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萌化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孟子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大王会相信这话吗？”话中所说的显然不符合常理。宣王说：“不会。”孟子说：“显然，一片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的柴禾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爱抚，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就这样，孟子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比起直话直说的谏臣，孟子所说的让至高无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层层递进，就像是设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让人不知不觉走进去。
又如“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译：称一称，然后才知道轻重；量一量，然后才知道长短。万物都是这样，人心更是如此。这样地向人说明道理，能让人不服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重民思想。真是啊，广大的人民群众又怎么能忽视的呢？《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多大的江山也能保住吗？“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译：君主把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君主把百姓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百姓也就会把君主的忧患当作自己的忧患。这个思想一直延续到现在。以人为本，“三个代表”，党的宗旨，无不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体现。《孟子》中有许多具有哲理性的句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译：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这句知看似现在的社会分工关系。想想看，远在古代的人就能有这种思想，能让人不敬佩吗？
2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是天下，王天下使天下民心归顺而非霸天下，王与霸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施行仁政，仁的根本在于爱人，仁政的中心在于爱民。
孟子的抱负，在于使诸侯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虽然其很多地方都说到七十里而王，但实际上还是认为大国施行仁政进而王天下的可能性较大，因此，虽然先后到了不少的诸侯国，感觉上他对滕、邹、鲁等小国不够尽心，而在魏、齐两个诸侯国花费较多的心神，特别是齐国。孟子根据对当时形势的把握，认为春秋以来连年的征战使民不聊生，人们都盼望有仁德的君王来解救，就如同被倒悬的人希望得到别人解救那么迫切，所以，如果能有哪个国君能够施行仁政，那么天下民心必然归顺，从而达到王天下理想。孟子的这个期望在梁惠王身上并没有实现，短短的魏国之行，一年以后梁惠王就死了，而继任的梁襄王看上去就不是一个能施行仁政的人。而当时的齐国，国势正盛，土地宽广，人口众多，贤士云集，因而孟子先后两次很耐心地呆在了齐国，而且时间很长，第二次去已经71岁高龄，仍然试图说服齐宣王施行仁政，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但结果与齐宣王的意见相左，郁郁而去，齐宣王甚至没有派人来挽留。
如果说王天下是孟子的终极目标，那么起点就是在国内施行仁政。孟子把仁政的施行分作四个层面：一、保护现有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从而保证百姓的生老病死有所依，使百姓不离开国土；二、教导百姓自给自足，保证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时国家要重视生产的季节，使百姓能安心生产；三，减免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四，在前三个方面都实现之后，再进行道德教化，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的社会风尚。这四个层面是逐步递进的，能按此施行仁政，那么这个国家君主的仁德就会声名远播，使天下百姓都向往到这个国家来，到那个时候王天下就易如反掌。
施行了仁政之后，可以获取天下的民心，而接下来要做的，是救他国之民于水火，也就是征伐问题，征伐，是仁政的向外推行过程。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实际上战国时期也是如此，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为了土地、人口的争夺，说统一天下在当时并不实际，只有到战国后期，在秦国强的国势下，其它诸侯国摧枯拉朽，统一天下才成为一个目标。孟子说的王天下，其实并不是指的是土地意义上的天下，而是民心上的天下。能获取天下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至于征伐他国，必出于义，义，在孟子看来也就是民意，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看重了民心的作用。说孟子言必称尧舜，其实并不完全，其更多说到的是商汤和周文王，其中说到商汤更详细。如对于王天下，商汤实际上就是孟子经常提到的君王榜样，商汤的征伐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此一“怨”就是埋怨没有先来解救自己，可见这种征伐由于出于民心，所以百姓都希望仁德的君主先来帮助自己解脱困厄。因此，当“义师”到来的时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征战必势如破竹，王天下自然易如反掌。
孟子非常重视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彰显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来警戒君王。虽然孟子终其一生没有实现理想，但其对于民心的重视及其对于仁政的阐释对后世无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一） 持志养气
孟子十分重视立志，认为道德教育的首要问题便是"尚志"、"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他提出"舍生取义"的理想境界："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与孔子一样，孟子也要求学生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不要贪图物质生活的享受。认
为志士仁人应该把道德理想放在首位，就这点说，有合理的因素，但他把求生存的欲望与道德意识对立起来，这也是片面的。
（二） 深造自得
孟子强调学习、修身的关键在于自得。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 他认为君子深造要有正确的方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的追求而得到。自觉追求而得到的，掌握得会比较牢固，牢固的掌握了，就会积蓄得很深，积蓄的深了，就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据此，孟子主张，学习的深化，必须要有自己的收获和见解。尤其是学习中要有独立思考精神，读书是必要的，但应求理解，而不能书云亦云，对前代的文献典籍，不要轻信，不能盲从。
（三） 专心有恒
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能三心二意，孟子举例说："今夫奕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奕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奕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两个人同时跟一个围棋国手学习下棋，但结果大不相同，这决非由于其智力差异，而是由于专心与不专心的缘故。因此，孟子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集中注意力，这是孟子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科学原则。
孟子主张专心致志的同时，还提出了持之以恒的思想。他告诫学生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山间小道经常去走就变成了一条路，如果有一段时间不走，便会被茅草所堵塞。学习亦然。如果停下一个时期不用心学习，学到的知识也会遗忘。因此，学习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有所作为的人做一件事如同掘井，掘到六七丈深还不见水，就停止挖掘，结果等于没挖，这说明有为者必须有恒心，不能半途而废。学习也是如此，必须坚持到底，不能功亏一篑。孟子反对"一曝十寒"的学习态度，他说："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即使是最容易生长的植物，如果晒它一天，冻它十天，也不可能得到生长。都是反复强调学习要持之以恒。
（四） 教亦多术
学习主要靠学生深造自得、专心有恒，但教师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教师的作用在于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因此，教学方法不能千篇一律，而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又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对学生，有的应及时指点，有的应成就其德行，有的要发展其才能，有的可答其所问，不能及门者可以间接地进行教育，甚至拒绝教诲，足以成为人的警策，本身也是一种教导之法。总之，教法很多，要因人而异。
第二篇：《孟子》读后感 — 一个先觉者的导善之路
《孟子》读后感
——一个先觉者的导善之路
《孟子·万章下》：“??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誉伊尹为“圣之任者”，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把百姓的苦难忧愁看成是自己的苦难忧愁，于战国乱世，奔走在一个又一个诸侯国之间。虽然他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很难被采用并且确实也并未被采用，但他的才能仍旧让许多君主为之想方设法地留住孟子，最后著书立言，系统地发扬了儒家学派的精髓，实质名归地被尊为亚圣。孟子又怎能不算是那个时代的“圣之任者”，整个社会的“先觉者”呢？
孟子怀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觉，用他的“义”与“道”，从个别情况的“应该”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导人向善，也就是“觉此民”。
孟子的所有观点首先都必须建立在所谓“人性向善”观点的基础上，而这个观点也恰恰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最值得每个人去仔细思考领悟的。孟子的“人性向善”论，先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端，如果能够去扩充它的话，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所以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来的恶人呢？这正是孟子要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在《告子上》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即环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迁的原因，而这里的环境又不仅仅只是周围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处的时代、社会情况，还有具体到逆境与顺境的差别，《告子上》中的一篇关于嗟来之食的议论，身处逆境的人被激发的羞耻心可使之用生命维护原则，而身处顺境时的人却更易迷失，放弃了“乡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则，环境可以说是决定为善还是为恶，义或不义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孟子也在《告子上》中举了“杯水车薪”的比喻，义能克不义，仁能克不仁，然而没有坚持也无法成功。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抵御环境坚持本心时，仁义之士必是贤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够辅佐君主、诱民向善；“仁者无敌”，仁义之诸侯与民同乐、亲贤疏佞，又怎不会“王天下”呢？所以尧、舜、禹之世，孝悌礼义为人所共循，天下安乐。
虽然孟子有一套从人性向善到仁者无敌的完整理论，但是要想导善，还缺不了他的非凡辩才。孟子无论是与君主对答，还是与对手辩论，都能够引经据典，把《诗》《书》灵活应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见大，十分生动；更擅长环环设问，最后以对方的答案为自己所依托来解答对方的问题，让对方只能无言以对，认可孟子的想法。
就是这位被傅佩荣先生称为“思想与辩才的神奇组合”的先觉者，仍旧凭借着这三万字的《孟子》，几千年来，走着他的导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