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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谖客孟尝君》读后感（原创）
昔者初闻孟尝君，大抵战国四君子之论云云。余不知其人，亦步亦趋。今从《冯谖客孟尝君》读后感觉文章的深刻含义。
-------从《冯谖客孟尝君》谈孟尝君为人
昔者初闻孟尝君，大抵战国四君子之论云云。余不知其人，亦步亦趋。今从《冯谖客孟尝君》观之很有伪君子之嫌，遂转而深思之。得曰：孟尝君伪君子也。 谖，贫乏不能自存，闻孟尝君子威名而投其门下，是落魄之极也。君子本应无由而救之，是义也；然孟尝先问“客和好”，是为求利。论语有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求利者，可谓君子乎？小人也。客本落魄之人，焉肯称其能，如若，恐被讥之曰：有能何至斯。问客何能，本小人之行径也，客无能，无利可图，本应弃之，然孟尝笑而曰：诺。何也？笑多一无用之食客，若弃而不顾有损君子威名，不弃实无用也。故孟尝笑乃苦笑也，试问君子如是乎？孟尝君伪君子也。
本文写冯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帮助孟尝君在齐国权力交替的局势中巩固了政治地位，表现了冯谖的政治远见和才能，也反映了当时的权贵的养士之风，同时也肯定了孟尝君礼贤下士的某些品德。
从思想内容上来说，这篇文字歌颂了冯谖的政治卓见。冯谖的所谓“焚券市羲”，实际上是一种争取民心的活动。冯谖的政治远见，明智远虑，就在于他比较清醒地看到一个统治者尽管可以一时拥有大量的财富，但如果失去民心，将是十分危险的。
从文学性、艺术特色来看，这篇文章的特点，我们主要从刻划人物上来认识。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言谈、行为细节的描写，通过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明地刻划了一个有奇谋异策的冯谖的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他异乎寻常的智谋和奇士的风采。
文章写冯谖的三件事：一是冯谖初为门客，以异乎寻常的回答和行动试探了孟尝君对“士人”的态度；二是在他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时，在薛地当众烧券，收买了民心；三是写在孟尝君失掉相位后，冯谖出奇谋恢复了孟尝君的相位，并建议在薛地建立宗庙，以长久保护封地，最后点出，“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都是冯谖一系列的策谋起了作用。
作品中孟尝君及“左右之人”的描写亦传神，“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以及后来的“以告”，“皆笑之以告”，“皆恶之，以为贪而不足”，见出人情世态来。
一、士为知己者死
1
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宗室大臣。孟尝君姓田名文，封地在薛，孟尝君是他的封号。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而名闻天下，他对待门客，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史记·孟尝君列传》），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以穷困潦倒而投靠孟尝君的面目出现，说自己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专长。这样做是为了试探孟尝君的胸怀和眼光，但是孟尝君接纳了他。他还三番五次地向孟尝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孟尝君无一例外的都满足他而从来不嫌弃，甚至帮他那样一个无用的人赡养老母。这时，冯谖发现孟尝君是一个不势利、非常大度、值得为他出谋划策的领袖，才毅然决定竭尽全力以事孟尝君。通过“薛国市义”、营造“三窟”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冯谖顶着可能被杀的风险，到薛地为孟尝君“市义”，也就是假传孟尝君之命，把债券一把火全部烧掉，免除了当地百姓的债务。如果是一般人，得知自己的放出去的债全部毁了，一定会大发雷霆，但是孟尝君没有。他只是说了一句“先生休矣”，正是因为冯谖之前对孟尝君的了解，才给了他这样做的胆量。他知道孟尝君有容人之量，所以才会放开手去做。
接下来冯谖为孟尝君巩固政治地位进一步营造了“三窟”，使得孟尝君在及国的地位大大提升。冯谖为孟尝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孟尝君的知遇之恩。 聂政、荆轲、豫让是《战国策》上有名的豪侠之士，他们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同样不惜生命、刚烈永诀，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们身上体现的古代英雄节义、精神价值，永远让后世感佩仰慕。
聂政是战国时的侠客，魏国人，以任侠著称，为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聂政年青侠义，因为除害杀人偕母及姊莹避祸到齐地(今山东境)，以屠为业。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名傀)廷争结仇，潜逃濮阳，闻政侠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与政结为好友，求其为已报仇。聂政待母亡故守孝三年后，忆及严仲子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入朝都阳翟(今禹州)，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于阶上，继而格杀侠累侍卫数十人。因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荣，遂持剑自破其面，挖眼、剖腹。其姊在韩市寻到弟尸，伏尸痛哭，后撞死在聂政尸前。其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是战国末期人，人称庆卿，据说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后迁居卫国，改姓荆。他喜好读书击剑，曾向卫元君游说，不被重用。荆轲于是到四方游历，结识了许多豪杰志士。随后，荆轲来到燕国，受到太子丹的礼遇。为报知遇之恩， 2
毅然赴秦刺杀秦王，失败而亡。见《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春秋战国间晋国人。是晋卿智瑶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一同灭了智氏。豫让为了报答智瑶的知遇之恩，用漆涂抹身体，吞炭使自己声音嘶哑，悄悄伏在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后来被赵襄子所捕。临死的时侯，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见《史记·刺客列传》。
《战国策·赵策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雠矣。”古代很多名士都士以这一句为人生信条的，冯谖就是其中之一。
二、领导者的智慧
照理讲，一位无功无劳落魄至此的食客，不断提出各种过分的要求，确实会使人厌烦。但是，孟尝君确实是君子风度强者眼光，怀有宏远之志一一他满足了这位弹铗客的要求。于是，冯谖——这位以义度人的门客，在关键时刻，为孟尝君“市义”，投资了金钱买不到的威信，使这位公子在落难之时有了立身之所，得以再度发展。
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后人称他们为“战国四公子”。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广纳贤士，给于他们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并且知人善任，所以才会有“战国四公子”的强大声势。
俗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士者得民心。”当今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这就告诉领导者，要学会慧眼识珠，广纳贤才。但是如何招揽人才，从这部作品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首先，管理者应当广揽人才，结合实际，争取各方面的饱学之士，形成为我所用的复合型人才结构；其次，应当正确对待人才、容忍人才。一个人在最初之时，或者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会高不成低不就，这是年轻人必经之路、必受之挫，这个时候，相扶一把指点一下，比严厉地指责、训斥更有意义；再次，为人才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使其“食有鱼、出有车、居有养”。
一旦做到了以上几点，人才才会感谢你的知遇之恩，才能为你所用。这是知识时代尊重人才、使用人才的一个聪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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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区南桥小学丁春贤 20xx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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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精品参考《冯谖客孟尝君》读后感
文章写他三次用弹铗作歌的方式，向孟尝君提出生活待遇上的要求，而且一次比一次高，以至引起周围人的“笑之”“恶之”，但他还是我行我素，旁若无人，直到孟尝君把他一系列的要求都满足了。同时，也就是孟尝君所谓爱士的这种诚意得到了考验了，他才不复歌、不再提出要求了。这里就生动地写出了策士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为客的时候，那种不卑不亢的、与一般门客不同的非常奇特的“奇士”风采。当然，以上两部分并不是冯谖主要的历史事迹，也就是说并非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所在。但作者着意首先写出这样两部分文字，还是有重要作用的。一是写出冯谖后来愿意为孟尝君竭尽自己的才智效力的原因。为什么冯谖后来那样竭尽自己的才智，愿意为孟尝君服务呢？这是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他认为孟尝君是自己的知己。而“士为知己者死”，正是当时所谓策士的一条道德信条。谁对我好，谁堪称我的知己，那么我就为谁效命。二是把冯谖这个人物的个性写得更鲜明，形象更丰满。通过上面那样两部分，就更加有力地把冯谖这个人物的“奇士”风采表现出来了
从《冯谖客孟尝君》也不难看出，冯谖作为一个普通的门客，渐渐得到孟尝君的重视和厚待，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社会“重士”的风气兴盛。后来孟尝君叫他去收债，冯谖却召集百姓毁掉债券，回来就跟孟尝君说为他买了“义”。后来孟尝君真的感到为他买了“义”，以民为本方能得到民心。也正是“重士”和“以民为本”让孟尝君安稳地做了几十年的相国。
一、战国“重士”的时代风气
孟尝君利用丰厚的财产招贤纳士,在诸侯之间享有重士、爱士、养士、用士的盛赞。他热情好客,平等待人,不分贵贱、国别。当然孟尝君的门客并非全是鸡呜狗盗之徒，也确有富于政治远见和才能的人。冯谖就是其中的一个。孟尝君把冯谖安排在三等门客里，给予普通食客的待遇，吃粗茶谈饭。过了十几天，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带来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总管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就给他鱼吃吧，给他二等门客的待遇。”过了一段时间，冯谖仍弹着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又给了他车子，给他一等门客的待遇。这就是“重士”的经典表现！
当时，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诸侯或大夫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有“重士”的社会现象，比如齐桓公设庭燎招士。齐桓公当政的时候，士的阶层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统治才能，其中不乏济世安邦的人才。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招揽到天下的人才，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招士养士。
到了战国，“重士”风气更是兴盛。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 1
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不吝珍珠重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各国贤士也宾随而至，养士多达几千人。其中齐国的孟尝君养士最为著名。孟尝君继承父业后，就大兴土木，修盖房子，招待天下豪杰。只要投奔他的，他全者收留。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当时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比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1]于是，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稷下学士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能真实地反映了战国纵横家之世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要数《战国策》了，其从天子公卿诸侯君臣转换到新兴的知识阶层──“士”身上来，把战国策士赤裸裸的反叛传统、追求功名富贵和竞争奋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整个战国时代，是“士”人纵横驰骋于政治舞台的时代。据《战国策齐策》记载：燕国攻打齐国，险些灭亡齐国。闵王出逃被杀。田单力挽狂澜，据守即墨城，反击燕军，收复失地，后来拥立太子庸为襄王，田单自己做了相国。《战国策齐策》还记载：貂勃常诽谤田单是小人。田单却把他举荐给齐襄王，俩人成了莫逆之交。这就是“襄王尊田单”的故事，“重士”的风气可想而知。由于当时“重士”风气兴盛，社会流行还“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士能如此，不失为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所以统治者与士的关系只能是知与被知、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
《冯谖客孟尝君》一文讲到，后来冯谖为孟尝君追债，反而把从百姓收集起来的债券销毁掉，回来就跟孟尝君说：“我用债券给你买回了?义?啊！”孟尝君听了，虽也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很不满意。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说：“先生，你算了吧。”过了一年，齐闵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又听信了一些谗言，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候，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大都离开了他，只有冯谖等少数人跟着他。他们一起跟着孟尝君驱车往薛地走去，当他们走到离薛城还有100多里路的时候，只见薛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他们。孟尝君看到这动人的场面，连忙回过头来对身后的冯谖说：“这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啊！我今日才见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经典表现！。
以民为本，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民众生活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从历史的发展看，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萌生于西周，勃起于春秋战国，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如周公、管子、老子、孔子、荀子、墨子等都先后有过不同论述，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的卓越见解和轻刑薄税、制民以产、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具体措施，把传统重民思想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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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管子十分重视和肯定人的价值，主张“十年树木，终身树人”。管子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比起粮食、树木这些有用之物来，人的价值最高；不重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以人为“本”，则“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残而国亡”[2]。因而要求执政者尽可能满足人民谋求生存的愿望和要求，多给人民以实惠。只有做到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顺民心，令合民意，才能实现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
“以民为本”这一强音在战国时期的大改革家商鞅那里找到了雄劲的音符，“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荀子的《富国篇》则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保证人民丰衣足食为目的，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整套方针和方法。主张富国要与富民并举，提倡“上下俱富”[3]，强调“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4]。
孟子则强调仁政管理，其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则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5]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强调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调动人的积极性，显示了浓厚的人本论的色彩。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的超俗品格。
孟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首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的辉煌命题，将“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的象征－－社稷和君主的地位之上。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主张实施仁政，反复强调社会的管理者要“轻刑薄税，制民以产”。[8]他反对残酷的剥夺、不义的征讨，抨击“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的极端利已主义。
也正因为这样的风气，战国历代开明君主、有识之士都把爱民、利民作为治国之道。民心向背，决定兴亡。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水能推舟，也能覆舟。也正如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民为本，就要求人与人的和谐：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都肯定我与他人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的“人生不能无群”、“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强调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从《冯谖客孟尝君》，我们也不难看出，“重士”和“以民为本”已经风魔整个战国时期，同时也正因为这两个时代风气，各个诸侯国迎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国泰民安。“尊重知识分子”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具有深远的积极 3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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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谖客孟尝君》读后感（原创）
昔者初闻孟尝君，大抵战国四君子之论云云。余不知其人，亦步亦趋。今从《冯谖客孟尝君》读后感觉文章的深刻含义。
-------从《冯谖客孟尝君》谈孟尝君为人
昔者初闻孟尝君，大抵战国四君子之论云云。余不知其人，亦步亦趋。今从《冯谖客孟尝君》观之很有伪君子之嫌，遂转而深思之。得曰：孟尝君伪君子也。 谖，贫乏不能自存，闻孟尝君子威名而投其门下，是落魄之极也。君子本应无由而救之，是义也；然孟尝先问“客和好”，是为求利。论语有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求利者，可谓君子乎？小人也。客本落魄之人，焉肯称其能，如若，恐被讥之曰：有能何至斯。问客何能，本小人之行径也，客无能，无利可图，本应弃之，然孟尝笑而曰：诺。何也？笑多一无用之食客，若弃而不顾有损君子威名，不弃实无用也。故孟尝笑乃苦笑也，试问君子如是乎？孟尝君伪君子也。 本文写冯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帮助孟尝君在齐国权力交替的局势中巩固了政治地位，表现了冯谖的政治远见和才能，也反映了当时的权贵的养士之风，同时也肯定了孟尝君礼贤下士的某些品德。
从思想内容上来说，这篇文字歌颂了冯谖的政治卓见。冯谖的所谓“焚券市羲”，实际上是一种争取民心的活动。冯谖的政治远见，明智远虑，就在于他比较清醒地看到一个统治者尽管可以一时拥有大量的财富，但如果失去民心，将是十分危险的。
从文学性、艺术特色来看，这篇文章的特点，我们主要从刻划人物上来认识。 作者通过对人物的言谈、行为细节的描写，通过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明地刻划了一个有奇谋异策的冯谖的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他异乎寻常的智谋和奇士的风采。
文章写冯谖的三件事：一是冯谖初为门客，以异乎寻常的回答和行动试探了孟尝君对“士人”的态度；二是在他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时，在薛地当众烧券，收买了民心；三是写在孟尝君失掉相位后，冯谖出奇谋恢复了孟尝君的相位，并建议在薛地建立宗庙，以长久保护封地，最后点出，“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都是冯谖一系列的策谋起了作用。
作品中孟尝君及“左右之人”的描写亦传神，“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以及后来的“以告”，“皆笑之以告”，“皆恶之，以为贪而不足”，见出人情世态来。
一、士为知己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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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齐国宗室大臣。孟尝君姓田名文，封地在薛，孟尝君是他的封号。孟尝君以“好客养士”、“好善乐施”而名闻天下，他对待门客，不惜“舍业厚遇之”，因而“倾天下之士”（《史记·孟尝君列传》），门下食客达三千余人，冯谖是其中的佼佼者。
他以穷困潦倒而投靠孟尝君的面目出现，说自己没有什么爱好，也没有什么专长。这样做是为了试探孟尝君的胸怀和眼光，但是孟尝君接纳了他。他还三番五次地向孟尝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孟尝君无一例外的都满足他而从来不嫌弃，甚至帮他那样一个无用的人赡养老母。这时，冯谖发现孟尝君是一个不势利、非常大度、值得为他出谋划策的领袖，才毅然决定竭尽全力以事孟尝君。通过“薛国市义”、营造“三窟”等活动，冯谖为孟尝君立下了汗马功劳，使其政治事业久盛不衰。
冯谖顶着可能被杀的风险，到薛地为孟尝君“市义”，也就是假传孟尝君之命，把债券一把火全部烧掉，免除了当地百姓的债务。如果是一般人，得知自己的放出去的债全部毁了，一定会大发雷霆，但是孟尝君没有。他只是说了一句“先生休矣”，正是因为冯谖之前对孟尝君的了解，才给了他这样做的胆量。他知道孟尝君有容人之量，所以才会放开手去做。
接下来冯谖为孟尝君巩固政治地位进一步营造了“三窟”，使得孟尝君在及国的地位大大提升。冯谖为孟尝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答孟尝君的知遇之恩。 聂政、荆轲、豫让是《战国策》上有名的豪侠之士，他们为了报答他人的知遇之恩，同样不惜生命、刚烈永诀，为朋友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们身上体现的古代英雄节义、精神价值，永远让后世感佩仰慕。
聂政是战国时的侠客，魏国人，以任侠著称，为战国时期四大刺客之一。聂政年青侠义，因为除害杀人偕母及姊莹避祸到齐地(今山东境)，以屠为业。韩大夫严仲子因与韩相侠累(名傀)廷争结仇，潜逃濮阳，闻政侠名，献巨金为其母庆寿，与政结为好友，求其为已报仇。聂政待母亡故守孝三年后，忆及严仲子知遇之恩，独自一人仗剑入朝都阳翟(今禹州)，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于阶上，继而格杀侠累侍卫数十人。因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姊姊荣，遂持剑自破其面，挖眼、剖腹。其姊在韩市寻到弟尸，伏尸痛哭，后撞死在聂政尸前。其事迹见《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是战国末期人，人称庆卿，据说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后迁居卫国，改姓荆。他喜好读书击剑，曾向卫元君游说，不被重用。荆轲于是到四方游历，结识了许多豪杰志士。随后，荆轲来到燕国，受到太子丹的礼遇。为报知遇之恩， 5
毅然赴秦刺杀秦王，失败而亡。见《史记·刺客列传》。
豫让，春秋战国间晋国人。是晋卿智瑶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一同灭了智氏。豫让为了报答智瑶的知遇之恩，用漆涂抹身体，吞炭使自己声音嘶哑，悄悄伏在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后来被赵襄子所捕。临死的时侯，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见《史记·刺客列传》。
《战国策·赵策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雠矣。”古代很多名士都士以这一句为人生信条的，冯谖就是其中之一。
二、领导者的智慧
照理讲，一位无功无劳落魄至此的食客，不断提出各种过分的要求，确实会使人厌烦。但是，孟尝君确实是君子风度强者眼光，怀有宏远之志一一他满足了这位弹铗客的要求。于是，冯谖——这位以义度人的门客，在关键时刻，为孟尝君“市义”，投资了金钱买不到的威信，使这位公子在落难之时有了立身之所，得以再度发展。
战国末期，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后人称他们为“战国四公子”。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广纳贤士，给于他们发挥自身能力的机会，并且知人善任，所以才会有“战国四公子”的强大声势。
俗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士者得民心。”当今社会最需要的就是人才，这就告诉领导者，要学会慧眼识珠，广纳贤才。但是如何招揽人才，从这部作品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首先，管理者应当广揽人才，结合实际，争取各方面的饱学之士，形成为我所用的复合型人才结构；其次，应当正确对待人才、容忍人才。一个人在最初之时，或者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会高不成低不就，这是年轻人必经之路、必受之挫，这个时候，相扶一把指点一下，比严厉地指责、训斥更有意义；再次，为人才成长提供必要的条件，使其“食有鱼、出有车、居有养”。
一旦做到了以上几点，人才才会感谢你的知遇之恩，才能为你所用。这是知识时代尊重人才、使用人才的一个聪明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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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子列传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