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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增长的极限》有感

增长极限论由美国经济学家Donella Meadows19xx年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的。该书认为，在以往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只要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的正反馈回路继续产生更多的人和更高的人均资源需求，这个系统就会被推向它的极限—耗尽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主要由以下几个观点：

1、增长的极限来自于地球的有限性

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这主要是由于地球的有限性造成的。他们发现，全球系统中的五个因子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发展的，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属于无限制的系统；而人口、经济所依赖的粮食、资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属于有限制的系统。这样，人口爆炸、经济失控，必然会引发和加剧粮食短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就会进一步限制人口和经济的发展。

2、反馈环路使全球性环发问题成为一个复杂的整体

全球性环发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整体，是由于全球系统的五个因子之间存在的反馈环路决定的，这样就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反馈环路是一个封闭的线路，它联结一个活动和这个活动对周围状况产生的效果，而这些效果反过来又作为信息影响下一步的活动。在这种环路中，一个因素的增长，将通过刺激和反馈连锁作用，使最初变化的因素增长的更快。全球系统无节制地发展，最终将向其极限增长，并不可避免地陷于恶性循环之中。例如，人口的增长要求更多的工业品，消耗更多的不可再生的资源，造成全球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达到增长的极限以后，还将出现投资不能跟上折旧、工业基础崩溃的前景。工业的增长使环境天然的吸收污染的能力负荷加重，死亡率将由于污染和粮食缺乏而上升。人口增加后，人均粮食消耗量下降，粮食生产已经达到极限。随着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必然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

3、全球均衡状态是解决全球性环发问题的最终出路

通过对上述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的定量研究，Meadows小组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如果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我们人类所在的地球的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会在今后

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第二，改变这种增长的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条件，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第三，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后一结果，而不是前一结果，那么，他们开始的行动愈早，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在这个问题上，纯粹技术上的、经济上的或法律上的措施和手段的结合，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以往的增长”。这样，他们就把全球均衡状态作为了解全球性环发问题的综合对策。

在Meadows小组看来，在均衡状态中，技术进步既是必要的也是受欢迎的。这里的技术是经过生态化调整的技术，它们包括：收集废料的新方法，以减少污染，并使被抛弃的物质可以用于再循环；更有效的在循环技术，以降低资源消耗率；更好的产品设计，以延长产品寿命和便于修理，结果是资本的折旧率最小；利用最无污染的太阳能；在更完备地理解生态关系的基础上，使用控制害虫的天然方法；医学进步能降低死亡率；避孕手段的进展能促进出生率同降低着的死亡率相等。

最后，Meadows小组认为向全球均衡状态的努力是对目前这一代人的挑战，必须在当代人的范围内解决这些问题，而不能延误时机，将之传给下一代。

众所周知，事实胜于雄辩。在《增长的极限》发表30年后，地球这个人类唯一家园的生态状况更加恶化了：生态灾难频发，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威胁日趋明显。诚如这本书的第三版《增长的极限：30年全球经典》所指出的：“人类正处在‘超越极限’的危险边缘，虽然过去的30年里，我们有一些进步，比如新科技、新制度，但罗马俱乐部对此似乎比30年前更悲观了??30年里人类没有真正把握机会及时纠正正在因循的发展路线”，生态系统给人类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再不进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上的革命，21世纪就注定要成为灾难的世纪，甚至灭绝的世纪了！在这样的语境下，本书的警示价值和思想文化变革的引领意义更加凸显。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实现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我国人口基数大，今后十五年还将增加近两亿人口，这对农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整个经济建设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大力提高人口质量。我国耕地、水和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低。今后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对资源总量的需求更多，环境保护的难度更大。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统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要根据我国国情，选择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克服各种浪费现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要综合利用资源，加强污染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总之，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第二篇：从经济的稳定状态到增长的极限

从经济的稳定状态到增长的极限

–––– 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研究的历史演变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常被看作是解决贫困的手段。但是，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基础的限制，生态系统也正呈现出脆弱的迹象，这就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在不破坏作为最终基础的自然系统的前提下，经济系统能否持续增长。

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从查阅的文献来看，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到19世纪前半期。在那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就曾有过较为明确的论述。此后，随着工业化国家对环境污染的认识以及治理 实践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19xx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之后，研究活动更是空前活跃。

一、古典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

古典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18世纪到19世纪（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指从18世纪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出现前的一种经济学流派），欧洲经济正处于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农业生产率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家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决定了生活水平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在古典经济学以前，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商业利润，或者更准确地说国际贸易利润是一个国家获取货币进而增加财富的来源。对重商主义的错误提出反对观点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他宣称，农业生产为社会财富的来源。此后，重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魁奈又以“纯产品”学说从理论上论证这个观点。并进一步认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物质，并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农产物的增长是物质创造的表现，而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减去补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工人和农业资本家生活资料后的余额就是物质财富数量增加的表现。因此，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重农主义的这一观点实质上是把自然资源看作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因素，而土地又是自然资源的最主要的构成。[1]（在古典经济学中，土地常被用来指总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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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Ａdam Smith, 1723-1790）继承了重农主义者关于自然资源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础性因素这一观点。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一书中，斯密预言，只要有合适的市场规模和一定量的资本积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就能自行持续下去。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又可开辟新的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增长的势头。但斯密同时指出经济增长不会无限地进行下去，最后，会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而告停止。因为，斯密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将它的土壤、天时和地理位置的潜力充分利用以后，就无法再前进了，但也不会倒退，不过这时工资和利润都可能是非常的低。[2]

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从人口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做出了预测。在《人口理论》（1798）一书中，马尔萨斯认为，在土地的供给数量受到限制，而农业上又存在报酬递减规律的条件下，相对于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存在着一种使人类的生活下降到只能维持生计的最低水平的长期趋势。这一趋势可能表现为，在维持生计的最低收入水平上，只能容许人口的再生产维持一个不变的水平。[3]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把上述斯密和马尔萨斯描述的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命名为经济的稳定状态（Stationary state），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与税赋原理》（1817）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论述。与马尔萨斯不同的是，李嘉图认为农业能够通过扩大内含（在一块给定的土地上进行更加集约化的耕作）或外延（开垦更多的荒地用于农业生产）的方法来增大产出，显然，这种构想代替了不变土地供给的假定。同时他认为，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土地投入的报酬都是递减的，在这一规律作用下，粮食价格将会上涨，优等土地的地租会增加，从而使地主占有这些土地生产物的更大份额，缩小了资本家和工人所占份额。当地租继续上涨到边际土地的产量只够支付所雇用的工人的生存工资时，利润等于零，资本家毫无所获，从而整个经济情况变成一种稳定状态。[4]

做为古典经济学终结者，约翰?斯库尔特?穆勒（S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其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注意到了知识增长和技术进步对农业和制造业的促进作用。在他的著作中（穆勒第IV卷1857）指出，由于技术上革新，农业生产率飞速增长，从而使土地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减弱。并认为，农业的报酬递减规律虽然依然存在，但技术进步已使这一规律的影响力在下降。他列举了英国的情况，在当时的英国，人均产出显然在增加，而不是下降。在 2

注意到技术进步对人类作用的同时，穆勒并没有对人类社会未来表现出盲目的乐观。他一方面批评前辈经济学家无视技术进步的作用，把人类的未来描述成相互挤压、摩肩接踵，奋力向前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指出，如果仅为了能够维持一个更庞大但并不能令人更幸福、更美满的人口数量，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长将不得不以地球上失去更大量的乐趣为代价。所以穆勒认为，理想的稳定状态应该是能够达到相对较高水平的物质繁荣的一种状态。[5]

显然，古典经济学家们在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相互关系这一问题的认知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和进步。他们都将土地（其实是指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和农业的报酬递减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并认为在这一条件下，人类社会将进入一种稳定状态。唯一的区别或进步在于，马尔萨斯所揭示的稳定状态完全忽略了技术的作用，而李嘉图却注意到了集约化耕作的作用。到了穆勒这里，知识与技术被十分明确的提出，并指出其在创造社会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种进步，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认识不断深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样，古典经济学家止步于上述认识，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局限。

二、新古典经济学家相关论述

与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相比，新古典经济学们对人类社会未来的经济增长持有明显的乐观态度。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 1842–1924）在早期的生产费用论和七十年代产生的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剑桥学派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经济增长，马歇尔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不能飞跃”，认为“经济演化是逐渐进步的。”因此，人口、技术和资源的变化都是逐渐进行的。新古典学派把人口变动做为“已知的”。把技术进步假定为独立的变量，并认为可以通过利息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和投资，以进行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最终会增加劳动需求，价格机制会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6]

熊彼特（J?A?Schumpeter）研究了经济长期增长问题。他认为，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技术创新不但增加了利润，而且迅速提高了资本积累，并认为当创新工作成为大公司经理阶层的常规工作时，企业的制度形态也会随之改变，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形态发生质的改变。因此，技术创新是从生产领域和制度领域两个层面来促进经济增长的。[7]

新古典经济学家抛弃了古典经济家们关于经济将处于稳定状态这一观点，他们在研究长 3

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不再把人口、自然资源等因素当成是限制经济增长的条件，而是认为价格机制、技术进步等因素可以使经济长期处于增长状态。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把注意力转向于微观经济分析，即着重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再或很少探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

三、近现代经济学家相关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乐观态度在20世纪50-60年代演变成对经济增长的推崇。萨缪尔森等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增长是西方各国的“紧迫问题之一”，

[8]也是经济学界的“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论题。”自哈罗德（R?F?Harrod）和多马（E?D?Domar）※

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无论是西方各国的经济实际还是经济理论都存在着所谓的“增长热”。这一时期对经济增长的大量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派时期的相关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少把资源环境做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在大量具有代表性研究文献中，储蓄、投资、要素投入数量、技术进步各要素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被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9]在未来学领域，虽然对资源环境问题进行讨论，但依然对未来世界的增长抱着乐观态度。其中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尤为突出，在他与人合著的《公元二千年》（1967）一书中，卡恩等人以当时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趋势为基础，结合不同国家发展的特点，来预测未来的发展。他们认为，新技术是以加速度向前发展的，“今后的三十年和三十年以后的经济大半是趋向于平稳向前发展”，“经济发展的容量和对经济发展的献身精神，以及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控制看起来，似乎是愈来愈没有限制了”。[10]看来，从新古典经济学派到20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学家，或是无视资源环境对经济的影响来探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问题，或是迷信技术等因素作用，对未来世界经济增长持有乐观的态度。

六十年代后期，肯尼恩?布尔丁（K?E?Boulding）、安?厄利奇（A?Ehrlich）和保罗、厄利奇等人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反对意见。七十年代初，以麦多斯（Meadows）的《增长的极限》（1972）为代表，反对长期增长的声浪到达了顶点。此后，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的辩论被持续的进行了下来。

肯尼恩?布尔丁在19xx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未来的宇宙飞船式的经济学》，在文章中，布尔丁指出主流经济学将自然环境看成是一个无限延伸的平面，能从外界获取投※ 哈罗德19xx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论动态理论》和多马19xx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扩充与就业》等论文，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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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物，并向外界输出，因此用GDP和GNP反映物质总流量，并认为这些流量越大越好。对此，布尔丁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地球是一个只能接收外界的能量输入（如太阳能）和对外界进行能量输出的封闭系统。来自开采、生产和消费行为的残留物总是以各种形式与人类同在。这如同一个宇宙飞船，超出飞船本身的范围，既不存在飞船内居民可获得的资源储备，也无法向外界处理不需要的残留物。因此，地球最理想的状态是，人类的活动应致力于物质流和能量流尽可能少，以使其无限持续下去。[11]

相隔不到5年，安?厄利奇和保罗?厄利奇于19xx年和19xx年两年连续出版了《人口、资源和环境》、《人口炸弹》和《怎样成为一个幸存者》三本著作。他们认为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已超出了生态资源的最佳承载能力，“地球飞船”的超载已接近失控的程度。特别是当人口继续增加时，就可能发生瘟疫，热核战争??甚至促进人类灭亡。[12]

布尔丁和厄利奇等人的结论虽然危言耸听，但引起的反响远不如麦多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1972）。该书以福雷斯特尔（J?W?Forrester）19xx年出版的《世界动态学》为蓝本，将世界系统用一个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未来。这个模型包括：可耕作的土地数量的极限；单位耕地农业产量的极限；可开发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极限；环境同化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能力的极限等四个方面。模型中的每一个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行为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麦多斯等人用世界模型研究的结论是：（1）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减少等保持目前的速率不变，地球将在今后100年中的某个时刻达到增长的极限。最后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能力的突然和无法控制的下降。（2）上述趋势要求建立生态和经济的平衡，这样可保持社会持续地发展下去。（3）为实现全球的平衡状态，行动开始的越早，成功的机会越大。[13]

继麦多斯等人之后，又先后有梅萨罗维克（M?Mesarovic）和佩斯太尔

（E?Pestel）等人提出了名为《人类处于转折点》（1974）、丁伯根（J?Tinbergen）提出的名为《重建国际秩序》（1976）二个研究报告，报告在不同程度上对多麦斯等人的研究进行了修正，但结论仍然是悲观的。[14]

经济学家对《增长的极限》的反应大多是否定的。比较著名的批评来自于柯尔（H?S?D?Cole）、费里曼（C?Freeman）和卡恩等人。他们认为麦多斯等人的增长有限论的实质是新形式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现，错误在于所选则的经济条件、参数、基期都存在缺陷，从而 5

使研究结论更带有假定的成份。他们同时指出：人口不具有指数增长的性质，降低人口增长的长期手段将加速经济发展；技术的发展将使未来粮食的供应采用非传统方式，食物供应不可能发生危机；价格机制的作用将使替代品不断出现，并使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将成为消除污染的手段。根据上述理由，卡恩等人对未来世界依然抱着乐观的态度。80年代初，托夫勒（A?Toffler）奈其比特（J?Nais-bitt）等人在《第三次浪潮》、《大趋势》、《信息的财富》等著作中，从信息技术对未来的作用的角度再次支持了卡恩等人对未来世界的判断。[15]

上述争论双方的观点处于悲观和乐观的两极，而此后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却趋于两者的融合。19xx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了一个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在这个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依靠经济增长获得收益，来解决贫困和不发达问题。但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应逐步向低原材料消耗、低能耗的方向转变，并改善物质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只有这样，才可能保障环境的可持续性。报告公布5年之后，19xx年在里约热内卢又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就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气候变化、森林管理等多个方面进行磋商，并采纳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文件。前者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声明，后者的许多内容涉及有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源的议题。此后，VNEP（1994）、Common(1995)、Stem(1996)、Johnson(1999)等国际机构和个人分别就土壤浸蚀和荒漠化、长期的环境效应和收入之间关系、人口、农业和食物的可供应性等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其结论大部分证明，全球生态环境在趋于恶化，而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却没有明确的结论。

四、对经济学家们相关论述的总体评价

经济学家们关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已经历时200多年。从研究的进展的程度来看，其进步之处更多地表现在研究手段的改进。随着科技的发展，环境监测技术、计算技术、信息技术在研究的后期被广泛的应用。这些技术的应用无论对资料广泛准确的收集和处理，还是对研究领域的扩展和研究深度的加强，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其研究结论更具有影响力。但就其研究结论而言，200多年前的经 6

济学家和当前的经济学家却没有更多的差别。从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经济的稳定状态到麦多斯等人的增长有限论，研究结论几乎惊人的相似。费里曼把麦多斯等人称做“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卡恩称麦多斯的模型为“新马尔萨斯模型”。麦多斯等人更是直言不讳地承认，“至少在概括的、整体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马尔萨斯主义者”。[16] 我们可以将这200多年有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研究的结论做一个大致的描绘，那就是：从李嘉图等人的经济稳定状态到马歇尔、熊彼特等人的技术市场决定论再到麦多斯等人的增长有限论。结论从始点出发，又回到了原先的始点。至于麦多斯结论之后争论和研究，如果做一个大胆的预测，很可能又是一次从始点出发的过程。

经济学家每一个研究结论，都与他们所处的那一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科学技术水平密切相关。马尔萨斯等人所处的那一时期，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而科学技术却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程度更是有限。因此，他们都把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和农业的报酬递减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他们已经很少关注经济增长与资源相互关系这一问题，从相关论述来看，他们也抛弃了马尔萨斯等人经济稳定状态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整个十九世纪经济发展情况表明，所谓的稳定状态并未出现。生产技术的迅速发展，新的自然资源的发现和劳动熟练程度的提高，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口的增长也远远没有达到马尔萨斯所预言的爆炸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显著增加，地租比重下降。这种情况表明，资产阶级业已代替地主阶级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所有这些，使古典经济学家们在论证经济稳定状态时所依据的实际基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一背景下，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就不难理解了。

19xx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乐观情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随后又演变成20世纪50-60年代对经济增长的推崇。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方面要依靠经济增长来摆脱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希望在经济增长中增强与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力量。现实的需要，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上。再加上科技的发展，使他们很少把资源环境做为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而到了六十年代后期，经济滞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在人为长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显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又出现了以麦多斯等人增长有限论为代表的悲观看法。 7

当前，在理论上，“技术乐观派”依据历史发展的事实，在不断的论证技术进步会消除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限制这一观点，而“技术消极派”则认为技术最终不能规避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作用，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两派观点谁是谁非，经济学本身已很难做出回答，因为这一问题已超出了传统经济学本身的研究范围。也是这一原因，自然科学和其它社会科学被融合到经济学当中，从而出现许多边缘学科（如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这些学科的发展无疑会对探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做出贡献。但是，在相关的认知（如：是否存在限制经济增长的环境阈值？核能、太阳能、循环守恒能量等能否完全替代现有能源？还不明确的条件下，任何一种理论和观点都很难取得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环境的不断恶化并没有阻当住各国追求经济增长的步伐。既使未来科学的发展能够得出这样明确的结论：技术最终不能规避环境和资源的限制作用，经济增长会最终被迫停止。但如果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间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进行有效的协调，经济增长可能也不会人为自动停止。19xx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虽有150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但结果却令人失望，这一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陈岱孙.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05-109.

[2]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4-85.

[3]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5-89.

[4]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税赋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1-76.

[5]罗杰?珀曼.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4-5.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2-15.

[7]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2-155.

[8]萨缪尔森. 经济学12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759.

[9]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15-17.

[10]卡恩.公元二千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116-128.

[11] Boulding. K. E. The 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 in H. Jarrett

[ed.]Environmental Quality in a Growing Economy.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 /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Maryland,1966.

[12]罗杰?珀曼等.自然资源与环境经济学[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7-8.

[13]Meadows,D.H.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Eowty lsland, Univer Books, New York[Also Known as the club of Rome Rep]

[14]Mishan, E.J. 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An Assessment.George Allen and Unwin, London. 1977.118.

[15]，[16]Cole, H.S.D., Freeman.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A Critique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Chatto and Windus, London, for Sussex University Press.19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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