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8.6－1987.2.22，港台地区译为安迪?沃荷）被誉为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也是对波普艺术影响最大的艺术家。他大胆尝试凸版印刷、橡皮或木料拓印、金箔技术、照片投影等各种复制技法。沃霍尔除了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他还是电影制片人、作家、摇滚乐作曲者、出版商，是纽约社交界、艺术界大红大紫的明星式艺术家。
在纽约以商业广告绘画初获成功逐渐成为著名的商业，他设计过贺卡、橱窗展示、商业广告插图，这些经历决定了他的作品具有商业化倾向的风格。他的作品于该年在纽约崭露头角，在著名的工作室“工厂”(Factory)内聘请了一组工作团队，摒弃古典艺术，立志从事于颠覆传统的概念创作。“大量复制”当代著名人物的脸孔就是其中之一，将浓汤罐头与可乐瓶化身成艺术品也广泛为人所知。代表作包括《玛丽莲·梦露》、《金宝罐头汤》、《可乐樽》、《车祸》、《电椅》。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形象可以无数次地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 关于安迪·沃霍尔，没有谁比他自己说得更清楚了：
“我的画面就是它的全部含义，没有另一种含义在表面之下。”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真正的安迪·沃霍尔，只需看看的我绘画、电影和我的外表，没有什么东西隐藏其后。”
“我的作品完全没有未来，这我很清楚。只需几年时间，我的一切将全无意义。”
“在未来，每个人都能出名15分钟。”之后他又说，“每个人都可能在15分钟内出名。”
“好的摄影就是把焦距对准名人。”
“我将去任何事儿的开幕式，包括一只马桶。”
“我不参加葬礼，同样地回避婚礼，我从来不喜欢节假日，我认为节假日是一种病，我不愿意旅行，除非是为了工作。”
“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一部机器，每个人都应该和另一个人一模一样。”
“我喜欢无聊的东西，我喜欢一样的可以被不断的重复的事。” “我的画从来不是我所想要的那样，但是我已经习以为常。” “如果不是每个人都是美的，那就没有人是美的。”
“你仔细想想看，百货商店就是一个博物馆。”
“所有的我的电影都是人为的，我看所有的东西都有虚假的成分。我不知道虚假会在哪里停住，真实可以从哪里开始。”
“我从不阅读，我只看画面。”
“这个国家的伟大之处在于，在美国开始了一个传统，在那里最有钱的人与最穷的人享受着基本相同的东西。你可以看电视喝可口可乐，你知道总统也喝可口可乐，丽斯·泰勒喝可乐，你想你也可以喝可乐。可乐就是可乐，没有更好更贵的可乐，你喝的与街角的叫花子喝的一样，所有的可口可乐都一样好。”
“我总是感觉到我说的话是言不由衷的，不是我要说的，采访者应该告诉我他想要我说什么，我会一句一句地重复他想要的。我想这样真是太好了，因为我是如此空洞，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任何要说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不在状态，因为我从来没有状态。”
尽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社交动物，在他去世后，许多事迹仍然让世人不能相信。他每天回到上东城的家中，和母亲住在一起，一只猫，两个菲律宾女佣，过着隐居的生活。在他的家中没有
现代的器物，没有当代艺术品，只有路易时期的古典家具和古典油画。他疯狂购买的巨多东西中，古旧手表、珠宝首饰、杜尚的小便池、化妆品、玩具??无奇不有，在他死后的苏富比为他举行的专场拍卖中，许多是第一次才打开包装；每年圣诞节他一定在哈林区的一家教堂为穷人赊粥；每天早晨9点半，无论在何地，他都打电话给秘书，口述记下前一天发生的每件小事，从不间断，成为了一部详尽和神奇的个人史。
那是人们不熟悉的世界，在那里空虚无聊但煞有介事。可是丢失了空虚和无聊的世界是怎样的空虚。19xx年2月14日，在他去世前一周，他在日记中写道：“做琐碎的事，很短的一天过去了，没有什么发生，我上街购物，回家电话聊天，如此，真是很短的一天。”
作品：
第二篇：外美史 安尼沃霍尔&波普艺术
波普艺术是流行艺术（popular art)的简称,又称新写实主义，因为波普艺术（Pop Art）的POP通常被视为"流行的、时髦的"一词（popular）的缩写。它代表着一种流行文化。 在美国现代文明的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国际性艺术运动，多以社会上流的形象或戏剧中的偶然事件作为表现内容。它反映了战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力求表现自我，追求标新立异的心理。
20世纪50年代初萌发于英国，50年代中期鼎盛于美国。波普为Popular的缩写,意即流行艺术、通俗艺术。波普艺术一词最早出现于1952～19xx年间，由伦敦当代艺术研究所一批青年艺术家举行的独立者社团讨论会上首创，批评家L.阿洛维酌定。他们认为公众创造的都市文化是现代艺术创作的绝好材料，面对消费社会商业文明的冲击，艺术家不仅要正视它，而且应该成为通俗文化的歌手。在实践中有力地推动这一思潮发展的艺术家是R.汉密尔顿。19xx年，他在首届“这是明天”的个人展览会（惠特彻派尔画廊）上陈列出握有“POP”字母的网球运动员的拼集作品。这幅作品成了波普艺术的一面旗帜。英国波普艺术的代表人物还有：E.保罗齐、J.蒂尔森、D.霍克尼、R.B.基塔依、R.史密斯、A.琼斯。
美国波普艺术的出现略晚于英国，在艺术追求上继承了达达主义精神，作品中大量运用废弃物、商品招贴电影广告、各种报刊图片作拼帖组合，故又有新达达主义的称号。
美国波普艺术家声称他们所从事的大众化艺术与美洲的原始艺术和印第安人的艺术类似，是美国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19xx年在密尔沃基艺术中心举办的一次波普艺术展览即以“波普艺术与美国传统”为题。美国波普艺术的开创者是：J.约翰斯和R.劳申伯格，影响最大的艺术家是A.沃霍尔、J.戴恩、R.利希滕斯坦、C.奥尔登伯格、T.韦塞尔曼、J.罗森奎斯特和雕塑家G.西格尔。
集合艺术和偶发艺术一般也认为是波普艺术的两个支系。
在波普艺术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7—1986)。他是美国波普艺术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19xx年他因展出汤罐和布利洛肥皂盒“雕塑”而出名。他的绘画图式几乎千篇一律。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玛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在画上重复排立。他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手工操作因素。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形象可以无数次地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对于他的作品，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戏谑地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他偏爱重复和复制。“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他解释说：“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对于他来说，没有“原作”可言，他的作品全是复制品，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画中消除个性与感情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把再平凡不过的形象罗列出来。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恰与杰克逊·波洛克所宣称的他“想成为自然”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画，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实际上，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所传达的是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感觉，表现了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内在的感情。
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是沃霍尔作品中一个最令人关注母题。在19xx年所作的《玛丽莲·梦露》一画中，画家以那位不幸的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头像，作为画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复排立。那色彩简单、整齐单调的一个个梦露头像，反映出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
波普艺术，亦称为“流行艺术”，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左右，以英国伦敦和美国的纽约为中心出现的一个艺术运动。
英国画家理查德·汉戴尔顿曾把波普艺术的特点归纳为：普及的（为大众设计的）、短暂的（短期方案）、易忘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年轻的（对象是青年），浮滑的、性感的、骗
人的玩意儿，有魅力和大企业式的。
波普艺术又称普普艺术，是一个探讨通俗文化与艺术之间关连的艺术运动。波普艺术试图推翻抽象艺术并转向符号，商标等具象的大众文化主题。波普艺术这个字目前已知的是19xx年英国的艺术评论家罗伦斯·艾伟Laurence Alloway所提出的。
波普艺术同时也是一些讽刺，市侩贪婪本性的沿伸。简单来说，波普艺术是当今较底层艺术市场的前身。波普艺术家大量复制印刷的艺术品造成了相当多评论。早期某些波普艺术家力争博物馆典藏或赞助的机会。并使用很多廉价颜料创作，作品不久之后就无法保存。这也引起一些争议。19xx年代，波普艺术的影响力量开始在英国和美国流传，造就了许多当代的艺术家。后期的波普艺术几乎都在探讨美国的大众文化。
波普艺术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对于流行时尚有相当特别而且长久的影响力。不少服装设计，平面设计师都直接或间接的从波普艺术中取得或剽窃灵感。
在波普艺术中，最有影响和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是安迪·沃霍尔他是美国波普艺术运动的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19xx年他因展出汤罐和布利洛肥皂盒“雕塑”而出名。他的绘画图式几乎千篇一律。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玛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在画上重复排立。他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手工操作因素。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形象可以无数次地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对于他的作品，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戏谑地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他偏爱重复和复制。“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他解释说：“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对于他来说，没有“原作”可言，他的作品全是复制品，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画中消除个性与感情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把再平凡不过的形象罗列出来。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恰与杰克逊·波洛克所宣称的他“想成为自然”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画，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实际上，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所传达的是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感觉，表现了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内在的感情。 玛丽莲·梦露的头像，是沃霍尔作品中一个最令人关注母题。在19xx年所作的《玛丽莲·梦露》一画中，画家以那位不幸的好莱坞性感影星的头像，作为画面的基本元素，一排排地重复排立。那色彩简单、整齐单调的一个个梦露头像，反映出现代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无可奈何的空虚与迷惘。
少年时候的沃霍尔已是个锋芒毕露的艺术学生，在师长的鼓励下，决定到纽约这个艺术熔炉一闯。最初只为书刊负责插图设计工作，但很快便在纽约流行艺术界打响名堂，最出众的风格是透过丝网印刷手法和不断重复影像，将人物化成视觉商品，代表作包括《玛丽莲·梦露》、《金宝罐头汤》、《可乐樽》、《车祸》、《电椅》等，这些作品都在沃霍尔开办的纽约影楼（The Factory）中，经一些业余助手大量生产和复制，mass production总是沃霍尔的流行艺术观中不能或缺的指标。至六一年，沃霍尔已被誉为是继Dali及毕加索后另一位前卫艺术界名人，不论是一卷厕纸或一个厕板，只要盖上他的印章，随即便时髦起来！
他的绘画图式几乎千篇一律。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玛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在画上重复排立。他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手工操作因素。他的所有作品都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形象可以无数次地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对于他的作品，哈罗德·罗森伯格曾经戏谑地说：“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尼古斯·斯坦戈斯编《现代艺术观念》，侯翰如译，四川美术出版社，19xx年，第247页。)他偏爱重复和复制。“我二十年都吃相同的早餐，”他解释说：“我想这也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吧。”对于他来说，没有“原作”可言，他的作品全是复制品，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
取代原作的地位。他有意地在画中消除个性与感情的色彩，不动声色地把再平凡不过的形象罗列出来。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想成为一台机器”，恰与杰克逊·波洛克所宣称的他“想成为自然”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画，几乎不可解释，“因而它能引起无限的好奇心——是一种略微有点可怕的真空，需要用闲聊和空谈来填满它。”(罗伯特·休斯著《新艺术的震撼》，刘萍君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xx年，第307页。)实际上，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所传达的是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感觉，表现了当代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社会中人们内在的感情。 沃霍尔的绘画中常出现涂污的报纸网纹、油墨不朽的版面、套印不准的粗糙影像，让人像看电视一闪尔过，而不是欣赏绘画般仔细观看。 《口交》（Blow Job，1963） 《沉睡》（Sleep，1963） 拍摄一个男人的睡眠状态，片长超过六小时。 《吻》（Kiss，1963-1964） 这是一系列拍摄于19xx年8月到19xx年底的短片，每个短片中演员接吻三分钟。是对美国电影制作法规海斯法案（Hays Office Regulation）的颠覆与嘲弄，这条法规禁止演员间有超过三秒钟的唇部接触。同时期，安迪·沃霍尔制作了一件同样叫做《吻》的网版版画（The Kiss），采用恐怖片《吸血鬼》（Dracula，1931）中德古拉爵士噬吻米娜·哈克颈部的经典镜头。 《帝国大厦》（Empire，1964） 长达八小时，以单一固定镜位拍摄纽约帝国大厦在天黑到清晨八小时内的变化，再将底片一段段剪接起来。 《妓女》（Harlot，19xx年） 是安迪·沃霍尔第一次在电影中使用声音，但非常粗糙。 《我的小白脸》（My Hustler，19xx年） 片长约65分钟，由两部分组成。影片的情节相当简单，像是一个没有故事的故事，第一部分拍摄于一个面海的度假小屋，小屋的主人Ed带着他的保镖仆人Collie和他新包养的小白脸Paul来海边度假，Paul一个人在沙滩上晒太阳，Ed则在小屋的露台上窥视着他。随后，Ed的邻居富有的年轻女孩Genevieve及另一个中年的男同性恋者Joe加入他，三个人开始无休止地讨论Paul 的健美的肉体，以及如何勾引他，甚至和他上床等。第一部分最后，Genevieve试图挑逗沙滩上的Paul，替他擦防晒乳，两人一起到海中戏水。这部分由三个分别长约16分钟、4分钟及12分半的长镜头组成。摄影机架设在小屋和海滩之间，以便于镜头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近、中、远等不同的景框则以伸缩镜头来完成。第二部分只有一个约32分钟的固定长镜头，拍摄于Ed卧室中的浴室，Joe教导Paul该有的仪态以及如何取悦自己的雇主，如此而已。 《我的小白脸》实质上是一部对话剧，喋喋不休对话围绕著性与挑逗，反映出有闲阶级生活的空虚和百无聊赖。 这些影片都不包含声轨。无声、反叙事过长的放映时间和极限主义的取向使它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般的电影院中放映。对沃霍尔来说，电影就像是平面创作的延伸，胶片就是画布与纸以外的另一种载体。无论绢印、摄影、电影，都只是沃霍尔整体创作的一部份。以固定境头对被摄物长时间连续拍摄，其实就和一系列玛丽莲·梦露头像的创作理念是一致的。后来沃霍尔将《口交》、《沉睡》、《吻》、《帝国大厦》，的影像抽出来制成网版版画，用不同的媒材二次回收自己的作品。 要到与楚克·温（Chuck Wein）和保罗·莫利赛的合作关系建立以后，沃霍尔对声音的处理才比较用心。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楚克·温和莫利赛在「工厂」的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尤其是莫利赛，他对好莱坞电影的兴趣促使工厂电影逻辑化。如果说，《口交》、《沉睡》、《吻》和《帝国大厦》是一个平面和造型艺术家的电影创作，楚克·温和莫利赛则以电影工作者的身份介入了工厂电影的创作。从此，沃霍尔电影的题材虽然前卫依旧，但逐渐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不再挑战观众耐力的极限，甚至在影片中加入叙事的元素，在对白中加入一丝幽默感。按照意大利影评人亚普拉（Adriano Apra）的说法，是楚克·温和莫利赛使安迪·沃霍尔背离了他自己重实验性的取向。 沃霍尔的影片多半是十六厘米的黑白片，影像的颗粒明显，如有摇镜等摄影机运动时，难免意外的晃动，伸缩镜头也常常出现失焦。制作的快速和技术上的疏陋使沃霍尔的影片有点家庭影片和业余电影的味道。这种粗糙的质感，增强了纪录的特色。事实上，沃霍尔使用的Auricon十六厘米摄影机便是当时新闻记者所爱用的机型，轻巧、可以同步收音，
也可以长时间拍摄。这台Auricon的摄影机是沃荷在《帝国》的筹备期购入的，当时便是看中了这台机器可以长时间拍摄的功能。 在沃霍尔这时期的影片，譬如《我的小白脸》和中，纪录性让观众更贴近电影中的事件，加上长镜头的使用，往往是一场戏一个镜头），使每一个镜头都是与现实同步的真实时间。以《我的小白脸》的第一部分为例，当摄影机长时间面对Ed、Genevieve、Joe拍摄的时候，观众似乎近距离地旁观了他们的对话，当摄影机突然间转向海滩上的Paul，Ed、Genevieve和Joe的对话以画外音的形式持续下去，观众又马上成为与他们一同窥视Paul的同流者。 19xx年的第六届独立电影奖的颁奖辞是这样形容他的电影： “安迪·沃霍尔将电影带回了它的源头，带回了卢米埃尔的时代，他更新和净化了电影。在他的作品中，他放弃了形式与内容上的铺张，他的镜头以最简单的态度聚焦於最简单的影像。艺术家的直觉是他唯一的导引，他以一种偏执的态度纪录人的日常生活及他周围所见的事物。奇异的感受透过他的影片开始产生。世界改变了它的调性；它变得强烈而有张力。我们所见的世界比过往清晰，但并不是在一个被高度戏剧化的状态，也不是为了服务于其他什么目的，只是单纯、最低限的原质，像吃就是吃，睡就是睡??” 《切尔西女郎》（The Chelsea Girls，1966） 这部影片在商业及影评上都获得了成功，在全美一百多家影院上映，沃霍尔的影片第一次从地下跃上台面。 由于大部分的段落拍摄于纽约切尔西旅馆，《切尔西女郎》的原名就叫做《切尔西旅馆》。影片由十二部30分钟的短片组成，短片的内容仅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片段，表面上看起来像纪录片，其实是演员们依照沃霍尔的概念即兴发挥而成。 影片采用了分割画面（split screen），也就是将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影像并列，同时放映，比如，《切尔西女郎》中第一、第二短片合成一组，第一短片放映时在右，第二在左。影片的音轨只有一个，由两个片段的对白交错剪辑而成。这样的形式让两个单纯的生活场景产生化学变化，两者间既像镜子般互相对照，又不时融合成不可分割的一体。分割画面的形式在当时相当前卫， 《切尔西女郎》的成功，直接间接地启发了其他美国电影对分割画面的运用，例如Richard Fleisher的The Boston Strangler（1968）、布赖恩·迪帕尔马（Brian De Palma）的Blow Out（1981），以及迈克·菲吉斯（Mike Figgis）导演的Time Code（2000）。 相对于许多沃霍尔前卫的电影，《切尔西女郎》的形式虽然眩目，但却是一个冥想性强的作品。沃霍尔将悲伤的、喜悦的、冷漠的、浮华的、迷惘的众生相并置，拼贴出一幅现代人的肖像。当年的《新闻周刊》称它为“地下的伊里亚德”（Iliad of the underground）。 《我，一个男人》（I, a Man 19xx年） 是沃霍尔第一次触碰异性恋的题材，由八个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结构大小异，其实就是同一男子（汤姆·贝克〔Tom Baker〕饰演）与八个女子间的性冒险，然而他的性冒险却总是受外务干扰或无疾而终。例如：第一个短篇中，汤姆和辛西亚·梅（Cynthia May）饰演的女子前晚才首次邂逅，早晨起床后汤姆再次向辛西亚求欢，辛西亚一再以父母会突然进房间或女佣会来打扫等借口回绝，结果两人只得在床下仓促完事。第二个短篇中，汤姆和史蒂芬妮·格雷（Stephanie Graves）饰演的女子在一个大厦顶楼打得火热，衣衫褴褛的时候她告诉他，她是一个被包养的女人，她的公寓便是她和情人每周两次幽会的爱巢。第三个短篇中，汤姆和英格丽·苏波斯塔（Ingrid Superstar）在桌边闲聊，汤姆起初嘲笑英格丽的婴儿肥又吵著要看她的胸部；英格丽给汤姆看她的胸部，汤姆试著爱抚她。为了和英格丽上床，汤姆骗她说他可以通灵，他让她躺在桌上，进行招魂的仪式，结果英格丽在半催眠的状态下谈起她的建筑师男友。 在表面上，《我，一个男人》是一系列的性喜剧，描写一个四处沾腥的男人常常不得其门而入，不然就是得屈就于荒谬的状况，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汤姆·贝克的角色，安迪·沃霍尔原本属意The Doors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但由于莫里森的经纪人反对，才启用莫里森的好友汤姆·贝克。 在《我，一个男人》中，沃霍尔采用了Strobe Cut的技术，也就是在拍摄过程中必须快速关闭再打开摄影机，以造成影像和声音的断裂，而演员的表演则不中断，这种技术得在一个可以同时收音的机器上执行，在快速开关
之间，机器会发出短促的哔声，影像则会出现短暂的曝光。因此，在《我，一个男人》中某些紧要关头的时候，观众只快速地看到重点，伴随而来的则是一连串的闪光和哔哔声，就像是影片被电检局动了剪刀似的，让入戏的观众徒然感到沮丧。 如同沃霍尔一贯的创作观，《我，一个男人》是系列生活场景的片段再现，影片并不提供事件的因果和角色的背景，人也只是无根无家的符号。在这些有趣的生活场景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人的空虚、徒劳，以及人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奈。 有趣的是，影片中的第七个女孩正是19xx年6月3日枪伤沃霍尔的瓦莱丽·索拉娜丝（Valerie Solanas）。如同她在《我，一个男人》中的角色，索拉娜丝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第一次到工厂，是为了她自己所写的剧本寻求拍摄机会。这个名叫Up Your Ass的剧本相当前卫、大胆，连向来大胆的安迪·沃霍尔都吓了一跳，还以为索拉娜丝是警方派来的卧底，诱他触犯风化罪。起初，索拉娜丝以为沃霍尔会采用她的剧本，然而，当这剧本在工厂无端遗失之后，沃霍尔便成为索拉娜丝纠缠不清的对象，也种下她日后枪杀沃霍尔的种子。她开始向他要钱，要他付清她在切尔西旅馆的租金，因此沃霍尔才以二十五美元的酬劳让索拉娜丝在《我，一个男人》中客串。 索拉娜丝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安迪·沃霍尔正忙着影片《寂寞牛仔》（Lonesome Cowboys）的剪接工作，子弹近距离射进他的胸部，几乎致命。索拉娜丝入狱后出版的女性主义著作《S.C.U.M宣言》（S.C.U.M 〔Society for Cutting Up Man〕Manifesto），使她一度成为女性主义基本教义派的象征。加拿大女导演玛莉·哈伦（Mary Harron）曾于19xx年将索拉娜丝枪杀沃霍尔的事件搬上大银幕，名为《我枪杀了安迪·沃霍尔》（I Shot Andy Warhol）。 《寂寞牛仔》是109分钟的彩色片，由安迪·沃霍尔与保罗·莫利赛合导，莫利赛最钟爱的男演员乔·达里桑德罗（Joe Dallesandro）和工厂的超级巨星Viva主演。《寂寞牛仔》是关于一群同志牛仔住在一个只有一个女人的偏远小城的故事，影片拍摄于亚利桑那州的Tuscon，与某些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西部片的外景地相邻。《寂寞牛仔》是沃霍尔最具爆炸性的影片之一，拍摄期便受到FBI的关注，影片中Viva被集体强暴的场面更是争议不断。19xx年11月，《寂寞牛仔》赢得旧金山影展的头奖。作为美国西岸同性恋大本营、知识分子与学生活跃的开放城市，旧金山影展的肯定对“导演沃霍尔”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蓝色电影》（Blue Movie，19xx年） 是安迪·沃霍尔亲自执导筒的最后一部影片，是片长133分钟的彩色有声片。 《蓝色电影》原名《Fuck》，19xx年10月拍摄于纽约格林威治村一间公寓。虽然在片中演员Viva和路易斯·瓦登（Louis Waldon）发生真正的性关系，但影片中一大部分的时间，他们都花在讨论越战、做菜和淋浴上。《蓝色电影》的蓝色，是因为拍片时忽略了透进室内的日光，冲片后整部电影呈现蓝色调。原名过于耸动，沃霍尔索性将它称为《蓝色电影》，企图避开FBI的耳目。 以当时的社会风气来看，《蓝色电影》不论在叙事或性的呈现上都极具挑衅的意义，与当时道德崩解和性解放的时代气氛吻合，也因此屡遭检警的干预，从单厅放映的New Andy Warhol Garrick剧院撤片。撤片后，沃霍尔以书的形式将《蓝色电影》重新出版，完整保留了影片的静照和对话。 沃霍尔本人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希望拍一部纯粹关于性交的电影，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就像《吃》就只是吃，《睡》就只是睡一样。所以19xx年10月我就拍了一部Viva和路易斯·瓦登性交的电影，我称它为《干》。”如同沃霍尔所言，《蓝色电影》某些创作理念的确和他最早期的影片遥相呼应，比如对性交这个状态的呈现，越战等外围话题仅是影片的框架。除了性和个人的解放，沃霍尔的影片很少对当时政治和社会有直接的指涉或批判。在同时期的电影中，《蓝色电影》的虚无以及对性的偏执，和贝托鲁奇19xx年的《巴黎最后探戈》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只是两者一冷静一感伤，冷静的《蓝色电影》宣告了一个[[19xx年[[这个新时代和一种新道德观的来临，感伤的《巴黎最后探戈》则像一首挽歌，提早预示了这个时代的结束。
安迪·沃霍尔生前曾扬言，在潮流急转的世代，再当时得令的人与事也最多只有十五分钟的知名度，潮流寿命还比不上用完即弃的纸尿片或安全套！然而，沃霍尔的破格艺术观仍持
续影响“后后后后后后现代”的艺术文化取向，虽然他曾自谦地称：“I don’t think my art has any lasting value。”但艺术价值不同艺术价格，它往往超越拍卖行的叫卖，真正的价值在于能刺激和衍生出更多艺术生命。 有不少影评人认为安迪·沃霍尔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导演，他们说的也是事实，因为安迪的不少影片基本上用不着“导演“这个动作，他的摄影机只是对着某个物体，比如一个熟睡的人，比如，帝国大厦，然后就让他的摄影机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运转。不过，他的摄影和导演理念事实上远远地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甚至我们这个时代的前面。他把电影手段--特写--发挥到了极限，使之转化成情节和事件，藉此，他恢复了摄影机的原始功能。而他在《帝国大厦》里所创造的刹那奇观亦被以后的电影人源源不断地引用，我们因此也常常得以在银幕上欣赏到凯旋门、时代广场、金门大桥等诸多建筑物的突然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