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泽厚《魏晋风度：人的主题》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社会的变迁，在意识形态和和文化心理的表现则为，与颂功德、讲实用的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反映在文艺、美学、哲学上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就是——人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至陶渊明的自挽歌，无不写出了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以致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由此体现了当代文人学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即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正是对于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追求和把握，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正因如此，这些诗篇才获得了一定浓度的积极感情，而不使人心衰气丧。

魏晋时代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的破坏、对抗下取得的。经过激烈斗争，人在这个时代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内在的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由于“人”，仍然是有具体社会性的，所以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精神风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

人的觉醒也体现在哲学和美学上。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体论，成为哲学的首要命题。而“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则作为了美学的理论和艺术原则。与此相当，在语言艺术上，“言不尽意”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正如文中所言，钟嵘推《十九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魏晋是个何其纷乱的时代，然而从文学、美学到哲学，无不达到一个令人高瞻的境界。正是崩坏的外在价值追求，使得文人学士纷纷追求内在的丰盈。关于人生的感慨、生死的喟叹，至今读来，依然有一种旷远的沉重感。这样的主题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无法逃脱的，思之不得解，唯诉诸诗画，庇于酒色。极为难得的是，这样的沉郁和哀伤，却能激发人对生命和生活的强烈的渴望和追求。人生百年，不过邈尘。与其为了外在的价值标准，不如遵循内心关于人生的直觉，及时享乐。

因此我衷心敬重魏晋的名士，“非汤、武而薄周、礼”以致被杀头的嵇康，以及阮籍等贤士，为了对抗和否定传统观念和礼俗，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只为了捍卫内心所坚持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何不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并不一定要去学习这等放浪形骸、饮酒享乐，但是其内在的才情、风神却深深吸引着世人。由此可见，人与时代和社会必然会有冲突，世间总会有桎梏人的礼俗和观念，如何在压迫中不灭亡不消失，在于内心的不屈服。内心自在丰盈，绕指柔自有百炼钢。

二、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以时间为线索，从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开始一直到晋末，阐述了当时的行文风格，以及文人们吃药和嗜酒的原因。鲁迅对这个时期的文章风格做出了总结，归纳起来，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由行文风格，鲁迅从曹氏父子又引申到“建安七子”，进而引出何晏服食五石散并使其成为时代名人的潮流，再而讲到了“竹林七贤”以及与酒的关系。

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文人们的生活是非常扭曲和放浪的，文章不臧否人物以自保，沉湎于五石散的流毒，又借酒的浇灌逃避现实，其实都是时代使然。如此乱世，曹操、司马氏等奸雄相继掌权，天下大势反复无常，百姓受害甚烈，礼教与名常都成了掌权者的玩物和巩固地位的工具。所谓名士又怎能不为朝代更迭的大势所席卷呢？这个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迫之越深，抗之越烈，从孔融到嵇康，又有谁

不是为了言语与思想的自由而付出了生命呢？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正因为有现实的残破不堪和惨痛经历，进一步加速了知识分子关于人的觉醒。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藐视礼法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

鲁迅写魏晋时期的文人，虽行文幽默，但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文人是深情和智慧并存的，他们放浪形骸、吃药嗜酒，其背后都是有沉甸甸的内涵和不可抑制的痛苦。其荒诞不羁正是对于这个时代深沉的讽刺。避而不谈政治的请谈风，饮酒吃药成风的嗜好，以及“扪虱而谈”的生活风貌，无不是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社会酷烈带给当时文人学士们的深刻烙印。

由此鲁迅先生想表达的其实是对于中国国民时期政治黑暗的强烈反讽。这篇文章是鲁迅在19xx年所做的演讲，当时国民党在广州推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 产 党人。当时他的处境也很危险，而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曲折地对国民党进行了揭露和讽刺。以此呼应两千年前的魏晋时期，文人都是处于政治黑暗，前路迷茫的时期。区区文人无法严明曲折心迹，只有借讽刺和暗喻来道出对于暴政的反抗。我想，鲁迅先生在说出魏晋时期那些名士的不羁和浪荡时，内心是否有怒火在熊燃，是否有憎恨在切齿。

三、冯友兰《论风流》

风流是一种人格美。美是一种具有主观性质的内容，由于风流是一种美，所以也是无法用言语来传达的。可以讲的，只是构成风流的一部分的条件。这篇文章所举“论风流”的例子，大都取自《世说新语》。构成真风流的条件有以下四个。

第一点，真名士，真风流的人，必有玄心。玄心可以说是超越感，超越是超越自我。超越自我，则可以无我。真风流的人必须无我。无我则个人的祸福成败，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第二点，真风流的人，必须有洞见。所谓洞见，就是不借推理，只凭直觉，而得来的对于真理的知识。只言片语以达意，此之谓名言隽语，是风流的人的语言。第三点，真风流的人，必须有妙赏。所谓妙赏就是对于美的深切的感受。《世说新语》中的名士，有些行为初看时很奇怪的，但从妙赏的角度看，也是可以了解的。第四点，真风流的人，必有深情。但因其已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虽有情而无我。所以其情都是对于宇宙人生的情感，不是为他自己叹老嗟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他对于万物，有一种深厚的同情。

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主要的情感是哀乐。但有玄心的人，能够超越自我，在更高的角度，看个人的祸福成败，看人生的飘渺无常，超越哀乐。没有哀乐，谓之忘情。

冯先生认为，风流不可言明，所谓论风流，不过是分析风流的构成条件。然则涵观这四个条件，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无一不是难以达到的境界，而风流之人却如同生而风流，轻松达到这几个条件，叫常人自愧莫及。我认为有洞见和有妙赏是较为容易达到的。有洞见在于对真理的知识有直觉的认知感，这能够在累积了深厚的学识、深彻的思考后，形成敏锐的直觉；而有妙赏，则是在鉴赏艺术之外，在平时的生活中发现不为常人所知的美。这两者是可以通过锻炼和修养而实现的。有玄心和有深情，则比较难以实现。只有内心足够深邃旷达，且对于宇宙大千又有包容的深爱和同情，才能达到这近乎禅的境界。由内心而观世界，超越一己的哀乐，这需要外在际遇、内在修为，更需要看一个人的悟性。

真正的风流固然是难得的境界，但却也不必以假风流去附庸真名士。如此戚戚然靠作达来自欺欺人，品格未免也太低了。虽说文章总结出了真风流的几个条件，但我认为真正的风流，因人而异，也没有统一的状态。活出自己的风度和修养，保持内心丰盈，与世间万物同呼共吸，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美，自成一格。也许浑浑然便已是风流。

第二篇：中苏史读后感

《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和《苏联专家在中国》

读后感

利用一些空闲时间我静下心来读了沈志华教授的两本书以及相关论文资料，从中我进一步的了解了那个时代中苏之间的关系以及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广泛联系。

沈志华先生，19xx年4月出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冷战史、苏联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已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斯大林与铁托》、《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并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苏联专家在中国》等。作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人们关注的学者之一，沈志华先生身上那种勤奋，执着，艰苦探索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关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这本书，收入的是作者最近五年来撰写的关于1945～19xx年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研究的部分论文，以及经过作者本人收集、挑选、整理和注释的有关上述专题的俄国解密档案文献。

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20世纪40年代末，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国土，他们胸怀革命的理想，本着国际主义精神，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19xx年7月，苏联政府一纸命令，所有的苏联专家突然撤退回国，给中国人民及其建设事业留下了众多困难和无限遗憾。这本书就是专门考察了1948-19xx年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历史。

从6月2 5日朝鲜战争爆发到10月2 5日中国宣布出兵朝鲜，中国和苏联对朝鲜冲突所采取的方针和策略由于根本的出发点不同而呈现出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过程：随着战争局势对北朝鲜从喜到忧的转换，苏联的方针和策略从开始积极参与军事进攻到后来避免过多地卷入冲突，甚至一度决定放弃北朝鲜；而中国的方针和策略则是从开始避免参与朝鲜冲突到后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直到最后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不惜与世界头号强国兵戎相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和苏联的同盟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中苏联盟的建立是双方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需要，在战争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盟国关系更是中国和苏联实现各自战略目标的必要保证。苏联在进入冷战状态后已经确定了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全面抗衡的基本战略，非常需要有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作为保证其远东地区安全的屏障，同时也做为对美国政策和实力进行试探的工具。因此，斯大林并不是被迫接受中国出兵朝鲜的要求的，相反，当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实力尚不足以与美国发生公开的和直接的军事冲突时，他恰恰需要中国为其对抗美国打前阵，在远东消耗和拖住美国。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面对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压迫，中国必须借助社会主义苏联的力量，这是毛泽东决定与苏联结成联盟的基础。特别是在美国军队逼近中国东北边境的紧急情况下，中国要对抗美国的侵犯和保卫国家的安全，也只能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因此，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与头号世界强国美国对阵的条件是必须得到同盟国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保证。然而，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使他无法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提供空军协同志愿军与美国作战的要求。这样，中苏之间在参与朝鲜战争问题上虽然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双方在目标和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着分歧和矛盾。结果，中国出兵朝鲜一方面加强了中苏之间的联盟关系，一方面也为中苏关系中本来就存在的不信任和不协调因素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在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赫鲁晓夫在新中国成立五周年时送给毛泽东的礼物：促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华项目的签字，归还旅顺海军基地，出让中苏合股公司的苏

方股份，增加援建重点工业项目和军事贷款，提供原子能反应堆和加速器等。从而打开了中苏全面合作的新局面。大量苏联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为中国完成一五计划、奠定工业化基础做出了非凡贡献，这是此期苏联对华全面援助的象征，中国向苏联学习的主要渠道，也是中苏友谊的具体体现。至今在中国人民内心留下深刻印象的，有苏联歌曲，苏联电影和苏联的建筑物，但是最令他们难以忘怀的就是苏联专家那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忘我的劳动热情，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苏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在《苏联专家在中国》一书中，为了再现这段真实的历史，作者参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走访了当年聘请苏联专家的一些单位和有关人员。通读全书后让我对这段人所共知但又语焉不详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和真实的了解。书中有很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因为同住在一个机关大院里，那些苏联专家的子女经常和中国的孩子们一起玩耍，中国的孩子们也不时受到那些专家们的“款待”——巧克力和水果。孩子们虽然语言上不通，但是友谊却地久天长。专家们回国后，孩子们仍然保持着通信联系，逢年过节都会互赠礼物。可见，虽然和专家们的相处中由于一些文化上或思想上的差异会有一些矛盾的存在，但总的来说苏联专家和中国人的关系是友好的，融洽的。

但是在中苏关系度完蜜月后，中苏关系却逐渐走向分裂。19xx年夏天赫鲁晓夫提出与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其目的在于对抗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势力。这个建议触动了毛泽东敏感的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神经，以至他大动肝火，怒斥苏联大使尤金，并迫使赫鲁晓夫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中苏领导人的会谈解除了表面上显现出来的双边关系危机，问题也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得到了解决，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苏联的一个口头建议何至于引起毛泽东如此大做文章？或许毛泽东是有意调动赫鲁晓夫，以到达其更加深远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紧接着爆发的炮击金门事件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195 8年8月2 3日解放军对金门采取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的真实目的究竟是要收复被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还是要往美国人头上套上“枷锁”，目前在研究者中尚有争议。但是，从大量档案材料来看，毛泽东事前有意向苏联隐瞒炮击金门的决定却是事实。毛泽东此举，一方面无视中苏同盟的存在，一方面又充分利用了存在的中苏同盟，确实令赫鲁晓夫恼火。在中国保证不把莫斯科拖进危机的前提下，苏联发表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公开声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危机。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却由此做出了暂停向中国运送原子弹样品的决定，这无疑激起了中国人的怨气。

然而，最让毛泽东无法忍受的是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态度。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决心采取一切手段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并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发动了全民上马的“大跃进”运动，其目的是要显示出中国的建设速度要快于苏联，发展道路要优于苏联。同时，毛泽东还要向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提供一个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更完美、更直接的模式，这就是19xx年夏天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制度。对于毛泽东自我感觉良好的这两个发明创造，苏联采取了沉默和冷淡的态度，这已经使毛泽东心中不快。当中国的经济形势由于全国上下这种急躁情绪和荒唐做法而陷入困境时，不仅中共党内普遍产生了不满情绪，赫鲁晓夫也公开表态提出不同看法，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

19xx年10月中苏两党在北京会谈中发生了激烈争吵，尽管会后双方确定的方针都是以维护中苏两党团结和友好关系为目标，但前提却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这就奏响了中苏之间大论战的序曲。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无法说服顽强的中共代表，恼羞成怒的赫鲁晓夫终于采取了导致中苏分歧公开化的关键步骤——突然撕毁合同，撤退了所有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

中苏同盟在短短几年里就从蜜月走向破裂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有一种内在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不足。其弊病就在于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把党的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这种在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规范下的结构形式，其本质上是排斥各党

独立地位的，并体现出各国（各地）共 产 党都要服从于一个指挥中心的政治特征。既然各国共 产 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那么也就在实际上放弃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独立主权。于是，一方面，在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下，社会主义同盟中各国利益和主权的完整性很难得到保证；另一方面，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盟主便会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则必然遇到挑战，这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关系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根本原因，也是中苏同盟最终解体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