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三百年祭》读后感
郭先生写作此文距今已有六十余年，甲申之变，年代亦更加久远。但历史永远是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存在，不管山河怎样变换，岁月如何流转，不变的，依然是那些让人警醒的冰鉴。
李自成所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后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将这一笔挥毫到了极致，达到了自秦末以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其规模之浩大，影响之深广，无不令人震惊。然而，令人扼腕嗟叹的是，二者都以惨烈的失败而收场，犹如两个瞬间喷薄的烟火，绚丽夺目，却又短暂易逝。这样的历史悲剧不能不发人深省。
农民运动，向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惧之既深，恨之既切，却又往往对运动本身嗤之以鼻，以为不过是一群草莽流寇为争衣夺食而无恶不作的行为。近代以来，阶级意识日渐浓烈的学术界又以此为根据，总结出其“阶级局限性和小农意识”是导致其运动失败的根源。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和近现代主流史学家的观点，我能够赞同。但窃以为，农民运动最主要的动力在于人的内心，其运动的出发点都是以一个看似真实而实则虚幻的“梦想”为根基的。诚如郭先生文中所述，张、李、罗三路人马起事初衷以及做事风格不尽相同，然而我相信他们三人心中都会有一个不谋而合的想法。不仅是他们，其麾下的文臣武将以及众喽啰也都怀揣着这样的梦想，那就是：摆脱贫苦低下的生活，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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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风光的正常人。
这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这只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不论种族与名族、不论肤色与年龄都会有的一种属性。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的最基本的两大需求。而当时，无论是明末还是清中后期，吃穿不愁和安居乐业对于农民来说，早已经是一种可望而不可求的生存状态。官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豪绅恶霸横行乡里，连年征战征丁让一个个家庭难以承受。无米下炊，更要逃捐避税、保全壮丁，真可谓苦不堪言。物极必反，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劳苦大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便只好揭竿而起。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人而言，有这样的要求和期望，实在是太正常不过。
可是你看，尽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看到的却都是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代表，一个个具象化了的个体，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人物。甲申之变中的众多人物，无论是明朝一方，还是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之辈，亦或是吴三桂之流，每个人都是一个如同你我一样有个体思想和情感的社会动物。要说历史也是有偶然性的，这句话其实也不为过。通篇文章都在称赞李岩和宋献策，那么我们不妨从他们身上开始探索。根据史料记载，对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前两层，李、宋二人是没什么问题。那么是什么驱动着他们也加入到李自成的大军当中呢？我们顺着这个层次往上看，就会发现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占了很大的比重。从李岩和李自成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对话中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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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是很乐意交上李自成这样的朋友的，并且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得到了李自成的认同和尊重，满足了五个层次里的前四个层次了。宋献策的情况亦可以以此类推，在此不再赘述。那么换个角度思考，李自成起兵事业的转折，也正是遇上了这样一群俊杰的辅佐，才有了日后的蒸蒸日上。所以说，结交朋友，特别是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是成就事业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最后说到自我实现的需求，问题就比较复杂一点了。倘若李自成率众攻陷北京建立大顺政权可以视为这个群体理想和目标的实现，那么对于个人来说，却并非如此。闯王天南地北腥风血雨闯荡十几年，一朝坐上皇帝宝座，奋斗的心也就随着目标的达成戛然而止。其麾下众将士莫不如此，右丞相牛金星、权将军刘宗敏等人跟随闯王进京之后的所作所为，也可以视为多年来得以实现的夙愿一朝达成而表现出的满足。只有李岩、宋献策二人与众不同，似乎起义的胜利并不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这样，本来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结果却不是令人满意的。闯王众人日益腐化松弛，而李、宋二人日渐形影相吊、荷戟独彷徨，最后将帅离心、内部分裂、兵败山倒，轰轰烈烈的大顺农民军成为了他人的笑柄、历史的悲剧。
对于这五个层次的需求，本身并无不妥之处。而值得警惕的几点在于：第一，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有时候很容易被混淆。当人们取得一项成就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当取得多项成就的时候，这样的目光和话语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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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频繁，当以此为基石进入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的时候，比如说当上了领导，似乎人们就很容易把这样的目光和话语当做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久而久之，接受别人尊敬的目光和恭维的话语似乎就成了一种必需品，而自身也变得飘飘然，以为这就是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和理想。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迷失自我的。第二，假使一个人依次顺着这五个需求层次去发展，到了第五个层次之后却发现再也没有可以追寻的目标，也容易迷失自我。古今中外那么多孤独求败的人，既是喜剧，也是悲剧，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我想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地去思考。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生活当中的英雄，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光可鉴人，宏大的画面和厚重的岁月当然能够吸引无数的目光，可是历史人物再高大，也是一个个血肉之躯组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说得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说的就是要想成就伟业，先从自身的磨练开始。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从古至今都是恒久不变的真理。所以，坚持自身的修养，树立向上的信念，一生都不放弃，就算是成就了小我。只有先成就了小我，才有可能成就大我。在一个组织里面，只有不断地“传递正能量”，才能心无所畏，才能勇往直前，才能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奔向光明的未来而不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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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重温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人民时评：重温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
裴智勇
今年是农历甲申年，60年前，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今天，重温这篇文章，仍感蕴味悠长。
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曾经向全党推荐这篇文章，并把它作为党内整风的重要文献；80年代，它一度被选入中学课本。近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在各种场合一次次提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些什么？为何能经受时间考验而历久弥新？
《甲申三百年祭》写的是1644年明朝被推翻、李自成由胜而败的史实。文章写了前后上台的两个“执政党”：以崇祯为首的“皇帝党”和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党”。皇帝党执政时间长，农民党执政时间短。当年，毛泽东要求全党吸取李自成因骄傲招致失败的教训。今天看来，皇帝党、农民党的执政教训和经验都极为深刻。这是一篇谈执政能力、执政教训的难得的经世之文。
正确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是执政党凝聚人心的旗帜。以常理推知，皇帝党也是想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崇祯即位之初，奋力除掉了危害国家的大奸臣魏忠贤和客氏集团。但是后来，“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当时，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旱灾、蝗灾，接着是大规模的饥荒，有明智的
人士提出要向富人和臣宰要钱粮，以应对艰难时局。由于朝廷显贵反对这种意见，崇祯优柔寡断没了主意。面对当时最大的危机——饥荒，皇帝党没有制定正确的政策，最终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而反抗皇帝政权的李自成农民党采纳了“不杀人，收天下心”的意见，提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口号，实行赈饥民的政策。套用现在的话，这次饥荒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帝党在挑战面前落马，农民党趁势而上，抓住了机遇，夺取了政权。
好的执政理念只有落到实处，执政党才能取信于民。有了好的执政思想，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后，关键是看落实。皇帝党首领崇祯很有自我批评精神，他曾经屡次下《罪己诏》，向全国人民检讨自己的错误。在这些检讨书里，他说：“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由此看来，对官僚的腐败，他似乎看得非常清楚。还说：“嗟此小民，谁能安枕！”，似乎对老百姓也是很有同情心的。他还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这话到现在看，也还不失积极意义。但是，结果呢？说归说，做归做。皇库里堆积大量金银财宝，拔一毛有利天下的事，帝党却也不做。崇祯更没有拿出有效措施整饬官吏，反对腐败。结果，老百姓因饥荒吃树皮，吃石头，竟至人吃人的境地。郭沫若批评皇帝党是“口惠而实不至”。可见，人民群众评判执政党的好坏，是
看实际行动，不是看官样文章，不是看口头表态。
善于用人和保持队伍团结，是执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明王朝到了崇祯执政，260年浸淫教化，从全国读书人和武人中挑选出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然而，崇祯不是放眼四海选任人才，而是依赖宦官，依仗近侍。在使用人才方面，对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结果用了些什么人呢？朝内以大学士钱士升为首的官僚集团反对明智之士提出的合理政策建议；在外的名将杨嗣昌、宋一鹤、左良玉烧杀劫掠，为民所苦。而对时局提出合理应对策略的武生差点丢掉性命。队伍建设的糟糕为王朝灭亡埋下了伏笔。农民党同样没能避免这一误区：内部分裂使李自成最终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李自成兵败逃出北京，一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之际，又受重臣牛金星挑拨，杀大将李岩，导致高层分裂。军师宋献策、大将刘宗敏同李自成分道扬镳。由于用人不善、队伍分裂，帝党和农民党在危难时失去依靠，先后走向失败。
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永远是衡量执政成效的最重要的标准。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这是中国最古朴的政治格言。唐朝的李世民也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可以推测，崇祯是知道这些道理的，所以有下《罪己诏》讨好民意的举动。但是，帝党同人民的实
际关系怎样呢？大臣马世奇的一篇《廷对》有很好的说明。马世奇解释老百姓起义原因时说，“非附闯也，苦兵也。”“苦兵”是因为政府军队破家、杀人、屠城，“人之居者、行者，不得安保其身命”。老百姓“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当时，政府用兵剿“寇”，而老百姓望“寇”剿兵。对于崇祯来说，这是莫大的讽刺。同人民群众关系形同寇仇，水火不容，最终使明王朝双脚深陷于坟墓，不能自拔。当然，农民党执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脱离了群众。李自成进了北京，身居皇宫；丞相牛金星在忙着筹备登极大典，搞开科选举，招揽门生；而将军刘宗敏搜刮赃款，“杀人无虚日”。清军在关外，而山海关只有几千人防守，庞大的人马在北京享乐。忽略与群众的关系，是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此言非虚，帝党与农民党的失败也绝非历史孤证。
1644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短短一年，帝党和农民党相继败亡，令人不胜感慨。重读《甲申三百年祭》，鉴往知今，深感这是一面难得的历史镜子。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