尚有一定的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便在于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大都缺乏研究这一课题所需要的合理知识结构，他们要么经过了伦理学研究的专门训练，却缺少有关现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知识与工程实践背景，要么有精深的科技研究背景和工程实践体会，却缺少系统的伦理学理论修养，并且，他们也只熟悉自己的专业领域，对其他工程学科所面临的问题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然而上述两者的交叉与整合正是完成这项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当前许多工程伦理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难题。尽管我们为两者间的彼此沟通与合作作出了努力，但是否能圆满解决这一问题尚有待检验。

一、工程伦理学的理论出发点

顾名思义，工程伦理学是以工程活动为对象以伦理现象为视角进行的系统研究和学术建构。显然，这是一项由两个相距较远的传统学科共同面对一个相互交叉的新领域展开的工作，因此首要的工作便是找到两个学科之间的结合点，亦即我们开展讨论的出发点。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下工程的涵义。尽管人们对“工程”这个概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定义，但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简单地说，工程是人类将基础科学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创造出具有使用价值的人工产品或技术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这样的工程概念至少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它必须包含技术的应用，即将科学认知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二是它应当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生产性活动，其宗旨是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

换句话说，工程活动就是把科技的理论力量转换为实际物质力量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直接利用科技力量改变人类生活的过程。这种活动需要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运用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的创造。毋庸质疑，这样的活动早在人类文明产生之初便开始了，但工程的概念却是在工业革命兴起，此类生产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组织之后才产生的。传统的工程概念主要应用在建筑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电力工程、通讯工程、机械工程、能源工程等需要大规模集约化劳动的领域。随着本世纪人类的生产方式趋于多样化和许多新技术领域的出现，工程概念的应用范围也日益扩大，出现了系统工程、管理工程、医药工程、信息工程、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网络工程、绿色环保工程乃至农业工程等新的概念。但人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大多关注其技术应用的意义，而往往忽视它作为有组织的社会化的综合性的生产活动的性质。例如美国工业工程师学会（AIIE）19xx年对工业工程提出了如下定义：“工业工程是关于人员、物料和设备等整体系统的设计、改良与装置的一门科学。它利用数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特殊知识和技巧，并应用工程分析及设计原理和方法，对于上述系统的可能得到的绩效，予以规定、预测和评估。”[1]

直到本世纪80年代以后，国外才有人提出了“大工程观”，把工程作为一项具有社会化、综合化和整体性的生产活动来加以思考。

所谓大工程观就是要求把工程实践看作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运作体系，它不仅涉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有效应用，还包含着组织管理、协调、经济核算等基本要素，并将产生直接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必须协调环境、社会、政治、法律、文化等多种因素才能付诸实施。这种观念认为：一项工程是否具有可行性及其最终的成败不单取决于技术因素，还取决于多种非技术因素。例如工程的经济效益、工程可能对公众利益产生的影响、工程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它的安全可靠程度及对工人的劳动保护措施、与该地区文化等社会因 22

素的兼容性、对施工所在地居民的影响及安置方案、是否与有关法律相抵触等。所有这些背景性因素都应当进入工程师的视野，并得到综合考虑。无怪美国学者J.波多格纳要说“工程师在组织化社会中的基本作用是一种整合作用，工程师的作用是构建整体”。

正是在大工程观念的影响下，美国工业工程师学会在19xx年重新定义了工业工程概念。它明确提出：“工业工程被认为是一个领导的专业，其从业人员从规划、设计、装置与管理，整合生产与服务系统并且保证其绩效、可靠度、维护性、时程及成本控制。这些系统在本质上也许是社会科技的，并且结合人员、资讯、设备、制程及能源，应用于产品或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这个专业采用以下的目标如获利性、效益性、效率性、应用性、品管，及不断的改善于产品及服务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人文、社会科学（包含经济学）、电脑科学、基础科学、管理科学有效的沟通技巧，以及个体行为、数学、统计、组织、及伦理的观念都将用来达成上述之目标。”[2]这一定义较之原有的定义，显然突出强调了工程的社会性、综合性和价值性特征。

根据这些对工程活动的新理解，也许我们可以对现代工程的特征有一个更为系统深入的把握。它们是：

一、工程是科技改变人类生活、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决定人类前途命运

的具体而重大的社会经济、科技活动，通过工程活动改变物质世界。换句话说，工程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实施阶段，是社会组织的物质文明的创造活动。科技的特征和专业的特征是工程的本质基础。

二、工程活动能够最快最集中地将科学技术成果运用于社会生产，并对

人类社会产生巨大而广泛的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也是社会文化、道德的。这就形成了工程的价值特征。

三、工程活动历来就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规模大、涉及的因素多。尤其

是现代社会进行的大型工程都具有：多种基础理论学科交叉、复杂技术综合运用、众多社会组织部门和复杂的社会管理系统纵横交织、复杂的从业者个性特征的参与、广泛的社会时代影响等因素的综合运作的特点。

按照这样的大工程观念，对于一个工程项目的道德审视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伦理学的固有研究领域正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的转变，它又将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因此，工程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对于工程与社会、工程与人、工程与环境关系的思考和处理，便应当是工程伦理学所要面对的课题。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工程同与它联系密切的基础科学研究做一个比较。我们认为，在科学面对认识客体，不计功利的探究“是什么”、“怎么样”的纯粹认知阶段上，道德似乎很难去限制科学应该探究什么，不应该探究什么。人类生存的奥秘和未来发展的一切可能性都要靠科学去探究。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是开辟人类未来的先锋，甚至我们企图对科学进行评价的人类道德价值本身的合理性也依赖于科学认知的增长。而无拘无束的自由探索乃是科学的生命。因此除了研究手段和实验对象要受到道德约束之外，科学研究一般是没有禁区的。但工程是研究成果通过技术的转化进入到应用阶段的产物，它将直接作用于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可能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前途命运。因而工程作为科技运用活动是与人类现实的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直接体现科技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活动。这正是我们认为应该用道德价值对工程进行评价并加以控制的 23

理由。

现代工程活动使工程师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工程自身的技术复杂性和社会联系性，必然要求工程技术人员不仅精通技术业务，能够创造性地解决有关专业的技术难题，还要善于管理和协调，处理好与工程活动相关联的各种关系。最重要的是，工程活动对社会对环境越来越大的影响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打破技术眼光的局限，对工程活动的全面社会意义和长远社会影响建立自觉的认识，承担起全部社会责任。因此，现代大工程意识要求工程师除具备技术能力外，还必须具备在利益冲突、道义与功利矛盾时作出道德选择的能力，除对工程进行经济价值和技术价值判断外，还必须对工程进行道德价值判断;除具备专业技术素养外，还应具备道德素养；除了对雇主负责外，还要对社会公众、对环境以及人类未来负责。

传统的以群己关系和自我修养为中心的伦理观已经不能解决科技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所面临的由现代科学技术活动提出的现实伦理问题，而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又会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为此，早在本世纪80年代，美国工程和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便明确要求凡欲通过鉴定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内容。19xx年推出的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的修订本也包含了工程伦理的内容。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工业发达国家的各类工程专业组织也都制定了本专业的伦理规范，并规定：认同、接受、履行工程专业的伦理规范是成为专业工程师的必要条件。[3]到90年代中期，台湾的工程界和教育界也把工程伦理素养作为工程师必备的专业素养的一部分，并在高校中开设了工程伦理课程。但迄今为止，系统的工程伦理研究在中国大陆还刚刚起步。

这便是我们建立自己的工程伦理学的认识前提和理论出发点。

二、工程伦理学的研究目标与理论架构

工程伦理学的目标是帮助那些将要面对工程决策、工程设计施工和工程项目管理的人们建立起明确的社会责任意识、社会价值眼光和对工程综合效应的道德敏感，以使他们在职业活动中能够清醒地面对各种利益与价值的矛盾，作出符合人类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判断和抉择，并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与踏实的敬业精神为社会创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工程伦理学必须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探讨的主要课题和学术方法有准确的定位。

首先我们把工程伦理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学科看待。也就是说，它的着眼点不是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而是具体地探讨和解决工程实践中提出的道德课题。例如，应当以什么样的原则为立足点对工程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道德审视？如何考察一个工程项目可能对社会和自然环境产生的不良后果或文化价值？在某一工程学科领域已经面临的道德问题有哪些，应当如何解决？当一项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工程决策与工程师的道德信念发生冲突时，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等等。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和思路可以遵循，但往往又因不同个案具体情况的差异使人难于作出简单一律的判断。这种需要针对具体情况开展个案研究。

然而，我们既然要将工程伦理学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分支和文理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就不能不寻求建立它的理论基础和逻辑结构，并保证其科学性。鉴于前述的理由，这又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也许正因为此，在工程伦理研究起步较早的美国、欧洲和台湾，我们也还没有看到有较大影响的系统理论出现。当然这只是就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工程伦理而言，实际上，在国内外针对专门工程学科领域的道德思考和伦理学研究早已取得进展，并已出现 24

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学之类，所有这些都为工程伦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那么，就让我们勉为其难地进行一次尝试。我们期望通过对工程伦理的探讨完成四个方面的任务：第一、让科技工作者充分认识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建立起全面的社会责任意识，使他们在追求发现、发明和改造自然的同时，关心它们对人类前途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能够正确地面对工程活动各阶段的复杂矛盾，作出清醒的道德判断和负责任的选择。第二、对现代工程活动应当遵循的游戏规则进行探讨，找出一些基本的关系和容易发生利益冲突的焦点，以期提供一组能够对工程的价值属性进行自我评价或社会评价与监督的准则与尺度。第三、尝试建构一个工程伦理学的思维框架，在确立基本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科技工作者个人的工作道德规范。第四、希望通过对工程科技运用中发生的道德问题的分析，引导人们关注科技的应用，让更多的人们建立起关心我们生存的环境、关心人类共同利益，并自觉为之约束自己行动的意识。

作为初步的探讨，我们试图将工程伦理研究归纳为对工程活动中面临的价值危机及其根源的反省、工程伦理基本原则、不同工程领域的道德问题研究和案例探讨，对工程过程的伦理审视、以及工程师道德规范五个主要部分。其基本内容如下：

第一节 对工程活动的价值审视：通过对工程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各阶段面临的价值冲突和道德问题的初步扫描，引起对工程活动中伦理课题的关注与思索。

第二节 工程伦理的基本原则：这一部分将在探讨工程伦理原则与一般伦理原则及传统伦理原则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对工程实践中的价值选择具有约束力和共通性的指导原则。这是建立工程伦理体系的核心或基础。

第三节 典型工程领域的道德课题探讨：以某些应用范围较广、社会影响面大的具体工程学科如土建工程、环境工程、生物工程、网络工程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分析，深入探讨特定的工程领域正在面临的道德课题及其解决的前景，以期引起科技工作者的警惕。

第四节 对工程过程的伦理审视：重点探讨在一般工程环节的运作中进行道德审视与约束的内容。诸如工程和科技运用的目标、方法的社会影响及工程价值与社会伦理价值的关系，如何在工程决策、设计和实施的各个环节中坚持伦理立场，在面对项目选择问题、质量问题、安全问题、成本问题、污染问题等重大抉择时，充分考虑作为有良知的科技工作者对公众的健康、对人类生存环境、对子孙后代发展、对国家、雇主和消费大众所负有的伦理义务与责任，进而处理好工程合作中的各种关系。

第五节 工程师职业道德素质与规范：在充分总结工程活动的道德要求和科技工作者道德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工程师及其他技术工作者应具备的伦理素养和道德规范。

不难看出，上述四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非依据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的结构框架，而是试图遵循实践原则，力求结合非哲学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或理工科学生在接触和思考伦理问题时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充分体现出本项研究应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工程伦理的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工程伦理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现实性很强的课题，因此，这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应与传统的 25

伦理学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首先，这将是一项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我们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和结论，大多不是来自理当如此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对大量真实案例的分析与总结。因此，重视例证和对工程实践中提出的真问题的讨论将成为本学科的特色。这其实也是海外同类学科研究的共同点，当然也许正是基于此，我们才迄今尚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工程伦理理论。若用于教学，我们还主张补充一些真实的或模拟的案例，引导学习者参与探讨和辩论，以增强他们的问题意识和面对复杂因素进行具体分析、综合，进而作出正确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其次，由于工程伦理面对的问题往往来自不同的科技领域，这无论对于工程出身还是哲学出身的研究者都是一个难题。因此我们主张开展多学科配合的交叉研究，从不同的工程领域搜集和提出问题，共同探讨解答的方案，这不仅可以将研究引向深入，还将有利于整理出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共同原则和方法。事实上，在海外高校开展的工程伦理教育中，也常常采用由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多位教师共同担任一门课程的模式。

其三，我们并不放弃总结工程伦理学的基本原则规范，争取建构工程伦理体系的企图。虽然我们目前提供的这个基本框架还很粗陋，但我们仍不惜抛砖引玉，并愿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使之不断充实和完善。同时也期望得到更多有志于此项事业的工程界专家和伦理学界同行的批评和协作。

总而言之，本研究将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寻找突破口，争取建立一种贴近现实的、有更强针对性的实践伦理研究方式，使工程伦理学早日成为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树立道德意识的导航仪。

注释：

[1]. 胡黄德 在台湾元智大学举办的“第八届通识教师研习营”上的报告，19xx年7月。

[2]. 胡黄德 在台湾元智大学举办的“第八届通识教师研习营”上的报告，19xx年7月。

[3]. 董小燕《美国工程伦理教育兴起的背景及其发展现状》上海高教研究19xx年，第3期。 26

第二章 工程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与价值选择

工程伦理的出发点是探讨工程技术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对雇主、对公众、对环境、对社会、对未来所负有的责任，此中核心的课题便是当利益与责任、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现实需要与长远的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如何作出的正确的判断和抉择。 为什么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工程活动会与谋求人类根本利益的价值目标发生矛盾呢？因为一切工程活动说到底都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的评价尺度主要是由产量、产值、效益等经济技术指标构成的，它的成功标准是最大限度的获取经济效益，然而，当这种利益的获取与众多的因素相交错，并需要以牺牲其他的利益作为代价时，你就必然面临着选择。在不同类型的工程活动中产生利益冲突的因素是各不相同的，承担价值选择责任的主体也不尽相同，但应当说无论那种类型的工程，作为工程的技术承担者和方案设计者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现代大工程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包括技术的复杂性、组织的复杂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其中可能包含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如工程项目的所有者或投资人，工程实施的承担者、组织者，产品设计者、施工生产者、工程成果的受益者或产品消费者以及生活受到工程活动影响的人。公正地协调好不同利益集团的合理利益要求，也是工程伦理的课题之一。

本章首先要讨论的是一般的工程环节中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因素，以及科技工作者作出选择的必要性与艰巨性，以便使读者一开始就站在抉择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

第一节 工程项目抉择中的价值追问

由于工程项目的目标及实施过程的复杂性，它的实际社会效应远不象一般工程决策者和设计者们预想的那样单纯。大多数工程不仅包含着直接的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政治社会价值，也会渗透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价值，反映出工程建设者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倘若没有着眼于社会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的正确的道德信念的引导，这些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价值不但可能得不到实现，甚至有可能改变方向，给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损害。可是，真正要对工程进行道德审视却又是一件十分严肃而又十分困难的事，并且，对于当事人而言，道德的价值评价往往会因为工程的经济价值和科技价值而变得无足轻重，或因为工程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而变得无从下手。例如，生物、化学武器的研制和使用多数人认为是反人类、不道德的，但不少国家仍有科学家为了自己国家的政治需要而从事此项工作。因此，对工程活动的道德审视需要针对不同性质工程活动的特征，不能脱离它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一定时期科学以及生产力的实际状况，但又要避免以各种急功近利的现实要求为托辞来任意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甚至否定对工程活动进行道德约束的合法性。

一、对工程进行道德考察的认识前提

前苏联科学院生物有机化学研究所主任尤里. 沃夫钦里柯夫在《科学与道德》一文中写道：“科学向物质之迷的渗入已经到达了这样的程度：它极度危险地为整个星球以军事为目标的新发现指出了方向。科学家必须对自己时代的意识形态问题有精深的了解。不肩负起这样的使命，那么对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都会失去判别，也都会失去意义。”差不多在五个世纪前，著名的《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就写道：“科学没有良心就意味着毁灭。”[1]过去，人们容易接受科学家只管发明创造， 用不着了解自己时代的意识 27

形态和道德价值的观点，就象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在科学领域中，只有把全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才会有“人格”。[2] 但如果我们了解下面这些数字，我们就会知道韦伯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具有一致的忧虑，会以道德的名义质疑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工程技术实施目的的合理性。19xx年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举行了阿根廷科学家大会，会议指出：科学家们每年差不多有200 万个小时用在破坏这个星球的工作上，其中世界上有30％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从事着以军事为目的的研究和开发。为了使科技工作者意识到人类科技活动中日益增多的道德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科学家誓言。誓言说：“在缺乏伦理控制的情况下，必须意识到，科学和它的产物可能损害社会及它的未来，为此我宣誓保证：我决不会仅仅为了报酬或声望将自己的科学能力受雇于人，也决不会为了宣传雇主或政治领导人去这样做，而只能是出自于我的个人信念和社会责任，它们基于我个人的知识以及对环境和我的工作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关心，因此我所承担的科学或技术纯粹只用于谋求社会与和平的最佳利益。”[3]应当说，这一誓言作为标志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实际约束力，因为它向我们表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已经准备担负自己的责任。正如美国学者保罗所说：“科学家代表着人类知识的所有方面，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因此他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的一般特征，应该关心自己工作的后果，”[4]毋须置疑，无论科学家还是工程师都应该以满足社会的合理需要和整体利益为其工作的根本目的。

科学家、工程师工作目标的道德意义因为科技运用的复杂影响而被提出，同样，社会对技术应用和工程实施目标进行道德审视的要求也因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被提出。这是由于人类的行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它的自主性与自觉性。人类特有的理性能够帮助人们综合价值判断和实际需要来调整行为目标，并自主地选择行为手段，通过一系列的步骤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此，在目标设定和手段选择中将充分表现出行为主体的道德倾向和人格形象；行为者自主的行为活动决定他必须为他的行为后果承担全部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因此，道德主体的确立，独立的责任意识的出现是至关重要的，是道德意识产生的根基。这也是作为规范体系的道德与法律的不同点，法律通过外在于行为主体的法规，通过强制性手段迫使人们行为不逾距，而道德则是依靠内心信念和人的自我反省这一心中的法达到控制社会行为的目的。不仅道德个体的简单行为是如此，人类社会有组织地进行的复杂的行为──工程活动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对工程行为的道德监督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而只能以当事者自觉反省为主要方式。因此，对工程项目选择进行道德审视的任务只能必然地落到直接为工程行为负责的道德主体——承担项目组织和设计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身上。

当然，人类的工程活动从性质上看毕竟不同于社会慈善活动，要求每一项工程都把道德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显然是不合理也不现实的，同样我们也不可能要求科技工作者时时刻刻把道德审视作为自己的工作中心，我们所希望的是每一位工程师都建立起对社会负责的道德意识，并且坚持以这样的意识去关注或检验自己工作的后果,努力避免或尽可能减低工程的负面效应，并自觉抵制那些违背人类正义或危害公众利益的所谓科技开发应用研究和工程建设项目。这就要求工程伦理学始终将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重心放在唤起工程师的道德信念和社会良心上。

二 、对工程建设目标的伦理审视

一般来说，一项工程活动的目标定位与实施手段的选择最能反映出工程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工程伦理审视的主要着眼点。在这里，我们首先讨论有可能影响工程目标定位的价值因素。 28

对工程目标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在于工程的目标不可能是单纯的，工程项目的确定不仅受到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现实需要的左右，还要受到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的制约；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背景的制约；例如，在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求它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工业建设，恐怕就很难得到政府和民众的认同。但如果这个国家和地区的公众对这些工业项目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清醒的认识和长远的眼光，他们就会在确定建设项目的同时充分考虑采取防范措施，尽可能控制和减轻工程的消极影响。当然这又可能带来另一方面的问题，如考虑环保措施必然会增加工程成本，这又可能使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于是决策者不得不作出选择和取舍。对工程项目利弊的判断有时还受到人类认知水平和科技发展状况的限制，对一项工程可能产生的综合的和长远的效应在一个相对初级的认知阶段上常常会难以作出准确的预测，尤其可能被非专业的公众忽视。

任何一个工程立项，首先都是从实际需要出发，确立一个解决具体经济或社会问题的实际目标。这一实际目标既是一系列技术设计的指导思想，也由技术设计所体现并实现。但技术设计只不过是在图纸上制订出可操作的方案，而工程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让纸上方案变为物质现实的多种因素的参与，诸如经费投入、工程组织，人力、物力与信息的有效流转、协调等管理手段。也就是说工程目标实现的过程，既是技术活动、管理活动的过程，也是经济活动、资源合理配置的过程。诸多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管理手段、技术运用等因素参与其中，反过来也使工程活动设立的原初目标受制于其中。这样，由于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工程目标的确定就可能受限于特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不能不更多地考虑实际的狭隘的短期的效益，而忽视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目标和社会发展的平等、公正规则。或者，工程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也可能会因为某些社会因素的不支持或条件不具备而难以实现或产生扭曲。例如：农药、化肥的制造和使用，对于抑制病害虫的生长，促进农业增产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它也可能对牲畜和人有危害，对土壤的结构有破坏作用，它还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对生态有极大的破坏。长远地看，也许它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不能与它所带来的损失和危害相比，而人类的认知能力却不能及时地认识这一切。但现实地看，大规模现代农业生产又很难离开化肥、农药，否则将难以获得正常的收成，也难以养活与日俱增的人口。现阶段科技也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现实需求与长远利益的矛盾也使得工程目标的道德纯粹性变得不可能。因此，以绝对的道德至上原则来处理工程问题恐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工程项目论证与决策的阶段，有几个重要因素是必须受到道德审视与约束的，因为它们都直接影响到工程造福社会、造福公众的终极目标。

第一， 安全因素。不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一切工程项目都必须尊重的前提。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例如，在国家和民族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的当今世界，武器的研制是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的，也是保卫人民安全所必需的。但核武器、生物、化学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仅可以杀伤战场上敌对的军事目标，而且会殃及平民，并且会给地球的环境造成长期的危害，进而危及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命。因此，这类武器的生产和使用显然是违背人类共同利益的不道德行为。然而，尽管国际间签定了各种限制性公约，此类武器的研制却仍然屡禁不止，且有蔓延的趋势。此中，既有为了打破垄断，保卫自身安全而被迫进行的，例如中国在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发展核武器，对以武力相威胁的世界霸权起到了一定制衡的作用。也有不顾道义为所欲为的，例如二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研制并使用细菌武器，摧残了众多无辜平民的生命和健康。多伦多约克大学的两名历史学家在最近出版的题为《美国与生物战：来自冷战初期的秘密》的书中揭露，二战期间美国在加拿大秘密研究生物武器，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是美国在中国和朝鲜使用过生物武器。此外，1999 29

年4月一名伊拉克叛逃者称， 萨达姆手上掌握有一种“能够使城市97％的生命毁灭”的病毒──西尼罗河病毒。[5]所有这些，都应是有良知的科技工作者所不耻的行为。

有可能威胁公众安全的另一类工程是有可能发生灾难性事故或严重环境污染的工程，如核能利用，大型化学工业等，此类工程在决策阶段就必须制定好趋利避害的有效措施。如远离人群集中的大城市等。第三类是可能危及劳动者安全的工程，亦即工程本身的安全问题。如各类矿产开掘，其前提应是拥有可靠的安全保障措施。而目前中国各地事故层出不穷乡镇小煤窑大都是在缺少基本安全保障措施的简陋条件下上马的，这种对人的生命不负责任的所谓工程，正应当受到工程伦理的谴责与约束。

第二， 环境因素。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是现代工业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最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像58年大炼钢铁那样的环境灾难可能是在人们缺少认识的背景下造成的，那么我们今天在每一项工程目标认定之际，都不能不认真面对这一问题。然而，控制污染问题对多数工程而言是一项需要大量投入，却无法获得利润的赔本买卖，因此，往往被工程决策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例如，80年代我国率先富起来的农民兄弟从经营自己的责任田开始转向依靠技术发展家庭养殖业和加工工业生产。随之而来的是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遍地开花，很快便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然而由于早期乡镇企业资金有限，技术力量不足，生产规模小、设备差，许多乡镇企业还停留在粗放型生产经营阶段。他们靠着对资源的浪费性开采和不计环境成本的生产手段，攫取利润。而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的损失实际地存在着，并被转嫁给社会和国家。99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公布：仅大气污染一项全国每年损失1100多亿元，如果加上水污染、荒漠化等生态破坏，受到损失的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企业赢利，国家治污，这显然是有悖于工程伦理的；一个小小的造纸厂毁掉一条河的事比比皆是，而要想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却是十个造纸厂挣的钱也不够，这不仅在经济上不合算，也不符合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因为工程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而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健康和利益，更是金钱也难以挽回的危害。但此类企业不仅仍在生产，而且还在发展滞后的地区新建。事实上不仅乡镇企业这类经济实力较差的企业无力承担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就是一些中型企业也难以完全适应社会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例如：较为突出的农药残留问题，国家早已禁用号称世纪三毒的DDT等农药，但还有厂家非法生产，还有农民非法使用，使我国农畜产品污染严重。据农业部环保研监所调查，我国24个省市农畜产品污染物残留超标率达18.5％。蛋类和蔬菜类受污染超过国家卫生标准分别为33.1％和22.15％，严重影响了国民的身体健康，污染残留物就包括DDT。[6]

第三，地区布局因素：当一项工程能够为社会赢得巨大利益或由于更为现实而紧迫的需要使我们不得不冒一定风险时，为工程实施选择合理适当的区域布局就成为一种道德抉择。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尊重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平等权利的道德立场，它通常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利益冲突背景下的目标抉择。一是对于一些有安全风险和污染危害的工程项目，究竟应当建在什么地区？由谁来承受危险？一般的选择是尽可能建在影响或危害程度相对较小的地区，例如核实验场通常都设在人烟稀少的沙漠中。然而，有时决策者出于成本、效益以及民族本位等其他因素的考虑，便不负责任地把高风险高污染或缺少安全保障的工程项目转移到别国或贫穷落后的地区。例如美国、法国等核大国多采取在本土以外的地区处理核废料，美国在世界各大洲都埋有核废料。一些发达国家新药开发的人体试验首先在非洲进行。美国控股的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公司之一“联合碳化物公司”将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大农药厂设在印度博帕尔。结果19xx年12月3日该厂剧毒物泄漏造成毒气灾难，事故死亡三千人，二十万人受伤，很多人从此失明。这个城市的名字由此成为大意地对待危险化学制品的代名词。 30

[7]这种不是设法消除危害而只是转嫁危险的方式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世界各地的人民应当享有平等的生存权。

当然，也有与此相反的情况，即由于好大喜功或地区本位等因素的考虑，将本应远离人群聚居区的污染源，或是危险源工程建造在中心城市。例如，在今天的中国，许多工程不仅意味着获取经济利益的机会、也是获得个人荣誉、成就感和政绩的机会，因而有不讲科学态度也不考虑道德审视的所谓的政治工程、首长工程、献礼工程，它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则可能被工程的上至决策者、管理者，下到设计者、实施者所忽略甚至歪曲。也许它所引导的价值既指向财富或权力的创造，也导向不惜成本、不计代价、甚至不择手段的短期行为。

另一种情况是关系到有利可图的工程项目的布局，将高技术高效益的工程据为己有，而将技术过时，设备落后，劳动强度大、效益低下的工程与制造业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是一种不平等的价值观，还有人提出知识经济将使世界划分为头脑国家、肢体国家的说法，显然剥夺了一部分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应当享有的发展权，这显然也是工程伦理审视的对象。这之中包含着技术应用、经济发展与世界环境、人类未来的道德责任问题，也包含着地域间、民族间的平等发展的权利与社会公正问题。

在国内，存在着经济实力较弱的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和亏损的国有企业与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资金雄厚的外资企业的平衡发展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平等发展的问题。

第四，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由于工程活动就其性质而言主要的是经济建设活动，而经济活动首先是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的，它要求通过技术的实施来实现物质财富的迅速增长。因此，效益优先是它的主导原则，急功近利是它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但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经济效益的获取有时是以牺牲人类长远利益为代价的。例如，许多地区资源的过量开采已经造成了生态危机。这就要求决策者应该具有全局的观念和长远的观念。例如：发展工业能不能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以牺牲渔业、林木业为代价；经济的发展能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今天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子孙的发展机会为代价。

19xx年全美大学开展了针对环境问题的“地球日”讨论，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与民间企业协作，共同推进“新的目的意识”，开始了对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的反省。它要求确保健全的经济，应付急剧增加的能源不足和公害威胁，提高生活素质。19xx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名为《对科学、经济增长社会的新透视》的报告中，强调“经济增长不能作为最充分的共同目的”，应该把科技政策的重点目标放在提高社会福利和生活素质上....。[8]然而我们又不可能因此而放弃发展的要求，尤其是一些百姓的温饱尚待解决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仍然是第一位的要求。在社会急需以科技手段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为科技而科技，为经济而经济的现象是普遍的，也很难得到有效控制的。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基本的目标，他们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未来作为代价。但这种代价的影响却往往超出当事者的生存空间，成为整个地球和人类的隐患。为此，世界各国正在谋求建立一系列共同的公约，来确认一些基本的道德约束。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技术基础的差异，以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点不同，很难提出一个统一的具体标准。例如全球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就涉及到发展的权力、民族间的公正等等因素。

美国副总统戈尔在他的《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一书中讲到19xx年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被称为“地球首脑会议”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情形，这 31

个的世界环保会议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分歧而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戈尔批评当时的布什政府坚持工业国家不就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态度，直接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也拒绝就保护他们本国领土之内濒危雨林和其他脆弱的生态系统而建立一个国际公约的谈判。事实上，他们原来是愿意就签署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进行谈判的。双方为自己的利益不让步，工业国家经济继续吐出废气，发展中国家却继续从热带雨的开发中获取经济利益，[9] 而世界的生态环境却在日益恶化。在工业国家，尤其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内都有统一的环保法规，但在国际上却正相反，共识易于建立而公约则难以建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同集团间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各不相同，利益的平衡点很难找到。

然而我们却不能放弃这样的努力，因为我们生存的地球早已是满目疮痍，再也经受不起无节制开发的摧残了！目前国际间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实质上就是要寻找并保持这样一个平衡点。

三 、工程方案评估中的利益权衡

前面在讲到工程定义时，我们强调了工程是用科技手段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追求利益和效益是工程活动区别于纯科学活动的标志。任何工程都是为人做的，任何工程也都是由人做的。在工程活动中，人是首要因素。但问题是社会中的人群都有着不同的利益倾向，不同的人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而任何一个工程又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利益周延。这正是工程项目的目标设定和工程方案选择过程中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们对工程项目决策进行道德审视时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一般工程决策阶段中形成的利益关系通常包括：项目投资者与公众的利益矛盾、工程受益者与受波及者的利益冲突、不同的投标人（方案设计者和施工承担者）之间的利益竞争。权衡这些利益关系在工程方案中是否得到合理的体现应是项目决策阶段伦理审视的重要视角之一，而涉及价值判断和评价的主要有以下诸项因素。

第一，人权因素。从工程是为人的角度说，任何一项工程的实施都会给社会的部分人群带来直接的益处，也可能使更多的人从工程的长远效用中间接受益，但同时，往往难免因为工程的实施而侵害到另一些人的利益。象道德主义要求的那样以不伤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去获得自己的利益的情况，在实际的工程建设中十分不容易做到。过去我们在处理这类利益关系时，通常是以集体主义的原则来向工程涉及的对象提出要求的，即个人服从国家，局部服从整体。那么，为国家建设牺牲个人利益是光荣、高尚、道德的。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中国的这一道德传统具有的伟大的历史作用和令人骄傲的强大凝聚力，它可以让国人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万众一心保持民族的独立与尊严。但是我们还注意到，正是民众毫无保留地听从召唤，毫无保留地作出牺牲，使一些重大的工程决策得不到应有的社会监督和必要的道德审视，从而导致决策的轻率和失误，给一部分人的利益带来无端的损失。甚至使一些以造福一方民众为目标的工程，在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后，仍没有造福一方的社会效果。例如，50年代为建设黄河上的三门峽水库而实施的数十万人的大移民即是一例。

世界银行的社会学和社会政策高级顾问迈克尔.M. 塞尼教授在他《把人放在首位──投资项目社会分析》一书中，讲明了他的工程社会学观点，即：任何工程都只能以造福于民为目标。他当然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地困难，但他认为工程应当对它所侵害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所补偿，以使工程所涉及的所有人都能从中获利。应当说，这一出发点跟工程伦理 32

的立场相一致。它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一部分人放弃自己的利益？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合理性是什么？如果工程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福泽为目标，那么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人人都具有享受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利，就没有理由要求牺牲部分人的利益。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要求每一项具体的工程都以满足所有人的利益为前提，不仅象我们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很难做到，在发达国家也不能完全做到。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人们也采用功利计算的办法，这实际上类似我们通常说的大局观念和长远观念。也就是说，多数人的幸福和利益与少数人的幸福和利益、长远的幸福和利益与暂时的幸福和利益相比，我们应该能做出价值评估。所不同的是，西方道德看重个人权利，并不要求少数人为多数人作出牺牲，他们要求凡是因为工程建设利益受到侵害的集团或个人应该在得到有效的补偿，补偿的合理界限是这些人的生活水准只能较工程实施前有所提高，而不能有任何的下降。我们不能因为要做一件造福于某一人群的事而损害另一人群的利益，也不能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任意损害个别人的权益。当然，我们更不能一边创造一边破坏。

我们认为，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更应成为衡量工程方案利弊的重要标准。我们假设一切工程的目的都是为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于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人民，社会公众从工程建设中直接或间接地享受到福泽。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每个人的财产、生活方式也都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从这样的原则立场出发，制订一项工程方案的合理前提便是，受到影响的一部分是少数，得利的部分是绝大多数，并且少数人的损失是能够得到有效补偿的；同时，损失只是眼前的短暂的，三个方面的要求缺一不可。正因为此，我们才能评价工程项目的道德性质，考察它是否有违这样的原则，考察它是否在实施过程中偏离善良公正的功利轨道。但在现实中，由于技术方面、管理方面或工程实施手段、方式上的问题都可以使目标偏离原初的方向，也增加了我们对目标考察和评价带来困难。

第二，成本与效益因素。创造经济效益是工程活动无可厚非的合理目标之一，也是大多数工程活动的基本着眼点，而成本控制是实现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工程的投资方或产权拥有者总会要求千方百计降低工程造价和生产成本，以增加效益，每一项工程的设计方案也都会充分考虑合理的成本核算。然而，为了降低成本而人为的削减工程的必要投资，致使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一些消除污染、保护环境的必要配套设施不能到位，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施工安全得不到应有保障等违反工程道德的现象在工程实践中屡有发生，压低成本的动机已经成为导致很多工程负效应产生的根源。不少施工单位仅仅把工程建设作为自己利益获得的机会，只在争取项目上下功夫，而在管理上、设计上、技术的使用上、用料上尽可能的降低要求以获取赢利。降低成本的含义被解释为使用劣质材料、使用技术差、设备差的廉价施工队伍。这样目标与手段也就达到了一致，不过是用卑劣的手段达到获取私利的卑劣目标。因此，在工程立项论证和设计及投标方案选择过程中，确保工程的合理成本投入应当成为决策过程中伦理审视关注的重点之一。

此外，对影响重大的工程项目进行价值评估和论证时，还应考虑另一类成本因素——工程对生态、环境、及人文遗产等可能带来的直接或潜在的影响。由于人类自身对经济发展要求、运行方式理解的局限，对经济规律认识的局限也可能造成制定和选择工程方案时眼光的狭隘。例如：传统的经济学家通常将经济生产的过程解释为：投入、产出、效益、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等一个理论化、数据化的过程，他们的经济理论经常是在理论定义、概念的环境中运行的，而不是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运行，因此在传统经济学家的技术经济理论中是不计生态成本和环境成本的，他们只以生产需求造成的资源的稀缺程度来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 33

而不计自然资源自身存在的生态价值，物种价值。据中国林科院对海南天然林长达17年的观测研究，森林生态价值是木材价值的7倍。[10]总之，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排斥了生态、环境成本，也就拒绝了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初也因为占了世界生态环境的便宜而迅速发展，当然他们自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生态环境的问题在全球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渐显著，本世纪出现的生态经济学开始对以往倍受人们尊敬的传统经济学发起挑战，他们要求还生产过程的实际面目，将生产置于它的实际运行环境中，考虑它产生的环境影响。对经济活动的这一新观念在西方已经得到承认，在国内不计生态成本的经济发展也已经有出台的法规加以遏止，在这方面也应该逐渐建立起道德批评的原则。

第三，公正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工程活动并不是单纯的技术应用的实践，而是需要组织众多社会因素和人力物力共同参与的大规模生产活动。由于工程实施对社会的影响是广泛而长期的，因此大型工程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大都采用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以求征集并选择最佳方案和最有能力的队伍来完成工程任务。然而，在对投标方案进行评选的实际操作中，金钱交易、人情因素、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小团体利益的本位观念等等因素干扰公正评价的案例时有发生，致使许多工程不能采用真正优秀的方案，不仅影响工程的质量效益，也给整个社会和子孙后代留下一桩桩遗憾。这使我们不能不呼唤工程决策者和科技工作者一起来捍卫工程造福社会目标的纯洁性。

第四，知识产权问题。对于工程的承担者而言，工程的生命力和魅力都在于创造。但对于以牟利为宗旨的企业家和商人而言，却希望迎合消费者的趋同和追求时尚的心理，生产已经被市场和社会接受的产品，以减少风险，并求得更大利润。这也许便是假冒和仿制产品充斥市场的内在根源。是不负责任地随意侵权，还是立足于自己开拓和创造，这无疑是对工程师的道德素养的又一项严峻考验。

综上所述，对工程项目的立项基础和实施方案进行价值追问是对工程进行道德审视的重要环节，也是工程技术人员代表社会对工程实施监督控制的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帮助科技工作者建立起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能够自觉担负起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道义使命，正是工程伦理学要解决的课题。

注:

[1].《21世纪的人道主义》「美国」保罗.库尔兹编，东方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1页、第2页。

[2].《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著，华夏出版社19xx年1月第10页。

[3].《21世纪的人道主义》「美国」保罗.库尔兹编，东方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4-5页。

[4].《21世纪的人道主义》「美国」保罗.库尔兹编，东方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5页。

[5].《参考消息》19xx年11月20日。

[6].《我国农畜产品污染触目惊心》曹甫根，《生活与健康报》19xx年10月8日。

[7].《世纪劫难――20世纪全球灾难图片档案》下，蓝天出版社，第429页.

[8].《科学技术运行论》杨爱华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169-170页。

[9].《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美国」戈尔，陈嘉映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xx年3月出版，第6页。

[10].《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郑易生、钱薏红著，今日出版社19xx年10月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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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道德自律

一项工程在经过对项目抉择的严格考察和审定，确立了合理的目标和方案之后，是不是就只剩下技术问题了呢？显然不是的。工程目标的实现不仅与工程实施过程中运用技术手段、执行设计任务的水平密切相关，还与处理与工程活动相关的非技术环节的方式以及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密不可分，而此中同样存在着由于缺少道德责任感造成手段与目标的背离，致使工程的结果偏离预期目标和设计方案的可能。因此，工程师对工程活动的道德审视还必须包括在工程活动全过程中对工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的自我道德约束。

一 、对工程实践过程及手段选择进行道德约束的必要性

行为科学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效果除了受主观的行为目标和心理动因的指导外，还受到行为方式、行为手段等因素的制约。手段选择与目标定位同样都是行为主体有意识的自觉行为，也都具有体现行为者道德价值的意义。同理，一项工程如果在项目选择和方案设计上都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公众的长远利益，但在实施过程中运用了不合理的手段或背离了社会的价值原则，也会直接影响到工程的最后结果和社会效应。因此，对工程的道德判断理应包括对其实施过程和手段的道德评价。而对工程后果负有主要责任的科技工作者更不应放弃对自己的道德约束。

让我们来看一个医务工程的案例。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务活动其治病救人目标的正义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是否只要符合这个前提，采用任何手段都无可非议了呢？

19xx年4月3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详细披露了一个新闻事件——北京医院的眼科医生高博士为做两例眼角膜移植手术，在未经告知并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私自摘取一位已去世患者身上的眼球，代之以假眼球。死者家属发现后状告高博士。北京医院眼科主任向全国眼科协会紧急求援，希望给予高博士以保护。于是五位身兼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深眼科专家联名向司法部门建议让高博士免于刑事追究。其中一位专家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如果法院对这位高博士进行有罪裁定，那么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退回到野蛮的中世纪了。我们注意到深受专家意见影响的记者在采访中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记者不惜千里迢迢采访调查接受移植的一位外地患者，也采访了另一位在北京的患者。采访的主题是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本人有没有接受到红包，医院收费是否合理。记者通过调查证明医生与医院没有任何谋取非份之利的嫌疑。换句话说，他们都在履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都是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医生的职业道德感情深怀理解与同情的记者却遇到了理直气壮的另一方，被偷摘了眼球的死者家属不能容忍高博士的这一侵权行为。他说难道可以为了支援灾区这样善良的目的而去抢银行吗？是否可以因为目标合理而采用非法的手段？

客观地看，在这个例子中，高医生救治两个眼疾患者的动机无疑是善的，但他对逝者及其家属采用的其实是偷窃的行为方式，这一行为已经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准则，也侵害了法律赋予公民人身权利。这一行为的不合理表现在它对人的不公平。每个人都有因疾病而得到医治的权利，也有对自已身体的处置权，即使是犯罪之人也有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我们不能为了一些人的身体健康而用偷窃、欺骗或其他不道德的方式去损害另一些人的权利，尽管在这一事例中的“人”只是一具死尸，但他的人身权和归属权也应受到道德和法律的保护。我们并不否认，文明发展至今日，社会道德应当鼓励人们死后捐献有用的器官和躯体，以解除他人的疾患痛苦，为人类科学的发展作贡献。但这种倡导必须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我们不能以侵害他人权利的方式解决人们目前还保留着的传统信仰和观念。以不道德也不合法的方 35

式解决器官来源不足的问题，就象我们不能以抢劫富豪之家、抢银行的方法来解决穷困和社会分配不均的问题，不能以盗版、偷窃别人的科技成果来改变自己的落后状况一样，

道德就是要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社会对其成员的不同利益要求规定了合理合法的实现途径，任何企图超越这些规范以不正当或不合法的手段去谋取哪怕社会认同的利益都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都将带来最大的不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社会都要讲正义，但任何社会都要求个人不得以正义的名义私自处置他人生命和剥夺他人的人身权利，一切正义的审判都应该是由国家的司法机构来作出并执行的。也就是说，如果为了实现一个善良的愿望，就不择手段，或者采用不道德的手段，那么这种行为模式必将瓦解社会秩序从而给自己，更主要的是给全体社会成员观念和行为的混乱。试想，人们如何辨别正义杀人和假正义之名的杀人呢？人们如何区别高博士的行为与商场里小偷行为的道德界限呢？高博士达到的是一个具体目标，而破坏的是一个行为原则，导致的是秩序的瓦解。因而必然带来不良的后果。可见，即使确立了正确的工程目标，倘若手段运用失当，仍然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则涉及医学技术应用的案例。某医院为一小患者做眼睛斜视矫正手术，家长事先被告知以及签字的手术单上写明的均是为患病的右眼开刀，手术完成后竟发现开刀的是正常的左眼。主刀医生的解释是，根据他刚刚看到一本《眼科大全》提出的新观点，斜视矫正可以选择在非主病眼施行手术，医生还拿出原书作为论据。问题是这一手术方案事先并未向患者和家属通报，也未在手术单上写明，而是以临时变动的方式执行的。事实上这位医生是在没有充分的医学实践依据的情况下，用患者的眼睛为这一观点做了一个实验验证，并且是在病人及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自作主张进行的。这毫无疑问是对病人知情权、身体处置权的严重侵犯。手术的结果是不仅斜视未能治愈，患者双眼的视力都明显下降。医院一方面坚持认为手术方案是合理的，一方面却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修改了医疗记录和手术签字单，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行为弄虚作假的不道德性质；很难让人相信医院这样做是出于对科学探索的热忱，更不能让人相信他们是为了对患者负责。相反人们不能不进一步怀疑医生更改手术方案的出发点的道德合理性，因为这一行为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和实验性，其行为后果也是严重的。这可以说是由不道德动机导致技术手段选择的失误，同时暴露出该责任人貌似公正的目的后面掩藏的私欲。

我们知道，医学实验即使有成熟的动物实验基础，第一次用于人的身体时也极为慎重。在医学实验的行为规范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受试者的知情与自愿原则。之所以确立这一规范是因为实验的手段必须服务于善行的目标，而作为实验对象的人必须在充分了解各种可能的后果的情况下，甘愿去为它冒风险。这是手段合法性建立的根基。相反，如果在运用技术手段时完全无视对象的权利，也不考虑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就可能丧失道德立场。而如果手段不道德，人们自然会追溯原有的目标是否果真合理，还是由于手段的不合理篡改了目标的合理性。上例中是什么原因使医生做出这一决定我们已无从知晓，我们可以作出判断的是这时治好小姑娘的眼睛已经不是医生作出抉择最主要的依据了。

在其他类型的工程中，同样性质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例如，建设项目施工中未经所有者同意和合理补偿任意占用土地、房产等资源，未经甲方同意任意改变设计及施工标准等等。由此可见，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对技术手段的应用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处理加以道德的审视和约束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 、工程实施过程中的伦理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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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工程实施过程较之工程决策和方案审定是一个更具社会性和实践性的环节，它包含着大量的组织管理协调的工作，涉及到更多的利益主体、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更复杂的技术细节，当然也就可能产生更多的缝隙。从工程预算、资金的调用、材料的选择、拆迁与补偿、技术指标的控制、工程进度与环境的优化、劳动保护、工程监理、质量检验，直到最后的决算，工程数据的申报，凡此种种，其中要求当事人作出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的因素可谓比比皆是，无不包含着对工程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品质的诱惑与考验。倘若没有对社会高度负责的信念，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滋生腐败和酿制灾祸的条件，中国目前泛滥成灾的工程腐败现象多源出于此。

在工程建设的操作过程需要强化道德约束的诸多环节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涉及保障公民权益的案例之外，还有几个环节是关键性的。

其一，质量问题。众所周知，工程质量正是保证工程造福于民的关键。工程质量不保，不仅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的目标不可能实现，还会祸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经济利益。由于质量事故使一项利民工程变为害民祸根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以桥梁建设为例，90年代后期，我们的桥梁建设频频出现问题：19xx年，广东韶关公路大桥建成在即时突然坍塌；19xx年，广西柳州公路大桥人行道坍陷；19xx年10月，辽宁沈大高速公路青洋河大桥局部塌陷造成恶性车祸；19xx年1月4日，重庆綦江县虹桥发生垮塌事故，造成数十人当场死亡??这些劣质工程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它们中有的还没有启用，便给社会造成祸害。这种情况并不独为我国大陆所有，在今年土耳其、台湾的地震中，人们发现同样经受强烈的地震，为什么有房子塌了，而有的却没有塌呢，原因很简单，工程质量在自然面前经受了无情的检验。我们曾经看到，在19xx年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大地震的一片废墟和瓦砾中，由美籍华裔工程师林同炎设计的十八层美洲银行大厦鹤然独立，而在台湾大地震中，人们从垮塌的楼房的钢筋水泥框架中发现了以废弃的包装桶充作建筑材料的填埋物。

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原因甚多，从管理程序、方式，设计的科学与合理性，技术人员未能有效解决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仓促上马，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施工人员素质低下造成的技术失误，包括最后监督部门的玩忽职守，甚至以权谋私。我们注意到在这些工程质量问题中，有体制的问题，如中国工程领域目前普遍存在的层层转包的施工方式，由于经过层层克扣盘剥，到实际承担施工任务的队伍手中时，工程成本已严重不足，用料的克扣和以次充好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但另一方面，工程承担者的技术水平、个人品质、责任心、敬业精神、合作能力和法律意识、环境意识无不与工程质量、工程的社会影响密切相关。不具备起码道德素质的工程人员，在受到种种利益诱惑时就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必然牺牲工程质量。这是造成工程目标在实施中扭曲的关键。

其二，对企业或雇主负责的问题。从职业道德的角度讲，工程师无疑应当忠诚于雇主，即全心全意地献身于自己的职业，并尽可能协调好与老板的关系，维护企业的利益。但这种忠诚并非唯老板之命是从，相反真正敬业的态度应当是忠实于科学，忠实于职业的责任感。譬如，当工程中出现人为的偷工减料等违规行为时，技术人员的职责便是立即制止。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还可能出现原设计中个别细节与工程实际要求不相吻合，或发现事先未曾预料的消极后果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或是原设计不科学、不合理，或是设计人员的疏忽、遗漏，或是对工程材料的性质和使用后的影响缺乏了解，或是工程所处的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发生了变化。例如：农药、化肥的出现对消灭病虫害，增产增收有积极的促进和 37

保障作用。但经过较长间的使用，人们发现，一些农药和化肥对人体和家畜有严重的危害，并且这些化学产品对土地肥力的破坏，对其他生物、微生物和植物的伤害所引起的生态问题，以及由于水土流失造成的河道污染、水产资源破坏等问题都十分严重。有些农药的作用十分持久，研究人员发现牲畜在食用施放过有害农药的物质后，在他们的第二、三代体内还能找到农药的残留物。而这些农药使用的远程破坏作用是这一技术使用之初科技人员没有料到的。正如核武器的使用，其意义远不止在于当时爆炸的杀伤力，还在于它持续的核污染作用一样，这一点也是在科技工作者有更多的核研究和实践机会后才逐渐认识到的。作为科技工作者，一旦发现了工程中的漏洞或是始料未及的产品的负面因素，是及时纠正，还是将错就错？这将是一种艰难的抉择，因为它必然会关系到设计者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效益与声誉。这就要求工程组织者、技术负责人或监理人站在道德的立场上，及时负责地提出修正方案的建议，甚至放弃已完成的工作，并对工程的目标作出修改。

在实际操作中，少数唯利是图的雇主为了谋取最大利益，要求技术人员假预算，提供虚假的工程数据、夸大成本、隐匿实际收益之类的情况并不少见。另一类情况是，一些单位好大喜功，为争荣誉、创先进、立项目、或争取投资而弄虚作假，虚报效益，谎报成果。劣质工程不仅可以通过质检部门的质量评议而顺利过关，甚至还能获得优质工程的称号。他们为这种极不道德的手段辩解为：为了集体的荣誉，为了整体的发展。这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手段，这种所谓集体利益说穿了只不过是小集团的私利，尤其是在责任划分，利益承包后，这种小集团利益更是具有私利性。面对这样情况，工程师作为技术责任的担负者只能实事求是的地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否则，将沦落为同谋犯和直接责任人。

其三，获取正当利益问题。每一社会中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都会因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因为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而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与爱戴，同时社会还会给予他们应有的利益回报。科技工作者在他们的职业活动中实际上就有了双重追求，一是增进社会的财富，促进文明的发展；另一个则是获得自己的荣誉尊严与物质利益。科技工作者象所有其他一切人一样，具有人的种种欲望和弱点；他们的道德也象其他人一样，是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通过学习了解人类的道德价值和实践一定社会的行为规范而养成的。因此，如同韦伯所说的把科学当作生命之必须来为之工作的人，虽然他也要吃饭，但至少他把科研活动中的前一层目标看得最重。他会在他的工作中一心去增进科学的进步，而较少为获得私利去打算和计较，更不会为私利去做损害科学、贻害社会的事。但也有这样的工程师，他根据获得的报酬去衡量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一旦他认为二者之间失去了平衡，他便会降低乃至放弃自己所担负的责任。反之，当他从某项工程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上的承诺，他也许同样会放弃自己的责任，对工程中暴露的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态度。或者根据回扣的多少决定工程使用的材料和设备。但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因为工程师承担的责任如此巨大，稍一疏忽，便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科技工作者获取利益的合理性在于他为社会的贡献，只有当他致力于为社会为人民而工作时，他取得回报才是合理的。社会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道德评价正是基于这两点认识来进行的。因此，虽然社会赞美表彰忘我工作的科技工作者，但仍会不断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重要的是，科技工作者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必须从自己的工作中获取报酬而不是通过其他不正当的手段。如在一项工程应用技术手段及施工材料的选择上，能否从工程的实际需要出发，尤其是当这种选择可能对工程的质量效益及工程师个人收入产生不同的效果时，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就经受考验。科技工作者是人，他有私欲；而没有天生的道德良知，所以对科技工作者也有一个道德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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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劳动保护问题与工程危险告知：从目前世界的技术发展水平看，大多数工程都难以做到万无一失地保障劳动者的安全和健康，尽管如此，所有的工程都应该将确保工程参与者的人身安全作为重要的技术参数，尽量防患于未然，增大安全系数，预见并排除事故的隐患，并对职工进行严格的安全操作的训练。这是一项说起来容易，但在实际生产活动中往往被忽略的工作，原因是它与经济效益提高关系不算直接，却可能大幅度增加生产成本。然而，这又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工程事故看，大都与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和预防及弥补的安全措施设计不严密有直接关系。如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和日本的核燃料工厂的泄露事故均导因于此类问题。此外，还应事先向全体工程活动的参与者明确告知施工或生产过程中可能隐含的危害性因素。

说到知情权，绝不仅仅是指医学领域中个体患者的知情权，它也广泛地包括在一切社会性的工程活动中。例如，Ｍ. 蒲朗克免疫学学院的院长生物化学家威斯特法尔就讲到药物派拉米同的研究历经90年，一直踌躇不前，只是因为发现它可能会产生致癌物。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可能致癌的物质，并且它们存在的浓度比派拉米同要大1000倍，而人们仍心照不宣地将其作为我们工业时代不可避免的一种危险来接受，但威斯特法尔却认为派拉米同产生的这一问题，不应该隐瞒不公告。[1]而且在问题未找到解决办法之前不能继续研究。我们认为这正是一个负责任的科学家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工程设计不可能都达到完美，有的科研活动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我们选择为了较大的利益而在短期内牺牲局部利益，甚至我们认为值得为工程的巨大利益和科学的价值而冒风险。那么，这一选择的道德性主要还不在于工程者和科技工作者，而在于它所涉及的对象。工程者有没有责任向工程所涉及的对象和它影响范围内的人群告知危险情况？我们应不应该向参与危险工作的人员讲清他们工作的危险性？这也是工程伦理要求我们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无论在工程的决策阶段还是实施过程中，都包含着价值选择和道德约束的要求。科技工作者只有树立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道德意识，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工程活动中始终把握住正确的方向。为了帮助广大科技人员增强道德敏感性，以下本书将分别就工程伦理的原则、规范和如何解决实践中提出的道德课题进一步开展较深入的探讨。

注：

[1].《化学、生物和医学发展与研究的问题》威斯特法尔，《人.科学.技术》迈尔.莱布尼茨，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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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道主义——工程伦理的首要原则

人道主义是一种内涵丰厚，源远流长，传承数千年的思潮，并且在世界不同的文化中都能找到它的渊源。它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又因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而具有不同内涵。然而，它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就必然包含着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因素。尽管关于人道主义的界说纷繁复杂，但大而言之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把它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二是将它视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在这里，我们是把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来讨论的。人类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结成的社会关系也纷繁多样，而人道主义则是处理各种伦理关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工程活动是人类改造自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以人为本”自然应是一切工程活动的出发点，因此工程伦理规范体系的建立应该从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吸取营养，并与人类的总体伦理原则相一致。当然，工程活动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工程伦理规范体系必须在吸收人类共同的基本道德的基础上，根据工程的特点和要求重新思考自己的人道主义原则，并进而形成相应的规范，使工程技术人员在职业活动中面对价值选择时得到信念的支撑。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内涵及其演变

人道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尽管作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范畴它产生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但它所涵盖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它所关注的主要对象和问题却早已在不同民族的文化发展中，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其中中国便是人道主义思想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一 、人道主义的产生及基本内涵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永恒而常新的伦理问题。自人类社会演进到能够丰衣足食后，富于理性的人类就开始思考这类问题：“人是什么？”“人在宇宙中处于何种地位？”因为社会历史条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内容以及人本身都是不断变化的。只要社会在发展，生活在演进，思想在运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就不容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要求人类认真解答。

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早于“圣人”孔子出生的思想家子产就说“天道远,人道迩”[1]，即认为,“人道”比“天道”更近。重视人道，即是重视“人之所以为人”，这可视为中国最早的人道论。在中国传承了二千多年，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以为，天地生人，人是万物之灵，自有其高于万物的价值:“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2]“天地之性，人为贵”。[3]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儒学就是一种发现“人”、提升“人”、宣扬“人道”的学问。

在西方，古希腊的思想家普罗塔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4]”，古希腊的另一位思想家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挪到人间，并把它搬进城市和屋子里，他教导人们思考生活和风尚、辨别善良与邪恶，号召人类：“认识自己”。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等人的思想，是在取代了原始氏族社会整体性的希腊城邦制度下，宣扬神、人同形同性，重视人的自然属性，将人与社会的关系，归结为市民与各个城邦的关系，重视市民的市俗生活，试图在人的现实生活中寻求人存在的原则。用今天的观点审视，实际上普罗塔戈拉、苏格拉底等人所提出的思想便是西方早期的“人道”理念，而这一理念的核心是肯定人宇宙万物间的中心地位，鼓吹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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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欧洲中世纪，上帝高高在上，人在上帝面前渺小、卑贱，无价值。在14世纪末的欧洲,尤其是“文艺复兴”思潮的发祥地意大利，不断萌芽生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日益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为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压抑人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文化，首先是宗教神学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宣称在光辉灿烂、令人景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重新发现了“人”。他们主张重视人的现实生活，要求把注意力从“神”转到“人”，从“天堂”转到“尘世”。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有句名言；“我是人，凡人具有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骄傲的宣称“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5]这种尊重人的价值，反对漠视人的尊严；张扬个性自由，反对封建桎梏；倡导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道，反对神道；维护人的需要，反对蔑视个人利益的道德价值观，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表现。严格意义的“人道主义”正是由这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提出的。作为宇宙观和价值观的人道主义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思潮。由于反封建神学的特殊历史需要，这时的人道主义对人性的认识带有明显的自然倾向，即更多地把人看作是有着种种自然欲望和要求的生物性的人，并认为人的私欲是自然的合理的。

二 、人道主义的历史演变

继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早期人道主义发生了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历史演变。我们注意到其中一些思想内容对后来人们在工程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有重大影响。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同文艺复兴一样，也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神学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以霍尔巴赫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为彻底摧毁封建制度，继续向封建伦理道德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霍尔巴赫在赞美人的自然本性的早期人道主义的基础上，提出道德的社会意义以及人对社会道德的要求是人从善的基础，启蒙思想家继续捍卫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立场，但他们发现的是一个社会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法国的另一位具有热情浪漫气质的理想主义、自然主义的思想家卢梭，他认为，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生而自由，自由是天赋予人的权利，人人都有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权利”。“天赋人权论”是法国启蒙运动人道主义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如此重要，以致企图彻底摧毁封建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的资产阶级要用“宣言”的形式昭告天下。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不久，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在其颁布的《人权宣言》中宣告：“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和神圣的人权阐明在庄严的宣言之中。”与“天赋人权”观念相一致的是他认为侵犯、剥夺人权的正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制度与文明，他诅咒文明发展，追求自然本色。这导致出他否定科学技术的进步对道德的积极作用，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的欲望无限膨胀，使人痛苦或陷入罪恶。卢梭希望以反对文明进步的方式来实现人的天赋权利，将文明与道德视为矛盾的两面，显然是不对的，但因为他最早明确而强烈地提出文明与道德的对立性，他和他的这一观点就成了20世纪后半叶人们反省人类的科技文明和工程活动对人类生存环境与未来前景影响的有重要价值的思想家和理论起点。

费尔巴哈像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者一样， 从人与神的对立出发，确认活生生的、具有充分的感性存在和精神存在的人类个体的自身价值及重要性。他认为自然本质 41

决定人是利己的，利己主义就是自爱和追求自我的幸福，这是人出于维持生命的一种本能。宗教道德主张禁欲和自我牺牲，是违背人性的，事实上，人的自爱本性和感官享乐才是道德的基础。费尔巴哈不再像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那样把人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再以人类的自然状态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而是极富真知灼见地提出：“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的自然本质，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6]费尔巴哈强调，人的自然本质必须在社会中实现，个体追求幸福的愿望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实现。以人与人相互需要为依据，他主张个体在追求自己幸福的同时承认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对己以合理的节制，对人以爱。他把“爱”视为调节个人与他人、利己与利他的最高道德原则。我们发现费尔巴哈与卢梭在认识人的本质上存在着明显的角度差异，但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却有着惊人的相同，都具有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费尔巴哈将感官享乐归结为人的道德基础，将自私认定为人的自然本质，其实这种思想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正是因为此而把今天经济繁荣带来的一切后果归因于享乐主义、物质主义的极度膨胀，归因于文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无节制的放纵。

当人类历史进入到20世纪，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追问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的状况成为这时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人道主义者注意到飞速发展的社会文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粮食匮乏、人口爆炸和吸毒、色情、核扩散等，它们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主义的先驱雅斯贝尔斯从现代文明对人的影响的结果来认识这一问题，他认为：今天的人已丧失了自身，现代文明正在将一切变成机器。马尔库塞则从探寻改变这一状况的路径出发，认为现代技术野蛮地对待自然，占有它、掠夺它、控制它，使污染的自然在生态学和存在两方面都压缩了人的生存环境，也使曾经以征服自然为骄傲的人成了被控制的客体，从而也丧失了人自身的主体性。因此，他提出解放自然是解放人的必要条件。法国哲学家马里旦则从寻找文明进步破坏人类精神状态的原因入手，把这些问题归因于科技的盲目，他认为原子时代的人已不再相信科学技术能凭自身保证人类的进步和幸福，因此必须使科技受到理性的支配。尽管20世纪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潮有着一定的反对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的倾向，但我们认为这些人道主义思想家关注的问题的确是现代文明进程中已经暴露出来并有待解决的课题。正由于此，一批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谢苗诺夫等也从人道主义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代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们的认识是深刻而恰当的。处在世纪之交高度现代化中的我们所面临的工程技术运用和其他科技活动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更加严重，但我们能够从这些思想家的认识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得到启发。我们十分赞同马里旦的思想，于是我们有可能提出对科学技术的运用进行道德控制的观点。

三 、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兴起、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也逐步形成并丰富成熟。何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著名理论家胡乔木先生19xx年1月27 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对此作了界定：“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它立足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属于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这种意识形态；作为一项伦理原则，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一种对待人的伦理原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道德规范。它与作为历史观和社会观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不同的特点。就本书讨论的工程伦理而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无疑是工程伦理最基本的原则。它体现的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工程人员对民族整体利益的关心，对绝大 42

多数社会成员的关爱和尊重之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肥沃土壤中的伦理道德之花，它除了从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吸取营养外，还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合理因素中吸取养分。革命导师列宁早就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包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全部人类文明史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继承和发扬了以往人道思想中最优良的传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人道主义中的合理成份。前面我们介绍的几种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尽管其表述方式不同,但核心内容都是重视人的地位,尊重人的权利，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强调要以人道的立场和方式对待一切人。它认为每个个体都有追求幸福、自由的平等权利，而相互尊重、爱护、扶助、同情、理解则是每个个体的道德义务。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审视，这些思想无疑有其合理因素。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其主要来源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及其知识精英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实践。因此，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伦理原则不仅有着不同的性质，在具体要求上也有差异。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工程伦理原则也具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以为，它至少应当包含下面三点基本因素。

首先，强调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维护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由于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对人的价值和基本权利有不同的理解。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优先关注的应是人民大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具体地说：工程技术人员和科技工作者必以造福社会、造福人类为职业生活的唯一的至高的道德目标，让自己的职业活动有利于增进人民的福利和社会财富，有利于人的发展和社会未来的长远发展。工程伦理的人道主义在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权利的要求中十分强调科技工作者应该对作为价值基础的生命价值持以最强烈的道德自觉。

其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实现，是以消除贫穷和剥削为宗旨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有可能使个人与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归于一致，使社会成员之间真正建立起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才会真正把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目的，真正做到对劳动者及其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尊重，才能公正合理地分配劳动成果，真正体现出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人格、幸福、名誉、利益的尊重和关心。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人们平等地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人人平等是人道主义关于人的一切权利、价值实现的前提。因此，在工程伦理的人道主义中必然要包含人人平等的思想内容。人民群众的权利内容十分丰富，它应该包括宪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我们反对为一部分人的利益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任何社会等级观念形成的服从要求。我们甚至还认为应该对自然不平等如自然残疾、贫困地区实行人道主义倾斜。

再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倡导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虽然表述方式不同，但一般都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虽然有一些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富于关怀感、颇具同情心，甚至有献身精神，但观照整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其基本倾向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对于许多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人来说，实行人道主义，最终目的是要完善自我，从根本上保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从不以孤立的个人去讲人道主义，而是认为个人离不开社会，同时任何人也离不开环境。这种联系性的思想形成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又一观念。它在社会范围内，坚持从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43

个人要为集体服务，集体也要为个人服务，即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还希望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将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的良好状态联系起来。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已经使我们认识到世界性的气候变暧、资源枯竭正是由一家家污染大户、一个个粗放型生产厂家所造成。人人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最终结果是人类的自毁和子孙后代利益的葬送。因此，工程伦理的人道主义要求建立联系性的思想，对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负责。

要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全体成员的人格、权利、利益的尊重和关心，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共同关心，体现出人民群众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但它并不排斥人类所长期追求的基本的人道精神，不排斥作为伦理原则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要求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同情人的合理因素，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不可企及的真诚性、现实性、进步性。在现代科学飞速发展和工程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必须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以保证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协调进步。具体说来，作为工程伦理重要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定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坚持人人平等的原则，切实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如果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违背人道主义这一工程伦理的重要原则，就会陷入庸俗的功利主义、相对主义，甚至会走上反人性、反人道的危险道路。 注释：

[1]《左传》昭公十八年。

[2]《礼记．礼运》。

[3]《孝经．圣治》。

[4]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

[5]《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xx年版，第49页。

[6]《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247页。

第二节 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

所谓价值，从伦理学、哲学的角度审视，就是物质或精神客体的某种属性与需要发生联系产生的概念。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不与主体发生关系的客体是谈不上“价值”的，如阳光、空气、水，它们本身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它们之所以被人类称为生命的“三大要素”，是因为它们具有满足人类的生存、繁衍需要的属性，是人类个体和整个“类”所不可或缺的物质客体。由此可见，对价值的理解，对价值的评判以及价值本身的实现，主要受人类的需要、情感和利益的制约。本节所讨论的尊重生命价值主要指维护作为生命主体的人自身的生存要求与权利。

尊重生命价值意味着始终将保护人的生命摆在一切价值的首位，意味着不支持以毁灭生命为目标的项目的研制开发。不以非人道的手段对待每一个人，不从事可能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和健康的工程，并且在工程设计和实施中以对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充分考虑产品的安全性能和劳动保护措施。

一 、尊重生命价值的信仰与现实的挑战

作为工程伦理重要原则的人道主义认为，人的生命无疑具有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价值。当代伦理学的核心就是尊重生命价值，因为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人对自己同类的爱心。古今中外，作为伦理原则的各种人道主义无不认为生命作为人的生存基础对人是极端重要的，人若失去了生命，便失去了现实的存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命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44

强调在正常情况下，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尊重人的生命，尽最大可能保护人的生命。我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急备千金要方》序中就强调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认为，人类的本能和愿望是“求生存”，而“求生存”即“民生”的概念[1]。毛泽东的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东西”，读者恐已耳熟能详了。

同样，在重视人权的西方文化中，一切权利都离不开生命的存在，一切权利都随生命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热爱生命、珍视生命、尊重生命历来是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近年来更产生了将生命存在的价值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命题，关心人类生命存在和运动的新兴伦理研究领域－－生命伦理学。该学派在本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兴起，19xx年, 纽约建立了一个社会、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所－－即海斯廷斯中心，专门编辑、出版有关生命伦理学的报告；19xx年, 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肯尼迪伦理研究所组织编撰了四卷本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此后，世界各国大学已陆续建立了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机构，有关的专著和学术论文也相继问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研究热潮，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动摇人道主义者对于生命价值的固有信念。

一方面，人类相互间频繁的冲突和战争使大规模杀伤性、毁灭性武器的研制不断扩大，目前各国所拥有的核武库，已经足以将整个地球和人类毁灭数十遍。此外，生物武器、化学武器、乃至基因武器等层出不穷的新杀人技术的开发，已足以使人类顷刻之间变得面目全非，肢体残缺，甚至丧失自己的本性。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就多次使用生物化学武器毒害、残杀被侵略国的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19xx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二颗原子弹,在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给长崎、广岛这两个城市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世纪之交，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不仅核武器试验屡禁不止，而且拥有大量生物化学武器和制造这些武器的工厂。人们看到今天整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充满核毁灭的危险，但19xx年10月中旬, 世界各大媒体都报道了美国国会通过拒绝签署“禁止试验核武器条约”提案的消息，一向宣称最关心全人类利益的美国的参议员们却拒绝人类共同的和平愿望，伦理学家怎能不为人类的命运担忧！

另一方面，生命科学的发展使人类逐渐揭开生命的奥秘。人们不仅已经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延长自己的寿命，还可能利用重新组织遗传基因、细胞融合、细胞培养等高新生物技术手段改变生命的结构，甚至通过无性繁殖的手段，复制出新人。总之，今天的世界已经能够借助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的手段对人类生命有更多的把握，以往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生命奇迹，逐步地变成了现实。人类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凭借科技之力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这些生命奇迹又反过来对人类固有的伦理思想和人道主义的道德信仰产生了严重冲击。因为与此同时，它还可能使生命因丧失自主性从而丧失价值；使人的生命丧失尊严。我们不仅将面对生命的扭曲，更将直接面对生命被消灭的危险。

事实告诉人类，科学技术和工程活动可以造福于人也可毁灭这个世界，如果在其活动中不坚持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不坚持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观念，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有鉴于此，各国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大声疾呼：应该严格控制对大规模生物化学武器的研究、制造，严禁使用这些武器，慎将“克隆”技术用于复制人类自己。

二 、尊重生命价值意识的建立

人道主义对科技发展和工程活动的道义要求是在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前提下，最 45

大限度地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作为工程伦理重要原则的人道主义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是对生命的尊重与维护，在促进科学技术和工程发展过程中，明确以发展科学、推进工程技术、造福人类为根本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工作中必须有这样一种高度自觉的道德意识：我所从事的工作都应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妨碍甚至有害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即使如此，要在实践中坚持奉行这一原则仍有两个较大的困难。一是人们在实践中理解这一原则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缩小它的适用范围，认为只有在与生与死相关的工程中才会有尊重和维护生命价值的问题。我们要强调的是工程是为人做的，工程又是由人做的，与人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因而任何工程都存在珍视人的生命的问题。工程服务对象的安全，工程实施中的操作安全，工程危险的社会告知等等都是工程伦理要求的道德责任范围。二是在一些新兴技术的使用上，人们一时很难了解它对生命的全部意义，也许从某一意义看一项技术有助于生命的救助，但也许它还隐含着对生命的威胁。比如，化工技术的运用产生出大量的化学产品，它们对农业增产、丰富人们的生活、作为工业原料来说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也正是它们对人的生命形成伤害。如现代农业工程中，有不少人为了加速水果蔬菜的生长，或改善产品的外观，采用各种对人体有危害的化学制剂对农产品进行催长或表面处理，以致给食用者健康带来直接影响。另如“克隆”技术，它可能成为新生命产生的方法，对于畜牧业繁育有重要意义，但它同时又切断生命自然进化之路，从遗传的角度说它可能使生命退化。“克隆”还以众多残缺、畸形的生命出现为代价。虽然在工程中普遍存在使用安全与施工安全带来的尊重生命价值的问题，但对尊重生命价值争议较为集中的仍是在生物与医学领域，下面我们就目前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略加分析，以寻找尊重生命价值的核心内容。

人体实验 医学研究之目的，或是增进人类健康，延年益寿；或是减少疾病，提高生命质量。它直接关注并作用于人的生命。虽然研究的预试验都以动物为对象，但动物异于人类，保健或治疗用药上市前，必须经过临床实验阶段，即必须通过人体观察有关指标，验证实效。人体实验在研究新药、预防疾病、探索治疗疾病的方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体实验既是以往医学发展的基础，也是以后医学、生命科学发展的必需，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其手段的选择却有十分重大的道德意义。

人体实验与动物实验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是独立的权利个体和生命价值的承担者，人体实验是与他的生命、权利密切相关的活动，而实验本身带有风险性。也就是说，虽以实验的目标是有利于受试者的，但实验有可能失败，失败给受试者带来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这正是引起道德争议的关键。医务工作者、科学家如何做才是符合道义的，主要表现在其手段、方法的选择上。实验可以在受试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吗？受试者可不可以拒绝或者中途退出实验？实验中受试者的权利是什么？我们有没有理由以科技进步，或其他名义要求受试者献身？

曾经有人认为人体实验是纯技术层面的操作，是中性的，虽然有一定风险，但并不存在伦理问题。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耳闻甚至目睹许多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例如，经过媒体的披露，亿万中国人民都知道设于我国东北的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大量使用生命旺盛的我国同胞作非人道的人体实验：或直接用于鼠疫、炭疽、痢疾等细菌武器试验，或把活人剥光后直接拉到冰天雪地里进行耐寒和冷冻实验，或把活人用于承受大气压力实验等,残害中国人的生命。血的事实告诉人们：人体实验并非仅仅是技术实验问题，它明显地包含着对生命的态度。因此，工程伦理要求从事生物工程的技术人员和医生在进行人体实验时，必须始终在坚持人道主义、坚定尊重生命价值的伦理立场，高度慎重地对待人体实验的应用。明确并做到以行善为目的, 致力于深化对疾病病因学和发病机理的了解，改进治病方法，完 46

善预防措施，提高诊疗水平，以增进人类的健康为唯一目标。具体而言，在确定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生物学研究计划时，必须遵循人道主义关于尊重生命价值这一当代伦理的核心和相关道德规范，充分、全面、科学地估计研究计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在权衡所进行的人体试验对科学发展、社会进步所起的推动作用和受实验者所承担的危险时，应首先考虑受实验者的利益，不能以增进人类健康、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理由，损害受实验者的健康，危及受实验者的生命。其次，实验必须以接受实验者在充分知情并且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方可施行，决不能向实验对象隐瞒实验的目的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与危险。在受实验者承担的危险性太大时，即使此项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生物学、医学研究比较重要，也应该暂不进行人体实验，而应该进一步在动物模型上经反复实验取得充分可靠的数据，经有关统计分析得出科学依据，并从各方面验证人体实验的安全性、可靠性后，再进行人体实验。

安乐死：死亡是与生命相生相克，对应存在的现象。从生到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通过提高生活质量，保护环境，医疗保健，虽然可以使许多疾病得到有效的防治，使人长寿，但人难免遭受病痛的折磨，人类对不少疾病是无能为力的。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能够容许人为地使遭受病痛折磨的生命终结吗？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原义是指“无痛苦地死亡”、“快乐地死亡”或“尊严地死去”。“安乐死”的实施包括对于无法救治的老弱病疾采取放弃医疗救助的方法听任其死亡；还有较为主动的方法，即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难以忍受极度的肉体和精神痛苦而不愿再活下去的濒危病人, 作为解除疾病痛苦的最终手段，采用提供药物等主动的医学帮助，使其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从安乐死的界定来看似乎充满善意，符合人情。问题在于：它涉及到我们对生命的态度，对于不治之症，应不应该放弃救治。现在能够治疗的疾病不是有许多也是以前不能治疗的吗？人类不是一步步从不能而能的吗？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生命？另外医疗助死与杀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们能够在法律上、道德上进行有效的判断吗？

“安乐死”既是一种医疗技术应用问题，更是一个伦理难题。对安乐死的各种手段的使用一直有较为强烈的道德争议。赞成者认为花费大量的金钱去救治一个已经无法挽回的生命是无意义，也不值得的，同时还得让病人去忍受生不如死的折磨，实际上是不人道的。反对者则指出安乐死这一助死手段的使用，很难在法律意义上与杀人区分开来，我们对于行为动机的判断是通过行为方式和手段的选择来进行的，而安乐死方式难以提供准确判断的依据。“安乐死”在我国争论更为激烈。我国19xx年开始讨论安乐死问题,1988 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首次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但时至今日,科学界、医学界、伦理学界对此问题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达成共识。多数人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认为安乐死有违中国人所尊奉的仁德和孝道的伦理精神以及救死扶伤的医德准则，对“安乐死”持反对态度。也有人认为“安乐死”不符合人道主义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而且在尚未立法的情况下，安乐死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出于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目的加以利用，将其异化为杀人的手段；还有人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部分医护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不高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安乐死”,从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医德低下的医护人员在抢救危重病人时“不作为”，同时也可能淡化医务工作者对目前的“不治之症”的钻研、探索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正因为此，几乎所有的人对安乐死都持有特别谨慎的态度。

对于“安乐死”可否实施，怎样实施，目前各国规定并不一致。英国医生告鲁士19xx年制成“安乐死药丸”，只要３秒钟即可使病人无痛苦地安然死去。此后一段时间内，他收到数 47

千封信，写信者或表示支持，或表示反对，或认为要附加条件才能服用。美国的凯沃尔.基安医生从19xx年至今已协助130多位身患绝症的病人结束生命。他因此多次被法庭审理，19xx年3月26日，陪审团因他协助一名54岁身患绝症的男子“安乐死”而宣布他犯有二级谋杀罪。目前，美国只有俄勒冈州的法律允许危重病人“安乐死”。 全世界也只有极个别地区的法律允许“安乐死”。

我们认为，活着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但人类最大的愿望不止是活着，更重要的是追求活着的价值，生命的质量，当生命带给人的已只剩下痛苦，并且已毫无转机之际，死也许会变得不那么可怕，有时生的痛苦比死亡更难熬。从某种意义上看，“安乐死”反映了人们追求彻底解脱临终痛苦的愿望，可以避免垂死者临终前的痛苦挣扎，给病人以死亡的自主权。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人道主义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尊重生命，是尊重快乐幸福的生命价值。对于那些已濒临不可逆转的死亡，而且极为痛苦，生不如死的病人来说，顺其自然地帮助结束生命，免除痛苦，是符合人道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态度。结束不可逆转地濒临死亡的生命，不仅可以减轻病人及其亲人的痛苦和经济负担，还可以避免属于全社会的医疗财富的浪费，将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更需要的病人和地方，从整个社会的宏观层面审视，这无疑是将对病人负责和对社会负责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更高的层次上实践着人道主义关于尊重生命价值这一当代伦理的核心。

值得强调的是，实施“安乐死”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必须经本人同意。有些患不治之症的病人肉体痛苦非常剧烈，已达到使亲人、朋友、同事都目不忍睹的程度，自己神志清楚、深感生不如死，急于彻底解脱，衷心要求安乐死。前提之二是：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办理相应的手续，才能由医生实施“安乐死”。对于那些与谋杀手段不能作出区分的安乐助死，我们宁愿放弃安乐死的权利。总之，对待安乐死必须坚定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在实际操作时持慎之又慎的态度。

器官移植：由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迄今为止，除人脑移植尚未见有报道外，几乎所有器官都可实施移植。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肾、脾、骨髓、胚胎胰岛移植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同时开展或普遍开展了角膜、心、肝、肺、骨髓、肾上腺、胰岛、胰岛睾丸、甲状旁腺、胚胎胰腺、胚胎甲状旁腺、胚胎组织、神经组织、脾细胞、肝细胞、关节等器官或组织的移植。虽然器官移植已广泛开展，为过去许多不治之症的患者带来了福音，其前景也颇为乐观, 但这之中的道德争论却从未停止过。由于医学在起死回生的急救上有重大的突破，器官移植便更加成为道德争议的焦点。

器官移植主要分为自体移植和异体移植两大类。前者是指将摘除的身体器官置于同一个体身上。一般而言，这从总体上有利于个体生命的健康，涉及的伦理问题较少。而后者则需要从一个个体身上取得能够存活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这正是器官移植的伦理争论的焦点，活体器官从何而来，尤其是人体的单个器官，这涉及尊重生命的价值能否得到实现。如果，摘取一个活人不可或缺且独一无二的器官(如心脏)，这无异于杀死一个人去拯救另一个人，不仅违背人道主义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而且是犯法行为。而成双的活体器官(如肾脏)，则可以从活人身上摘取，去拯救或延长另一个人的生命。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将自己的一个肾脏移植给自己的亲人的报道，这引发出移植活人器官是否人道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目前国际上尚未达成共识。

目前，医疗机构已开展移植胎儿器官、组织和细胞治疗糖尿病、镰状细胞性贫血、帕金森氏病及某些癌症。由此产生仁智各见的伦理难题，其中之一是“何为生命的开始”？换句 48

话说：“胎儿是否是人”？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当女性的卵子与男性的精子结合，即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的开端。但伦理学界、法学界、医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受精卵很难被确认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体。人们一般赞同这样的意见：当胚胎发育到可以离开母体而存活时，这个胎儿才能被认定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然而关于生命的开始问题，全世界至今没有公认的结论，西方不少国家禁止打胎，因为他们视胎儿为有独立价值的生命。这个问题因受到政治、伦理、宗教及至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变得复杂。使用胎儿器官、组织和细胞的伦理难题之二是：是否允许妇女为了治疗好本人或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亲属，甚至为了牟利，有意识地去怀孕和堕胎？这与第一个问题“何为生命的开始”有直接联系，如果认定胎儿不是人，那么为了完善自我、拯救亲人、治疗病人，而人为地怀孕和堕胎，就是善举，就是符合人道主义尊重生命价值信念的行为；倘若胎儿是人，那么即使是以治病救人为目的，有意识地怀孕和堕胎，实质上就是以牺牲一些人的生命为代价去拯救另一些人的生命，是恶行，不仅不可取，而悖离了尊重生命价值的信念。此外，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为了治病救人，可否使用自发流产的胎儿的器官、组织、细胞？为了使更多的病人摆脱痛苦，是否允许胎儿器官、组织和细胞生产生化产品？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许多。

器官的另一来源是从刚逝去的人身上获得，这之中的伦理难题在于器官捐献者是否自知自愿，生前是否立嘱，它的技术难题是判断死亡，判断失误，无异于杀人。在道德上，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毫无疑问，器官移植必须在患者死后才能进行。但是，在医学上，在脑细胞死亡确定之后每延迟一分钟，都会使移植手术成功的机会减少。在生死的一瞬，只有靠医生的良心来选择。海德堡大学外科医院主任鲍尔认为：对此，“外科医生所面临的良心谴责尺度是前所未知的。”[2]医生必须判断生还的可能性，但医生也常常要考虑器官的价值，它对于另一人来说是又一条生命，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独立个体的权利和同等重要的生命。本世纪以前，医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以及公众普遍把心跳和呼吸停止视为确认死亡的依据，心脏和肺完全丧失功能是死亡的最本质的表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医学的进步，以心跳和呼吸的停止确认死亡已经成为过时的认识。法国一位叫娜．布朗的女士，于19xx年10月27日吞服中枢抑制剂自杀。经医生检查，认定其心搏、呼吸完全消失，因而被确认死亡。然而，警察在其入棺14 小时后，打开棺盖对“尸体”拍照时，发现其喉部有轻微 活动，立即组织抢救，使“死者”复苏。由此，脑的状态便一跃成为确认死亡的一个更为科学、更为可信的特征。19xx年,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特别委员会将确认死亡的表征概述为：“不可逆转的脑昏迷状态”，并细化为４条诊断标准：㈠对外部剌激和内部需要无接受性、无反应性；㈡无自主肌肉运动或无自主呼吸；㈢诱导反射消失，包括脑干支配的反射一律丧失；㈣脑电图平坦。要求对这４条的测试在24小时内反复多次,结果不出现变化,并要排除体温在32.20C以下和大量服用了中枢抑制剂这两种情况。这种判断标准增加了器官移植的难度，因为在人死之后延长每一分钟，其器官移植存活的可能性就减少一分。

我们认为，器官移植及尖端医疗技术的发展, 必须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医生作为实施器官移植的人员，担负着重大的躬行践履人道主义尊重生命价值的责任，既要充分尊重器官接受者的生命：抱着真诚地促使器官接受者康复或尽可能地延续其生命的动机，在具备相当水准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充分审慎地作好一切准备的条件下，才实施器官移植；又要高度尊重器官供给者的生命：对于衷心地要求供给亲人、朋友器官的人，必须对其晓以利害、阐明可能给他的健康带来的利影响；对于死后捐赠器官的人，必须核定是否是其生前真实意愿，或其家属是否真正知情和同意，并且在科学准确地确认其死亡之后，才摘取器官。

通过讨论我们知道，尊重生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持有生命，它应该是对生命自主的把 49

握与控制，每个人都有独立地赋予生命意义并自由地追求生命价值的权力。尊重生命价值就是尊重这一自主权与选择权，尊重生命价值意味着不以毁灭生命为研究与工程的目标，不从事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和健康的工程，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充分考虑劳动保护，尤其在生物工程活动和医学活动中做到尊重生命自主权。

注释：

[1]《孙中山选集》第141页。

[2] 鲍尔《器官移植》，载《人、科学、技术》迈尔.莱布尼茨等著，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第145页。

第三节 人人平等的原则

“人人平等”是一个十分诱人的字眼，它激励着一代代人甘愿为之抛洒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人平等是具有理性、结成社会、从事生产、享受生活的人类数千年来向往、并不懈追求、不断实践的美好理想，是人道主义的另一重要内容，也是社会对现代工程活动的道德要求。这是一个说起来简单实行起来却不那么容易的信念。人人平等精神在工程活动中体现，意味着尊重并保障每个个体合法的生存权、发展权、财产权、隐私权等个人权益，工程师在其职务活动中应该时时处处建立维护公众权利的意识，不任意损害个人利益，对不得不影响的利益给予合理的补偿。在工程招标、设计方案遴选等利益竞争中，则应杜绝私下交易，坚持公平竞争原则。

一 、“人人平等”理想之由来

“人人平等”历来是最为敏感、最为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人类社会之初，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风俗习惯所公认的“人人平等”观念，是人与人之间“以命偿命，以伤抵伤”的报复平等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东西”的分配平等。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出现阶级剥削和压迫以来，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个人，受其社会历史条件、经济地位、阶级地位、个人认识能力等局限，往往产生不同的“平等”观。在社会发展史和思想的演进历史上，人们从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等方面论述和追求平等，都认为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的最大共同利益和最显著的表征，就是人与人在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社会财富、承担义务诸方面的平等。

受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熏陶浸润的中国人特别重视“人人平等”。历代诸子百家对“平等”有颇多论述，如“公则万事平”，“不偏不倚谓之平”；北宋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喊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并深得广大被剥削、奴役，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的农民的拥护。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经济权的平等。

从古希腊到当代的西方智者也十分关注“人人平等”这一最为微妙、最为尖锐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纷纷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求平等：寡头的财产优裕者要求把政治权利的人人不平等分配认定为平等，平民则要求一切方面的平等，尤其重视政治权利的平等。亚里斯多德针对这种截然对立的平等观，提出了自己对人人平等的见解。他认为，人人平等有两类，一类为数量相等，即在平等人之间各人的所得在数目和容量上相等；另一类为比值平等，即在不平等的人之间根据各人价值的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量的事物。“在某些方面以数量平等，而另外一些方面以比值平等为原则”[1]这就是说，既要考虑平民的自由身份，又要照顾富人在财产上的优势，以期达到两者在权力、利益上的均衡，避免任何一方在政治结构体系中的绝对优势，而造成整个政治结构的失衡。继资 50

产阶级学者提出人生而平等之后，20世纪，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罗尔斯在 其积20年心血撰写的伦理学名著──《正义论》中，详细论证了“平等自由”和“机会的公正平等”两大原则，并强调：“在平衡中考虑我们的道德判断”。他提出了人人平等的一般含义：均衡，即对社会各种关系的调节，必须坚持使社会成员的作用和他们的社会地位之间、权利与义务之间、贡献与索取之间相互协调。从而达到社会生活的持续、有序、稳定。

由上可见，除原始社会朴素、直观的“平等”外,“平等”的观念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并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而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人平等”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念，有着长久的生命力，恩格斯明确指出：对于人人平等“我们没有结束这一观念本身，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励作用。”[2]客观地审视, 马克思主义对剥削制度的揭露、批判，并组织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起来造反，就是看到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的反人道性，就是基于人人平等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乃至毛泽东的全部理论及其毕生实践，实际上都是在竭力推翻人奴役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都是在谋求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制度。“人人平等”是一个内涵丰厚的概念，它在现实社会中多作为关系范畴使用，是一个用于评价社会道德关系的伦理范畴，内涵着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主要用来表征人与人的地位和关系，侧重于事实的描述。作为工程伦理重要原则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本着对人的关怀来研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人平等问题，力图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格、权利、利益的尊重和关心。

人人平等在现实生活中的理解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每个人拥有的社会财富以及其他利益大体一致，即财富均等、结果平等；另一个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现实利益和取得财富的机会，即权利和机会的平等。由于传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观念，我国当前人与人之间还存在许多不平等现象：一方面，传统的平等观──重结果平等轻过程平等的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顽固地存在着。平均主义表面上看似平等──承认结果均等，事实上却最不平等，因为它使一部分人可以不劳或少劳也能占有相同的经济成果，实际上等于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使多劳者不能多得，最终导致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排斥了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公平竞争，极大地妨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阐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力还不发达，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还不丰富。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是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平等伦理原则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另一方面，我们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源于体制和政策上的原因，也造成了许多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发生，例外如由于地区的差异、城乡的差异，人们在就业、受教育、医疗保障等方面享有的权利并不完全平等。这有悖于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原则，有悖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因此，为了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促使我国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迅速增长，达到“共同富裕”的“平等”目标，在现阶段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创造一种良好的机会和权利平等的社会环境，为最终消灭结果的不平等（即社会财富的占有不均）和事实上不平等（即抹杀人的智力、体力及社会贡献差异的平均分配）创造条件。

鉴于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对“人人平等”的理解。首先，它是人与人之间机会、权利的平等，在这里只承认人的能力，不承认任何特权。社会为劳动者提供施展才华、为社会做贡献、谋求利益的均等机会，从而让不同才能的人在各自岗位上发挥作用，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51

下的平等体现为在全社会确立公平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克服经济生活中种种不正常的现象，维护市场主体合法的权益要求，保障市场主体平等权益的实现；最后，承认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形成的适度差距，以差距促进效率，激励人们去不断地学习知识，持续地投身实践, 不断地充 实自己，提高自身素质，发挥每个人的潜能，经过后天的勤奋学习、积极锻练和努力工作，克服天赋不同造成的智力和体力的差异，在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获得个人利益，创造美好生活，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平等目标。

二 、坚定不移地实践“人人平等”

近几十年来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在衣、食、住、行、通讯、疾病诊断、治疗乃至航空、航天多方面带来巨大利益和方便，不断地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逐步延长人类的个体寿命。与此同时，这个地球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间仍存在着不平等。现实社会中的大到国际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小到一个社会费用昂贵的医疗技术的享用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少数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拥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国家，动辄对发展中国家和无核国家进行威胁，迫使其服从它们的“指挥”。例如,西方工业大国对工业废气的排放不加限制，却将改善全球气候恶化的责任推给第三世界国家，要求他们控制热带森林的开采，这显然有悖于由“人人平等”的原则引申出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原则。人道主义的工程伦理原则要求在进行机会和权益分配时坚持国家和民族间的平等，要求项目决策和实施时，平等地尊重各国人民的权利与利益，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要求不仅要忠实于委托人的权益，还要求尊重工程相关人的权益，不以损害他人为获取利益的途径。

人人平等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今天现实生活的伦理原则，社会主义中国应当最大可能地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并尽可能平等地分配社会资源，平等即“给每一个人他所应得”。但，因为种种原因现在的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譬如，全社会对教育和卫生资源的分配，存在很大的问题。仅以卫生为例，社会应将多数财力、人力、物力用于多数社会成员的卫生保健，而不仅仅是满足少数人高昂的医疗需求。这是因为，在普通群众中大量发生的是常见病、多发病、普通病，医院建设投资、医疗人员配置等方面，都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合理配置人力、物力、财力，以满足人们的基本健康要求。与此同时，要直面我国现阶段在医疗卫生方面客观存在的城乡差别和城市大医院与县乡基层医疗单位在医疗设备、技术力量、医疗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想方设法充实基层医疗单位的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充实和更新那里的医疗设备，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使广大农民和普通居民享受较为充分的医疗保健。“人人平等”体现在宏观卫生资源的分配上，也表现为医疗人员应本着“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伦理原则，对病人一视同仁。因为医治疾病的权利，是人类生存权利的重要内容。人类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因而任何病人享有的疾病得到及时医治的权利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因政治地位、经济收入、乃至民族、年龄、性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目前我国有少数医疗人员只收治经济宽裕、支付能力强或有科研价值的病人，而不愿收治患常见病、多发病的普通病人或经济不宽裕的病人。

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包括人格的平等。 1975 年10月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上制定的《东京宣言》中规定，在扣留犯和囚犯受到折磨、虐待、非人道的待遇时，要求医生“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按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原则，即使对于罪犯和俘虏，也应该保障其基本权利，而不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那样，把被俘的前苏联红军和中国抗日军民或变为奴隶，任意驱使其做各种待遇非人的苦工；或作为试验品，进行鼠疫、 52

炭疽及神经毒气等多种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坚持遵循人道主义的原则，要求把罪犯当人看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保证他们的人生安全。对于各种犯罪分子，考虑其基本的权利，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待遇。国家对罪犯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根据罪犯的技能、身体等情况，组织他们从事适当的劳动。组织罪犯进行生产劳动，并不是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手段，而是改造他们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劳动，把罪犯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让他们恢复人的“本性”，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因此对罪犯从事的工程活动同样应当有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仍然可能发生无视罪犯权益的事，如未经同意，将死刑犯人的器官用于移植，这显然是有悖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我国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不仅享有申诉辩护、控告检举、立功赎罪的权利，而且享有维护正常生活、保障身体健康、与亲友通信、定期会见亲属、享受文化、接受教育、信仰宗教的权利；还享有对监狱、劳改场所的管理教育、生产劳动、文化娱乐、生活卫生等诸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和财产、婚姻、继承等方面的民事权利。

在工程活动中实践平等原则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注意到许多工程的实施往往会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发展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可能伤害到农业，在农业的化肥与农药使用中又影响到渔业的发展，而平等的原则就是要避免这类造福的同时又遗祸的现象发生，就是要消除任何不平等的存在。工程伦理的人道主义原则要求对在工程中利益受到影响的人群，尤其是普通老百姓给予合理的补偿，以确保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正常的工作权利不致因此而失去保障。这一点在过去的工程实践中是做得十分不够的。许多大型的水利工程、交通工程都片面强调让老百姓服从大局，作出牺牲，以致在拆迁问题上留下了大量的后遗症。

工程招投标中的人情风、腐败风则是对平等原则的另一个威胁。不少工程从设计方案的评选到施工的招标都成了表面上的官样文章，真正的交易却在幕后进行。这样做的后果便是一些公司拿到大量的任务却并不组织施工，只是转手发包，便可稳获利润。而真正施工的队伍却无法直接拿到工程，他们所得到的工程款项早已经过层层盘剥，甚至连成本都可能不足。这样做的后果无疑只能给工程质量留下隐患。

注释：

[1]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235页，商务印书馆19xx年版。

[2]《马恩选集》第3卷，第14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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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超越人道主义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

对于许多怀抱理想的人文主义者而言，正在结束的20世纪并非一个阳光灿烂的时代。工业化带来的物欲对人的精神的异化，世界大战的灾难，对核武器的恐慌，宗教信念的衰落，环境污染，生态的恶化，濒危物种的增加┄┄凡此种种，像笼罩在地球上空的一片片阴云，无不使人对人类的前途感到忧虑，对人的理性产生怀疑。于是他们开始对传统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人应该是宇宙的主宰、万物的尺度吗？我们究竟给地球带来了什么？由此他们想到要重新寻找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局限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

在当代科学的发展中，克隆技术如同核技术的发现一样，普遍地引起了人们对科技运用前景的担忧。然而，人们对科技运用更多的顾虑却是从那些间接危害人类的现象，例如从环境、生态、资源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被严重破坏的现象中提出的。

20世纪是科学急速发展并有效地改变着地球自然面貌的世纪。例如，高分子化学的发展，使人类可以自由地合成千百万种化合物，制造出化肥、农药、杀虫剂、塑料、氟里昂、化学纤维等等化工产品，对于提高农业产量，提供方便、多样的生活物资和工业原料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由此而造成的化学污染，却改变了地球的化学结构以及地球化学的循环和平衡，它对人类生存环境所产生的破坏也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仅仅从科技的正负效应的角度来讨论科技运用的价值与规则，那么应该说问题简单多了，但是，事实上科技的运用是从社会发展的要求中提出来的。因此，我们在讨论科技运用的规范时，摆脱不了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阶段等各方面的背景约束，这些因素的加入又影响到我们对科技规范的价值基础的认识与定位。例如，被称为三大公害之一的大气污染就直接与工业文明相关，与内燃机的发明和普遍使用，与煤炭、石油的开采和使用相关。而作为近代文明标志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又加快了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的大肆开发，并且在工业文明不发达的阶段上，粗放型经营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破坏也是严重的，这些因素都对生态平衡、空气调节、水土保持带来极坏的影响。这是人们关注环境问题，要求限制加速环境恶化的某些科技手段运用的直接原因，也是当代所有社会遇到的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密切结合，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以都市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生活方式，人类生活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向全球扩展，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致于威胁到人类的生活空间、生活的质量乃至人类自身的前途。那么，人类应该怎样推进自己的文明才是负责的、道德的呢？当我们陷入二难境地时，科学家、学者开始对人类的价值基础进行反思。

一 、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的出现

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一些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家开始反省人道主义的历史发展，并对过去我们坚定不移相信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主宰”的观念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们从两个方向对传统人道主义提出批判：一是重新认识人类自己，发现人类的丑陋与人性的弱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开始让人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黑暗与矛盾，打击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让人还原于自然，成为自然界并无特权的一员。二是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 54

认识自然存在的有限性与特殊价值，甚至赋予自然物独立的主体地位。对传统人道主义这两方面的批判都导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摧毁。在此背景下产生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潮认为，并非人类才具有价值，相反，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正是滋生今天文明灾难的根源。赞成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生态伦理学家提出要反对以人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否定以人为中心的伦理观，主张把价值观、权利观、伦理观扩充到自然界中，将对道德行为的研究从人与人之间推广到人与自然之间。非人类中心主义在两个核心问题上与过去的伦理学以及坚持传统观点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发生了分歧。一是它赋予人以外的生物甚至物质以与人同等的“固有价值”和“权利”；二是它把道德调整的利益关系扩展到人际以外更宽阔的关系中。他们的思想对重新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有积极的作用，但又有不少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以致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还走向了反文明、反科学的又一个极端。

为了深入了解这两种不同思潮的基本分歧及其对现实的影响，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它们各自的思想来源。

人类中心主义：建立在公元前5 世纪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欧洲文化中其主流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以前。中经以托勒密地球中心说为基础的神学强化，到笛卡尔“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康德“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的哲学命题把人类中心主义推向成熟和极端。[1]在1991 年版的《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辞典》中列出“人类中心”的两个不同义项，一个是指“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事实或最后目的”的观点；一是指“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虑宇宙间所有事物”的思维方式。前一种观点在《圣经》中有很好地表达：“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2] 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比其他动物优越，人具有把其他生物作为手段的“特权”。正如康德所说：“人对羊说，你身上长着的羊皮是自然为我而不是为你所准备的，人在从羊身上剥下羊皮穿在自己身上开始，人就意识到依自己的本性人可以对所有动物行使特权，现在动物已经不再是与人同等的被造物，而应该被看作是服从于人的任意目的意志的手段与工具。”[3]古生物学之父居维叶说：“想不出比为人提供食物更好的原因来解释鱼的存在。”这一思想是那个确立人的尊严的时代的合理要求，是人争取生存自由的价值认知基础，但也是一个偏激形态的观点。

达尔文以来的近代科学痛击了这种目的论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开始由目的中心向价值中心转移。在以人类价值为中心考察自然的思想中又出现两个分支，一是只承认人的内在价值，不承认动物的固有价值；二是也承认动物的固有价值，但坚持价值中心因主体而定，人只能以人为中心，物只能以物为中心。在环境伦理学中，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是默迪和诺顿，诺顿认为没有必要把人的内在价值向自然界其他物种出让，他是在非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建立环境伦理的，也称为“弱的人类中心主义”。默迪则坚持达尔文的观点：“自然选择不会导致一个独立的物种为了其他物种的善而调整自身”，他不承认人以外的生物具有“固有价值”与“权利”。他认为人类只可能从自身的目的性出发去对待其他物种的存在，正如蜘蛛只能以蜘蛛为中心一样，他成为“达尔文式的人类中心主义”者。[4] 在当代中国科学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仍占着主流地位，动物实验与动物食用价值被强调，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也在朝着有利于动物利用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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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类中心主义：英国学者莱昂波特19xx年在他的《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人类应重新确定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人类应与其他动植物和平相处，我们要从总体上去尊重它（土地），不仅把它当成一个可供使用的东西，而且应当把它当作一个具有生命的东西。之后，法国学者施韦兹也支持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人和生物的关系应该是特别紧密、相互感激的关系；一切生物与自然物都和人一样，具有自己的价值和权利。对价值中心重新定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环境伦理的讨论中，而环境伦理在美国高涨的环保运动和 19xx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的激发下迅速发展。美国的环境伦理学以“生命中心主义”、“承认未来人类的人权”、“地球整体主义”三点为中心。在“生命中心主义”中产生出人类中心主义、感觉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虽然思想潮流呈多样化的倾向，但“非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这样一个思路被普遍接受，这便是：认为近代工业文明造成环境恶化的价值动因是“人是万物的主宰”，人具有支配自然的权利的思想。为了遏止人类对自然肆无忌惮的掠夺与支配，必须粉粹这一思想，建立其他生物甚至自然物质具有与人类同等价值的思想与之抗衡。于是，承认动物具有固有价值，动物具有与人同等的生存权利；承认包括植物在内的生命体也具有固有价值与权利；甚至承认包括无生命的自然物在内的自然本身也具有固有价值与权利等等不同层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5]

自然享有权思想：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大规模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势在必然。因为社会经济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没有得到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生产还停留在工业文明初始阶段所采用的经营水平上。当然，地球的生态状况也就随经济的发展而急剧恶化。基于人类发展的基本立场，出于对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出现了一种介于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自然享有权思想。19xx年美国制定了《原生自然法》，19xx年又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日本在19xx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xx年又制定了《自然环境保护法》，并在建立了全国自然保护联盟。日本律师联合会在第29次拥护人权大会上，以“思考森林的明天”为题召开研讨会，提出了作为保障人与自然在生态系中共存权利的“自然享有权”思想。律师联合会希望以“自然享有权”思想作为保全自然的立法依据。这一思想认为自然是包含人在内的所有生命的母体，人通过禀受这一自然的无限恩惠而生存，既然是人破坏了自然的生态系，那么现在的人类就有为其他生命体以及后代促使恢复自然状态的义务。关于这一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它与把环境理解为以一定地域的居民为中心的环境权不同，它并不以人为中心，而把人理解为自然的一员，环境权承认居民对环境的支配权，自然享有权没有支配自然的理解。它认为人类可以与其他生物共同享有自然财富，却没有权利支配自然（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二是它也没有赋予其他生命与人类同等的价值地位，它之所以认为有为其他生命以及后代保全自然的义务，是因为我们共享，也是因为是人类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没有支配权也意味着没有剥夺其他生命生存的权利，因此，谁破坏谁负责也符合一般人类社会的行为规范。[6]

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第一个主张把道德的范围扩大到动物。他认为感受痛苦的能力是获得平等权利的根本特征，而把推理和说话的能力作为享受道德待遇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说：“法国人已经发现，皮肤黑色不再是一个无端遭受他人肆意折磨的理由。人们总有一天也会认识到，腿的数量、皮肤的柔毛或骶骨终端的位置，不是驱使某个有感觉能力的存在物，遭受同样痛苦命运的充分理由。确定这个不可逾越的道德分界线的根据究竟是什么呢？是推理能力或交谈能力吗？然而与生长了一天、一个星期或一个月的胎儿相比，一匹成熟的马或狗是更善交谈更有理性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们能推理或交谈吗？而是它们能感受苦乐吗？”[7]皮特.欣格直接承袭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的生命，或者只有人的生命是神圣 56

不中侵犯的信念，是物种歧视的形态之一”，他从功利主义哲学家本萨姆“凡能感到痛苦的都应被赋予道德的权利”的主张出发，经过他的认知确定“动物能感到痛苦”，得出“必须赋予动物道德权利”的结论，因而主张“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Ｐ.Ｗ.泰勒在他的《尊重自然》一书中直接赋予动物以“固有价值”和“权利”。他提出：“采取尊重自然的态度，就是把地球自然生态系中的野生动植物看作是具有固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一切生命各具价值，所以他们一律平等。[8] 最为有趣的是澳大利亚哲学家辛格，他在19xx年以美国独立宣言的文风撰写了“关于大猩猩的宣言”，要求给黑猩猩、猩猩和大猩猩以“生存权利”和“保护它们的自由”，“禁止折磨它们”。他说：人迄今为止在他们和他们长毛的、生物学上的堂兄弟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道德界线，这条界线不会保持太久了。许多生物学家深信现代人肯定会被直截了当列入黑猩猩属。人和黑猩猩的遗传信息只有1.6 ％的差别，而黑猩猩与大猩猩的遗传信息的差别却达到2.1％。黑猩猩能够使用工具、会手语，还会骗人、扔石头，会有计划地打猎，对弱小进行恐怖统治，辛格着眼于动物与人的类似之处要求动物权利。[9]

不同层次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还有一个与过去的伦理思想不同的核心点，这就是他们把过去仅限于人际间的伦理关系扩展到了人的行为涉及到一切关系中。19xx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法国医生、哲学家、神学家施韦兹倡导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这种根本上完整的伦理学，具有完全不同于只涉及人的伦理学的深度、活力和动能。”他认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道德的。”莱昂波特在《大地伦理学》中对其伦理学的这一特点也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伦理学的发展已经走了三步：最初的伦理学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来，伦理学扩展到研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伦理学发展的第三步是把它的研究扩展到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他说：“道德向人类环境中的这种第三因素（大地）的延伸，就成为一种进化中的可能性，和行为上的必然性。按顺序来说，这是第三步骤，前两步已经被实行了。”“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都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做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与自然享有权思想相一致，日本伦理学研究所理事长丸山竹秋不是从动物的价值与权利的角度，而是从人自身的角度提出伦理学应该扩展它的关系内容的理由。他说：“如果地球环境为人类行为所破坏，人类的生存成为不可能，学问也就没有了。”他认为，人与人以外的事物的关系复杂得多，对这方面的道德关系视而不见是很大的片面性。

二 、对几种观点的分析

我们注意到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把价值与权利概念扩展到动物身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从理论上讲，存在着难以明确判断动物是否具有主体意识，是否具有内在价值的疑惑；从实践上讲难以解决人类作为物质的人的生存对动物蛋白质的实际需要。而只强调人类自身需求的人类中心主义，为我所用地对待一切生命和物质的观点，又在人类发展的源头与延伸上难以作哲学的本质切割，同时因为能够感受动物的痛苦和对造成此痛苦的人的明确的责任而产生强大道德压力。况且，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虽以德性区分人与非人，但有众多的道德诠释是以物喻人的，同时，还以人类道德辐射万物，赋予物以道德属性。

人类道德的价值基础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不弄清楚，道德规范就无以确立，对人类行为的道德评价也就无法开展。我们认为要重新建立科技运用或工程建设的道德规范，首先要抓 57

住现代环境伦理学与以往伦理的不同点，阐释理解各种观点并吸收其有益的思想，以提出我们的观点；其次我们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规范建立的合理的价值基础与其实践的可行性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很难想象有一种不能实施的规范，它是多么地合理。

但是，问题在于，不仅人类，自然界中许多食肉类动物都不得不以其他动物的死亡为生存条件，不得不依赖于其他动物的蛋白质以保全自身的性命。生物都具有个体及物种自我保存的逻辑，但是这一逻辑必须在生物界的弱肉强食与共存这一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得到实现。这就是无法以道德进行评价的自然法则，它本无善恶，它既善又恶。说它本无善恶，是它不具备道德价值特征；即使赋予它“固有价值”，说它恶，它以其他生命的死亡为代价，以其他生命的痛苦为代价；说它善，它以此方式保存众多生物的进化，以此保持物种间的平衡发展，从而也保全了个别物种的存在。我们可以“善意”的人为地消灭狼以保全鹿，然而，狼的“固有价值与权利”又如何体现，而鹿却可能因为没有天敌而退化，可能因为过量繁殖而死于食物的匮乏。也许动物界自然界真有所谓的物种“平等”，那就是无论什么动物都有天敌，没有处于绝对优势的动物。对人而言，为所欲为就是他的天敌。因此，无论我们是为了尊重自然矛盾而又显得血腥的规律，还是为了保全人类自己，我们都难以接受动物具有固有道德权利的观点。作为一个完整的伦理理论，它的价值基础应该出于一个统一的认知立场，而这个立场只可能是认知主体的人自身，我们在认识动物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时，从哲学意义上它很难既是客体又具有主体价值。因而，我们难以判断它在哲学上拥有“固有价值”。更不用说这一观点在实践上也有相当的困难，虽然远不止动物权利倡导者可能坚持素食，但普遍地要求人们尊重动物的“固有价值”和权利而放弃食肉，是完全不实际的。况且，素食者也会在理论上与“生命中心主义”所提出的整个自然界的生命都有自身的价值这一观点相冲突，在实践上与植物生命的保全发生矛盾。另外，要求科学家放弃进行动物身体实验，要求人们放弃在必要时保护自身安全和生态平衡，这也是与社会进步与人类自身保全相矛盾。可见，在人的价值之外另立价值中心而建立的道德原则，实际上是难以实施于人类社会的。

这是我们不赞成动物具有“固有价值”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思想包含着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如尊重生命，不残害生命的思想。确如皮特. 欣格所观察“动物能感受到痛苦”，不仅如此，人类还能体察到动物的痛苦，并反省到动物的痛苦来自自然，也来自人类，可能更多地来自人类。因此，人体察到动物的痛苦时，常常能够引起内心的道德谴责，这是人作为动物之一分子的必然。施韦兹在《敬畏生命》一书中讲述了当他拉弓打鸟时，听到教堂的钟声，他立刻感到良心谴责的心理经历。他认为“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则。”[10]他建立起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给其他生命带来死亡和痛苦的信念。在美国的一些州，对杀鸡宰牛的方法有法律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增加动物死亡的痛苦。我们认为人们对待其他生命的态度是与人们对待一切生命的态度相一致的，敬畏生命是维护生命的基础，是每个道德个体应有的态度。这也是我们即使是对作为必需的科学实验的动物对象也心怀不忍，对背负着人类器官只为奉献而存在的转基因动物深感不安的原因。这一思想的另一认识价值在于它联系性的思想方法，它将人置于自然环境的广泛联系中，产生出生物平等共生的思想，这对于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有意义。美国浪漫主义自然哲学家索罗认为：人没有权利滥用资源，俭朴是人得以享受生活的唯一准则；人没有权利只让地球适合于自己，人要享受自然的和谐，必须融于自然。他把大自然及其创造物视为一个社会，人、动物、植物和星星是伙伴和邻居，是这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因而谴责破坏森林的行为，他认为如果虐待儿童的人要被起诉，那么为了私利而损害自然面容的人也应 58

受到起诉。他说：“我脚下的地球不是一个僵死的、没有活力的物体，它是一个拥有精神的躯体，一个受其精神支配的流变的有机体。”[11]这些思想家所持有的人是大自然中的一员的思想比起人是自然的主宰的思想要合理得多，尤其人对自然的行为必将引起一系列的反应，而它又不是人所希望的，这是经过工业革命人类支配自然的企图遭到无情报复后得到的宝贵认识。事实上，人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依自然要求而被规定，它必以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平衡为归依。人类任意地消灭其他生物，任意支配自然就是在自毁。人只能与其他生物共同享受自然的恩惠，必须共同遵守自然的规律。

无论是承认动物、自然与人具有同等的价值与权利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还是以人为本，从维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角度保护自然的自然享有权思想，它们在认识人类伦理关系时都有这一共同点，即认为将人类的伦理关系仅仅限于人际之间是不完整的、不深刻的，也是过时的。我们完全赞同这一观点，有几点理由：人的行为不仅构成人际之间的社会利益关系，也构成与其他生物和自然界的利益关系；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中，人是有意识有意志的行为主体，他应该为其行为后果负全面责任（包括对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一个流动的有机的整体，他对自然的行为间接地影响到整个地球环境，这就是共同家园的意思，因此他甚至应该对遥远的人群的环境状态负责；因为不仅我们这一代人具有自然享有权，我们身后子子孙孙也具有同样的权利，一方面尊重他人权利的要求，另一方面物种自我保存与延伸发展的要求，都对我们现在如何对待资源、环境提出道德责任问题。

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主要目标是道德的价值中心问题，通过对各种价值立论看法的分析，表明我们对科技运用和工程建设的道德评价的价值立场。毫无疑问，我们不再认为人具有支配主宰一切的特权，人类仅仅是自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自然界中众多生物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必须尊重自然，爱惜自然，与其他生物共存、共享这自然。我们虽然不能确定其他生物和自然物质具有固有价值和权利，但是，我们必须以宽宏阔大的眼光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它们，因为人类的行为干预到它们，所以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负责，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我们的观点是坚持人是人类道德价值的中心，人类的道德规范只可能以人为本。

本章正是企图以人为基点，以人为价值中心来认识科技发展的道德意义，并站在人的价值立场上分析利益得失。我们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的立场，以是否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为目标，以人的立场去看待和评价工程建设中的道德问题，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去权衡工程中的义利得失。这似乎与国际上出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潮流不太吻合，虽然我们并不赞成旧有的改造、支配自然的观点，并对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实践的急功近利、为我所用、唯利是图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持有怀疑，但这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同，我们仍然坚持认为人类的道德价值应该建立在人的立场上，我们不能一边声称自己是有道德自觉的行为主体，一边将行为主体的道德意义建构在主体以外的事物上。我们主张顺应自然，与其他生物共享自然。如果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我们也要说：“我行动所以体现我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物类，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例将自己行为价值设立在其他物类的存在上的事例。我们将通过对几种不同的价值立场的分析，力陈我们的态度。

注：

[1].《生态伦理学》余谋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3月版，第59页。

[2].《圣经.创世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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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的思想》「日」岩佐茂著，韩立伟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版，第92页。

[4].《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主编徐嵩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125-131页。

[5].《环境的思想》「日」岩佐茂著,韩立伟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年版,第84-85页。

[6].《环境的思想》「日」岩佐茂著,韩立伟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xx年版,第52-55页。

[7].《生态伦理学》余谋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3月版，第25页。

[8].《环境的思想》「日」岩佐茂著，韩立伟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xx年版，第89页。

[9][10][11]《生态伦理学》余谋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版，第44页、33、26页。

第二节 建立新型的自然观、环境观

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赞同非人类中心主义得出的一些结论，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现代工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环境、资源、动植物生命的问题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课题。因此，今天的工程伦理必须超越传统人道主义，向着善待自然、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道德目标前进。同时，工程伦理也必须突破传统伦理的界限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讨论。这是从当代人从与自然长期对峙而引发的危机中得到的启示，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人类价值追求的重新定位。它要求工程人员认识到人类只有在保护自然、尊重自然的发展中去求得自身发展。这个目标正在成为人类新价值观的核心，指导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当然也应该渗透到工程活动的方方面面。

一 、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既然我们承认西方传统的以人为自然之主宰，以自然为供人享用牺牲和工具的观念已经过时，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定位并建立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

我们认为人与自然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人是自然之一物，同时又依赖自然界而存在。人是地球上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它具有与所有生命现象相同的自然基础，人首先作为自然人存在，有其自然本质。人的自然因素表现为：第一，人来源于自然。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的根源，自然界对人具有先在性。众所周知，在长期的发展中，无机自然界产生了有机生命，有机生命经过30多亿年的进化才发展出了人类，人类的历史不过两三百万年。尽管自然界在人类身上发展出了意识，尽管人类是智慧生物，具有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动力，但它仍然是自然界中一类生命现象、一个高级物种，它脱离不了自然界这个生命之源。第二，人的自然因素表现为人包含着自然。人从自然界升华出来以后，自然界仍一如继往地在人身上延续自己的存在。人有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这自然性的身体又遵循着自然生命的规律而存在。据科学研究，外界自然环境的元素，几乎都在人体中发现，人体血液中的化学元素和海水成分极为相似；现代科学肯定任何紧张的思维和心理行为都同时产生着生物电流，科学和艺术的创作过程都同时伴随着大脑皮质和皮质下层神经细胞的生物化学过程。恩格斯曾经预言，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人脑中的分子和化学运动。人是自然之物，有自然愿望与需求：人要吃喝以维持生命，有性欲以繁衍后代，虽然这一切都打上了强烈的社会印记，有丰富的内涵，但无可否认它们首先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自然需要与本能。总之，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无法摆脱自身的自然因素，无法摆脱对自然内外两方面的依存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1]“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

同时，人又依赖自然界而生存、发展。人的生命存在于不断地和自然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中。人类利用自然，获取自然资源求得生存发展，自然界是人类的栖息之 60

所和衣食之源。首先，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空间。迄今地球仍是我们所发现的适合人类生存的唯一空间。现代科学告诉我们，人类尚未在地球之外的太阳系中发现有适合生命存在的场所和条件，也很难预料将来能否在星际发现适合生物生存的其他星球，离开地球环境，人类将无立足之地。第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源，包括生态资源、生物资源、矿藏资源等等。生产劳动是人类的生存方式，而自然界则是生产劳动的前提，它提供生产劳动的条件，制约生产的结果。劳动的资料、对象、工具等等原初都来自自然，无中不能生有，人们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自然供给的材料，经过人们劳动加工而成。我们是人，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3]“人首先依赖于自然界”，

[4]自然界是人类生命的承载。

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婴儿和母亲脐带相联的血肉关系，人类不仅是自然母亲之子，并且还吮吸着母亲的乳汁以生存。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企图主宰自然、统治自然的文化观念是极端荒谬的，我们应该象保护母亲一样保护自然。

另一方面，人又是能动的自然物，人能够改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展开的，人的生产劳动是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正是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使人超越了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成为能动的社会存在物。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就在于人的自觉能动性和社会性，人的突出特征就在于人同自然界的关系不同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动物仅仅利用自然，单纯以自己的存在使自然发生改变，而人则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地改造自然，使之更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生产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在之中，人是实践的主体，自然界是实践的对象，人要对自然界进行能动的改造。

人类改造自然的目的首先在于满足人的肉体生存和精神享受的需要。人的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生活资料以维系人的生存，人的进一步发展则既要求生存又要求享受，而人不能等待原生态自然的“恩赐”，必须通过改造自然主动获取生活资料。人类改造自然的最高目的则是满足人性的需要，这是人摆脱动物本能而成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真正人，实现自己本质的必要手段。马克思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是人性实现的场所，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最终感到自己是作为人的存在，离开劳动，人将退化为低等动物。在这里改造自然作为人的生存手段和生存目的，是直接同一的。因而，人类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自然的奴隶，要人类放弃对自然的改造，既不符合人类的生存利益，也违背人之为人的实践本性。

但是，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决不意味着人对自然的任意干预和破坏，人对自然的改造受到自身的自然性、外部环境和自然对象等客观规律的制约。人类只有不断地认识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地改造利用自然，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超过自然限度随心所欲地干预自然，不仅达不到目的，还会遭致自然的惩罚和报复。马克思认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恩格斯十分生动而深刻地描述过自然对人的报复：“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南山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畜牧业的根基挖掉；他们更没有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6]对自然界的每一次改造都要付出代价，超过自然承受限度的人类活 61

动会遭致自然界报复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例如，古代两河流域灿烂的巴比伦文明的覆灭，长期以来一直被归因为外来者的入侵，而最新的研究资料表明，更大的可能性是不合理的耕种所积累的环境压力，最终减少了粮食供应并破坏了整个经济。1000多年前玛雅文明的崩溃也是如此，森林被砍伐殆尽，地力耗损无遗，长期积累的自然破坏使人们无法生存，最终遭致毁灭。当今，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更是自然对人类盲目改造自然的惨烈报复、对人类无所顾忌地支配自然行为的严励惩罚。

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既可造成积极的后果，造福人类，又可造成消极的后果，危害自身。利用应该有其限度、顾及后果，这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人类是在以自然为前提的生存中获得独立，在依赖自然中改造自然，在自然的怀抱中进行着创造，因此，作为实践主体，人类绝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去张扬主体性，做出破坏自然的事。

人与自然就是这样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关系，或者说人对自然是既依赖又独立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强调独立、斗争，进而强调征服、主宰，而遗忘了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使得人与自然疏离，挖了自己的根，毁了自己的家。现在是人类找回失落的家园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关系。

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已提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的命题，但是，它没能成为人类活动的指导思想。人类活动按近代文化“反自然”的方向发展，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我们应当记住的教训。

二 、工程与环境──工程伦理的特殊视角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深感人对自然负有的责任。因此，工程伦理将研究对象由普通伦理学研究的人际道德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工程与环境的特殊关系。这一视角的选择是为了便于认识工程活动与环境的关系，让工程活动者直接面对其行为效果与影响，直接观察、分析行为后果，建立对其行为后果负责的态度，从而自觉地担负起环境保护这一道德义务。我们认为这一视角对伦理研究具有两点突破性的意义。

１、突破了一般伦理仅限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局限

传统伦理学对各种伦理关系的研究都限制在人际关系的范围内，而较少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环保的内容也将其处理在生产与社会的关系中。似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只存在人对自然控制和利用的问题──这显然是科技关注的问题，而并不存在人对自然应不应该做什么的道德价值判断，也不存在行为关系合不合法，能不能做的社会价值判断。然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都要利用自然资源并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它的整个过程都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从原料来源到生产过程中的废气、废水以及废料的排放丢弃，都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还在不断地对环境产生影响。例如，农药、化肥的使用，汽车、弗里昂制冷设备的使用等等。生产活动通过对大气和水的污染伤害了公众的身体健康、毁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景。这已经使工程行为与社会公众构成极大的利害关系，工程行为和生产方式的选择已经不只是一个计算效益的纯粹经济的行为，它同时也是道德价值的选择。因此，对企业的生产行为进行经济、社会和道德全方位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另外，伦理学以自为的主体为基点限道德关系于人际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确立人的行为主体地位的客体并非都是人，如果伦理学执意排除这类关系，那么它的狭隘就不能包括历史上重要的道德规范和人格品质，比如生存斗争中的勇气，勇敢精神，宏大的仁爱态度等；它更不能适应在今天科学发展中建立起的 62

人与宇宙自然共处一个生存空间，人类行为将对自然产生影响的新认识。突破传统伦理限于人际关系的局限，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的特殊视角入手探讨工程伦理中的环境问题对于认识工程活动的全面道德责任，对于建立全方位的道德规范是有益的，它让工程人员直接面对行为后果、直接面对人类生存的环境变化，认清自己的道德责任，而不能因为自然的非自主性特征而逃避对环境的道德责任。

２、理清工程组织与社会的多重伦理关系

工程的复杂性尤其是现代工程使工程组织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上升变得更加复杂。生产组织与国家、生产组织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员工之间等等，我们看到随着对生产活动的经济、社会和伦理研究的深入，这些关系正在被界定和广泛地讨论。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工程伦理关系中，既有直接的经济关系，又有间接的利害关系，还包括不易被人注意的利害关系。一般来说，经济伦理较多地关注企业对国家对社会的直接的纳税与贡献的道德责任，而对因为其生产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他人对社会构成的利害关系却通常不太重视，尤其是那些难以找到直接对应人关系的行为更不被考虑。例如，企业雇主违反合同压低工人工资，构成企业与员工直接尖锐的利益冲突，而企业为了减少投入让职工在噪音污染、空气污染严重超标的情况下工作，构成的却是对职工缓慢的不易被觉察的伤害。又如工程活动所涉及的对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利用的道德责任，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虽然没有直接的道德关系对应人，但这之中的道德关系是存在的。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不仅要有买卖公平、诚实守信的遵守经济规则之类从直接经济关系角度设定的道德规范，还必须考虑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环境的直接关系。有些关系虽然看起来似乎不那么直接要紧，但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多地介入现代工业、农业生产过程，不断加快资源利用的步伐，也加快了环境破坏的步伐，有的甚至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工程伦理不能不站在社会与发展的立场对此提出必要的道德要求。以人与环境的关系为视角讨论工程伦理对于清理企业伦理关系的多重性，强化对各种关系的认识是有益的，毫无疑问这一研究视角也将深化和丰富工程伦理的研究。

三 、增强自然意识与环境意识

自然意识和环境意识是指人们能够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辨证关系。其内涵包括：清楚地认识人类活动对 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人类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使环境向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是与自然界休戚相关，自然环境的良好状态，是人类持续发展的前提；认清工程师的职业活动对全人类、对子孙后代的道德责任。

这种责任意识是人类在高度文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先进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出对生命、对人类发展的真诚关怀，是工程伦理人道主义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意识直接影响到国家环境政策、法规、科技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影响到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目标，而这一切都将有力地影响到社会的工程建设和其他经济活动。而工程活动是人类最直接地利用自然资源，改变环境的活动，因此在工程活动中建立环境意识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帮助工程决策者、设计者、管理者以及实施者建立自然意识、环境意识，树立起对社会、对人民、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道德意识是工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

经济活动是满足人类物质、精神需要的活动，经济发展的程度、速度直接关系着这种需求的满足度，经济要持续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而在经济发展中维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 63

又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压力，又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因为这个地球再承受不住大面积的破坏了，因此，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有一种甚为典型的观点，认为这一问题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和结果，我们应该付出资源与环境代价来换取经济繁荣。理由是：人类必须首先解决生存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争辩说：在人类所有的危机中，没有比“贫穷”更为严重的事情，而要消除贫穷，就必须首先发展经济，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伴随着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害，但给人类带来了富足。另外，经济发展是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础和保证，原料和深加工和环境保护要设备、要技术、要资金，而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提供这一切。这种不计成本发展的观点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在中国也如此。许多小化肥厂、小造纸厂、小塑料厂、小煤窑、小石灰窑等污染严重的工程就是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上马的，大肆砍伐森林、开垦牧场草场、围湖造田等破坏生态的行为也是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发生的。

这种观点显然把资源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了。经济学追求的是划算不划算，那么事实证明这种不计成本的发展是违背经济学原则的。英国的泰晤士河，由于工业污染曾在100多年里使生物绝迹，成为“死河”。治理泰晤士河，英国用了120年的时间才恢复生态，其间耗去了大量财富！我国西南的高源湖泊滇池，50年代湖水清清，水体完好。60年代围湖造田，湖底淤积，70年代湖边发展工业，废水排进滇池，结果搞得滇池水深仅2米，杂草排挤了其他生物物种，500里滇池变成了臭气熏人的污水塘。如今国家治理滇池，投入100亿的资金，才能使水体达到2级标准，而完全恢复滇池生态估计要花200亿元，历时几十年。划算不划算，人们一目了然。何况，一些生态破坏还是不可恢复的。为追求眼前的局部的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实质上是舍弃了长远的全局的利益，结果既使经济蒙受损失也使环境遭到破坏。由此看来保护环境不仅从全局和长远的眼光来看是符合经济原则的，而且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是有利的。试想生产环境恶劣，人们的健康势必将受到损害、生命受到威胁、设备遭腐蚀、生产率下降、治污费用昂贵等等，这都将使经济发展速度下降以至停滞，这正是我国目前不少乡镇企业面临的困境之一。

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危机已威胁到地球上每个人生存的情况下，发展经济还能置它于不顾吗？如果承载人类之舟的地球都毁灭了，我们将如何生存？我们的生存都不保，子孙后代的世代永存从何谈起？急功近利的经济活动的理由是消除贫困，而其结果是生存将不保。我们正在自食苦果，人类再也付不起高昂的环境代价。因此，不分发达程度与否，地球上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建立起自然意识与环境意识。

保护自然，这关系着当代人类和子孙后代的发展，关系着与人相关的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这是人类作为地球生物圈中的智慧生物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当前人们正在形成的共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人们把近代以前以农耕为主的活动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冲击称作“黄色文明”；把近代的工业活动以及它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称作“黑色文明”；今天，拯救地球、恢复生态平衡以拯救人类命运的绿色浪潮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人们的目标是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绿色文明”。

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始自本世纪60年代。19xx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天》，她根据大量事实指出，“当人类向着它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已写下了一部令人心痛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由水、土壤和植物构成的大地的绿色斗蓬”已破严重污染。19xx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规模空前的“人类环境会议”，出版了《只有 64

一个地球》的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报告，这份由58个国家的152位专家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撰写的报告成为今天“环境时代”的起点，之后环保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

目前，世界上正兴起与环境相关的绿色产业、绿色产品，这是一种新的经济趋势。它现实地表明保护自然环境不仅不是经济活动的包袱，还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企业把环境保护作为目标，可以收到经济之利。例如，欧美的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把严格的环境标准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对立起来是狭隘的、静止的，他们通过建设绿色产业，提高生产过程中物质和能量的利用率，减少废弃物排放，达到节约开支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企业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契机寻找到发展的新路。一些大企业如可口可乐公司、壳牌石油公司、道氏化学公司等等的总经理都直接过问环境保护问题，或聘请专门的“生态经理”、“环境经理”，使生产向绿化方向发展。环保运动在世界上已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消费者亲睐对自身和环境都安全的绿色产品，企业的有识之士已经瞄准了这一趋势，如今，绿色食品、生态时装、绿色汽车、生态房屋、生态礼品、生态列车、生态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时尚。绿色产业才是最有竞争力的朝阳产业，绿色产品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最有市场的产品。我们要解决温饱、脱贫致富为什么要认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何不增强环境意识走绿色产业的道路？

我国也正在迅速跟上世界绿色运动和持续发展的潮流。19xx年，我国政府指出“要在调整人和自然关系的若干重大领域，特别是人口控制、环境保护、资源能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方面取得扎实成果”。19xx年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发展的白皮书》等政策性文件。形成把建立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解开环境与发展问题关键的共识。自然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已逐渐深入人心。

以自然意识和环境意识为指导，检讨旧的经济增长观，我们发现过去世界各国采用的经济发展标准――国民生产总值GNP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科学，它忽略了自然资本和环境代价。因为一个国家可以不合理地消耗掉它的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可以污染它的蓄水层和大量捕杀野生动物以至竭泽而渔去发展经济，却并不影响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反，这种资源浪费和环境质量恶化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可见，经济活动在提高GNP的口号下，掩盖着“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缺德行径，掩盖着居民健康和生存环境的恶化。难怪环境主义者呼吁“打倒GNP”！联合国统计办公室已提出一种将环境和资源因素包括在内的反映国民经济水平的国际标准系统，它要求将自然资本和环境退化造成的经济损失从正常情况的国民生产总结中扣除，从而得出经济生态学校正了的净国民生产总值NDP。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它引导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建立环境意识，关注并保护环境。

在我国，GNP仍是经济发展统计的标准，为GNP的增长而奋斗，常常是最引人注目的发展目标。在这个目标下，环境破坏被纵容了。其实，“发展是硬道理不等于GNP是硬道理”。工程技术人员在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第16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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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环境、生态与人

——工程伦理的关注焦点

工程活动是直接改造自然、创造为我之物的实践活动，它离不开自然环境和自然物质。在工程活动中处处涉及到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期待人们建立新的自然观和环境观，但在工程实践中，由于现实需求的压力、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及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人们仍然很难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事实上，在传统经济模式中，工程活动破坏环境、滥用资源的行为太普遍太经常。我们却往往以我国是经济技术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便理所当然地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然而，自然的报复却并不等待人们建立起合理化的经济和产业体系便已接踵而至，我们已经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生态面貌的改善，于是出现了肆意破坏环境生态的工程行为与投入巨资的的治理工程同时并进的怪圈。这不能不引起有良知的科技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和认真反省。

第一节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的道德课题

作为一个工业化进程尚待完成的发展中国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要做到既发展生产又保护环境，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面对日趋恶化的环境、生态状况对人类生存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的严峻现实，提出保护环境的道德约束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了。

一 、人为的自然与环境危机

自从人类在地球上活动就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影响，但古代由于人口稀少，人类活动规模狭小，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自然界自身都能够逐步消解并恢复，偶有严重者也是局部的。近代的工业革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类享有的财富的急剧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地球环境的大规模的破坏。到本世纪中叶，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在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但那还不是全球的运动。进入本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自然环境风险的潜在性、滞后性特点，加上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危机在全球总爆发。

1. 环境污染

污染使环境质量下降，当前污染在诸多方面加剧。一是大气污染加剧。随着工业的发展，燃料消耗量大幅度增加，致使大气承受前所未有的污染。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以及二氧化碳的急剧增加带来广泛的有害后果。特别是大气污染中包含的酸雨、地球增温和臭氧层变薄问题，给人类造成极大威胁。酸雨。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硫氧化物1.96亿吨、氮氧化物6800万吨，这个数字比本世纪初增加了6～8倍。[1]这些酸性物质经过大气化学、物理过程形成酸雨降到地表，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酸雨过处，水泥建筑被割剥一层皮，钢铁也锈蚀斑斑。它毁坏湖泊，损害森林、草地，使土壤酸化而贫瘠，并腐蚀建筑物品，被称为“空中死神”。 地球增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加，使全球气候呈增暖趋势。这种增温不仅可使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发达地区和岛屿，而且可能导致广泛的灾难性气候。臭氧层变薄，大气中的氟氯烃物质正在导致臭氧层破坏。70年代科学家已发现臭氧层变薄现象，80年代南极出现臭氧空洞且日益扩大。保护地球生物圈的“臭氧伞”破漏，紫外线长驱直入，其后果是皮肤癌和白内障患者增多，农作物质量和产量下降，水体浮游生 66

物生长受影响，引起光化学烟雾污染等等。酸雨、地球增温，臭氧后变薄是目前人们关切的三个全球环境问题。

在我国，问题就更为严重。我们不仅有一个受到严重污染的烂摊子，还有治理效果缓慢、整体呈恶化趋势的沉重前景。空气污染在我国也特别严重，烟尘年排放量、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呈上升趋势；90年代中期我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约1800万吨， 超过美国的水平（1600万吨）。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占世界第二位；在全国500多个大城市中，大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还不到1%，北京、沈阳、西安、上海、 广州等已连年名列世界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其中沈阳的污染区，每年因大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为3000人。20％的慢性病和35％的急性病要归因于大气污染。在重污染区，每增加100微克/立方米的ＴＳＰ，总死亡率就会增加35％。在中国污染程度接近和超过沈阳的有十多座。[2]酸雨区也呈扩展蔓延趋势；我国酸雨区已从由西南、华南蔓延至华中、华东、东北，已占国土面积29％，并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

二是水污染加剧。生产活动和生活活动排放的污水造成水环境的污染，各类废水夹带着大量的污染物，如有机物、重金属、油类、致病菌进入天然水体，使水质变化，水体功能丧失。自80年代以来，全球水体污染情况更为剧烈。水污染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危害人类及其他生物的健康和安全。有报道说，全球有10亿人因水污染染上不同的疾病；在儿童死亡者中约有4/5与水污染的疾病有关。至于因水污染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则数以千万亿元计。[3]全球水污染的防治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状态。据近年来的统计，我国的七大水系已有近一半受到严重污染，河道污染治理效果甚微。全国废水排放量360亿吨，城市生活污水80-90％未经处理进入江河。不符合饮用水标准的河道已达85.9%，全国七、八亿人饮用污染超标水。甚至不符合灌溉水质标准的河道也达25.7%；滇池、太湖等湖泊富营养严重，沿海海域赤潮频繁。[4]

三是固体废物污染加剧。固体废物包括城市垃圾和工业垃圾。垃圾任意堆放会传染疾病，污染大气、水源和土壤。据估计，全球每年产生的垃圾已超过100亿吨，而且越来越多，垃圾处理能力却远远赶不上垃圾的增长量。固体垃圾中有相当数量有毒、易燃、具有腐蚀性、传染性、放射性、反应性的危险垃圾。世界许多国家大城市垃圾成灾，垃圾围城现象十分普遍。我国固体废物排放量大，处置利用率低，据90年代初统计，全国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约 6.2亿吨，累计堆存量60亿吨，占地5万多公顷。[5]有害有毒废物约占5％， 安全处置率很低，威胁很大。

噪声污染普遍超标，如我国三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中。城市交通噪声大部分超过70分贝限值。生活噪声大部分超过55分贝限值。[6]环境污染给公众带来的健康损害日益严重，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十五分之一，日本的六分之一，而环境污染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许多方面成为世界第一、第二。“污染经济”的数量比发达国家高几倍、十几倍。如果照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而将国民总值提高到美国的水平，那么将使整个国家浸在污水与烟尘之中，毫无疑问我们将成为世界第一公害大国。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日积月累的污染，近年来，事故污染频频发生，其危害范围呈日益扩大之势。例如： 19xx年3月24日，美国近10万吨级的埃克森·瓦尔德滋号油船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触礁，8.3万桶原油泄漏，致使1600平方公里海面被厚厚油层覆盖，4600平方公里海岸被浮油污染，约有1万只海獭，10万只海鸟和海鸭难逃噩运。这些重大污染事故更是给世界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雪上加霜，在倾刻之间造成难以挽回的环境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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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恶化

由于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致使全球生态恶化加剧。自然资源，首先是森林，特别是热带雨林的锐减趋向有增无减。源于市场的巨大利益，森林被大规模砍伐。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地球失去了1/6，中国失去了1/3的森林。森林破坏使得生态失衡，气候异常，随之而来的是水土流失，耕地破坏，河道淤积堵塞。据估算，世界耕地表层每年流失量约为240亿吨，中国占其中的50亿吨。表土流失导致荒漠化，农田由于荒漠化而失去了耕种价值。有专家指出，世界约有29%的陆地呈现沙漠化，35%以上的土地处于沙漠化的威胁之中，严重沙漠化的地区已占6%，沙漠化是目前地球面临的最严重生态危机之一。生境的恶化又导致了物种的消失灭绝。目前生物物种消失灭绝的速度令人瞩目惊心，专家们估计，今天世界上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生物物种消失。这是6500万年前恐龙时代以来出现的最大的物种灭绝浪潮。它导致物种多样化锐减，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重大生态危机。[7]

人类的生产活动在今天以更大的规模扩展，科技手段运用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破坏更为有效。许多人仍习惯性于把自然界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来源，似乎自然界有无尽的财富自生能力。人们习惯认为经济活动主要是向自然索取的活动，人类无需遵循自然的规律维护自然、培植自然。另一方面认为自然界可以默不作声地接纳一切，任意向自然排放越来越多的对生命和自然有毒有害的废弃物。据统计，人类生产从自然界取得的物质中，被利用转化为产品的仅占3%～4%，其余96%的物质被作为废物重新抛回自然。在生活活动中，追求方便、舒适，特别是发达国家风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其前提同样是把自然作为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作为了可以为之藏污纳垢的垃圾桶。例如，西方现代生活必不可少的汽车、空调、冰箱等排除的二氧化碳、氟氯烃类物质正是造成温室效应、臭氧层变薄的元凶，而发达国家每人每年竟要消耗约30吨物质，而其中仅有1%～1.5%变为消费品，剩下的则以对自然环境有害的废物的形式而向自然界排置。人类缺乏环境意识的生存方式制造并加剧了今天的环境危机。

3、资源短缺

自工业革命疯狂地开发自然资源以来，到本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现在，世界资源全面紧缺，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中所说：“我们依赖地球的资源来满足我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地球资源减少或退化，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就要冒其需要可能得不到满足的风险。由于我们未能给地球以适当的关心，而且过的是一种只顾眼前的生活，这一风险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危险了。我们现在正以人类文明的存亡进行赌博”。仅以水、土地、能源、矿产资源为例看看世界与中国的资源状况。

水资源短缺。19xx年，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调查报告认为，世界将面临严重的水危机。现在世界80多个国家数10亿人口缺水，60%的人口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环境中。本世纪初以来，淡水的消费量增加了6倍，世界对水的需求量每21年翻一番，预计到20xx年，全球人均占有水量减少1/3。[8]由于水在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围绕水的国际间的斗争不仅是经济斗争而且是生存斗争，特别是同一条河流流经几个国家的缺水地区，存在着为争夺水资源而引发暴力冲突的可能，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19xx年说，“中东的下一次战争将由尼罗河引起。”有人预言，水危机在21世纪将超过能源危机，成为世界最紧迫的自然资源问题。据有关研究表明，我国潜在的水资源总量为2～7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仅为2695立方米，列世界第80位，还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而我国生产生活的消耗水量却在以惊人的速度递增，预计到本世纪末，用水总量将达到5500亿立方米/年，占到 68

多年平均径流量的21%。[9]用水总量直逼水资源总量，水资源危机也就为期不远了。

土地资源短缺。土地是人类生存之母、财富之母，可是土地资源却面临人类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形势。世界耕地的表土流失量每年约为240亿吨。土地荒漠化的范围和强度不断扩大，据联合国最新数字，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3600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俄罗斯，美国和中国土地面积的总和，更可怕的是荒漠正以每年5～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着势力范围，等于每年吞噬一个比利时加丹麦。土地破坏，耕地减少，直接影响到粮食产量。世界粮食研究所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粮食产量仍在下降，发展中国家粮食配给水平持续降低，严重的营养不良使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达到惊人的数字，第三世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婴儿死于营养不良，缺粮将成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未来前景的一部分。[10]而且全球可耕地的82%已投入耕作生产，人类的土地利用到本世纪末将达到极限。我国现有耕地20亿亩，占世界耕地的7%，居世界第4位，而人均耕地仅为1.6亩，只占世界人均耕地的27%。森林总量占世界第7位，而覆盖率仅为13.92%，排世界第120位，人均林地2亩，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3%。人均草地3.2亩，是世界人均数的33%。[11]按照一般的观点，这实际上已接近农业承载的极限。

矿物能源短缺。这是本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提出的问题。分析19xx年世界能源需求结构的状况表明，人类所需能源的97%来自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其中石油、天燃气又占59.2%。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对矿物能源的消耗一直呈指数增长，油气储量日趋枯竭。第13届世界石油大会预测全球石油总资源为3000亿吨以上，按19xx年世界石油生产量30亿吨计算，只能维持46年；如果按20xx年需求量计算，目前探明储量只能维持到20xx年；按20xx年需求量计算，已有资源量即使全部转变为探明储量，也只能维持到20xx年，天然气只能维持66年。[12]矿产资源短缺。对世界43种重要的非能源矿产的统计，其近态储量在50年枯竭的就有锰、铜、铅、锌、锡、汞、铋、金、银、金刚石、石棉、石墨、重晶石、石膏、滑石等16种。据美国矿产局的统计，按19xx年的生产速度，世界黄金的储备还可用24年，锡28年，水银40年，锌40年，铅35年，铜65年等等。[13]

矿产能源。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矿种比较齐全，探明储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45种主要矿产保有储量的价值列世界第3位。但若按人均拥有量计算，我国还是无法摆脱“贫矿”的帽子，主要矿产除煤以外，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14]

由于技术水平低，我国资源利用率较低，这加剧了资源问题的严重性。从表面看，我国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大量挥霍资源，但由于技术转化的效率低，出现了“隐蔽”的浪费现象，这一现象是十分惊人的。例如，我国生产每度电耗煤比发达国家高1.25倍；生产每吨纸耗煤高3倍，耗水高2.5倍；生产每吨钢耗煤是日本的4倍，耗料多53公斤。我国耗能总量与日本差不多，而国民生产总值仅为日本的1/6。[15]目前，我国的主要产业大多还是这种粗放型生产，它造成资源浪费将对我们相对贫乏的国家构成巨大的资源威胁。我们正在高速度地发展经济，这一发展将加重资源的压力，因而资源短缺将成为持续发展的大问题。

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力量治理环境，寄希望于有效的治理技术的开发和国家的环保投资，但我们了解到目前我国的经济还远称不上发达，环保投资也极为有限，环保技术的开发也受到限制。虽然治污投入呈逐年加强的趋势，六五期间治污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七五期间为0.6％，八五期间已经达到了0.8％。 即使加上国际的防治援助，比起发达国家也显得差距太大。八十年代日本的这个百分比为4.0，美国为2.1，75─85年德国为2.8％。[16]加上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基数少，相应投入环保的绝对数也就少了，治理任务十分沉重。我们 69

不能单等钱来解决问题，还必须寄希望于工程人员建立起环保意识，以承担起环保责任。工程人员如果不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意识到他们在这一危机形成中的作用，便很难自觉在治理上下功夫，很难在环保技术的开发上动脑筋。

二 、保护环境──工程对自然的道德责任

我们提出保护环境是工程的道德责任，是基于对工程活动与环境的伦理关系的分析。我们之所以说这一道德责任是重要的，是由这一道德责任建立的特有的文化困难和现实需要的紧迫性决定的。

１、工程活动与环境关系的伦理特征

物质生产受到诸多社会价值审视的合理性在于，经济管理要提供一套有效的管理方式，以使生产活动能够获利；社会法律要提供给企业一个有序竞争、良好流通的社会环境和对劳动者、对公众权益必要的法律保护，以保障经济生产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性状态中，这些价值目标的审视与生产组织自身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它也易于被生产组织认同并接受。但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远非如此简单，如前所说，任何社会的生产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我们看到生产与环境的联系在生产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组织间及其内部、在生产组织与社会公众以及国家利益等方面广泛地存在着，而这一联系远远超过经济学和以往伦理学所关注的直接利益关系。企业选择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方式，选择如何处理废料、废水、废气都关系到它对环境和社会产生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关系到这一影响的大少。因此，生产组织间的关系不再只是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同行竞争等直接利益关系，还存在着是协调发展还是以邻为壑的道德关系。

比如说，能源和车辆的使用、工业生产都向大气排放出含有悬浮颗粒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铅等物质的废气，可以说这是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城市居民燃气问题基本解决后更是如此。大气污染导致气候变暧、酸雨形成，并且直接危害人类健康。据90年代初期的统计，全世界每年有30─70万人因烟尘污染提前死亡；有2500万儿童患慢性喉咽。[17] 联合国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环境因素是导致人类生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由于经济活动、工程建设离不开自然环境，由于人类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由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要继续生活在这一自然环境中，生存的自然环境就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工程与社会在环境意义上的伦理关系也就成立了，工程活动对人类共同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行为当然也就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受到法律的限制。所以，工程方式的选择就不仅仅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采用某种方式划不划算的经济问题，甚至不简单地是社会法律允不允许的法律问题，它还是一个应不应该履行社会责任的道德问题，是一个是否应该将自己利益的获得建立在对公众、社会的危害上，这样一个道德价值的选择问题。让我们作一个实例分析：重庆市奉节县康乐火电厂对县环保局提出的环保措施置之不理，将1万吨废渣粉煤灰就近堆放在与工厂毗邻的梅溪河沟谷， 长达一年。98年8月28、29日奉节下大雨，厂长想借雨水把厂内的堆灰地腾出来，便雇佣了30名民工，动用3台推土机、两支高压水龙头， 连续两个晚上亲自指挥将堆灰场内的7000多吨粉煤灰冲入长江支流的梅溪河。时值讯期，原来堆放在河沟谷的1万吨煤灰经雨水浸泡已经松软，也被一起冲走，洪水夹杂着1.7万吨煤灰冲向农田。且不说这一行为对整个河道的破坏和对抗洪的恶劣影响，它所造成的直接伤害是致使一人重伤致残，60亩良田颗粒无收，直接经济损失在10万元以上。[18]面对他人利益无辜受到侵害，厂长逃脱不了法律、 行政的处罚，也受到道德的谴责。对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我们显然不能仅仅用经济标准来判断划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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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环境的道德关系渗透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例如，我国目前能源的产生还主要是靠燃烧煤炭，而燃烧煤碳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和硫氧化物，它们是造成温室效应和酸雨的罪魁祸首。而酸雨又使农作物减产，使建筑物受到腐蚀，使树木枯萎，使湖泊酸化、鱼类死亡。[19] 这样一边生产一边破坏，将生产的收益归己，将破坏的恶果给人，它表现出不同行业间不公正的道德关系。具体地说,比如上游的工厂往河里排污， 下游的水厂就不得不为保证饮用水的卫生而提高生产成本，即使如此，饮用处理后的水仍比饮用未受污染的水要可怕得多。再如，粗放型生产往往因为工艺落后，设备落后相伴出现原料消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的现象，这样的生产往往因为原料使用的费用低于改造设备的费用而被乡镇企业普遍采用。据调查乡镇企业是我国环境污染泛滥的重要原因，这种生产方式具有鲜明的短期性质，他们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无形中又伤害到社会持续发展的目标，伤害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据统计现在我国人均森林面积仅为0.11公顷，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5％。可供采伐的成、过熟林，只够采伐7-8年。20xx年木材缺口1亿立方米。[20] 工程中不负责的不道德行为，不仅将其行为的负面影响转嫁给社会和其他生产组织，这一转嫁也落到工程参与者自身。工程活动是否在安全卫生的条件下进行，工程参与者是否在粉尘过高、噪音超标或有毒有害的环境中工作。往大处说生产方式的选择，甚至与世界最遥远地区的人民也有关系，因为大气污染造成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和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是全球性的问题。

２、在工程活动中建立伦理意识的困难

工程与环境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工程的社会伦理关系的深层扩展，那么，工程人员建立环保的道德责任意识十分重要。因为，道德行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自律性。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却不利于这一意识的建立。其主要原因有四：

首先，传统文化的原因。与自然亲密融洽地相处，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但它恰恰并不在意对自然科学客观的认识，不在意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的深入认识。无知导致无意识，不知道自己行为后果会给自然带来伤害当然也就不会形成自责，更不会自觉地防止这类情况出现。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生产技术不断更新，产量也大大增加，但科技知识的学习没有上台阶，缺乏必须的环保知识，建立不起环境意识，这是环境伦理难以建立的最关键的问题。今年五一后北京市开始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人们在不了解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很难断然拒绝它的方便。但当我们知道塑料袋在正常情况下，要经过二百年的时间，这时，情况就不同了。想想我们这样随意地大量地使用，一生中要丢弃多少塑料袋，在我们百年之后，留下的却是不死的塑料袋。想想我们为人类做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想想留下的将伴随子子孙孙直至八代以后。这些知识和认知推理足以让我们的道德感情沉重起来，就有了不怕麻烦自觉对行为负责的道德感。当然，许多新技术的运用，甚至连科技界本身也没有及时预料到对环境的破坏性后果，例如，采用氟里昂制冷技术，满足了人们追求舒适和储藏食品的需要，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氟里昂对臭氧层的破坏作用。要让疏于科学技术知识的中国人紧紧跟踪科技信息，不断对生产作出调整确实比较困难。

其次，是利益的驱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还不平衡，企业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很强大，企业家都想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产中，而投入生产的资金就被期望有更高的回报与收益，所以不愿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环保上。有些企业以牺牲环境、浪费性开采为代价，挣环境钱。他们完全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损国家、社会利益，甚至也知道是违法行为更是不道德行为，但受利益驱动，他们有的搪塞环保监督；有的挖暗沟向河流排污，或明或暗地拒绝履行环保责任；有的地方政府从局部利益出发，对地方税收大户庇护有加而监督不力。19xx年4 月中央 71

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山东淄博市第二造纸厂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向邻界滨洲地区的农田排放长达十年不止，不仅受到污染的300 亩农田寸草不长，就连地下水也受到严重污染，引起工厂与农民的不断冲突。事实上，当记者看到他们热火朝天地收购麦草时，山东省环保局的停产通知已经下达3 个月了。为什么延续了十年的环保纠纷迟迟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已经成文的规定得不到执行？一年后，焦点访谈跟踪调查时，我们才从区环保局长情不自禁的怨愤中，从记者的感叹中感到在发展经济的压力下，地方政府要做到毫无顾忌地抓好环保是多么的困难。发展的压力在短期内还很难缓解，环境保护在多大意义上能真正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认同的社会责任也就值得怀疑了。

再次，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责任不明确，损害对象不明确，因而不易建立道德感。上例直接给滨洲地区兴福镇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和身体危害的就是淄博市第二造纸厂，但更多的污染是没有明确责任人，甚至没有直接明确的受害人。例如工业废气的排放和用于运输的汽车都造成大气污染，但大家都向共同的流动的空间排放，分辨不出谁的独立责任。同时，受害者也非急性中毒性反应，在慢慢受侵害的过程中，各种因素加入其中，很难辨别该谁来负责。结果你有份，我有份，你不是独立责任人，我也不是，大家都不负责。例如我国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本溪市是有名的“煤钢之城”，也是著名的污染城市，19xx年月平均只有2-3天达到大气104米能见度，号称“卫星看不见的城市”。外地一家医院切开一位病人黑色的胸腔便说：“这是本溪人”。市民再也不堪忍受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失，本溪人控告城市污染，然而全市有33条吐着尘龙的烟囱，有37股流入太子河、草河的污水，城市污染谁之罪？（市民强烈要求“谁能治理污染谁来当市长”。19xx年开始了“把本溪从烟尘中打捞出来的巨大工程，经过一系列治理19xx年大气104米能见度月平均已达到27-28天。）[21]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如果受到侵害而又没有当事人提起诉讼，法院尚可以提出公诉，但没有了明确的责任关系，就很难进行法律裁判，也难以建立企业的道德责任感。

最后，法的观念淡薄。进入八十年代，我国加快了环境保护法制化的步伐，到90年代初已制定环保法律5部，制定资源法律8部，颁布环保法规20项，制定国家环境标准310项，制定地方环保法规600件。 [22] 例如：海洋环境保护法19xx年；水污染防治法19xx年；森林法19xx年；草原法1985 年； 矿产资源法19xx年；土地管理法19xx年；渔业法19xx年；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 年； 水法19xx年；野生动物保护法19xx年；环境保护法19xx年；水土保护法19xx年。[23]但是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国人法的观念淡薄， 对许多应该了解的环保法律知识，对自己的环保法律权力和义务不知道，或知之不多，不确切。笔者向十位企业家作了随机调查，其中九位知道国家有环境保护法律，但不知道具体内容，只有一位厂长知道水污染防治法与该企业生产有关的一些条款。在社会宣传、教育中环保法的宣传教育又显得较弱，比如，成都市在19xx年就已经颁布了关于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笔者在高校、在市场、在工厂、在机关等部门随机调查的结果也是十问九不知。由于法制意识不强，加上以上种种原因企业逃避环保监督、逃避法律制裁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多年来对人们伦理行为的研究，让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建立强烈的道德意识就不可能有自觉的守法行为，在法律控制不到或控制不力的情况下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而法律的落空又会在事实上支持经济生产逃避环保责任。

注释：

[1]《全球问题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经济研究所尹希成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xx年4月版，第192页。

[2].《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郑易生，钱薏红著，今日中国出版社98年 72

10月版，第8页。

[3]、[4]、[5]、《环境与我们》刘文、张书义编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xx年10月版，第27页、第32页、第34页。

[6].《中国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环境》编委会，95年编辑印刷，第90─第91页。

[7].《环境与我们》刘文、张书义编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xx年10月版，第28－29页。

[8].《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余谋昌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3月版,第202页。

[9].《资源与我们》陶家祥、李宝编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xx年10月版，第130页。

[10].《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余谋昌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3月版，第202页。

[11]《资源与我们》陶家祥、李宝编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xx年10月版，第130页。

[12]、[13]《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余谋昌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xx年3月版，第117－118页、第114页、第115页。

[14]、[15]《资源与我们》陶家祥、李 宝编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xx年10月版，第130页、第130－131页、第138页。

[16]. 《中国环境》同6，第134--135页。

[17]《中国环境》同6,第45- 47页。

[18]《环境保护导报》 19xx年12月2日头版

[19]《中国环境》同[6]，第37--39页。

[20]《中国环境》同[6]，第100页。

[21]《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郑易生，钱薏红著，今日中国出版社98年10月版，第209-211页。

[22]《中国环境》同[6]，第78页。

[23]《中国环境》同[6]，第65─66页。

第二节 工程实践中的环境与生态意识

当我们终于超越了传统人道主义中人征服自然的狭隘思路，当我们终于认识到一个蕴涵着无限生机的环境对人类的健康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于是我们不得不对对我们固有的工程观作一个重新的审视和定位。我们这才发现，我们所从事的工程活动，远不只是一项项服务于具体的现实目标和可计算的经济效益的技术操作，我们是在对地球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作出一次次的选择。因此，我们只有自觉地肩负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方能真正完成人类社会赋予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

一 、保护环境的道德信念

我们认为工程活动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不能要求工程活动不考虑经济利益，但也不能任其随心所欲地将环境和生态成本转嫁给社会和他人，环保道德应该建立在公正平等的基础上，根据工程组织与环境的特殊伦理关系，要求为其行为广泛的社会后果负责，为长远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负责，为经济的持续发展负责。为此，我们提出三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１、珍爱我们共同的家园

这一道德要求的提出有三个基本前提：一、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二、生态环境是相互联系的，是以流动状态存在的；三、工程活动将通过对自然的影响最终对社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我们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的公正原则适合于处理工程与环境的道德关系，如同任何企业都不能因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伤害社会和他人经济利益一样，任何工程也没有权利、没有理由因为某项建设和经济发展而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从而 73

破坏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威胁人类共同发展的前途。这一道德要求协调的是工程活动与社会公众、与整个人类的利益关系，工程活动带来的污染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可以扩展到整个地球。例如大气污染造成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臭氧层空洞等生态问题已经危及人类生存必须的生态、气候条件。珍爱我们共同的家园首先要求工程人员具有联系性的思维认识和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勇于面对和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无论是以邻为壑地将污水直接排放到他人田地，还是将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即无论是直接地造成对他人的伤害，还是间接地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我们认为都是不公正、不道德的。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道义基础，国家提出保护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社会责任，我国三大环保政策之一就是“谁污染，谁治理”，这就是要求行为者为自己的行为担当起社会责任，担当起历史责任。

珍爱我们共同家园的最起码道德要求是自觉遵守环保法规，不超标排放污染物，不危害公众利益。我们的道德口号是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如同爱祖国，爱人民一样，它既是行为上的要求，也是道德情感的要求，有了这个基础，保护环境才会成为工程人员自觉的行动。珍爱我们共同的家园还要求工程人员积极维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持，积极进行技术革新，不断推行新工艺。甚至行有余力的企业，有眼光有远见的企业还可以积极投资环保，为民造福，为社会造福。当然珍爱我们共同家园的最高道德要求是工程人员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环境意识，有高尚的环境道德情感，不仅能够做到自己不破坏环境，主动维护环境，还应该勇敢地向破坏环境的行为作斗争，举报、阻止破坏行为的发生。

２、对子孙后代负责

这一道德要求提出的三个前提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一切包括被污染的环境都将成为给后代留下的遗产。我们提出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道德要求同样是基于公正的道德原则，体现工程活动现时经济利益与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道德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不象过去想象的“地球有无尽的宝藏”。地球上的资源有可再生性资源，也有不可再生性资源。可再生性资源的再生也是有条件的，如果条件被人类破坏，它们也将变成不可再生的资源。比如品质良好的地下水，可能因为土壤的污染毒化而不再具有良好的品质，甚至还可能因为，降雨量的减少，湖泊的干涸而枯竭。有的资源再生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是一代甚至几代人不可等待的。例如，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而我们现在已经面临着资源严重匮乏的形势。

早在19xx年联合国召开的全球人类与环境大会上，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赖以生存”，“这个地球不是我们从上一代人手里继承下来的，而是我们从下一代人的手里借来的”。那么，我们是怎样对待提前使用的资源和预支来的环境呢？可以说不少工程人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不珍惜宝贵的一切。目前，工业污染成为生态环境问题的焦点，一些企业，尤其是一些乡镇企业技术力量差，生产工艺落后，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成为我国环境恶化的主要根源。这种被称为挣环境钱的企业，实质上是在消耗后代的资源，是在以破坏后代的生存环境为代价获取利益。我们真的应该吃后代的饭，同时还给后代留下大宴后的垃圾吗？我们有权利抢夺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吗？这对后代是不公正的。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道德要求工程人员改变只向自然索取的生产态度，建立珍惜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的观念，自觉维护和培植资源再生的条件；它要求工程活动改变只顾局部利益、眼前利益的唯经济利益的盘算，放眼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更多地关怀子孙后代长久生存的环境，对人类的前途命运负责。因此，工程技术人员应积极开发新技术，使用新工艺，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变资源消耗型为节约型，变损害环境为环境协调，这不仅是出于经济的考虑也是从对 74

子孙后代的道德责任出发的道德选择。

３、维护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要求

这一道德要求提出的前提是：一、发展是硬道理；二、环保是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口号首先具有社会整体意义，其次才是就工程个体而言。因而，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要求是以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和企业的经济发展前景为出发点来考虑的，它体现工程组织局部的、眼前的经济利益与全社会也包括企业的经济持续发展的道德关系。

如前所述，工程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伦理关系，生态环境为工程活动提供原料和空间，工程活动又对环境和生存于其中的人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环保是工程人员应该自觉履行的社会责任，然而环保又是工程难以自觉认同的社会目标。问题就在于传统的经济学自觉不自觉地把环保与工程的经济效益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要想治理环境就必须在与工程质量不相干的废料处理上多投入资金，或者在工程活动中增大防污投资。这是环保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误区之一是将企业的经济活动始终置于经济学家构筑的理论环境中，而与客观实在的环境相脱离；其二现在的工程环保多在生产的末端进行，因此，在工程活动中履行环保责任就是要赔钱。

近一、二十年来的生态学研究与宣传逐渐使人们懂得了一个道理：只有从总体上协调好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人类社会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生态经济学家对以往倍受尊崇的传统经济学提出了挑战，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传统经济学派没有如实地将经济视为整个生态和社会结构的一方面，而是倾向于孤立地观察研究经济过程。传统经济学家通常习惯于仅仅用投入、产出、效益、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等去阐明他们的理论和基本概念，却很少，甚至不去考虑经济活动所不能脱离的生态背景，不顾及经济活动所付出的环境成本、生态代价，以及各种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与此同时，他们也就拒绝掉了对于环境的道德责任。事实上，他们所使用的那些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不足以概括一个有限的、在根本上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所包含的深刻而全面的景象。

基于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工程人员在处理与环境的关系上就会出现两种社会不公正：第一，工程不考虑生态代价与环境成本，并不等于它们实际上就不存在，它们将这一必须付出的经济投入不公正地转嫁给了国家和社会，而工程组织却独享其利。一个小造纸厂毁掉一条河的事比比皆是，而要想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10个小造纸厂挣的钱都不够。据我国和世界环保专家估计，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GDP的4-8％。99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公布，仅大气一项全国每年损失1100多亿元，如果加上水污染、荒漠化等生态破坏，受到损失的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挣1元损失10 元的经济发展方式难道是划算的，是可持续的吗？[1]第二，我们知道经济学的一些常识，稀缺会造成价格的上涨，作为生产原料，稀缺会使成本提高。或许这种情况反而会给企业带来利益，因为他们无需顾及资源问题，它被抛给了国家或社会，企业只一意追求随价格提高带来的经济利益。但稀缺资源的消耗之利与资源的培植投入不相称的，从社会经济大循环来看是十分不划算的，同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制约作用。比如一次性木筷的生产，每年需用木材600万立方米。全国有300家企业竞相生产，又竞相压价卖给日本人每年300万箱，200亿双。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为67％，比世界平均水平的25％高出许多，而我国则为14％，人均居世界121位。而日本人却懂得利用别人的资源， 我们却自愿地积极地出卖自己稀薄的资源。这都是在狭隘简单的经济思想指导下，缺乏长远观念和全盘计较带来的短视行为。我们不能只计木材的价，不计森林生态价值的价，也不计再生的价。中国林科院对海南天然林的长达17年的观测研究表明，森林生态价值是木 75

材价值的7倍。[2] 对工程活动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环保道德要求既符合经济上投资与收益平衡的社会公平，又符合经济的持续发展。工程没有理由把从廉价资源、简单排污中挣得的收益算在自己的帐上，而把资源浪费性开采的损失算在子孙后代的帐上，把资源再生和环境治理的投入算在国家的帐上，更没有理由因为企业的生产而破坏环境，伤害社会公众的健康与利益，不公正地向社会公众转嫁自己的问题。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指出生态问题、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危害公众健康、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持续发展作为工程的道德要求，它体现工程组织对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也体现对其持续发展、对未来的责任。

有另外一种经济学，它既考虑到自身的经济效益，更考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行为的环保措施不是落实在经济行为的结果上，而是在出发点上就考虑环保和资源的问题。例如：十多年前施乐公司就开始实施由生产为“再造”的战略转移。其主要做法是对用户的复印机进行保养与维护，用新的技术部件取代一些已经不能再使用的旧部件或技术落后的部件，而不是生产新产品。这样完整的产品的概念模糊了，它让位于一种源自不同部件的组装的运作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每个部件的使用寿命和强度都被优化了。施乐的这一经营方式证明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施乐公司承认在美国市场上19xx年节省了5000万美元的原材料购置、后勤服务和库存等费用。19xx年节省经费额达1 亿美元。施乐在荷兰南部旺莱的工厂，依据型号不同，生产一个新的激光复印管需50─100美元，耗时12分钟。但“再造”一支激光管成本明显减少：在25─50 美元之间，需耗时达到近20分钟。成本下降，工作量增加，这似乎适应了我们目前的状况，物质资源短缺而劳动力资源巨大。这种生产模式的转换既可以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降低资源的流动，又可以解决就业问题。[3]这一战略转变首先是因为他们将经济活动置于一个生态的社会的整体背景来考虑，因而想到有效地节约资源，同时有效地利用社会人力资源。非有一种社会的整体的思想不能作出这样的经营决策，而整体的长远的考虑不仅不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相反因为能够很好地利用资源而获利。

可持续发展作为工程环境道德的要求，首先要求工程人员对整个活动过程与环境的关系建立起有机联系的整体社会责任意识，而摈弃那种狭隘的地方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其次，工程人员应当以科学的态度预见生产中每一环节对环境的影响，建立起长远的利益与责任意识，而摈弃那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和缺乏科学指导的盲目行为。也就是说，工程者必须在环保大局与局部利益间，在长远发展与近期利益之间作出道德选择。

二 、保护环境与工程实践

由于受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影响，人们并不珍惜自然为人类提供的这一切， 在向自然攫取财富的过程，以破坏性开采，疯狂掠夺，随意处置的态度给自然带来极大的破坏。而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又共同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威胁着人类生存。人类必须改变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工程伦理的人道主义原则要求工程人员将自己的道德责任扩展到自然，这不仅因为被动承受工程行为后果的有无辜的社会公众，还有无可奈何的子孙后代。还因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作为工程活动主体的人对自然具有主动性而负有道德责任。工程伦理要建立起对自然的道德责任首先要了解目前的环境危机，要认识到人在这一危机形成中的道德责任。

1、工程活动中的环境保护

工程活动是具体的经济建设活动，它直接与环境发生联系。按我们上述的观点，工程活动必须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这就要求工程人员要有强烈的环境意 76

识，这种意识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通过科技运用和科学管理实现工程的环境保护。

首先是科技在工程活动中的环保运用。科学技术是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它改善着人的生存条件，提升着人的文明程度。这不仅是指科技在创造财富方面的作用，而且也指科技在环保与节能上的作用。我国的工业生产技术只约有20%达到国际60年代水平，工业产品的能耗量水平大部分高出国外先进水平一至几倍。因此，以煤为主要燃料的我国工业，在缺乏节能的燃煤方式和废气净化技术的情况下，必然出现烟尘和二氧化硫的污染。而在发达国家这类问题已经通过采用先进技术较好地得到解决。可见发展科技，采用新技术是解决工程活动中环境问题的最好出路。科技是生产力，科技也是保障人类文明进步长存的有力武器。因此，工程技术人员要自觉地运用科技的力量解决工程中的问题，也要有意识地运用科技武器解决环保问题，同时关注科技运用的综合效应，以避免和防止负效应的发生。

目前，有利于环保的“绿色技术”正迅速发展，它标志着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变革的方向，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活动中应该积极关注的技术内容。

例如，清洁生产技术。在工程活动和生产过程中运用技术手段实现连续的环境战略，如：产品设计时应禁止生产有毒产品，原料选择时也避免使用有毒有害原料；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节都应节约资源与能源，降低污染物质的排放量；生产过程的管理应以提高效率、减少排污为目标；大力实施资源回收利用及循环用水重复用水系统，对排污物尽量综合利用以及妥善处置等。清洁生产要求我们改变旧的生产观念，建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新生产观念。我国内蒙古的神府煤矿就是一个清洁生产的典型：这个矿区注意技术选择，注意现代企业管理，注意环境建设，在沙漠上建成了一个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连续化、密闭化，且井下安全、通风良好，灰尘控制在高标准线以下现代化煤矿。同时，荒漠被大面积绿化，为工程活动的环保提供了良好借鉴。

又如，生态技术。这是利用物质共生和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利用系统工程的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成果，设计物质和能量分级多层次利用的产业形式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生产过程中，输入生产过程的物质在第一次使用生产第一种产品后，其剩余物被第二次使用，成为生产第二种产品的原料，如果仍有剩余物，它则是生产第三种产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环使用，如有不可避免的剩余物，则以无害的形式排放。这种技术形式的应用同过去“反自然”的技术形式比较，它不仅是经济的、高效的，而且是低污染和安全的。它运用于工程和生产过程将引起工艺思想和产业形式的根本变革，引导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渔牧业、生态城市的发展。

再如，绿色化学。这是一种以保护环境为目标，设计、生产化学产品的最新科技。传统化学一方面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生产出许多自然界没有的化合物，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严重的污染。绿色化学是对传统化学的根本变革，它慎重考虑化学生产过程及其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在分子水平上进行污染防治，这样既给人类带来了福利，也保护了环境。例如，革除甲醛、氰化物等原料，采用绿色化学新方式生产低毒杀虫剂；以生物可降解高分子化合物替代聚苯烯类化合物；替代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及氟氢烃的清洁剂；将农业废弃生物转变为具有高价值的动物饲料、燃料等；使汽油、柴油成为与环境“友好”产品等。

上述种种技术运用证明在环境意识、可持续发展发展目标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进入21世纪科技将继续沿着这些方向进步。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应该在工程活动中注意创新，注重发挥科学技术的优势，用新技术、新方法，为保护环境作贡献。 77

其次是科学管理与环境保护。我们相信人类有力量依靠科技逐步解决认知局限带来的问题，但如果人为了私利、为了非份之欲而滥用技术，它所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估量的。要解决这类由人性弱点带来的问题还得依靠科学的严格管理。

科学管理在保证工程活动与环境保护达到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管理应该贯穿于工程的整个过程中，从工程可行性论证、工程立项、设计、实施直至工程验收等方面。在工程立项和设计中执行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如，遵守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工程进行可行性论证；遵守防治污染及其他公害的制度，治污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在工程管理中，防止出现只求经济效益拒绝环境责任的行为。

“造福不能遗祸” ，在组织具体的工程实施过程中，不能怎么方便就怎么施工，愿意怎么排污就怎么排污，随处堆置废弃物。据报道，近年来一些铁路、公路建设工程随意处置废弃物的现象较严重，例如，有筑路施工者把弃渣废物堆放在嘉陵江广元段的河道上，最终路修好了，江却被堵了，洪水一来，大家都遭殃。造福带来环境遗祸，当然是工程人员的失职。保护环境是以关心人类利益、公共利益、长远利益的博大胸怀为基础的，它与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与各种形式的利己主义不相容。在工程实践中，应加强管理，杜绝忽视环境保护的行为，不做“吃祖宗饭，造子孙孽”，为私利而破坏环境的缺德事。

2、资源价值与资源保护

人类面临的资源问题是在传统资源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造成的。资源问题的解决还得正本清源，从建立正确的资源价值观念开始。

首先，应当认识到资源有价。在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相对稀少，人类对自然的攫取还不能使自然很快地作出强烈的反映，面对茫茫宇宙，偌大地球，人们自然也不会意识到资源的有限。进入工业社会，主宰自然、统治自然的思想使其不顾一切地掠夺自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使人类忘乎所以。这里，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发生了两点错误，一是认为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使财富永恒增大；二是认为自然资源是上天的赐予，无需花代价，经济也只计资源采集和运输的价。正当人们为工业化的辉煌自鸣得意时，19xx年和19xx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为“资源无限”的假设画上了一个重重的问号，也向资源浪费性开采的粗放型经济模式提出挑战，人们这才意识资源的危机。

我们知道自然资源有可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之分，即使是可再生性资源，其再生也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遵守这些条件它们就将转变成不可再生的资源，也将变得有限。因此，我们认为资源问题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的行为方式，而人类从有文明到现在都在加重资源的不可逆转的消耗，不仅在消耗有限资源，也在破坏再生资源的再生条件。这是我们必须指出的严峻的资源前景，使工程活动者建立起强烈的资源危机意识，建立对社会对未来的责任意识，这样才可能真正自觉地保护资源，在整个工程活动中坚持合理利用资源。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因而没有价值，加之自然宽厚大度，人们可以随意取之，无偿使用，这无疑是滋长资源浪费和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源有价是一种新的资源价值观。这不仅是由资源短缺引发的资源社会配置产生的，它让随心所欲的滥用资源结束；资源有价更是因为社会对再生性资源的再生条件创造，我们不能再把自然资源看成是纯粹自然的了。资源有价的认识要求实行资源有偿使用的经济政策，事实上这种政策促进了人们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励行节约、减少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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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增加能源产量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是非常困难的。最好的办法是通过节约来填补这种空缺，而我国能源节约的潜力非常大。有人作过计算，我国19xx年消耗能源总量为8亿吨标准煤，每万美元GNP的能耗是23.73吨标准煤，如果我国的能耗能达到19xx年世界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水平，即每万美元GNP能耗6.89吨标准煤的水平，那么我国一年就可以节约总能耗的70%多，即5.67亿吨标准煤。这个数值比前述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年增长

2.2亿吨标准煤的数量还要大出2倍多，可见节约潜力和效果之巨大。就国内来看，如果我国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能达到19xx年能耗最低的浙江、广东的水平，即每万元人民币GNP3.9吨标准煤，我国每年就可节约4.7亿吨标准煤，这个数值也比我国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每年增长2.2亿吨标准煤的数值高出2倍。[4]由此可见，解决我国长期的资源短缺问题，关键不在增长率，而在于如何充分挖掘我国资源节约的潜力。

传统的资源观以人统治自然、主宰自然为指导思想，否认资源有限、资源有价，在伦理上，它只赋予人开发自然的权利，没有提出人开发资源的同时爱护和节约资源，补偿、恢复和保护资源的义务。这种价值观表现出片面的破坏性倾向，激化了人和自然的矛盾，而认清资源危机，确立资源有价、节约资源的意识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它表现出人类对待自然资源、对待自身发展，对待人类未来的道义责任。在台湾的工程伦理学中，对工程师的专业素养提出应该包括成本意识，就是要考虑工程活动中的资源价值。

资源的合理利用不仅要求工程活动者具有资源危机意识，具有对社会发展、人类未来负责的道德态度，还要具有必备的专业素养，在职业活动中依靠科技的力量解决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利用问题，这是资源状况和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说到底是要提高资源的转化效率，以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物质财富，并尽可能地延长自然资源的使用期限。综合开发利用是指对资源实行全面的、充分的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是对资源在开发、生产、消费和再循环的整个过程实施优化的一个手段。从人类大规模地使用自然资源以来，其利用资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单一利用走向综合利用的历史。而综合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则由经济主体对资源的认识和切身利益所决定。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对资源的大规模需求中，正是囿于旧的资源观、技术手段和急功近利的眼光，只注意“开源”，忽视“节流”，只注意唯我所用，而不注意资源的综合利用。我们应该明确地认识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是解决资源短缺的最有效途径，也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有为之域。我们以矿产为例，分析资源的综合利用的巨大潜力。

我国地质情况复杂，矿产资源伴生共生情况突出，对此采取综合手段综合开采，可使矿产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过去采矿经常采富弃贫、采厚弃薄、采大弃小造成极大浪费；有的只开采某一种矿产，而把与之共生的矿弃之不顾，只采铅锌等稀缺矿产，而对与之共生的化工原料硫铁矿置之不理；采煤时不管上下盘的粘土、铁矿等，这些情况从反面提示我们，在矿产开发利用方面，应该尽量采取技术手段对不同的矿产分别进行开采，对共生、伴生矿产综合开采利用。

正确估量资源价值，用尽用好十分重要。我国采矿量巨大，尾矿和废石堆积多达100亿吨，而基本未被利用，因而对尾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尾矿有着广阔的利用前景，如用粗选甩尾矿石作铁路道渣，用尾矿作第二代免烧尾矿砖和空心砌块，用含钼尾矿取代传统原料和混合材料生产水泥，用尾矿制造墙地砖和微晶玻璃花岗石等，在质量和经济上都已被证明要比用传统原料有更多的优越性。甚至新技术的运用在废矿石和尾矿中提取金属，包括黄金都是可行的。可是我们迄今仍很少这样做。这不仅是财富 79

的流失，尾矿和废石的堆积还给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另外，还应当重视对资源的再利用，这也是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重要一环。由于充分利用二次资源可以省去开矿、采矿、选矿、富集等一系列复杂程序，节约大量的劳动力和投资，减少环境污染等，因此它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西方国家二次资源的回收利用在工业生产原料中已占有很大比重。我国虽开展了此项工作，也取得成果，但还不充分。二次资源的回收利用是弥补矿产资源不足、延长原生资源寿命的极好措施。

3、野生生物的价值与保护

生物物种保护包括野生植物和动物的保护，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方面。可是长期以来人类并没有充分认识到野生动物的多方面价值，在工程建设等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无情地破坏它们生存的环境；或者只认识到它们作为“资源”的经济价值，并以此褫夺其生态等价值，进而无节制地加以利用，以致危及到自然的生存和人类的发展。工程伦理要求工程技术人员本着对人类未来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工程实施中关注工程活动对生物物种的影响。这首先应该深刻地理解生物保护的意义，全面认识人类行为对生物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责任，然后才有可能做到在工程活动中自觉保护生物物种。

生态系统是自然界生命和非生命界之间相互关联产生的稳定系统，地球生物圈是最大的生态系统，其中又包含着作为生物圈基本单位的各类生态系统。在这些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生物和非生物之间，都在不停地进行着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物流和能量流保持着相对平衡，这种平衡是长期生态适应的结果。生态系统的平衡靠许多因素维系，包括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的数量比例，共同适应的相互关系，环境因素的稳定性等等。生物物种是生态系统的核心，对生态的平衡和稳定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人类严重干扰了生态系统，使一些生物灭绝了，就会使整个生态平衡受到破坏，当然也必然会危及作为生态系统中一个物种的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那么野生生物具有哪些基本价值呢？

首先，野生植物是陆地生态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它们具有涵养水源等多种生态效应。据推算，每一公顷林地比无林地多蓄水300立方米，造林5万公顷，就相当于建成一座1500万立方米的小水库。森林植被可以减少蒸发和地表径流，改变局部地区水分循环，从而调节气候。森林植被还有极强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功能，从而既可防旱又可防涝。森林植被的破坏，一方面将丧失其蓄水功能，使洪水峰高量大，另一方面将增加水土流失，使水库淤积，下游河道抬升，降低抗灾能力。19xx年我国特大水灾的关键因素就是长江上游森林植被的破坏。野生植物还为动物提供食物源和栖息所。由于野生植物的灭绝，往往会影响到野生动物的存亡。例如，四川绵阳地区沱江源头的伐木场，建场初期，在原始森林中有大熊猫、金丝猴、牛角羚、华南虎、大鲵等一、二类保护动物。随着森林的砍伐，野生植物的破坏，这些动物都陷于濒危状态。据研究，一种植物的灭绝，可能影响到20～30种与之相依存的生物物种的生存。

野生生物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具有维持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重要价值。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中有特定的位置，失去某些野生动物就可能造成食物链的断裂。生物既相生又相克，平常我们所谓的害虫害兽的“天敌”现象，恰恰正是某些野生动物在发挥生态效益。据我国科学家研究，棉蚜在湖北省一年可以繁殖20～30代，一只蚜虫一生可胎生幼蚜50头，如其后代都活着，则数量之多，可以把地球密密地铺满一层，然而正是因为受到瓢虫、草蛉、蚜寄蜂等天敌的制约，才不至如此。生态平衡由自然界长期发展而形 80

成，但人为地干与就会出现问题。例如，鹰和蛇吃老鼠，人又是捉蛇又是打鹰，于是老鼠骤增。据报道，在黄河源头，人们开车在源头便道上，行驶三个钟头走不出10公里，转动如此缓慢的轮子却能压住无数只老鼠，满地的老鼠窝，相距不盈尺。老鼠窜来窜去──草原被翻了个底潮天。[5]专家们说，用不了多久，草原便会变成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对于人来说，野生生物还是反映生态环境适居性的“晴雨表”，凡是野生生物能生存的地方，空气、水、土壤对人来说一般是安全的，凡是野生物种正在减少的地方，往往可以成为向我们发出的环境警报，世界环境的总体情况正是这样。

其次，野生生物具有遗传基因库价值。世界野生动植物现有500万到1000万种之多，野生动植物的亲本是当今和未来生物多样性的遗传基因来源。保护野生动物的多样性就是保护这一“基因库”，这对避免或减少遗传潜能的衰竭与生物性贫瘠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还可激发其遗传变异，改变其保守性倾向，恢复与强化种群的生物活力，顺应和促进自然界的发展。

这个基因库，能为人类繁育动植物良种提供遗传材料，用其作外源基因，可以培育出更多更有价值的动植物新品种。人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早已学会驯化饲养动物，据研究，牛、马、猪、绵羊、鸡等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自然界提供了这些动物的亲本。人类已开发的植物种类极为有限，粮食作物也不过30多种。有不少野生植物可能是潜在农作物，更多的野生植物将是选种育种的遗传基础。农作物的原始种族及其野生的亲缘种，具有抗病虫害能力强，环境适应性强等性状，保留它们人类才能创造优良品种，促进农业发展。如美国曾从我国东北取得一种野生大豆品种，将其与美国栽培的大豆杂交后培育成抗旱新品种，能在贫瘠、干旱的土地上栽培，从而扩大了栽培面积，使美国很快取代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美国人还利用从土耳其得到的一种小麦变种，培育成了抗病害能力强的小麦新品种，为美国挽回了小麦病害而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我国杂交稻的育成，使世界水稻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而这与一种花粉败育型野生稻的发现分不开。

再次，野生生物还具有科研价值。野生生物的科研价值表现在许多方面，这种价值可以是自然历史的、生物的、医学的、经济的、军事的等等。不少野生生物在研究动植物区系、环境变迁和生物进化规律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我国保存的珍稀孑遗动植物水杉、银杉，大熊猫、白鳍豚等。就白鳍豚而言，其最珍贵之处就在于它保留着2000多万年前的一些古老性状，它的骨骼、胃及视觉器官结构独特，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具有经济价值的野生生物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发掘用于食物、药品、纤维、油料、观赏的新动植物品种与品系，作为人类开发新物质、能量的源泉。例如，美国科学家对黑熊的研究发现，黑熊是一种能够连续睡眠五个月的嗜睡动物，其间不吃不喝不拉不尿。研究已表明，是一种激素在控制熊的休眠。这种激素的发现可能对某些疾病例如肾衰竭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野生动物的研究还不断地推进人类科技进步、发现创造。例如，导弹的红外线自动系统就依据响尾蛇用热定位来确定捕捉物的原理；白极熊的毛具有高效能吸热的发现为研究人员设计制造防冷服等提供了线索。借助生物的启示进行科技发明和创造，也使仿生学迅速发展。

野生生物的难以人为替代的价值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我们应该珍惜它、保护它。在工程活动，包括铁路公路建设、水利工程、矿山开采、工厂与城镇兴建，以及其他大型项目建设等都可能涉及野生生物保护问题，工程者除了了解相关法律，依法行事外，更要自觉认识到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树立野生生物保护意识是搞好保护工作的前提。这种意识包括来自对野生生物价值全面认识、对当今人为因素造成物种加速灭绝的危机的认识，对地球生态环境负责感和对当代及 81

子孙后代人类的持续生存发展负责的意识。同时，我们认为还应包括从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到生物保护体现的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精神。

生命是神圣的，它来自大自然的创造。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现象迄今仅在地球上出现，而地球不过是太阳系中一颗普通的行星。大约45亿年前，地球仅是一个只有无机物的世界，地球上明显的生命出现在30亿年前。大约5亿年前，生命开始征服地球：植物由海洋登上陆地，从此生命对整个生物圈的演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地球的结构、条件和演变过程发生了根本变化。学者们认为，是生命物质决定了大气圈、土壤圈及很大程度上的水圈的生成。由于光合生物的出现，特别是绿色植物的发展，促进了大气圈的演化，才形成现在的大气圈；生物物质的进化和发展促使了岩石圈的演化，它们对岩石上层改造的结果，才形成土壤圈；在30亿年的时间里，已经产生的生物总量几乎已经超过了地壳无机物总量的一倍，这庞大的生命物质和能量交换极大地改变了地球的自然动态平衡，改变了物质循环和许多自然演变过程。我们生存的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古老的、极为复杂的、热力学上开放的、能自动调节的生态系统。而这正是大自然神力的结果，特别是生命对大自然的贡献。

生命自身的发展更是可歌可泣。生命源头的产生实属来之不易，而生生不息的演变进化更让人叹为观止。从单细胞生物发展到复杂的生命形式已经历了30亿年，这个过程如此漫长，如此艰难，其间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意味着生命发展的重大突破。生命演化过程充满了坎坷曲折，生命是脆弱的，演化却是顽强的，地球曾经出现过的物种总数有近2.5亿种，现存物种只是500～1000万种，其间许许多多的物种为生命的发展付出了代价。今天地球上生机勃勃、五彩斑烂的生物世界是大自然的杰作，是生命顽强进化的硕果。体味生命的创造、回首生命的演化、追溯人类生命之源，我们有何理由不惊叹、不折服，不认为自然伟大、生命神圣呢？我们应虔诚、由衷地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这绝不仅仅是传统人道主义的尊重生命，它包括尊重栖息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尊重生命即是仁爱万物。

野生生物是生命进化留下的物种，是自然生命过程对人类的馈赠，保护野生生物是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行为。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是实施野生生物保护最重要的意识，因为它提升了生物保护的意义，从根本上赋予它更广阔、更深刻的道义基础。只有具有对野生生物保护的强烈责任意识和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情意，才能自觉地把保护付诸实践。

生物保护首先要求依法办事。我国政府制定了不少物种和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不乱捕乱杀动物、不乱伐乱采植物仅仅是最简单最起码的要求。因为涉及到个人或集团的现实利益，遵循起来也并非轻易,所以社会应当加强教育，也应加强对工程活动的管理。

在工程活动中保护野生生物更主要还是要注意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环境保护，因为环境破坏是野生生物最大的威胁。悉尼奥运会场址的选择就是很好的一侧，工程人员在原本要修建奥运竟技场的地方发现一种濒临灭绝的青蛙后，曾考虑将青蛙迁往别处，但考虑到青蛙的生境安全，还是决定把它们保留在此处而重新选址，还以40万元为青蛙修建了一个保护设施。我国广西拟建一大型水库，在工程设计时就调查了解到布柳河、穿洞河部分自然保护区要受到影响，专家专门为95群猕猴的迁移制定了路线，进行人工引导保护迁移。保护生态环境重要的是认真进行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研究、预测工程开发、施工和运行后对环境可能的影响，有了预测就可进行防范。工程设计中综合考虑也是保护生境的重要方面，要处理好工程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关系，其中包括从生态角度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生境，否则会因小失大或顾此失彼、酿成对生物物种的威胁。例如埃及著名的阿斯旺水坝，其修建固然收到 82

发电和灌溉效益，但水坝建成后引起尼罗河流域生态平衡的破坏，每年不得不投入大量化肥维护该流域农田的肥力平衡，而且由于河流生态系统的改变，浮游生物不再入海，使得几百公里以外的海中的沙丁鱼因生境破坏而濒临危机。

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关键是要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发和利用生物资源不可避免。舍去对自然生物的“取利”与“除害”，人类文明不可想象。人类向自然界取用生物资源，其实客观上也是对生物种群密度的一种调节行为，这一行为得当，不仅不会威胁，反而有利于生物种群的生生不息。但是，如果取用过多，种群密度下降超过一定限度，情况就会走向反面。因此，开发利用野生生物资源时，我们赞成奉行这样的标准，对待生物的行为以维护物种的存在为标准，危害物种生存的行为是不应该的；以维护生态稳定为标准，造成生态失衡的行为是不应该的。当然这仅仅是大原则，每一种生物开发利用如何“适度”，而不超过它的再生限度、不超过自然生态的承载力，这种认识应该建立在科学研究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工程人员还应注意开发和选择新的替代品，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例如，抚育人工林，使用人工林原材料等。讲求“适度”，是要在把野生生物作为资源利用时，处理好经济、社会效益与物种、生态保护的关系，在利用中讲保护，通过保护有益于利用，使生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既裨益当代，又造福后代。

注：

[1].《华西都市报》1999.4.3。

[2].《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郑易生，钱薏红著，今日中国出版社98年10月版，第236页。

[3].《工业生态学》「瑞士」苏伦.埃尔克曼，经济日报社99年4月版。

[4].《资源与我们》陶家祥、李宝编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xx年10月版,第134－135页。

[5].《我们只有一个家》杜弋鹏等，《光明日报》9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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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挑战“上帝”带来的困惑

──现代科技发展引出的伦理新课题

我们已经探讨了传统工程领域提出的道德课题，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新兴科学成果正在迅速转化为技术产业和工程实践，一大批工程新领域如生物工程、基因工程、信息工程、网络通讯工程等正在向人们展开着多姿多彩的技术蓝图，同时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个全新的道德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科技发展对人类基本伦理价值提出的挑战并不是都象人与自然的关系那样容易被人们认识与理解，并不总是能够形成新的价值认同，甚至某些新科技成果的出现与推广对人类的精神价值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一个不能被清楚认识的问题。为了不再重蹈过去在对待自然环境中走过的先污染破坏、再治理恢复的弯路，对高新科技的研究及运用的人文意义和道德价值进行深入分析，对新兴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正负影响作出客观适当的预测，就成为社会制定规范科技研制和成果推广的政策法规的理论前提。

当今科技发展的领头羊当属生物科学和计算机信息科学，科学家预测21世纪生物学一定会有对人类高级生命具有完全控制能力的重大成就奉献于世；而计算机将在各类科学和社会、经济管理以及个人事务的处理中得到普遍运用，它将成为最广泛最有效的工具。生物科学的发展将在人的物质存在上改变人的生物本质及其社会关系，而计算机的运用则会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因此，科技发展对人伦关系的冲击可以说是深刻而广泛的。在这之中，我们既看到社会的发展进步，也看到它潜在的对人性的扭曲与伤害的可能。即使是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变化中，我们也注意到没有与之相应的法规与伦理规范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它所引起的混乱也是对社会有害的。那么，今天的科技给人伦关系究竟带来怎样的冲击，它所蕴含的伦理意义是什么，就成了我们关注的焦点。

第一节 基因工程与人的身份危机

人类曾经虚构出种种神灵，以表达人类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渴望变得无所不能、充满智慧和力量，渴望永生不死的愿望。现代科学技术的进展似乎正在将古老的神话变为现实。毫无疑问，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是人类高度智慧的表现，科技的目标是引导人类成为自主自为、掌握自己命运的行为主体，应该说科技应用的结果是让人充分地实现自身的价值，是促进人化的强有力的武器。然而，当我们以此目标审视当代科技的最新成果时，却惊异地发现似乎人类正在失去对科技发展方向的控制，因为，我们看到威胁人类生存，甚至改变人类本质特征的技术可能性正在不断涌现。我们不知道科技将把人类引向何方，也不知道科技最后将把人改造成何物。这是否正是以卢梭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反对科技的原因，这是否也是今天的世界惊异于“克隆”技术出现的原因呢？这种反对和惊异反映出人们对科技是否总是在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表现出深深的疑虑。

诚然，今天的科技已经在拯救生命、延长寿命、减少病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运用于农牧业的生物技术正在创造人间奇迹，西红柿充溢着人血，奶牛产人奶；控制着人类遗传奥秘的DNA即将被全面破译。科学家宣称21世纪将是生物科学的世纪。毫无疑问，21世纪生物学的成就将令世人瞩目，但生物学是否能够掌握人类的命运？人们今天是否正在日益接近那个古老而永恒的愿望？与此同时，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向我们展示出另一幅令人鼓舞的蓝图，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中国的古圣先贤们所津津乐道的足不出 84

户就可以观天下事、交天下友的美妙境界正在成为我们身边活生生的现实。然而，就在我们自认为已经抓住命运缰绳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多少年来人类所尊奉和信守的信念和价值正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变了味，人似乎正在这拥抱新技术的狂欢中变成自己都感到陌生的另类。这是否正应了大智慧者老子的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

一、克隆羊“多利”带来的焦虑

2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智慧的创造力更多地在非生命的物质领域里施展，从原始人打磨一块石器、烧制一个陶罐到现代人成功地登月旅行、建立核电站。20世纪初，生物科学家在上一世纪的伟大发现──细胞学说的基础上，发展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到70年代，在植物组织培养领域仍然是空白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人类既然闯进了生命领域，就决不会让智慧局限于植物研究。今天，医学、生物学、遗传学已经能够让人参与人和其他动物的生命过程，改变他们的生命来源，甚至创造新的生命物种。在这一切的成就中，对人类文化价值和道德精神最具冲击力的是19xx年2 月22日英国罗斯林研究所的维尔穆特宣布克隆绵羊“多利”培育成功的消息。从此，“克隆”——无性繁殖技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术语，拨动了人类敏感的神经。能够克隆羊能不能克隆人？如果能够克隆人会不会克隆出一个希特勒？

有科学家回答说还早着呢，不必杞人忧天。可是不久以后美国科学家又宣布他们成功地克隆了两只恒河猴。现代人大概都知道猴是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物种，科学家也由此坦言克隆人已经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这不仅在相信唯有上帝能够创造生命的信仰世界中引起一片惊骇，也让具有崇尚自然文化价值的人们惶恐不安。人们不禁要关注科学家们下一步准备干什么？美、英、法、德、比、日等欧美经济、科技大国的政府纷纷表示不支持或禁止克隆人；中国、以色列、阿根廷、印尼等国也表示政府不支持或禁止克隆人；一些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和欧洲制药业也宣布禁止克隆人，其中一条共同的理由是克隆人违反了人类的道德信仰和关于人性的观念。

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反对“克隆”人的理由：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办公室发布总统令称：“鉴于我们最为珍视的信仰和人性的观念......”美国政府不支持克隆人。[1]德国议会要求科尔总理的政府力争在国际上全面禁止对人施用“克隆”技术，克隆绵羊使德国议会感到震惊，这件事使他们回忆起德国纳粹对科学的践踏。议员们强调说：任何对人施用“克隆”技术的尝试都将是违反德国宪法的。[2]以色列犹太教首席拉比以色列. 劳说：用基因技术“克隆”人是“偏离”科学的作用，受到犹太教律令的禁止。[3] 连“克隆”绵羊“多莉”的科学家维尔穆特也在英国下院举行的“克隆”技术听证会上说：“我认为，人类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特别物种......”“人们对这件事情没有仔细考虑，在用这种技术复制人的种种应用中，我还没有听说一件令我感到舒服的用途，那是不合适的。”[4]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指出：将“克隆选择”运用于人类， 违背人类的伦理道德，它将损害人类的尊严，对人类遗传基因将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是不能接受的。[5]19xx年3月13日《光明日报》驻日内瓦记者刘军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反对进行人体克隆试验》，欧盟负责科研事务的专员埃迪特. 克勒松对欧洲议会说：因为明显的伦理原因，国际科学界一致认为应该禁止克隆人类研究。19xx年3月13 日陈志江在《光明日报》上撰文说：繁殖克隆人涉及到人的尊严和社会、文化、宗教和伦理等各个领域。

从以上几乎一致的态度中，我们得到两点启示：1.生物技术的运用并不单纯地涉及生物的自然本质，更涉及到建构在社会关系和文化精神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仰；2.不同民族的文化虽然是千差万别的，然而科技成果的运用越来越深地触及到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85

越来越深地触及到人类共同道德信仰──人道主义关于人的哲学本质问题，因而不同的文化才会对某一科技手段的出现做出一致的反应。

展望下一世纪的生物学前景，一切都将在人的手中掌握。维尔穆特教授也声称：“从基本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总体目标实际上并不是培育复制品，而是想精确地改变细胞的基因。”

[6]19xx年3月28 日沈颖在《中国科学报》上撰文说：“生物技术革命是本世纪和下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中心和热点之一。以‘克隆绵羊’为代表的无性繁殖技术的成功正是这场生物技术革命的重大突破。”他指出其三点重要意义：“科学家们拥有一项新的非常有效的技术来深入研究一系列重要的生物学问题，包括若干疾病的生物学问题，包括若干疾病的发生肌理。其次，它将成为一项革命性的动物育种手段。第三，它将为我们通过遗传操作对动物进行遗传改造提供新途径。”[7]也就是说克隆只是生物学达到改造基因目标的一个手段，改造物种，选择物种，创造新物种，才是生物学的根本目标。而这之中已有令人惊骇的成就：带有人类基因的西红柿、苹果早已在西方的杂货店里出售；背上长着人耳的小鼠于19xx年前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副教授曹谊林博士的实验室里培育出，可以为整容术提供材料[8]；科学家将两枚异类动物的胚胎细胞嵌合为一个胚胎细胞，培育出马和斑马的嵌合体、牛和水牛的嵌合体、绵羊和山羊的嵌合体、大鼠和小鼠的嵌合体，科学家还希望用这种技术培育出含有人类细胞的猪，使猪的器官能为人类器官移植所用；[9]加拿大科学家正在用人胰岛素基因修饰鱼胰岛素基因，他们希望培育出能分泌人胰岛素的罗非鱼，为糖尿病患者的保健治疗提供丰富的新食物源；美国科学家已建构一头能生产人体血液蛋白的猪，为血友病人带来福音；美国一家PPL 公司培育出含有人体部分基因能产生抗胰蛋白酶的羊， 该酶可治疗囊性纤维变性引发的肺部感染；19xx年英国PPL基因实验室培育出叫“罗斯”的奶牛， 该奶牛所产牛奶中含有与人乳相同成分──a乳清蛋白； 芬兰建构的一头转基因牛可生产含红细胞生成素的牛奶。[10]异类间的转基因动物培育，让人们不仅要面对各种新奇的物种，更要面对具有人体器官、血液、基因的各种动物。我们不知道科学家们还将尝试做什么，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头，科学家认为猪的器官大小与人相近，最适合做人体器官移植的材料，科学家努力培育含有人体基因的转基因猪，以便在器官移植时克服排斥性。如果科学家真的能让猪有一颗人心，如果还能让猪有一付人脑，那么它会不会有思想，有感情？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灵魂藏于人的心、脑，如果动物也有了人心人脑会不会有灵魂？那么它是猪还是人？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异物？人与动物的生物特征区别是否将趋于混淆？

即使我们不是绿党的追随者或素食主义者，即使我们赞同利用自然，利用异类，但却很难对背负着人耳随时准备献身的小鼠无动于衷，它们一生的目的只是等候人的使用，想到此，你怎么也不会好受。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人的血统的社会身份意义，常以共同祖先，血脉相联，血浓于水来寓说人伦关系的亲密，即使是对器官捐献者也怀有救命感恩之心，甚至视为再生父母。那么，一想到有一群流着人血，产着人乳，怀揣着人类的器官的猪、牛、羊，你恐怕很难与它认同。那些害怕杀鸡，连鱼都杀不死的人会不会害怕切一只带有人体血液组织基因的西红柿呢？目前，在国际学术界，认为非人物种也具有道德地位的观点越来越被人接受。在中国学术界，情况正好相反，人类中心主义仍占主导地位，动物的食用和实验意义被普遍而牢固地确定着，我们并不是激烈的反人类中心主义者，但夸张的“物种主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科学地说单是就生物间的自然平衡来讲，人类这样过多地干预自然生命，是令人害怕和忧虑的。新物种取代旧物种，我们丢失的是什么？恐怕很难准确而长远地认识清楚。我们创造了什么，那一定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是能为我们所利用的吗？科幻影片中科 86

学家创造出连他们也控制不了的强大而凶残的异物大肆报复人类文明的恐怖场景表现的就是人们的这种担忧。

二、谁拥有创造人的权利？

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渴望得到父母的爱护，这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重要内容。19xx年7月26日，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布朗在英国诞生；1988 年我国第一个试管婴儿萌珠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诞生。[11]生殖医学成果的推广使用便是更多的福音：不仅夫妻因生理障碍产生的不育可以通过体外受精，试管培养的方式得到孩子，而且因母亲卵巢、卵子或父亲精子问题所产生的不育统统能够得到解决。于是，精子库建立起来了，代孕母亲出现了，卵子捐赠出现了。于是，一个孩子就可能有一至两个父亲，一个、二个甚至三个母亲。这种通过人工帮助诞生的孩子，毕竟是由两性的自然生殖材料所得，虽然其方式有些让人心理上不好受，也出现了一些还算能够解决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关系的麻烦。然而克隆的方式就更为奇特了，它可能有一个父亲，一、二个母亲；也可能没有父亲，而有一到三个母亲。人类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能确认自己的父亲，摩尔根对父系社会出现的猜测是以人类父子相认的强烈愿望为基础的，文明进化中曾有以产翁制度认父的风习，而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真的有可能要在生物意义上彻底丢失我们的父亲，至少在生命演绎领域中父亲将变得不重要。就人的生物意义讲，这是一个退步，它中断了自然进化的可能性，就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来讲也是一个退步，人类应该有温柔慈爱的母亲也应该有健壮刚强的父亲。

我从哪里来，我以怎样的方式出生，我带着什么样的遗传信息来，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一个个神奇美妙的神创故事。它以特定的方式让个人的生命无可取代，它让生命神圣而庄严，它赋予人以特殊的意义。从亚当、夏娃、耶稣的诞生到米洛斯、双生子罗幕路和勒莫的诞生；从女娲抟土造人、孙悟空从石缝里蹦出到孔子、贾宝玉的诞生，人类对自己的来源和方式赋予了太多的文化意义。然而我从哪里来，并非简单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认祖归宗，从生物的角度来说，它是个体生命重要的生物特征的来源，它也是人的生物本质的阶段性保持和缓慢进化的基础。自然的生育方式虽不免有种种疾病与残形，但却产生了个体生命的差异性，这正是确保人类生命基因丰富和人类个体多样性的根本前提。人类自身绵延的历史表明，多样性的结果不仅确保着人类作为高级生命种类应付种种基因突变和病原灾难，使自身绵延繁荣的强大生命力，而且血型、基因等生命元素的多样性结构塑造了人类个体生命的多样、差异和丰富，而这本身恰恰是人类生命力无限丰富强盛的根本特征之一。物理学家魏茨泽克说：去制造一个人是人的古老的梦想。我并不认为现代科学知识已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但万一我们能够造一个人，这将是万分可怖的事，这将是渎神的，结果将是大灾难。[12]

这里发生的事可以让我们看到魏茨泽克说得是否言过其实：英国专事人工受精的医生朗多，长期用自己的精子为求医的妇女做人工受精，制造了6000个有他自己血统的孩子；美国一位专治不孕症的医生雅格尔布森未经病人许可，用自己的精子为几十名妇女做了人工受精，结果有了75个自己的孩子，他被法院判处285年监禁；中国西北一个叫毛毛村的小地方，一位村医曾用自己的精子给几十名妇女做人工受精；19xx年，传媒报道湖南医学院的精子库建立6 年间只有一位志愿者提供过精子，但在这期间却做了137例人工受精，致使66 位妇女怀孕。这家精子库后来公开声明否认此事，但却引发了一场道德之争。[13]就象孙悟空拔根毫毛可以吹出千军万马一样，我们在这里看到人被批量生产。人是高贵的，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严肃而神圣的，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价值。他们也应该是爱情精心培育的 87

结果，应该是认真考虑了抚育生命的责任后的慎重选择，应该是人自主选择的行为结果，而那些孩子不管是好是坏都将带着连他们的母亲也无法选择的父亲的基因生活。克隆“多莉”绵羊的罗斯林研究所的教授们认为克隆人的设想“令人感到痛苦和作呕”。[14] 维尔穆特教授也认为克隆人令人反感，他指出，人类高等动物的两性繁殖方式是生物经过几十亿年进化的结果，是最适合人类的繁殖方式：来自父亲和母亲的遗传物质相互融合可产生基因变异，形成更适合生存环境的后代，两性繁殖还可以取长补短，其后代更为健康。[15]且不说有着同一血统的人被批量制造所产生的生物退化的恶劣影响，仅以这种消灭个性的批量生产的方式，就让人们深感厌恶，它冒犯了人的尊严，亵渎了神圣生命。印度尼西亚人口事务部长宣称：他们不想运用诸如克隆技术培植出“肤色、面部特征或类型一致”的人，改变印尼以多样化著称的人口的生物结构。[16]

三、人与物的界线

如果我们同意每一类物质都有其自身的特性以区别他物，那么就应该承认人有别于其他动物。人是否比其他生命高贵，是否拥有主宰或奴役其他生命的权利，在何种程度上拥有对动物的主宰权，尚有不同意见。在这里我们只是想从人与其他动物差异性的角度，审视科技发展是否要消除人与动物在自然特性上的区别。

生物学的成就和它未来的发展实质上触及到的正是：人是什么，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触及到生命从何而来，归向何方这样一个既是哲学也是宗教的问题，这都是盘桓于人类精神，让人不能不永远追问的重大文化问题。它是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寄生地，是人类道德的基础。无疑，生物学的成就如同喷发的火山，强烈地动摇了人类文明的价值基础。工程伦理不能不面对这一冲击，认真探讨它对人的生物本质带来的改变，认识它的人文意义、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不努力求解如何在科学进步的推动下解决人类新的道德问题。人是什么?实证唯物论者所倡导的科学对人有不同的理解，在生物物理主义者的眼里，人是一连串的原子，它是传递着各种遗传物质特质的染色体；人脑就是一架计算机，整个人就像所有其他生物一样，只是纯粹偶然的产品。英国伦敦皇家学会院士生物学家海特勒教授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起步时就已经走错了，一个植物的个体既不是一种自己决定的物理化学系统，也不是一部机器。植物体是由一个种子细胞根据明显存在其内部的一个预定计划发展的。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至少知道在物质上有三种不同的生命层次：１，无生命的物质，在这种物质体内，物理与化学的法则具有绝对的有效特性。２，具有植物性生命的物质，它们能超越部分的物理与化学法则。３，具有动物生命的物质，它们具有一种有经验的内在生命，这种内在的生命可以超越植物──生物的法则。还有第四层次的生命存在，那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人生而具有一个心灵。海特勒教授认为人的心灵早在中世纪就因“肉身─灵魂”的二元论说而取消了，到18世纪中叶，拉美特利扩大了笛卡尔的论点，宣称人也是一部机器，这种论调在西方科学界影响深远。[17]医学用化学的法则、 物理的法则来修补出现问题的“机器”，药物学因此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人体器官可以象拆换机器零件一样被移植拆换，科学家甚至还尝试将人体进行部分整装，美国的怀特教授已经对猴和狗做过头部整体移植术。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导下，人类的好奇心才大胆地指向上帝的最高杰作，把人当作机器来整装和组合，我们看到医学生物学在这里走在最前面。

科学是人类永不知足的好奇心的表达，科学是人类对自身能力骄傲的证明，科学要向完美进军。它不承认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它也不接受必然的命运安排，它想要控制人类的生命过程，改变自然的生命状态。今天，生物学对人体生命的把握早已超越了器官层次而进入 88

到分子层次。19xx年6 月芬特科研小组在历史上首次完成了能引起脑膜炎和儿童耳感染的嗜血流感杆菌的全部基因序列的测定；美国达尔文分子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了500种在细胞癌变时变化的基因， 为搜寻阻断癌变的代谢途径提供了线索；一些科学家正在搜寻哮喘基因；一群住在俄国的日耳曼人具有导致早老性痴呆的基因，科学家认为找到致病基因，对抑郁症、高血压、心脏病等复杂疾病的基因搜寻也是有用的。[18]19xx年， 第一张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已经完成，发表于具有世界级学术影响的英国《自然》杂志上。这标志着国际间人类基因定位与解码工作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图谱指引研究人员发现了与二百余种疾病有关的223种基因。 基因图谱为人类全面解读自身携带的生命历史信息，为人类理解自己的今天和预估自己的未来，奠定了基础。科学家已经相当明确地了解到，我们的性别、外形（肤色、发色、指纹等等）、色盲、血友病．．．及大量的多种类小比例基因缺陷型疾病，如亨廷顿氏综合症等是某些特定基因决定的；我们也比较明确地了解到我们的上限寿命、多种癌症、糖尿病、精神分裂症、肥胖病、老年痴呆症．．．都与某些基因的功能有关；我们还大致了解到甚至象人的个性等也渐渐为更多的学者认为由基因调控，或至少和某些基因相关。比如19xx年初，《自然遗传学》刊载研究者对所称Ｄ４ＤＲ基因于“求新”型个性的影响，又如“侵犯型（倾向）”、羞怯这类属于传统研究题目的个性、同性恋行为（根据位于Ｘ染色体上“ＸＱ２８”区的某些基因，可能左右人的“性倾向”。）[19]

我们不知道科学家将用新的生物技术对人做哪些改造，单就改变动物一项就危及到人。动物器官的人体移植在动物接受了人类基因后即使可能成功，也可能让人类传染上动物疾病，并使人体带有动物基因，甚至还能通过自然遗传代代相传。如此，人的自然本质和人类基因将不能保持，人的生物完整性也将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改造动物基因，使动物具有某些人的基因让我们很难从感情上、从生物事实上去区别人与动物。人类寄生心灵的基因一旦被移植到动物身上，将会发生什么？真正的人猪将会诞生吗？人面对的是它或是他？科学技术必须有自己的雷池，那便是造福人类，而非相反。法国农业部长在警告遗传科学可能生产出6条腿的鸡的同时， 许诺如果英国在克隆羊方面取得突破导致对自然进行“怪异”实验的话，法国将采取新的严格的控制措施。[20]联合国《信使》杂志的评论员费德里科．马约尔说：人类改变任何物种的遗传基因，包括人类自身的基因现已成为可能。他们甚至拥有一个可怕的特权，那就是能策划自己的消失。在现代科学上，我们几乎已走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不要说什么拿技术与金钱作补偿，替代物是找不到的，因为被破坏的是独一无二的，作出补偿是不可能的，因为被破坏的是无价的。谁能对种族灭绝作出补偿？谁敢声称我们能为地球偿还损失？......对这一事实有清醒的认识，是我们对后代人的责任提出的一个首要要求。同意通过伦理原则和智慧遏制现已失控的技术力量，将是今后的适当做法。应将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应用于技术，而对科学，应记住拉伯雷的话：‘没有良知的科学只能毁灭灵魂’。”[21]当代科学的发展对人的生物本质冲击的认识绝非只存在于人文学者、法学家、政治学家敏感的意识中，不少自然科学家也深有认识。19xx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英国核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说：“我们担心的是，在人类科学领域取得的其他进展可能会比核武器更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遗传工程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克隆技术一旦被滥用，社会将陷入无穷的罪恶之中。”[22]他呼吁成立伦理学委员会，负责阻止可能危及人类的科学研究项目，当然更要防止这类技术在工程和生产中应用。

科学家们希望通过基因选择和修补来消除和治疗遗传性疾病，正如顶尖的基因科学家威廉姆. 赫塞尔廷说：“当今的医学化工时代似乎是对我们的有毛病的身体进行草草修理的笨拙尝试，但细胞替换能使我们永葆青春活力。”然而，正是因为生命必死的终结，生命停留的短暂使它变得珍贵，使人类充满进取的活力，使人类文化具有追求人生辉煌壮丽的意义。正是 89

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使生命精彩纷呈，使每个个体独具价值。因此，在医学高度进步的今天，普遍享受它所带来的福音的人们，尽管承认科学的掘进在造福人类方面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但对新技术他们仍然持有疑虑，掌握着造物主秘密武器的科学家的一些疯狂的想法仍让人们感到恐惧。不错, 分子遗传学的成就应该给人以生命自主的喜悦，但似乎也让人在生物决定论的历史窠臼中越陷越深。今天，我们不可能再被我们自己创造的神祗所统治，却能被我们的生物性所决定，而我们的生物性状如何科学家却能决定并改变它。科学有可能切断人类自然进化的道路，破坏作为生物人优越的多样性、个别性。如此，科学陷入了两难的困境，科学家在实现人类不死的梦想的同时，却可能毁灭人类的梦想；在赋予永恒生命的同时，却可能剥夺生命的全部意义；在改造基因让人免除病痛的同时，却有可能丢失人类基因的多样性或丢失尚未认清价值的基因，尤其是克隆将丢失人的个体性与进化的可能性。

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基因修补和重组能够解除人类的病痛，能够提高人类生命的质量。那么，科学家、医务专业人士应该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去做才是合理的？应该遵守什么样的操作规范，以确保个体生命自主，确保有利于人类整体的生物进化？在什么范围保存或披露个人的遗传信息，又在什么条件下“修改”这类信息？造福于人类的科学怎样把握它的方向，才不致使把我们变成另类人？如果，我们承认人这种特殊生命的价值，那么在生物学、医学的研究和成果运用中还有更多的伦理问题会被提出来：人体实验的合理前提是什么？科学家所进行的人类胚胎实验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合法的、人道的？胚胎发育到什么程度才被认为具有了完整的人的生命意义？植物人还具有一般人的意义吗？精子是物还是非物？人不可以被作为商品买卖，但人的胚胎和精子、人的器官和组织是否可以作为商品出售？如何执行捐献器官者的遗嘱作死亡判断？

注：

[1][2][3]《克隆震撼》林平编辑，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版，第238、237、233页。

[4].《维尔穆特：25年克隆研究梦成真》，19xx年3月28日.15日《参考消息》。《什么是克隆技术》19xx年3月8日《解放日报》。第247页。

[5]《克隆震撼》林平编辑，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版，第244页。

[6]《维尔穆特：25年克隆研究梦成真》，19xx年3月28日《参考消息》。

[7]《克隆震撼》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13页。

[8]《鼠身长人耳与克隆有何不同》，19xx年4月11日《文汇报》。

[9]《克隆哺乳动物相关方法及应用》窦忠英，1997.3.27《中国经济时报》。

[10]《克隆震撼》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68-71页。

[11]《谁来为生命伦理负责？》孙越，19xx年《三联生活周刊》7期、转引自《克隆震撼》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299-300页。

[12]《人.科学.技术》迈尔.莱布尼茨等著，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第60页。

[13]《谁来为生命伦理负责？》孙越，19xx年《三联生活周刊》7期，转引自《克隆震撼》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299-300页。

[14].《克隆震撼》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101页。

[15]《科学上的重大飞跃，“克隆”是“福”还是“祸”》吴伟农，1997.3.28《中药事业报》。

[16]《克隆震撼》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236-237页。

[17]《人.科学.技术》迈尔.莱布尼茨等著，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第63--69页。

[18]《克隆绵羊诞生标志着生物学世纪提前到来》19xx年4月11 日《文汇报》吴晓晖、赵寿元摘自美国《商业周报》。

[19]《命中注定，还是改变命运──分子遗传学的进展与人类社会前瞻》易水，《东方》19xx年第5期。

[20]《“克隆绵羊”引起广泛争议》，19xx年2月27日《参考消息》。Ｐ148

[21]《信使》19xx年第7期《未来的伦理观》,费德里科·马约尔。

[22].《探索科学呼唤理性》沈颖，19xx年3月28日《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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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物技术应用的道德界限

现代生物技术在挑战人的生物特性的同时，也必然会改变人的社会关系及其性质。而人对自己的社会、文化本质更加重视，也似乎更加敏感。因此，对于这类技术手段运用的强烈反应也大都出于对社会价值和道德信仰的维护。人文学者通常从科技手段运用的社会影响来看问题，事实上，任何一项科技手段的出现和应用不管它有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它都是为解决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而产生的，也都有它的实际科技价值与经济价值。那么，生物技术的创新毫无疑问也为生物领域的技术革命带来活力，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良好的效益，例如，生物工程在良种培育方面的贡献。因此，我们不是要简单地反对或限制生物技术的发展，而是要设法澄清生物技术的发展究竟对人的社会本质产生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便找到对它加以道德约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我们认为在涉及到以下一些问题时，社会应当对生物技术的应用进行道德控制。

一、捍卫人的尊严与个性

上帝造人的神话，让人的尊严千百年来处于神的阴影笼罩之下，由科学精神推动的文明演进的艰难历程使人终于摆脱了神权的操纵，建立起人的自尊。100年前，尼采公然喊出一声“上帝死了”，是多么不容易。今天的人们已经普遍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是诞生在实验室以外的奇迹。”[1]相信每一个生命都有自主性和自己独特的价值。然而， 显然我们现在又遇到被控制、被操纵的威胁，不过今天想要重新控制人类的神变成了我们自己，变成了科学技术。他们把人拉进实验室，浸泡在试管里，消蚀尊严，让人接受被改变、被制造的感觉。改变了生命信息的人将被判定为另类的人，其生命体现的是他人的意志。例如，二战时德国纳粹和日本法西斯对科学的践踏，将占领国的人用于实验，甚至作活体解剖；今天又有科学家声称要为研究，为提供器官移植的材料而制造人。想一想那些和一般人没有二致的生命被用于某一科研目的，甚至可能是罪恶的目的，而被控制，被利用，就让人倍感屈辱和厌恶。这对于平等独立地享有生命权、身体处置权的人道主义生命观念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蔑视。因此，对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科学必须加以限制，确立可进行基因改造的范围和操作程序。科学的谨慎态度是它尊重人的表现，一切涉及人的医学实验必须遵守自知、自主、自愿的原则，自尊来源于对自身生命的自主意识与自主把握。

人的尊严还建立在对智力、知性的自信上。过去我们常听人说：我没有艺术细胞，我没有数学头脑。今天科学家如是说：让我给你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细胞，给你一个名人的精子。这并不是幻想也不是实验，它已经成为可以操作实施的技术。19xx年，美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兼企业家罗勃特. 葛兰姆倡导的“诺贝尔精子库”在美国加州建立。19xx年9月， 第一位“诺贝尔婴儿”多伦出生。迄今为止这个精子库已经培养出60多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后代，现在世界上共有66位“诺贝尔婴儿”。[2]今年， 四川成都也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名人精子库，消息传出，就有人点名寻求某歌星的精子。这里传达出一个讯息，人并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被决定于他的生物特性。它表达出人的潜意识中深深的命定论思想，人道主义走到今天仍被种种命定论的阴影所笼罩，现代生物决定论思想随近代科学的发展得到巩固。人们对个人后天努力、意志品质、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智慧力量的不自信，对社会文化教育作用的轻蔑，都是对人类尊严的沉重打击。人们以为只要继承到成功人士的生物特质，就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其实我们只要认真想一下，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地荒谬。如果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亲子都没能继续获得奖金，这就足以证明他们的生物特质并不能保证成功，何况与之相比精子接受者还缺乏“诺贝尔”的家庭环境。但“天才人物”的基因已经因为人 91

们对天才人物的崇拜而受到礼遇，继承天才人物的遗传特质，被认为是通向成功的可靠、简捷而有效的途径。但它却是对人类所崇尚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尊严的亵渎。

人类的尊严与光荣毫无疑问与几千年来的文化对人的自然特征的认识密切相关。正是人的生物基础使人在各种活动中都具有丰富的心理体验和复杂的情绪过程，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生物肢体与精神情绪共同完成的，就在最富自然性的性爱与繁殖活动中，也包含着最为丰富的心理情绪与精神成份，这是其他动物所无法比拟的。人是具有心灵的生命就是说人具有超越于物理法则与化学法则的精神、情感、心理情绪，人具有其他动物不能比拟的发达的大脑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智慧和语言，人具有被解放了的前肢，它使人具有精湛的劳动技能和非凡的创造能力，因而人是特殊的生物，是具有超越性的生物。这在科学的发现中、在艺术作品的创造中、在服从良知驱使的道德行为中，以及在宗教的献身精神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人具有自我省察或内省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具有自我认同的意识，而这些是动物所没有的。正是因为人对自己这些基于生物特性而又高于生物性的认识，才使人为这样的生命感到骄傲，使人有了尊严。也正是因为这样，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决定说才会被视为对人的自尊的挑战。其实进化了的人从本质上已不同于猿，而人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还是依照良知和社会的规则行事，并非一切受本能的驱使。海特勒教授认为当生命被当做与物理化学作用相等的时候，便无异于宣告所有生命的毁灭。德国物理学家魏茨泽克在比较机器、动物和人脑时，认为现有机器的行为没有一项可说是和我们所谓的意识或和意识有关的神经系统有稍微比较密切的相似之处。面对人的生命，海特勒教授说我们有两条路可循：一是仍然我行我素，如此则必然会祸及我们的子孙；或者，设法改变我们自己的思考方式，作全盘而快速的转变，并设法重新培养起一种尊重生命的态度。[3]

我们今天在展望科技发展的前景时，却发现人的生物特征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人的生物性特征大概都具有自然进化的遗传特征，每个人的遗传基因都不同，这就造就了各具特性的生物个体的簇群的出现。这种个别性，也是多样性是人的尊严与骄傲的基地，是人类永具创造性，人的生活永远丰富、活泼、精彩的生物基础。这种自然遗传特征使人类在自然生存的竞争中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并保持着变异进化的可能性。人的生物进化经历了几十亿年的漫长历程，尽管死亡始终与生命相厮守，尽管种种生理上的病痛还始终与幸福的追求结伴同行，但进化的结果总还是令人类自己感到满意，从而生出“万物主宰”的自尊与傲慢。倘若我们轻率地试图凭借人为的选择加速人类进化的进程，恐怕我们很难保证不会由于某种尚未被认知的遗传密码被破坏而招致自然的报复，那样的话，我们将给子孙后代留下无法挽回的损害。

二、维护受到威胁的人权

可以说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不断追求平等、自由赢得尊严的历史，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以此为主题，平等、自由已经成为基本人权的内容。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人在自然界、社会界所获取的平等与自由的程度也越高。而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仰仗于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科学与技术。但是，只要我们稍微疏忽目标与工具的区别，我们就会偏离文明进步的主题，为科学的科学，会让我们远离平等、自由，甚至重新沦为技术的奴隶。在科技的运用中，我们必须警惕束缚人的自由、制造新的不平等的倾向。

一项能够判断胎儿性别的Ｂ超透视技术，让许多具有浓厚传统观念的中国人在处理胎儿养育与否时具有了主动权。中国人为了要儿子，超生的有、溺杀女婴的有、流产的有、去妻的有、借腹的有，已经表现得够歇斯底里的了。其实性别歧视现象不止于中国，韩国也是如 92

此。19xx年下半年，韩国有4 万名孕妇不顾法律的规定给自己的孩子做了性别检查，其中两万名怀女孩的孕妇做了人工流产。据预测到20xx年将有五分之一的韩国男士找不到对象，[4]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调。社会是否应该阻止用科技的手段满足人们陈腐落后的文化观念？西方一些国家禁止为孕妇做胎儿性别检查，哪一种做法更符合道德？什么情况下可以借助技术手段选择胎儿性别？

生物意义的社会不平等让许多人敏锐地感到新的种族歧视、社会歧视的危险已经来临。在由瓜达拉哈拉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的第四次人类基因南北会议上，墨西哥人权阵线发表声明，主张在基因领域制定国际法，以便防止用生物技术制造出一个“高等种族”。

[5] 生物技术造成的社会歧视不仅表现为种族主义倾向，也表现为对待个体生命的不平等。生物学家测试到到目前为止科技尚对其无能为力的遗传背景，并将其公布，那么社会在保险、雇佣和婚姻中的歧视也就随之发生了。就象报上无所讳忌地报道，许多日本公司在雇佣职员时，对某种型血有所偏爱一样，有评论家预言人类新的一轮“阶级斗争”──以遗传工程划分的阶级就要开始了。医学实验现在已经能标识出数百种反常基因，一些公司、企业利用这项技术对自己雇员的生物家族谱进行调查，“这比种族和性别歧视还可怕”。美国基因协助联盟的一位头面人物说：“基因歧视将成为21世纪的民权问题。”乔治敦大学一位社会学家对332 个有遗传疾病史的家庭作的调查表明，这些家庭的22％的成员被拒于医疗保险之外，13％的成员失掉工作或有失业的危险。19xx年，仅哈佛大学医学院便涉嫌有200例基因歧视的案例。有人警告说：技术随时可能跨出人类伦理道德所规定的边界，把我们赶到集中营去。[6]

从问题的性质上看，上述观点并非危言耸听。新的生物意义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向我们袭来，当年希特勒用战争机器残暴地毁灭犹太民族，而今天的生物学却可以用技术之手温和雅致地做到这一切。生物学选择基因、精子的标准当然只是生理意义上的健全与优秀，而事实上，任何生命个体都是有缺陷和特点的。比如说：智慧型的个体，可能有某些生理心理上的疾病或隐性的遗传疾病。我们从出自思维故乡的德国思想家尼采和叔本华那里也看到知性与心理、精神状态的不统一；《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的作者世界著名科学家霍金被人们称为当今的爱因斯坦，他却是个患有严重肌萎缩症的残疾人。强壮型的个体，可能又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智慧成就。即使我们不谈人为选择的生物学困难，以及人类基因多样化保存的生物学意义，仅因人为选择带来的社会等级的生物划分，就可能出现新的社会不平等——谁有权来选择优秀人种？将人类的精子、基因划分优劣等级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区别生物优劣与种族优劣的根本界线是什么？生物技术在附会人们的错误观念，这个被赋予一定文化价值特征的“优秀”，将他之外的纭纭众生打入另册。我们仿佛听到高高在上的一个声音在说：未获成功的人士呀，你们有什么权力生养。

于是，我们返身而诚，羞莫大焉，自尊荡然无存，人的生存权、生育权也失去了保障。显然，生物技术不应该迎合人们的这种不良心理，除非通过社会立法确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患有那类疾病的人可以借用他人的精子生育。同样，我们也必须把基因检查和改变严格控制在医疗范围之内，绝不允许任意剥夺一部分人的生育权利。

三、面对复杂化的人伦关系

我们所说的人伦关系包括人的一切社会性联系所构成的，包括家庭关系、职业关系和一般意义的社会关系，它是人的社会本质的现实基础。中国传统伦理十分重视由血缘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关系，并把它作为处理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而仁民的推演。然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广泛运用，这种 93

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关系也许会越来越模糊。

人的自然属性和生命根源被改变，其生命的脉系就无所依附，他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生物学、医学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改变，主要是对以生物性为基础社会单位──家庭关系的改变。依靠生殖技术，一些有生育疾病的夫妇可以通过借腹培育、借用他人精子等途径获得孩子，但是这些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是双重的、分裂的、不确定的，家庭关系变得复杂。这一多重父母的复杂结果将使人们对自己来源的追问变得模糊，也将使这一追问不再有什么意义，父母神圣的观念也将随之淡化，建立在自然情感上的儒家伦理也势必会发生动摇。如何确立法定的父母与子女关系？借腹母亲可否与供卵母亲同有一孩子？多重父母分别对孩子有哪些权利？孩子的权利又是什么？他可否接受多个父母？如果借腹母亲还为孩子提供了卵子，如果精子也是通过接受捐献而来，那么，该为孩子隐匿提供者，或者应该让孩子知情？如果人对自己的生命状况一无所知，如何向医生提供家族病史？如何避免近亲通婚？另一方面，知情的孩子会如何对待与自己生命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虽然，人的生物特性来源于给予他遗传基因的父母，但他有养父母“三年爱于怀”的深恩，他会轻蔑、疏远他们吗？孩子如何面对两个父母？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及心理影响如何？由于这一技术使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道德不能不提出借用精子、借腹母亲是否应该有医学限制？而限制的道德基础又是什么？

我们以为，由两性结合按照自然预定的目标完成的生命形式是最健全，也是最富尊严的，因为这生命无可指责地来自他的父亲和母亲。因为任何原因而缺父少母都会或多或少地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造成严重的感情缺陷，这对他们的尊严无疑也是沉重的打击。有人说：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也应当受到尊重与保护，而同性恋者也应拥有生育权。可是我们不能猜测为满足同性恋要求而通过体外受精生育的孩子，在接受他的两个同性家长时的心态会是怎样的。世界上第一对男性同性恋者的孩子，即将在明年上半年来到那个家庭，孩子可以与他的母亲分离，并生活在没有母亲的环境中而健康的成长吗？他会正常地融入社会并有尊严地生活吗？这些疑问正是是否应该为同性恋者提供生殖技术的道德争议所在，即使道德不应禁止，也应该因为它涉及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孩子的身心健康，对这一技术的使用有所规范和限制。

注：

[1][2]《克隆震撼》林平编辑，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版，第238页、第298-299页。

[3]《人.科学.技术》迈尔.莱布尼茨等著，三联书店19xx年11月版，第60页

[4]《人民日报.海外版》《韩国──为什么“重男轻女”？ 》宋宗利。

[5].[6]《克隆震撼》林平编辑，经济日报出版社19xx年版，第128页、第292页。

第三节 电子信息时代的道德挑战

我们正在跨入的新世纪早已被未来学家命名为信息时代，而作为这一时代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更将凭借迅捷的数字化信息处理与传播技术在最大范围内改写人类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方式，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和政治形式，创造全新的社会面貌。各种数字化信息手段可能成为明天人们工作、学习甚至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然而，就在电子信息网络以最快的速度向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伸展着自己触角的同时，它也向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新的技术难题。而其中一些重大的技术课题如防止电脑病毒、抵御黑客攻击和限制盗版等产权侵害行为等恰恰是由于计算机技术领域缺乏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引起的。因此，与其说这是尚待解决的技术课题，不如说是新技术应用带来的道德难题。这些问题的 94

出现不仅大大地困扰了计算机使用者，扰乱了网络社会的公共秩序，也扰乱了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威胁到公民个人的种种权利。

当然，电子信息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在范围和影响上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工程伦理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不仅包含技术运用的问题，也包含了所有使用电子信息工具的人的公共道德问题，它涉及的对象也不仅是从事网络技术开发的科技工作者，还包括所有的网络使用者，因此，网络伦理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而本节的讨论仍主要侧重于其中与技术应用相关的部分。即便在这一领域，电子信息技术应用也与其他工程活动有着明显的区别，其主要特点是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实施而不是其他工程那样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去实现，因此，它所需要的经济成本和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不大，但它产生的社会影响却非常大，甚至不受国家和地域的限制。

一、 黑客现象引发的道德论争

黑客（Hacker）是指那些未经授权便通过互联网进入别人计算机系统进行窃取或破坏活动的人。由于进入受到严密的安全措施保护的网络站点需要复杂的技术手段，因此，这些黑客通常是掌握了复杂的程序设计技术的网络高手，当然，也有的青少年黑客是利用某些技术人员不负责任地公布在网络上的黑客技术发动其攻击行动的。但无论如何，黑客行为都源于那些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的人对技术手段的非正当运用。

可以说对互联网站点发动的技术性攻击实际上是伴随着电子信息网络影响的拓展出现的。近年来，这种对信息传播秩序破坏的蔓延几乎与网络技术的发展同步推进。今天，随着网络技术应用日趋普及，计算机病毒和黑客现象的影响面越来越大，破坏性也越来越大，不仅危及信息网络的安全，也威胁到通过网络进行的电子商务活动的秩序，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在某些计算机应用面广的地区和领域，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与混乱。以致于美国总统也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组织研究对策。

黑客的攻击的目标既有各国的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研究机构的计算机系统，也有从事网络信息服务的专业网站，此外网络用户的个人电脑也会成为它的攻击目标。黑客对计算机网络的采用的主要攻击手段是非法渗入上述网站的系统、或他人电子信箱的内部，利用系统的缺陷，进行窥视机密、窃取信息、篡改数据文件、盗窃财产或发布虚假信息、堵塞网络通路、干扰、破坏网络正常工作等违法活动，甚至设置逻辑炸弹，使被攻击者的系统陷于瘫痪。据美国安全部门的统计，每年入侵美国军事机构计算机系统的黑客即达上万次。其他国家的政府网站也大都有遭受攻击的记录。

截取并盗用银行帐号和个人信用卡号，盗窃银行和私人财产是黑客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实现高技术智能犯罪重要途径。还有的黑客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向有关网络的管理者发出破坏网络、销毁资料的威胁，以达到敲诈钱财的目的。有资料报道全世界每年被计算机违法犯罪直接盗窃的资金达20亿美元以上，平均每次违法犯罪造成的损失19xx年约为5万美元，到1988 年就增加到65万美元，而传统的敲诈银行案平均每起损失1.9万美元， 抢劫银行案平均每起损失4900美元，相比之下计算机犯罪所造成的损失是常规犯罪的几十倍、几百倍。英国的一项不完全调查显示，约有20％的用户遇害，平均每起损失约7万美元。[1]19xx年美国花旗银行被俄罗斯黑客从网上盗领了40 万美元。[2]我国自19xx年发现首例计算机犯罪以来，1986-19xx年发生9起案件，1988-19xx年则发生百起以上，诈骗金额从数万元发展到上百万元。[3]19xx年1月我国某银行微机操作员盗取密押软件，利用计算机联行的有利条件， 95

将186万美元巨款转出境外，据为己有。[4]19xx年4月16日，黑客入侵上海证券交易所中亚证券营业部计算机系统，通过修改主机中股民储存的委托数据，虚开了五笔买入委托指令，造成中亚证券营业部以涨停价买入总值6000余万元的500余万股“莲花味精”、“兴业房产”股票，实际损失达340余万元。[5]

还有另一类黑客，他们似乎并无明显的犯罪动机，也不追求经济利益，而是带着某种克服障碍的冒险精神或恶作剧的心理，将突破网站的防火墙侵入别人的系统视为智力游戏，或随心所欲地破译密码进入他人的网络资源，窃取那些不对公众开放的信息资料或任意修改原有的信息数据，借以满足自己探究未知领域的猎奇欲望，并证实自己的智商和才能，例如19xx年德国某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马蒂亚斯· 斯佩尔将自己的计算机同美国军方和军工承包商的30多台计算机联网，在两年的时间里收集到大量的美国国防机密，包括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北美防空司令部、核武器和通信卫星等方面的情报。[6] 19xx年4月，一名黑客通过电脑网络登录到深圳市一家证券部的用户密码库，利用解密得到的用户密码进入某用户的空白账户，在其上凭空增设可用资金110多万元，之后以每股5.45元的当日最高价买入10.32万股深宝A股，造成该种股票价格的剧烈波动。[7]这类黑客声称他们攻击网络是为了帮助寻找网络系统的漏洞，以推动网络安全技术的发展。他们入侵他人或国家、企业的网络探寻机密的理由是为了实现信息共享，因为他们认为互联网应是实现知识传播和信息共享的工具，而不应成为少数人垄断信息资源的手段。他们是网络共产主义者，他们也反对只从网上获取别人的信息和成果，而不向社会作贡献为他人提供有益信息的行为，因此他们甚至不在乎将自己的黑客技术或是他所发现的某些网站的技术缺陷在网络上公布，由此便为更多的人尤其是一些尚未确立社会责任意识的青少年网迷提供了进行黑客式攻击的武器。

此外，还有一种政治性黑客，他们通过攻击某些政府机构的网络来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例如，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期间就有不少黑客向美国政府和军方的网站发动攻击。当中国海峡两岸出现紧张局势之际，两岸政府的网站都曾受到黑客的攻击。这些黑客认为他们所进行的破坏行动是出于正当的目的，是为正义的事业而战。当然也有服务于国家或政治集团，被用于电子信息战的黑客式攻击手段。

正因为黑客的目标各不相同，人们才对黑客的道德立场褒贬不一。有相当一批黑客自认为他们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他们的面目并不那么可怕和可憎。他们不仅没有犯罪感，而且结成组织，公开打出旗号，发表文章，举行黑客大会，甚至发行黑客软件，并在盗版的软件光盘上理直气壮地宣传自己倡导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资源共享的主张。例如：

与此类黑客行为性质相近的是计算机病毒的制造和传播。如所周知，所谓电脑病毒其实是人为地设置在可执行程序中的干扰程序，它平时若无其事地深藏不露并通过软件拷贝和电子邮件得以传播，一旦发作，便可能破坏所在计算机的系统文件、应用文档，甚至损毁整个机器的工作系统，使电脑完全瘫痪。如近年来到处肆虐的CIH病毒即是。毋庸讳言，此类程序通常出自计算机工程师、电脑程序员或其他经过专门训练的电脑行家之手。例如，最早的病毒程序的设计者弗瑞德·科亨博士便是有名的计算机专家，他不仅提出了计算机病毒的概念，并且于19xx年11月获准在UNIX系统上进行了病毒实验，其后，病毒问题逐渐受到计算机专家的关注，并不断有讨论这一问题论文发表。到19xx年，便发生了首例病毒袭击事件。此后，制造病毒、发现病毒和研制新的杀毒软件成为电脑软件业一项互相依存的共生现象。可见，正是科技工作者自己为自己制造了麻烦。

好事者制造病毒的动机何在？恶作剧、游戏、程序版权保护，还是预先设置报复手段？ 96

从已发生的案件看，上述几种动机都不乏其例。他们所共同缺乏的则是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道德意识，以及对自己行为后果推己及人的自觉反省。不仅如此，黑客和病毒制造者们还常常因为他们高超的技艺而受到“社会尊重与青睐”，以致让他们自己都搞不懂他们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褒奖，还是受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例如，曾使全世界的电脑使用者谈虎色变的CIH病毒，一次发作就曾让全球6000万台电脑瘫痪，而且至今仍使全球众多的电脑不得不在每月26日停止使用，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上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然而当CIH电脑病毒制造者被查明是台湾大同工学院资讯工程系的毕业生陈盈毫并被警方收审后，他却被新闻媒体大肆宣传，一时电脑天才、病毒神童、电脑鬼才等各种头衔纷至沓来，陈盈毫竟成为公众眼中的英雄式的新闻人物。当陈盈毫被警方释放后立即成为抢手货，很快被美国网虎（Wahoo）网站聘用为工程师。甚至还在他接受侦讯时，就有大学低年级的女生用电子邮件形式对他“电子大屠杀”行为表示崇拜，并希望有机会约请他吃饭。[8]这种被黑客的技术成就所迷惑而不问是非的行为，显然是技术至上的观念仍在作祟。

正是由于黑客们所表现出的高智商和与众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他们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白领身份，使公众似乎对这些人恨不起来、狠不起来，不仅不象对官场腐败、暴力犯罪或普通经济犯罪那样人人喊打，反倒为之寻找托辞，呵护有加。黑客们的辩护和舆论倾向都使社会对黑客的道德谴责变得含糊无力，并使黑客不仅对客观的破坏效果无动于衷，引不起内心的道德反省和不安，反而还得意之极。请看一个荟萃了各种破解密码工具和逻辑炸弹的名为《黑客工具大全》的光盘封面上这样赫然写道：“君子爱‘碟’，取之由‘盗’”。没有人喜欢用盗版，但我们没有钱买正版。对于以微软为首的国外软件大公司挟知识垄断之优势，对广大准正版用户开出天价，每一个囊中羞涩的个人用户无不望而却步，他们唯一的选择只有……盗版。国不可无君，机不可无碟。

然而，真的有应当得到保护的所谓善意的黑客吗？难道只要未构成普通刑事罪行的黑客行为就是值得鼓励的合理技术运用吗？显然不是的。你的行为给社会信息交流的秩序带来混乱，给政府、企业和个人带来工作不便与经济损失，无论处于何种理由都难以逃避责任。以攻击网络服务器的方式，以令其瘫痪的代价去促使别人补救网络的技术缺陷，实在难以让人认为是与人为善的做法。如果这样的行为可以自称是善意的，那么有谁愿意这样的损害在自己的信箱或网站发生呢？道德准则建立的基点是人类平等共处，是“己所不欲，匆施于人”。如果这种攻击都是针对他人的，就很能说明问题了。显然黑客们的行为对人类社会的一般行为准则也具有破坏作用。不管他们出于善或恶的目的，由于，他们采用了破坏性的方法，给正常的社会经济与通讯秩序带来极大的破坏，违背了一般社会普遍遵循的道德准则，因而，这样的行为除直接的网络破坏作用外，还具有对道德准则的破坏作用。我们抛开敌对双方以电子战作为战争手段的特例不论，倘若个人都以效忠自己的国家为理由，将对他国网络资源的盗版、入侵、破坏视为正义的行为，那么，其他人是否也可以为了他们认为正义的目的而对你的国家进行肆意偷窃、入侵、破坏呢？如此则国际间何来正常的交流，信息时代人类平等交流，共同推动地球村的文明进步的蓝图也就无从谈起。

我们以为不管以什么理由为自己的破坏行为开脱的黑客都是在用不道德的手段做不道德的事。高技术手段犯罪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而计算机技术发展越高深，网络化程度越高，计算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就越强，那么，它所带来的破坏性就越大。对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控制不光要在技术上下功夫，还应该建立相应的法规和道德规范。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法律尚来不及作出反应，工程师们自觉建立并遵循特定技术领域的游戏规则――网络道德就变得相当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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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息资源共享与网络侵权行为

网络行为中影响最广争议最大的问题恐怕要算知识产权问题了。究竟网络技术和网络所传播的信息应不应该走向商业化？如果要实现商业化，那么各设藩篱，又怎样实现建立网络的初衷——加速信息资源的流通，促进学术信息共享？倘若对知识产权不加保护，那么谁又愿意投入巨资来推进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对此问题，电子技术界内部也莫衷一是。除了黑客之外，一些学者也主张资源共享。例如《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即曾指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的一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未来十年中，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9]他确实具有预见性，这一切我们现在都看到了，不过尼葛洛庞帝说他是一个天性乐观的人。准确地说他是赞成信息共享的。然而这一态度显然与各国目前执行的版权制度和专利制度并不一致。那么，应当如何处理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对矛盾呢？目前的现状是各行其是，互联网络上既有大量免费提供的共享信息和可下载程序，也有大量未经授权的信息或限制使用的收费信息和技术在未获持有者同意的情况下被任意使用。

1、软件盗版与技术侵权

在人类社会向知识经济迈进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因而每个国家都会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技术创新成果，以保持自己的知识优势并使之转化为技术权利和经济效益。为了维护科学家、工程师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和正当权益，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的效用，在当今社会，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宣称不保护知识产权，没有哪国的法律不保护作者的著作权。但是计算机网络化、智能化的技术发展常常使任何法定保护手段都成为徒劳的事，因为从技术上看绝对无法破译的加密技术或无法复制的软件产品都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对盗版和侵权行为的监控和制裁又是如此难以奏效。因此，信息技术和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便只能在加密和解密技术的抗争与消长中艰难地推进。当然，另一条也许更有效的途径便是增强知识使用者的道德自律意识。

毫无疑问，无论加密还是解密都需要娴熟于网络技术的专家来实现，因而专家们在有关网络技术产权保护的争议中所持的立场的认同度便成为建立自律机制的前提。

应当承认，知识共享有利于技术进步，有利于社会的共同发展。当今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许多问题，通过加强信息交流，我们就可以迅速了解到别人的研究进展，使我们的研究少走弯路，少浪费资源。在科技史上，将自己的发明无偿地奉献人类的科技事业，公开自己的发明创造而不申请专利的科学家、工程师，我们的道德评价是伟大、崇高。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科技成果会更迅速更广泛地得到运用，同时科技成果的价值也会更好地得到实现。应当说，这也是技术发达国家对技术落后国家的一种帮助，技术落后国家往往在经济上也处于落后地位，昂贵的技术版权费使他们难以承担，也阻碍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从此意义上看，技术先进国家对人类的整体发展负有道义责任。

此外，已经不适应数字化管理方式的著作权法是否需要修改？尼葛洛庞帝说：“著作权法已经完全过时了。它是谷登堡时代的产物。由于目前的著作权保护完全是个被动的过程，因此或许我们在修改著作权法之前，得先把它完全颠覆。在一些国家中市场上销售的录像带中有95％都是盗版的。”[10]但是，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修改的方向与目标是什么？原子方式传播与数字传播的信息在著作权上有什么差别？什么样的观念才适应网络时代信息交流的发展？ 98

仍远未能达成基本的共识。

正是由于上述背景，在科技工作者中，使用盗版软件或者将自己享有有限使用权的软件或技术产品复制转赠他人的现象十分普遍。据美国美国计算机及办公机器制造商协会估算，仅在美国市场上，每种合法销售的软件至少有5至10种盗版，因非法复制软件造成的经济损失为10至30亿美元。而统计表明，欧洲和亚洲的盗版侵权现象要比美国严重得多。[11]

另一类有争议的网络侵权行为便是网站发布未经授权的知识和信息。例如不少网上图书馆，将大量新出版的文字、图像或音像出版物录入计算机，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发布。应当说，这是一项发挥网络优势，促进文化学术信息传播的公益性活动。但是，由于目前一些网络信息发布已经开始走向商业化，甚至有的学术信息资源都实行有偿服务，并且一些国家和地区尚未就网络信息资源的发布权、使用权的获取方式和代价制定出明确的规范，有的网站在使用其他信息来源时又未争得作者的同意，于是就发生了多位作家联名状告网络信息源侵权行为的事件。

从工程伦理的立场看，无论如何，自觉的奉献和援助与未经许可的任意拿来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科技发展的动力还在于各种需要、欲望和利益的刺激，我们不得不承认现阶段无私的努力还不能成为社会普遍的号召，保护技术专利、版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仍是每个国家对公民的责任。就好象我们可以赞扬一个企业家能慷慨解囊赈灾救民，肯定他是高尚的，但一个遵纪守法，经营有德的企业家及其财产也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一样。因此，在积极倡导推进学术成果交流非商业化的同时，充分尊重技术拥有者的知识产权也是理所当然的。

2、对个人隐私权的威胁

在中国，计算机运用和网络发展还起步不久，这之中出现的问题也才刚刚开始表现出来，有很多现象和行为我们一时还很难了解它们的真实意义和社会影响，例如对利用机器对个人信息进行监视，甚至盗用的行为的评价。

人类为争取宝贵的自由与自然命运作斗争，与人类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作斗争，为此付出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然而我们发现出于社会组织管理、经济管理的种种理由，借助高科技手段，人们的自由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夺走。据19xx年6月28 日《钱江晚报》报道：国外一些大公司突发奇想给员工身上植芯片，使公司可以对在办公楼或公司里的员工进行跟踪和监视，这样管理人员就可以知道员工的一举一动。报道说：美国雷丁大学教授、控制论领域的权威凯文. 沃里克去年夏天将一个“硅芯片导频雷达收发机”像做外科手术般安装在自己的前臂。手臂装了芯片后，他又在工作大楼安装了探测器，结果无论他走到哪里，计算机都能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一景象让人感到恐惧，计算机的高度控制功能简直可以让整个社会变成监狱。也许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给谁发过电子邮件、打过电话，你在网上看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被人了如指掌，并且关于你的个人隐私网络服务站可以向谁提供并没有任何限制。你会感到独裸于着衣人群之中的深刻的羞辱与无地自容。美国影片《网络惊魂》讲述了一位女电脑程序设计师的经历，她平日离群索居，在网上购物，在网上洽谈公事，在网上娱乐，一切与现实世界的交道都通过网络来实现。直到有一天，她无端地被卷入一起谋杀案，才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网上被人监视，个人资料也被人篡改，她已经从一个普通的女子变成前科累累的通辑犯。[12]这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但我们知道利用计算机窃取和篡改个人资料并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同样的事在现实生活中随时都可能发生，当人们的生活对互联网的依赖越多，利用计算机网络控制监督人的行为就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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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计算机的上述运用方式是否侵犯了人权，计算机对人的隐私的侵犯能否得到有力的制约和规范？人在计算机面前真的无能为力，真的将丧失隐私权，丧失自由吗？历史上总有人想控制大众，计算机会成为少数高智者或掌握权力者统治、操纵大众的工具吗？这让人想起19xx年3月里根总统颁布了一条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政府官员，尤其是那些接近机密文件的人需接受“测谎检查”。国务卿舒尔茨以美国宪法为武器主张捍卫个人的权利，抵制了这项行政命令，致使一项以机器控制人的法令最终流产。但那些暗中进行的侵权行为却只能靠工程师们的良知去制止。计算机对个人智能的挑战，实质是对新世纪教育的挑战，教育如何使人有效地控制计算机，而不是被它控制；如何在网络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现代教育培植人的自信与尊严的关键。计算机的发展前景应该是让普通人都能使用、控制计算机，而不是让少数人通过计算机控制大众？

更积极的途径也许是建立有效的立法，确定什么情况下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才有权监控个人的行为及其网络信息，以求达到保障公众个人权益与实施必要社会监督的合理的调节。

三、无人在场的自由与放纵

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伴随而来的还有另一类负面因素，这便是网络上垃圾信息的泛滥——数以万计的黄色网站无孔不入，各种聊天、交友网站充斥着无所顾忌的奇谈怪论，无须经审查便可自行发布的虚假信息和广告也让人防不胜防。在一些成人网站，你不仅可以看到由网民随心所欲杜撰的淫秽故事，甚至可以看到通过电脑合成技术将有影响的公众人物或影视明星的头像与色情照片拼接成裸体影像。19xx年，某市有人在互联网上发布某商业银行面临困境即将倒闭的信息，几经转载传播，导致全城人心惶惶，储户纷纷到该银行各营业所挤兑存款，几乎造成金融业的失控。

为什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互联网会呈现如此混乱无序的面貌？为什么那些在传统信息渠道中难见天光的东西却能在网络世界畅行无阻？是技术的不完善，管理策略的失当，还是网民缺少道德反省和自律？

原因不难分析，因为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虚拟社会”。数字化的传播方式可以隐匿主体的真实身份。在网上男士可以变成小姐，老翁可以变得年轻。对网络交往的这一特点，一幅漫画是这样表现的：一只正在操作网络的狗对身边的另一只狗说，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网络人的这一虚拟性改变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交流中往往受到个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地理环境甚至生理条件限制的状况。有人愿意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历史，轻松地与人交往，互联网能轻松地帮你做到。这倒并不一定出于恶意的欺骗，也可能是希望获得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心境。人们可以在网上享受更多的自由与平等，也可以在幻觉中体验自己所向往的角色身份。由于这种虚拟性，在网上人们可以放言无忌地交谈，说出在现实环境中不能说或不便说的话，可以无须顾虑和掩饰，表现得更为坦白真实，甚至可能因为网上友好相处、坦诚相交而生爱恋，尽管你并不知道网上朋友的真实性别、身份和背景。当然也可能正相反，因为虚拟身份而无所顾忌，可以不负责任，于是便为所欲为，随意发泄，放言胡行，而置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于度外。各种问题也由此而生，网络人身份的虚拟性和盗用他人网址的可能性导致了网络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逃避社会监督的隐匿性，于是各种非道德言行可以借助网络肆无忌惮地流向公共社会，从而危害公共生活。

正是由于网络社会成员的匿名性为行为者逃避道德谴责和法律制约提供了条件，加之网络攻击所使用的技术专业化程度高、技术难度大、隐蔽性强等特征造成了从技术上监督控制 100

网络违法活动的困难，为滥用网络技术的人为所欲为提供了机会。例如，为了防止盗版，你可以设置密码，但盗版者的解码技术很快便能够突破你的防线。为了阻止色情内容泛滥入侵，你可以在局部设置防火墙，但你也阻断了其他信息，何况还有专家级的黑客专门研制出突破“防黄墙”的软件，并公布在网上，同时你也不可能阻断据称数以十万计的成人网站。为了避免网络服务器受到病毒攻击，唯一的办法就是关闭服务器，这又使网民陷入不攻自闭；病毒的入侵就更是攻击者领先，你可以设计杀毒软件，但你只能在病毒出现后进行。

无可奈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唤醒每一位有社会责任感的网络冲浪者的道德良知。然而这也并非易事。我们知道道德调控社会成员行为的社会功能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监督、人际关系的亲疏态度和由此造成的行为者内心的道德反省来实现的。网络提交信息方式的私密性和虚拟身份使行为者不可能直接受到来自社会的舆论和人际关系的疏远态度表示出的道德谴责与批评，因而毋需承受心理的压力，倘若他内心的道德信念又难以支撑其自我控制的意志力，那么，互联网便会成为某些人受到社会压抑的不健康心理的发泄渠道，也可能成为某些人满足自己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欲望的代偿方式。这也许就是出现网络世界非道德化倾向的原因。

由于网络攻击方式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不更多地将建立网络秩序的希望建立在网络操作者的道德自律上。那么，网络道德仅仅依靠内省的自我控制可以维持吗？答案是悲观的。

理由有二：其一，由于网络的虚拟性，使网络破坏行为具有了与一般破坏行为完全不同的行为与心理体验。例如，人为地破坏路边的电话亭，首先会给破坏者的行为带来极大的麻烦，了解电话亭的情况，选择工具，选择破坏方式，了解街上人流情况，选择地点，选择时间。如果是正常人就应该清楚地知道这一破坏行为的性质，由这一认识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街上的行人、巡逻的执法者都会让他产生极大的心理恐慌。由于这种行为方式地点的公开性，行为性质的明确性和特殊的心理体验使行为者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起的约束作用相应增大。在网上你的名字可以是虚假的，你的地址也可以是虚假的，你坐在熟悉的环境中，一切如常，没有心理压力；安静，没有人打扰你；熟练的操作就象日常工作。你在进行网络攻击或制造不良信息时，完全可能感受不到行为的不道德性质。虚拟身份带来的隐蔽性又使你避开了一切社会控制和监督，使破坏者行为方便。其二，人对自己行为的正确认识有时还来自对行为后果的审视和感悟。例如，一些杀人犯会因为目睹受害者的鲜血和挣扎而产生罪恶感或良心觉悟。所以，直接破坏容易形成对行为的道德认识，而网络破坏则不然。网络破坏攻击者与受害者两不相见，侵入他人电子信用卡，就象从自己的卡里取钱一样，甚至可以假设为做游戏，攻击者看不到受害者的痛苦与愤怒，受不到惩罚与谴责，他的认罪与道德认知将大大减弱。

正是这种虚拟身份与不在场的心理，使网络伦理的推进难以深入。因此应当辅之以有效的监督机制。然而这又与前述的隐私权保护产生了矛盾。因此，有学者提出，在立法确保个人信息不被泄露的前提下，将个人的网上行为记录下来，以便为实施道德评价和社会监督提供依据，并可作为执法的证据，以促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网络伦理规范的宣传和相关法规的制定，以增强网络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意识。

首先就是要让网络人建立起明确的是非观念，真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人的道德依赖于理性，也依赖于科学知识提供的认识，但人的智性并不等于道德性。那么，对科技工作者进行明辨善恶的道德教育就是必须的了。今天的人们尊重科技工作者，尊重他们的智慧与对社会的贡献，于是，我们很难想到在他们那里也会有道德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101

是，科学也疯狂，作为人类特有的道德并不天生地存在于科技工作者的头脑中，只要我们看看计算机病毒的产生与泛滥，分析一下那些并非能够直接获得利益的病毒制造，就不得不相信科学疯子确实存在，除了非理性的疯狂和不良的心理外，对这类破坏连科技工作者也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无论是受雇于人也好，恶作剧也好，他们都是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放纵的“疯子”。所以，社会应该加强道德教育，工程伦理的任务就是唤起工程师的道德意识，培养工程师的道德敏感，以增强工程师的道德自律能力。例如，美国工程师“工程基础”考试19xx年的修订本就包括了工程伦理的问题。

其次，我们认为社会舆论应该广泛开展网络伦理的讨论，一则在于帮助网络操作者分辨善恶，二则形成强大的舆论环境对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和批评，以强化网络操作者的道德自律意识。受过社会教育的人都知道，使别人受到伤害，给人带来不便和困难的行为都是不好的行为，但有的人并非有意侵害他人，甚至并非是伤害的直接造成者。例如，有人很随便地将病毒软件上网公布，将破坏工具置于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网络，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即使是不懂技术的孩子也可以照着操作程序进行攻击。这无异于把枪交给孩子，让孩子随便出入特殊成人领域，这对孩子的成长，对社会安全都是极其危险的。对一些道德责任似乎不十分明确的网络行为，社会舆论应该开展广泛深入的讨论，以正确引导网络操作者的道德认识。

其三，网络操作者应该学习法律，除了能够分辨什么是应该做的善的行为，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恶的行为外，还应该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违法的事，建立起较强的法律意识。例如，他应该知道诽谤和攻击他人是侵犯人权的。有的网络操作者并不是恶意地想要攻击某人，只是客观上起到这样的作用。比如，一些网迷热衷于画面制作，用换头术将某明星的头与一裸体身体拼凑，然后上网发布。对制作者来说也许只是显示一下技术，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但是它既侵犯了人权，又毁人名誉，是极不道德极不负责的行为。

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面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一个对人类负责的管理体制，这是防范少数利令智昏和不负责任的科技工作者乱来的明智之举。根据网络行为的特征，这一管理体制应该在对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道德教育方面健全起来，以提高工程师自身职业道德和品格素质为目标。

注释：

[1].[2].[3].[4].《网络伦理》严耕等著，北京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77、99、101、100页。

[5].《“黑客”闯进股市》王寿芝，《人民警察》19xx年第11期。

[6].[7].《网络伦理》严耕等著，北京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103、85页。

[8].《撩开CHI始作俑者面纱》雪莲，《生活日报》19xx年5月11日。

[9]. [10]. 《数字化生存》[美]尼葛洛庞帝，湖南出版社19xx年2月第三版，第267页。

[11]、参见《网络伦理》严耕等著，北京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89—90页

[12].《网络伦理》严耕等著，北京出版社19xx年5月版，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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