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 《公司！公司！》
20xx年时，公司为全球81%的人口解决工作机会，构成了全球经济力量的90%，制造了全球生产总值的94%，全球100大经济体中，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世界上有161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比不上沃尔玛公司，全球最大的10个公司的销售总额超过了世界上最小的100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日本创业者商学院校长----大前研一：通过被雇用，我们获得生活所需的费用，成就自己的人生，养活自己的家人，这些钱是从公司那里获得的。
公司能让形而上的艺术待价而沽，把最高贵的精神享受换算成一个具体的数字。
人类天生就是生意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交易可能是人的本性之一，它的历史可能和语言一样古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公司最大的三个特征是，有限责任、投资权益的自由转让和公司的法人地位，这三条是定义公司的最重要的特征。
19世纪末，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这样评价公司的威力：“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经说过：“光是制造出令人满意的肥皂还不够，还必须诱导大家洗澡。”于是，公司发明并传播了体臭和口臭的概念。
有人说，需求决定供给，但是公司决不墨守这个成规，公司制造了需求。
勇于冒险、创新、自我奋斗的企业家精神
历史总在反复地验证，但历史并不会简单地重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我们找不到一个公司制度不发达，它的经济可以发达，找不到一个市场不发达，这个国家可以发达，没有的。所以，现代社会的财富创造、国民财富的积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的发展，它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公司曾经洗劫了美洲、非洲、亚洲，它将几百万人变成商品，被它强迫迁移的还有无以数计的植物、动物、矿物，甚至包括细菌和病毒。(油画《银行家》藏于荷兰国立博物馆)从郁金香到房地产，从阿姆斯特丹到新阿姆斯特丹，从1637年到20xx年，无数次的股市泡沫都没能阻止下一次的铤而走险。
首相下野、总统入狱、高官落马，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金钱与权力的交易，如同一处无法根治的顽疾。
逐利的欲望和自利的动机既是灾难和危机的培育液也是公司永葆活力的不竭之源。
京瓷集团名誉董事长----稻盛和夫：我认为有欲望是人的本能，人们想过更富裕、更便利的生活，这种欲望成为动机。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明和新的发现，其结果
是在欲望的推动下创造了今天的现代文明和社会。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19xx年时就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科斯指出，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公司内部的管理成本时，公司便产生了。
如今，各种各样的公司并存于世，它们产品不同、规模不同、目标不同、管理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承载着人们各自的梦想和创造。
杜邦公司董事长----柯爱伦：(美国特拉华州.杜邦公司成立于1802年)我认为一家理想的公司是这样的地方，每位员工都能够充分参与，并且全力为公司的成功贡献自己力量。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中国杭州.阿里巴巴集团成立于19xx年)能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去影响这个社会，完善这个社会，让每个人懂得交易、平等、分享、透明，我觉得这样的公司，在我看来是受尊重的。
回顾历史，重大的危机常常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自由市场”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抉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定价多少。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具备寻找机会和开拓机会的能力。
当一个公司的行为影响了其他公司，或个人行为影响了他人时，政府都应该出面进行干预，比如环境问题、压榨弱势群体问题。
市场体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譬如，他不能解决分配问题，不能解决歧视问题，也不能解决环境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生产出好的社会产品。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的集体利益就是让所有人都最好地追求个人利益。
公司是一种组织，一种制度，一种文化。公司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任何国家，公司都是创造财富的组织，而国家是对财富再分配的组织。
有了这种把自私自利与合作互利精巧结合起来的制度设计，公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实出自己的强大力量。公元16世纪起，荷兰、英国等国正是借助于这一制度创新，一举成为世界大国。
【2】市场无限
弗吉尼亚公司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价值约合今天24美元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了曼哈顿岛，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今天的纽约。
地球才刚刚向世人显露全貌，就已经成为商业战争的疆场。
鼎盛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30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个数字是当时英国军队的两倍
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自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20000英镑，相当于十年的薪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感叹到：我能预料到天体的运行，却难
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对我来说，仅仅为3个郡去进行生产是不值得的，但我发现如果为全世界去生产，那却是非常值得的
“他的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提高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收入水平。”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国家的强盛，不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先进。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主观利己，客观利他，每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带来了全社会财富的增加，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猎富时代】
1776年，美国独立前夜，一本不到20页的小册子开始流传，小册子名为《常识》，作者托马斯。潘恩以朴素的字眼，激励人们反抗暴政和奴役，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常识》一书对民众的影响力，仅次于《圣经》，19xx年美国《企业家》杂志选用《常识》（托马斯。潘恩）中的一段话作为发刊词，此后百余年中，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但杂志扉页上的这段话，却从来没被改变过，它被称为企业家誓言：
我是不会选择做一个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有权成为一位不寻常的人，我寻找机会，但我不寻求安稳，我不希望在国家的照顾下成为一名有保障的国民，那将被人瞧不起而使我感到痛苦不堪。我要做有意义的冒险，我要梦想，我要创造，我要失败，我也要成功。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骄傲而无所畏惧，我勇敢的面对这个世界，自豪的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已经做到。
吸引范德比尔特去冒险的也许就是冒险本身
君子不言利，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首先准则，在其他很多国家，这也是令人赞扬的社会品德，但富兰克林却告诉大家，挣钱不是贪婪，也不为谋生，而是使命、是精神，是最大限度地使人生绚丽多彩，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
“在这个新世界里，原有规则已不再适用，这是一个契约的社会，我们通过契约而非等级身份达成交易。”
“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直到今天，富兰克林的格言仍然闪亮在尘世间。对于跃跃欲试的人们来说，还有什么比思想解放，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呢？
公司对市场的无限渴求，几乎是一个本能，在美国，这个市场是通过火药和鲜血熔铸的。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林肯总统曾公开表示：在国家分裂面前，奴隶制的存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是国家的统一，还有由此带来的统一的大市场。
“如果从这样一些方面来考虑，企业家是对公司未来心怀憧憬，并能付诸实践的人，企业
家的目标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资源重新组合起来，这就是企业家的定义。”
“在市场经济当中，面临着不确定性，这时候需要有人高瞻远瞩，看清未来，具有这样一种素质的人就是企业家。”
“胆量 信念 独到的眼光，再加上一点好运气，普通人的传奇在不断上演。”
“是谁给了你就业的机会？是谁给了你建设家庭的可能？是谁让你得到了发展自己的可能？工作是一种态度，它决定了我们快乐与否。”
“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他认识到了对新兴产业的需求，这些产业在当时并不存在，而政府当然不会去创办这些产业，于是这就成了企业家事”
“如果个人没有自由，法律、文化不鼓励人们冒险，不鼓励人们创新，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企业家。”
正如古代雅典人说的那样：“承认贫穷并不是可耻之事，不努力去克服贫穷才是堕落。” “自由竞争，把全社会最有奋斗热情的人筛选了出来，这些曾经饱受贫寒，生活在特权之外的人，获得了自由之后，他们迸发的创造力让世人敬仰！”
“和比自己强的人合作，而不是和他们战斗！”这是卡内金一生信奉的常识。他还特意撰写了一句话，让人刻在自己的墓碑上：“这里躺着的人，善用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当许多地方忙着把贵族变成商人的时候，在德国，人们把商人奉为贵族。”
一位英国经济学家感叹道：“我们最富有的商人突然消失了，他们的儿子放弃了财富，嘲笑他们父亲的职业，设想成为更荣誉的绅士，然后茫然无知地挥霍祖辈的不动产。”
英国曾经被称为小店主的国家，此时却把企业家看成是被金钱弄脏了双手的人。
“英国人崇拜绅士和艺术爱好者，歧视商人、赚钱的人和职业经理人，这种偏见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英国损伤很大，让英国这个第一个工业国家失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和领导地位”
美国第30任总统柯立芝说：美国是一个搞实业的国家，所以，需要一个为实业家服务的政府，建一座工厂就是盖一座圣殿，在工厂干活就是在那里做礼拜！
“从某些方面看，人们争议的不是垄断本身，没有人会说微软的市场份额不是靠自己争取来的，问题是他们过度阻碍了新竞争者进入，”
19xx年5月11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标准石油违反了《反托拉斯法》，并将拆分为34个新公司，也许在最高法院宣判之前，许多美国人心中已经作出了有罪的判决，因为在他们看来，有比廉价商品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让每个人都拥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那也曾是洛克菲勒辉煌人生的起点！
“基本上美国强调的是机会平等，而结果不是平等，收入和财富可能不一样，但是机会必须要平等。”
一个通过自我奋斗成功的普通人，没有权利阻止其他的普通人获得成功。一个通过社会赋予的自由而登上舞台的公司，没有权利控制其他公司的自由。无论是谁成了自由的扼杀者，
最终受伤害的，也将包括他自己。
一次捐赠会上，卡内基这样说道：当我死后，为平生所作所为接受上帝的审判时，我认为自己会得到一个无罪裁决，在我的努力下，这个世界已经比我初识它时，多出了几许美好！
一个没有企业家的国家是贫弱的，一个不能诞生伟大企业家的时代是缺乏创造力的。当企业家的慈善成为一种反哺社会的集体行为时，便事实上的形成了对贪婪的社会平衡。
照片背后隐藏着一个辛酸的故事：儿童时代的洛克菲勒很少有照相的机会，所以那一天他非常兴奋，甚至酝酿了好几种微笑的表情，但因为衣着太寒酸了，所以在拍照的一瞬间被老师和摄影师排除在合影之外。
工业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世界在19世纪100年中所发生的改变，远远超过此前的3000年，然而，正因为如此，世界也不得不同时面对与进步伴生的矛盾、冲突甚至灾难。
你不能因为要倒掉盆子里的脏水而把婴儿也一并扔掉。
从范德比尔特、卡内基、洛克菲勒、拜耳、西门子等人的出身看，他们从小都经历过贫困的童年，念书不多。但他们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有拼命赚钱的愿望，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二是有娴熟的商业技巧，能发现商机，甚至是开创一个产业。当这两个共同点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企业家精神。
有钱不等于有资本资本是能够用钱赚钱的能力和本领；财富和社会价值并不等价，巨量财富的意义已经超越财富自身；企业是经济细胞，但企业不仅是“经济动物”，更是“社会动物”。企业为股东和员工创造财富，也在为全社会创造价值，在为社会进步作贡献。企业伦理、企业责任的社会意义一点不比个人的伦理和责任逊色。
【4】进步之痛
芝加哥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也被称为一座真正的城市，时人将它比喻成一个天天打开的工具箱、一个天天报时的大闹钟、一个打卡机、一件工装，使每个走近他的人感到活力、信心和力量。
普尔曼的回答是：工人挣多少钱完全是公司的事，工人无权干涉，这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观点。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价格当然由市场决定，这是19世纪中后期很多公司老板心目中的逻辑。
他们认为，如果嫌劳动条件不好，嫌工资太低，工人完全可以选择不来。
可是，难道工人们的生存要求错了，两者的矛盾究竟源自哪里呢？
于是，就像恩格斯叙述的那样：工人被看成活的工具，贫穷被看作是个人的事，失业甚至被认为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为可以把工资压在最低水平上，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马克思则尖锐地指出了资本的贪婪本性：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狄更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讽刺的是那些除了数字和事实，其他什么都看不见的人，那些最卑鄙、最可怕的罪恶的那些人物。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公司正在变成一个个庞然大物，它们不停地吞噬着新大陆的土壤、粮食、根茎，大口吮吸着物质、制度和权利，
1869年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亚当斯也指出了危险所在，他说：社会创造出一种人造生命，它有可能反过来控制它的创造者。
美国工人曾这样表达对公司权力独大的无奈。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在票箱中击败他们，但是票箱被他们占有着，有人告诉我们说可以到法院去找到正义，但是法案是他们开的。
世纪之交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不是光辉的物质成就，而是惶惑和错乱，解决的问题和造成的问题一样多，平息的争端和引起的争端一样多。
19xx年2月，美国人听到了这样的辩护词：如果这个国家的文明是靠矿工和劳工忍饥挨饿，靠年仅十二三岁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无烟煤矿捡煤来维持的话，我们越早结束这种文明，越早重新开始新的文明，对人类越有好处。
对于如何开始新的文明，丹诺在开场白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在来这个路上就下定决心要尽全力使劳资双方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仇视。
“病死的动物被用作肉制品加工原料，毒死的老鼠也和肉一起来制作香肠，腐臭发酸的肉也被利用作为原料来制造正品，有的工人失足落进高温的大肉桶，除了骨头以外整个人也就熔化了，他们被送到消费者的手中，就成了高级食用猪油”。
后来作为英国首相的邱吉尔说：这部可怕的书刺穿了最厚的脑壳和最硬的心。一些有头脑的人开始担心，国家会在这种极度自私的逐利行为中崩溃，认为应该给公司这头狂暴的野兽拴上缰绳了。
自由是公司的生命，但是没有限制的自由是危险的！只有当自由不再只是观念价值，而被确定为法律价值和制度价值之后，它才值得被尊崇和坚守。
贪婪需要恐惧来平衡。要医治西方工业化国家积累了一个多世纪的沉疴，社会监督犹如救命的药引，法制完善则如治本之方，而同样重要的是修复人们被欲望蒙蔽了的心灵。
办公司挣钱的初衷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进步？
“在现代有一个重要争论，公司合法而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他不仅作为一个经济组织，而且还要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引起这一争论的部分原因是市场体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不能解决分配的问题，不能解决歧视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诸如环境之类的问题。”
有经济学家批评福特把圣经的精神错用在工业场所，拿博爱主义做幌子来争取人心。 但亨利.福特却反复强调，给工人以高工资是效率问题，绝不是慈善行为，而工人也无须感激雇主，因为这是一个公平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世界，
在经历了剥夺、欺诈、垄断的原始成长方式后，从5美元开始，公司学着理解和修订追逐利润的新法则。
利益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决定，那是公司在鲁莽的青春期所得到的重要训示，因为从长远来讲，我们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
在工业化初始的100多年中，福祸相依，人们一次次地走远，又一次次地回头，一个公司化世界还在不断向前奔跑，带着喜悦和疼痛！
狄更斯在100多年前发出的声音不在反复回响！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个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前面什么都有，我们前面什么也没有！
公元前321年，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峡谷大败。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事
关重大的历史经历，并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困难和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大改善，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但同时，中国也进入了“发展黄金区”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新时代。
【5】危机时刻
胡佛总统宣称：我们正处在取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胜利的前夜，贫民窟即将从美国消失！ 华尔街的崛起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深度交融，开创了财富制造的新模式。1893年时，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世界第一
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生产工业品的人也是消费它们的人，正是这些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存亡，但是，作为财富的有效创造者，公司却并不是一个好的分配者。
19xx年3月美国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就职演讲中，传达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他说道：“美国人民不是束手无策！在这个紧急关头，他们已经授权政府采取直接的、强有力的行动，他们要求在政府领导下有纪律、有方向，他们选我出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此时，在古典经济学的故乡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凯恩斯已然颠覆了传统思想，在19xx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创建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以消除经济危机和失业为目标的学说体系。“
他曾经说，政府应该在经济萧条时进行投资，通货膨胀也是发展所必需的，他是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他让英国人懂得如何调控经济，后来，这些观点又影响了美国。”
“自由市场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是使用自由一词的问题所在。自由听起来很好，但是我们不能将自由市场和好的市场混为一谈”
经过几年的调整，妻子从丈夫手中接到了久违的工资袋，失业者领到了能保证一日三餐的救济金，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也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庇护所。
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罗斯福先生对自己提出的很多问题，也许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但是，他是现代美国第一个提出正确问题的总统。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危机来临时，政府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个重要的问题。
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的那样：政府有责任消除贫困，保护公民免于匮乏的自由。市场可以有效地筛选出强者，但它们无法保护弱者，因此，维护社会安全，保障基本公正的使命，政府责无旁贷。
明天在哪里？还有明天吗？公司创始人约翰.沃森年近花甲却信心十足，他说：我们不会坐等事情的发生，我们要促使事情发生！
经济危机中恰恰是技术创新、人才储备、设备更新和结构调整的好机会。例如“大萧条”
中的IBM公司，一边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等待繁荣到来，一边斥巨资打造世界级工业实验室。在危机的洗牌声中，杜邦公司的新轮胎、克莱斯勒公司的新汽车、宝洁公司的新品牌都在绝望之中找到了希望，为新一轮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国有也罢，民营也罢，都不能奢望公司制度的优化可以终结一切经济危机，也不能因危机的恐慌而指责民营经济的狭隘。唯有不断汲取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不断变革公司治理结构，同时使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相互适应，最终方能展现一幅“公司积极应对危机，危机持续改良公司”的和谐之卷。
【6】谁执权杖
管理就是效率、管理就是利润。管理是公司创造，并自我消费的产品，也是每一个成功组织的必修学问
我创建的这个公司，对我来说更是一个王国。为了使它得到更大的发展，我会毫无保留地将它交给我的后人打理，
但在斯隆，那不过是一个脆弱的庞然大物，内部相互竞争，管理者甚至都不知道谁挣了钱、谁亏了本，因为公司连统一的会计系统都没有。
“我们要为每一美元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最高的目标。在更多的地方，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产品。”
斯隆的目标是为每一个钱包生产一辆汽车。
只有时刻活在生死线上、站在悬崖边上的公司才会拥有自我更新的主动意识，才会有非盈利组织所不具备的内在冲动开辟出崭新的管理模式。
正如斯隆所说：在独裁者的公司，一个机构是不能发展成为成功的组织的，如果独裁者知道所有问题的所有答案，那么独裁制度是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但没有一个独裁者能做到这一点，将来也没有人能做到。
斯隆认为，公司需要听到多元化的声音，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以职业经理人出现为标志的，在过去由所有者掌控公司，其实公司的生命和所有者的生命实际上是捆绑在一块的，这样就不利于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能力进入公司，而职业经理人进入到公司的管理岗位上边和所有权实现了分离。这两者分离，就意味着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生命，它可以延续下去，它可以从一个最优秀的人手里边发扬光大！”
职业经理人真正走上大公司管理舞台，企业的命运从此超越了血缘和运气。
美国学者钱德勒认为，当一个企业中层和高层皆为领取薪水的经理人员所控制的时候，便可适当地称为现代企业。
“英国之所以失去一部分帝国影响力，原因之一是不认同专业人士。英国不热衷培养职业经理人，不喜欢这类拼抢的人，认为他们在商业中弄脏了双手。”
“很多自己创办公司的企业家对他们的公司充满热情，甚至成为一种信仰，但是却不能薪火相传，有时也无法将权力下放，研究管理、研究大公司的人，能够看到很多类似的案例”
“下一代人不一定能够和上一代人一样聪明，一个可能是成功的创业者，但他的继承人、
儿子或女儿却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天赋。”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代代都有才人出。公司可以传给子孙，经营公司的秉赋却不一定能遗传！要想实现公司无限大，和公司万年长这两个梦想，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显然是更为理性的选择。一个开创了公司的人，能为它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许就是在适当的时候离开。
19xx年当职业经理人斯隆先生带着荣耀退休时，通用汽车公司选出了新总裁。斯隆坦然承认，雀屏中选的不是我想要的人，但是，这个人选我无法反对，他坚信那句老话，别让现任者指定继承人，否则你得到的将只是二等复制品。
“美国人看到德国公司的治理结构时，最令他们惊讶的是工人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德国的共决制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也是无法效仿的，德国有一种双层体制，即监督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控，管理委员会负责重大决策，在管理委员会主席领导下，负责公司经营战略，这是一种有两部分构成的体制，每个部分都有明确的责任，其中一个特色是在监督委员会中要有工会成员，这样他们就能代表员工的利益，这就是德国的共决机制”。
如果把公司看作各种资源拥有者签署的一组合约，那么管理就是要在同一个平台上料理好各种权利关系。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说：组织的目的是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事。 19xx年，哈佛学院二战后招收的第一批工商管理硕士被集体授予殊荣，
管理成为公司最重要的软件，意味着智力成为重要的资本。职业经理人的成功，为普通人指出了一条通往梦想的新路径。
一幢郊区的房子、一辆汽车，有史以来最体面的生活，构成了中产阶级的美好生活图景
致力于美国企业史研究的学者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指出：公司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经取代看不见的手，接管了原先由市场执行的资源配置功能，经理人员则已成为美国最在影响力的经济决策者集团。
19xx年时，通用汽车的股东超过了100万
公众公司一词，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公司所有权的悄然转移。
“公司发展的越快规模就越大，规模越大以后大公司病就随之而来了，大公司病实际上是两个方面有问题，一个就是它的维度，汇报的维度特别多，有的时候从下级到上级要经过几十层的报告关系，还有一个就是部门之间的壁垒可能是越来越强，然后部门的信息不能共享，协调行动没法完成。”
谁来执掌公司？谁对公司负责？这不禁令人想起了一个古老有难题。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对经理人能否用意周全提出质疑——他认为，让经理管理股东的财产会产生疏忽、偷懒、为自己利益而不是股东利益考虑的弊端，很难期望人们带着同样焦虑的警惕性来关心他人的资金，后人将此称为斯密的难题，它拷问着此后200多年中的每一个经理人。
“从20xx年到现在的大衰退期间，出现了很多对经理人的批判，但取而代之的还是职
业经理人，我们不会退回到从前，因为这已经是更好的了，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职业经理人和风险管理者，在任何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中，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企业是这样，政府也是这样。”
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世界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本和时效。对任何组织而言，当旧的权力平衡被打破，信任被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最求取新的平衡，建立新的信任。
所有探索结束时 都是物归初始 都是此境初识 他依然还在探索
公司治理的根本命题在于权力的制约与平衡，“内部人控制”需要更多外部力量的牵制。公司治理的未来在于协调股东、管理者、监督者、员工、客户、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等相关利益方的关系。而这似乎又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公司的价值观到底怎样排序？公司的最高利益究竟何在？看来，制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价值观。
时间之树常青，公司治理没有一成不变的答案，新问题需要新理论。所有的制度变迁背后都有着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痛苦的选择。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7】各领风骚
19xx年美国人爱德华兹.戴明在日本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质量管理奖。戴明是二战后传授公司经营之法的众多美国专家之一，30年后他一举成名。19xx年6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请戴明去做电视访谈，题目是：如果日本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能？节目播出后轰动全国。此时的日本公司已经从一个学习者变为势不可挡的赶赴者，全世界都在问这是为什么？
就在戴明来到日本的19xx年，日本商人松下幸之助第一次踏上了美国土地，面对强大的美国公司，松下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他对属下说：从前是以一个日本人的立场来考虑事情，如今要以一个世界人的眼光作出判断。作为一个经济的世界人，必须利用本民族文化的优长才能从事世界性的经济活动。
当时，也许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松下幸之助此言的深意，直到日本公司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人们发现，公司归根到底是人的组织，在制度和理性之外要想调动人、激励人、凝聚人，唯有文化，那是公司管理的更高境界，也是效益和利益的新来源，只有那些善于汲取先进文化并创造出自己独特新文化的公司，才可能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涩泽荣一逐渐发现，要想有根本性的突破，症结不在于是否学会了股份制的样式，而在于如何改变阻碍公司发展的社会文化。
自明治维新以来，主导开放改革的日本精英阶层就意识到：思想解放是国家进步的根本。
“福泽最重要的思想是尽管西洋的东西得到了很好的介绍和接纳，但是在应用的时候，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精神和需求、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社会风气以及社会自身的特点作为根本，只是把西洋的东西借来使用是不行的。”
数十年的政商经验告诉他要改变轻商贱利和权力本位的风气，必须在日本传统的儒教思想和资本主义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结合点。
沼泽荣一从东方的儒学传统中为经商找到了高尚的动机：经商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社会，这不仅同理想人格没有矛盾，而且还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最佳途径，正所谓公益即私利，私利能生公益。这一解释赋予了商业活动新的意义，进而改变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
追求金钱的同时，如果失去了人心、精神和和谐就很危险了
20世纪30年代，一代新的企业家继承了沼泽荣一的精神衣钵。
19xx年5月5日，松下幸之助将168名员工全部召集起来，激动地向大家宣布自己刚刚发现的公司使命。“我们如果能像算来水管那样不停的生产，当然价格就会降低，产品就会变得便宜，人们会方便，生活会更美好，社会会更富裕，这是松下电器公司所有员工生存的意义，也是公司的社会使命。”
松下幸之助把宣布算来水经营哲学的日子定为公司的创业纪念日。将19xx年称为命知创业元年
把个人的命运和公司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日本和欧美最大的不同。 “有一些文化，但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有一些则更倾向于集体主义。管理体系中的薪酬制度都会映射出文化中的那些因素。”
献身国家，忠诚、勇气和自我牺牲。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被融入现代企业，公司因此而被独特的日本面孔。
道义、情感、人际关系，还有信任感、亲密性，这些维系人类社会数千年生存的基本要素都可以转化成生产力，日本公司向世界传递出一种新的信息。
“这个事件后，他逐渐意识到创立公司不是仅仅满足个人梦想，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和生活”
“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我逐渐把爱人、珍惜每个员工作为经营公司的一个目的，把实现所有员工物质和精神的幸福作为公司的核心理念。”
“或许有些东西在日本不被接受，但也在相当一部分东西，在任何社会里都行得通，珍惜人，提高人们的热情，以此来提高商业水平，这一点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的时代都是基本的”
美国公司的质量管理是末端控制，他的日本学生则把问题消灭在源头。
“比如早上来到公司，问今天有问题吗？如果回答没问题，就会很奇怪，问题是一定会有的，没有问题就是问题，那就要去发现问题，努力地寻找问题！”
日本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总结说：日本企业的成功，远不只是公司歌曲和终身雇佣制度，而是在组织上重新发现了“人”。归根到底，公司并不是豪华建筑、财政利润、战略分析和5年规划，而要想调动人的因素，文化的力量无形胜有形！但文化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只有关于学习和开放的文化，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既留下已有的东西，同时引进新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日本文化的混杂性，日本很
擅长引进新鲜事物，所以能够在自由运用新事物的同时也不会丢弃已有的东西，而是保留它们原有的形式，新事物和旧事物在这种并不冲突的状态下演化至今！”
“我的一位日本朋友说过：在没有工业化的国家，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很低，组织性很差，一旦拥有了现代工业，学会了竞争，官僚机构也会变得高效起来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公司从文化中收获的利益成为全世界的榜样，企业文化的内涵被迅速而充分地延展，人们纷纷向各自的文明中去寻找，用美好的价值重组公司，用高贵的精神锻造公司，用超越利益的公共品质包装公司，这一切所取得的成就，是仅仅依靠硬性管理无法到达的高度。
“有一种普遍价值，在美国被大部分人接受，这种文化价值观是强烈追求利益、机会和创新”
“美国的管理文化与日本截然不同，美国有更加自由、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的管理文化，能够使个人得到发展，更注重人体而不是集体。”
无论身处何种文化环境，惟有更好地调动起自身文化中激发个潜能的优势，更好地解读人与组织的关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
历史再一次表明，惟有更具原创力的文化基因，才能长久地支撑起经济奇迹！
当今时代，正确处理本土化的关系是公司文化建设的难点和关键环节。简单照搬并非真正的学习。既留下自己已有的东西，同时又引进新的东西，这就是秉承“菊与刀”传统特质的日本企业文化。日本先是以中国为师，而后以欧洲为师，二战后又以美国为师，每一次学习都是一次扬弃，一次超越，一次创新，各种文化在碰撞中不断融合，不断发展，日本企业文化就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兼收并蓄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中国社会处在转型之中，中国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中国公司需要学习的，不仅是日本公司严格的质量管理、卓越的文化塑造、合理的股权结构等“器物之学”，还有日本公司将全球化的文化理念与本土的文化传统相互结合的气度和胸怀。在中国，这一过程必定是长期的、艰辛的。
【8】创新先锋
事实上，自从智力和资本走到一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呈现出几何级数，自从有了公司，人类很多的新知识、新发明、新创意都有了明确的创造者和拥有者，
300多年前，英国思想家培根说道：知识就是力量！而让知识真正成为力量，让科技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并不是知识或者科技本身，而是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公司组织，因为，在创新活动的诸多要素中：制度大于技术！
公司的创新、高新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制度环境。所谓制度环境就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技术节省生产费用，制度节省交易费用。所以说“制度高于技术”。
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不能只盯着物质资本和技术本身，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本作用的经济体制、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去。中国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应当真正推进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
制度高于技术的含义，不仅是指企业和市场。制度设计最重要的莫过于为所有的公民创
造出自由发展的空间，创造相互信任的预期，规定人们行为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设置制度是为了满足人自由发展的需要，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为了实现自由人的联合。
只有充分竞争，企业之间才有相互学习和变革的必要，也才有优胜劣汰的外在压力。 对于这一类企业来说，创新的市场比创新的技术更重要，创新的机制币创新的能力更重要，创新的思路比创新的技术更重要，创新的制度设计比创新的思路更重要。
经济学家诺斯认为：英国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中取代荷兰，不仅仅是发明和科学活动的增加有关，也不仅仅与纺织、钢铁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有关，而是与生产、投资及市场的新组织方式有关。诺斯所说的新组织，就是将资金、技术和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公司。
把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经指出西方文化的两个特点：一是认为科学是认识和理解宇宙的唯一有效途径，二是认为将科学应有于掠夺性技术，从而增加个人财富是天经地义的。
如何把科学技术变成生产力？这个让很多国家苦恼的问题，在市场机制下早已有了答案。经济史上的案例不断表明：只有公司才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把试管和柜台连接起来。
公司创新的根本因素，在于创新者“个人的自主性”，也是现代经济学中所谓的“人力资本”。
只有
贝尔实验室先后有11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它曾拥有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
欧洲人曾经嘲笑日本是一个由晶体管销售人员组成的国家，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这样形容道：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被佳能复制、被尼康拍摄、被松下录影、被精工计时、被夏普的斑斓色彩魅惑。
“基本上，硅谷里的公司都只关注未来的发展。没有人会回头看旧的技术或模式。你的下一个产品才是重点，而非上一个。关键是重新发现自我，发掘新的市场、不断地成长。”（保罗·欧德宁 英特尔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这里渐渐成了一群不修边幅的疯子或天才的创业天堂，彼此不关注身份地位，甚至不关注国籍信仰，只关注才能！
关于硅谷的神话大多是这样的：一两个大学生，一个新鲜的想法，一个车库或仓库，然后就是一个小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或韩国的文化，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文化，人们为了达成共识不惜降低标准，当然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是一种他们非常珍视的美德和价值观，但是颠覆性的创新需要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下获得激发”
公司随生随散、分化变形在硅谷逐渐变成惯例，人们通常认为“工作是为了活着”，而
硅谷人认为：“活着是为了工作”。在这里，创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失败被视为一种值得彰显的资历，因为那表明你曾经尝试过奋斗。
“这就是硅谷的魅力之一， 因为即使你的企业失败了，只要你已经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对得起你的员工和投资者，你就可以起来，拍去灰尘， 开始一次新的尝试。”（加斯·塞隆纳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
“创造和创新需要思想自由，我们不能靠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搞创新，我们需要很多人考虑不同的，更微观的事情”。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指出：权力始终归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占有。20世纪末，科学技术已成为比资本更为重要的生产要素，随着资本市场支持下的各种高科技公司不断降生，随着新生的网络公司开始取代传统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随着创意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产业，权力发生了新一轮的转移。
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创新才是可持续的。
“只要有需求，市场就会发挥作用。一旦有了需求，就会有聪明的企业家出现，无论这个聪明的企业家出现在中国、法国、希腊、还是美国，都会发明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
公司创始人穆尔蒂说：这一切都跟培育梦想有关，你得确认每个人都有机会捉到彩虹的一角。
“要鼓励创新，我想诺斯说的最经典的一句话：什么样的一种制度是最能够刺激、鼓励人们的创新呢，就是他创新对社会的贡献和他取得的回报，这之间越一致，差距越小，越能够鼓励人们创新。”（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9】本土雄心
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
上海，曾被描述为十里洋场和冒险家乐园
轮船招商局，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有人评论道：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盛宣怀认为，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官督商办体制，在当时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对新的民族工商企业的创立，起到了一种启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它不能长久。”
专制制度下，商人的利益脆弱得就像一件瓷器，随时会被粉碎。中国历朝历代的商业活动不可谓不繁荣，但众多经营有方、富可敌国的商帮，终未能转变为现代意义的公司。因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之下，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和法律保护下的产权制度都是奢谈。
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公司热很快冷却了，三五年间，一大批刚建立的公司纷纷破产。1887年，有人这样描述道：承办者往往倾家，公司两字久为人所厌闻，
“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这是郑观应在长诗《商务叹》中的感慨。
19xx年冬天，旅居日本的梁启超冷眼静观时局，写下了《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一文，指出了当时中国公司存在的四大弊病。梁启超认为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法治环境。他说：“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他（梁）就非常尖锐地指出，中国是立法自立法，违法自违法，上下恬然，不以为怪，所以他就说如果有法而不依就等同于没有法，所以他就非常尖锐地说：今日之中国是无法之国也！”
广东成为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中心，上海成为金融、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中心，天津成为纺织和航运中心。
经历了30年代经济危机，世界陷入对自由市场的反思中，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xx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提倡建立计划经济。但是，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大脑也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能了解所有供求信息并做出合理规划的人，恐怕只有全知全能的上帝。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这样描述市场经济在中世纪欧洲的出现，市场意味着自由、开放与其它国家交往，它让人们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
“可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的国家，这么一个大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就从一个东亚病夫变成一个推动世界经济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中间我想主要的因素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
“公司在整个市场经济里面的话，它是相当于一个细胞，它是一个执行者，它必须要有很强的竞争力，才能够优胜劣汰，这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就是一个创新。”
一个经济休究竟应该多大比例开放市场，从计划和管制中走出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各自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平衡。如何才能获得一个生命体自我生存的远见？如何才能具备一个永不停息的竞争者的奔跑品质？时间将会一一给出答案。
我们的第一部公司法是19xx年12月通过的。
应该看到，我们现在尽管很努力，但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关键是我们的法治建设差距犹大。
【10】地球无疆
如果不是广袤的海外市场的召唤，也许现代公司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地中海孕育、从大西洋出发，公司的诞生就是为了远渡重洋，世界上很多个地方都被那个热衷于征服与掠夺的早期跨国公司拿来取作名号，因为这个不光彩的起步。跨国公司似乎一直不得人心，它曾被视作侵略的工具，引发了众根深蒂固的恐惧，但是。400 多年来，公司却从未改变向外的姿势，天灾或是战火、政治鸿沟或是文化差异，都不能阻挡这与生俱来的冲动。
哪里成本低，哪里有需求，公司就千方百计去哪里
“公司不会站出来说，我们来创建全球化吧，而会说，我们来扩大市场吧。让我们进军拉丁美洲吧，让我们进军亚洲吧。公司想要更大的市场、销售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个过程
中，所有的公司连接起来，每个公司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所有这一切加起来，结果导致了全球化。”
当地理大发现一点点勾勒出世界的全貌，公司率先出发了
公司对市场的渴望有多强烈，对打破隔绝和封闭的渴望就有多迫切。
19xx年英国物理学家伯纳斯.李创造了万维网，多年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网络对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到20xx年时，诺基亚的股权结构中荷兰只占了9%，它不再属于荷兰，但却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因为诺基亚的成功，荷兰连续3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年度世界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在全球市场上，开放的国家和公司得以相互成全。
“一个封闭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将会被创造力所打败，创造力产生竞争，使人们总是想竞争、想做得更好。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反思。一个过分受到国家保护的经济，是不能得到持续发展的。”（皮埃尔·道克斯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公司，历史性的机遇都稍纵即逝，它只属于那些引领潮流的开创者。
“全球竞争对消费者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来自全世界的生产者都在竞争，看看谁能把产品卖给像你和我这样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产品变得更好，价格变得更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就是消费者。”（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学家）
“时过境迁，情况发生了改变，不平等的关系正在转成更加对等的关系，现在比以前有更多的利润、更多的就业、更多的研究项目和更多的技术注入东道国。产品的价格也更加合理。”
全球竞争，降低了整个人类的交易成本，公司触角最大程度地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于是，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无数个普通人获得了分享现代文明成果的可能。
当搜索引擎让我们对地球上每时每刻的变化尽在掌握时，在空间上，人类确乎已进入了一个天涯咫尺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也不乏咫尺天涯的故事，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天然的、长久的隔膜绝非轻易可以穿越。
19xx年德国最大的工业集团戴姆勒－奔驰和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宣布合并，12年后，克莱斯勒又被收到意大利的菲来特集团麾下。
这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要在竞技场上长久保持领先者的席位，惟有创新。创新管理、创新组织模式、创新技术，公司已经开始上演全球化时代的变形记。
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经济活动的大舞台，大家都可以登台，扮演着某个角色，台词甚至剧目并不雷同，但没有人能演独角戏。
19世纪时，英国诗人威廉.怀海德在诗中写道：战争的勇气因贸易而坚定，新的力量因征服而来！当地球有限的资源面对人类无限的欲望时，争夺和冲突无可避免地贯穿了整个历史，直到贸易战代替了为贸易而战争，谈判桌代替了战场，合作共嬴代替了掠夺占有。
公司走过的历程，重叠着世界现代化的脚印，其间充满了国与国的竞争与角逐，也留下了人类对自身的重新发现和思考。在市场的推动下，公司不停地创造和梦想，也学会了尊重与谦卑，利益驱使着公司逐鹿全球，但无论身在何处，只有创造出更符合人类理想生活的价值，才能赢得未来。
没有人能够断言，处于矛盾、机会、合作、分歧种种复杂境地中的公司，最终将会走向哪里。但我们知道，历史不会回头！
没有人能够预测，在财富、权力、科技、文化等等的合力作用下，公司还有多少可以被激发的潜能。我们只知道，未来总在想象之外！
一家公司肯定有它独特的文化，也有自己的历史，而在这当中，产品质量、革新、技术能力或者顾客群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凭借相对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低廉的制造成本和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工厂”。
面对全球化，跨国公司学会了尊重与谦卑。跨国公司无论身在何处，只有创造出更符合人类理想生活的价值，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才能赢得未来。
全球化对中国公司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公司之不过是把人的自私自利和合作互利精巧结合起来的制度设计。
公司是什么？中国的公司离伟大的公司还有多远？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大国还有多远？ 公司不该是权力的工具，而应是普通人展示智慧、汇聚能量的舞台；公司不该是金钱的奴隶，而应是带动社会创新和进步的功能；公司不该是冰冷的机器，而应是以人为本的倡导者和收益者。
好的公司带来自由、公平的竞争，创造丰富而廉价的产品。
好的政府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有法治划定利益的边界。
而不论公司还是政府，任何一个组织的目的，如果不是为了让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那它就无法获得诚心的尊重，无法获得长久的生命。
和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们一样，对于中国公司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我从来都不缺少信心，并将一直满怀期待，且思且行。
黑格尔说“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莎士比亚说：唯一的黑暗就是无知。
从《大国崛起》到《公司的力量》，全球视野、理性精神、历史眼光，是我们创作中一直努力坚守的理念。
倾听过去，放眼未来。Go ah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