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胎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其变化的方向令人欣慰,但步子太小；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我们曾多次撰文论述，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都难以走出困境。长期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科技、国防带来巨大的危害，对中国的资源掌控和环境改善也是弊大于利，从而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相信，要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必须将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这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通俗来说，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人口最终将稳定。中国的更替水平是在2.2以上，即每对夫妻平均至少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长期不衰减。但20xx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是1.19，2011和20xx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则分别是1.05和1.25。尽管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数据被低估，但根据20xx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回推验证历史数据发现，这种低估现象就算存在也非常有限。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xx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一年还是认为会带来婴儿潮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

与原先那种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相比，放开单独二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放开单独二胎本身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生育率的有限反弹，但其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长期效果极其有限。我们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改弦易辙的起点。

那么放开单独二胎会对生育率提升带来多大的效果呢？不妨回顾一下之前政策实践和政策微调的效果。

比如根据江苏省生育政策，女方为农村居民的单独夫妻可生二胎。近年，早期政策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都进入育龄期，但却没有多少符合政策的人申请生育二胎。从20xx年至20xx年，“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在江苏六个县/市开展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基线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有越来越多夫妻符合政策可生二胎，但他们生育的孩子数没有出现与生育政策相应的增加。只有10%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妇女已经生了两胎；即便在35-39岁的妇女中，生二胎的也不到30%。

各地双独二胎政策已实行多年，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例如，上海是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城市，据20xx年12月12日《东方早报》报道：被调查的上海市80后已婚夫妻中约有80%的夫妻符合双独可生二胎政策，而今年1-9月份的户籍人口二孩率在8%左右。说明双独夫妻中生育二胎的比例很低。又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分别于20xx年、20xx年，选取东城、海淀、昌平三区调查了2000余育龄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形成《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比较研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双独家庭生二胎的欲望并不强烈。城市双独家庭受访者中，26.13%选择了“愿意生二胎”，44.16%选择了“不愿意”，29.71%选择了“没想好”；而农村双独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有条件放开二胎难以有效提升生育率的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上述发达地区。不久前，《新京报》报道，山西翼城县在二胎试点28年之后，人口并没有急剧增长，生育率反倒下降。接着，《每日经济新闻》又报道，山东长岛县实行二胎政策将近30年，人口连年负增长。此外，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都试点过二胎政策，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

这些证据都预示着，即使是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高，至于更为保守的放开单独二胎，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更是杯水车薪。生育不像自来水可随意开关，因为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逆转将极其困难。根据历史经验，没有哪个国家的生育率处于极低后还能成功恢复正常。不管政策是否放松，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社会发展下，东亚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更低。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极大地摧毁了正常的生育文化。

对提升生育率来说，真正棘手的是低生育率陷阱。少子化让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更高，导致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和健康。越低的生育率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导致生育率更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另外，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种恶性循环。年轻夫妻普遍感觉养不起孩子并开始感受到赡养老人的压力，说明中国已经完全了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那么如果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有多大的反弹呢？生育意愿是决定实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它通常可以表达为家庭问卷调查中的理想孩子数。我们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xx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得出下表。

中国生育意愿（理想孩子数） 1990-2000 2001-2010

城市居民 1.46 1.39

农村居民 1.83 1.79

外出务工 缺 1.73

该表显示，1）从19xx年代到20xx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2）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意愿相差不超过30%，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3）不仅城市，甚至农村的理想孩子数也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不过许多表格没有明列政策前提，所以表中的理想孩子数可能低估了真实的生育意愿。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 (Yamaguchi和Youm, 2012)，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 1.4。

由上述数据可推断，在没有任何限制下，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超过1.7。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xx年泰国和越南的生育率分别为1.58和1.82。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还是人均GDP，中国都高于泰国，更远高于越南。这也可以佐证，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高过1.7。考虑到完全放开生育后，还存在补偿生育（即过去因为限制没有实现，但放开后将实现的生育），为了估算补偿生育率，把 19xx年以来实际生育率不足1.7的年份补至1.7，得出当年因限制未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xx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

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补偿生育率。

该方法倾向于高估全面放开之后的生育水平。第一，对无限制的正常生育率采用了很可能高估的数值。第二，未考虑节育因素和考虑剖腹产对生育的短期抑制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中国剖腹产比例在20xx年就达到46%，为全球最高。第三，没有考虑城市长期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把少子化当成正常生育状态的观念因素，也没有考虑低生育率陷阱。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如果在20xx年完全放开生育（不只是放开二胎），2014至20xx年的生育率将分别为2.3、2.1、2.0、1.9、1.9。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xx年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 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认为，在更保守的放开二胎的情况下，头几年生育率可能超过4.4。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可能性是零。实际上，参与这份报告的部分学者对中国人口形势一直存在严重误判，其许多研究结果毫无科学严谨性和学术价值。比如，20xx年人口普查的抽样原始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为1.23，但被调高40%到1.8，该数字成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虽然当时确实存在漏报，但40%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实际上，根据20xx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推，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34，远不到1.8。比起那时把生育率从1.23调整到1.8，20xx年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对全面放开二胎后形势的估计之离谱更是过犹而无不及，他们误判人口形势的倾向依然在继续。

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足以印证，限制生育政策的逆转所带来的反弹非常有限，而恢复到正常的生育率将难上加难。新加坡和韩国都曾实行过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来都改弦易辙。新加坡在19xx年的生育率为1.62，19xx年从控制改为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目前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2左右，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华人地区同处世界最低水平。从1996至20xx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更替水平，但生育率却从1.58降至1.16；自20xx年韩国开始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2至1.4之间。

基于以上证据可以预料，即便现在立即全面放开，生育率的反弹也将非常有限。完全放开后，新生儿数量将从20xx年的1600万左右，反弹到其后5年的2600万、2300万、2100万、2000万、1900万，即使20xx年的峰值也要低于19xx年的2900万的水平，相对反弹幅度略高于19xx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但要远小于19xx年代的生育高峰。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还有育龄女性数量的急剧减少，因为19xx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已导致90后母亲在未来一二十年的锐减。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应对这个滑坡的最好方式是，在完全放开后，当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更替水平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力求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虽然分步放开的方案看似稳妥，但全面开放却有更多的好处。

首先，很多农村居民按“一胎半”政策本来就可生育二胎。现有政策放宽到单独二胎，对于他们的效果十分有限。更者，一些接近生育期结束的女性多年期盼能有第二个孩子。她们大都不是独生子女，再不放开她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在中国新生儿数量长期萎缩已经不可避免的今天，允许她们生育不仅可以避免她们终生的遗憾，也有助于缓解出生人口滑坡式衰减。

其次，单独二胎政策意味着一对夫妇是否能生育二胎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是独生子女，这种由出身来决定生育权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基本的公平原则。长期以来，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直滋长着社会的不满情绪，民怨极大。单独二胎政策依然还是在限制民众的生育权，这将会继续产生不必要的社会矛盾，损害党和国家的信誉。

第三，随着失独家庭增多，养老问题恶化，以及低生育率的各种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自19xx年开始的严厉化的生育限制政策完全是个错误。如果说早年犯下这个错误是因为认识不足、判断失误还情有可原。今天依然延续这个错误将引起社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质疑。现在需要的是与过去的错误切割，改变人口政策的方向，而放开单独二胎这种弱化了的限制政策则会给社会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回报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现在出生的孩子多一些，短期内可促进内需，提振信心，长期来看更是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得老化和锐减所带来的危害。

当然，人口危机是个慢性问题，在宏观上一两年的政策延缓也许不会对未来结果造成根本性的差异，而逐步放开在政策连续性和稳妥性上可以理解。如果确定第一步只是放开单独二胎，那我们建议，在这项政策实施后，密切监测生育率的变化。理论估算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限制性政策逆转的第一年是生育反弹的最高峰。因此，如果在有限放开的第一年之后的生育率依然低于更替水平，那么就应该立即全面放开，而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了。

我们期望中央真正体认到，人口优势是中国复兴的战略基础，低生育率所造成的人口危机将严重威胁中国的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大船掉头即便慢一些，但方向必须正确。全面放开生育并在补偿反弹过后开始鼓励生育才是正确的方向。然而，提升生育率来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在低生育率陷阱下，养育孩子的负担将越来越重。因此最关键的是需要建设性地实行各种鼓励生育措施，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而且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我们相信，这将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二篇：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杯水车薪

梁建章、黄文政

2013-11-22 08:19阅读(4202)评论(23)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单独二胎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其变化的方向令人欣慰,但步子太小；放开单独二胎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作用只是杯水车薪。

我们曾多次撰文论述，中国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即使全面放开甚至鼓励生育都难以走出困境。长期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科技、国防带来巨大的危害，对中国的资源掌控和环境改善也是弊大于利，从而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相信，要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和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必须将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水平。这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通俗来说，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意味着孩子的数量与父母辈持平，人口最终将稳定。中国的更替水平是在2.2以上，即每对夫妻平均至少需要生育2.2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长期不衰减。但20xx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是1.19，2011和20xx年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则分别是1.05和1.25。尽管有人认为国家统计局的生育率数据被低估，但根据20xx年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回推验证历史数据发现，这种低估现象就算存在也非常有限。即便假设生育率被低估10%，那20xx年的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而这一年还是认为会带来婴儿潮的龙年。在2.2的更替水平下，1.4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

与原先那种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相比，放开单独二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放开单独二胎本身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生育率的有限反弹，但其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长期效果极其有限。我们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改弦易辙的起点。

那么放开单独二胎会对生育率提升带来多大的效果呢？不妨回顾一下之前政策实践和政策微调的效果。

比如根据江苏省生育政策，女方为农村居民的单独夫妻可生二胎。近年，早期政策下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都进入育龄期，但却没有多少符合政策的人申请生

育二胎。从20xx年至20xx年，“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课题组在江苏六个县/市开展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基线和跟踪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有越来越多夫妻符合政策可生二胎，但他们生育的孩子数没有出现与生育政策相应的增加。只有10%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妇女已经生了两胎；即便在35-39岁的妇女中，生二胎的也不到30%。

各地双独二胎政策已实行多年，对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微乎其微。例如，上海是独生子女比例较高的城市，据20xx年12月12日《东方早报》报道：被调查的上海市80后已婚夫妻中约有80%的夫妻符合双独可生二胎政策，而今年1-9月份的户籍人口二孩率在8%左右。说明双独夫妻中生育二胎的比例很低。又如，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分别于20xx年、20xx年，选取东城、海淀、昌平三区调查了2000余育龄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形成《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比较研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双独家庭生二胎的欲望并不强烈。城市双独家庭受访者中，26.13%选择了“愿意生二胎”，44.16%选择了“不愿意”，29.71%选择了“没想好”；而农村双独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有条件放开二胎难以有效提升生育率的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上述发达地区。不久前，《新京报》报道，山西翼城县在二胎试点28年之后，人口并没有急剧增长，生育率反倒下降。接着，《每日经济新闻》又报道，山东长岛县实行二胎政策将近30年，人口连年负增长。此外，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都试点过二胎政策，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

这些证据都预示着，即使是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高，至于更为保守的放开单独二胎，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更是杯水车薪。生育不像自来水可随意开关，因为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逆转将极其困难。根据历史经验，没有哪个国家的生育率处于极低后还能成功恢复正常。不管政策是否放松，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社会发展下，东亚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更低。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极大地摧毁了正常的生育文化。

对提升生育率来说，真正棘手的是低生育率陷阱。少子化让每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更高，导致想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若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没这么高，想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和健康。越低的生育率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导致生育率更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另外，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也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又一种恶性循环。年轻夫妻普遍感觉养不起孩子并开始感受到赡养老人的压力，说明中国已经完全了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

那么如果全面放开生育，出生人数会有多大的反弹呢？生育意愿是决定实际生育率的重要因素，它通常可以表达为家庭问卷调查中的理想孩子数。我们以“生育意愿”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出1990至20xx年共211篇文章，综合这些文章中的475张表格共280897人的数据得出下表。

中国生育意愿（理想孩子数） 1990-2000 2001-2010

城市居民 1.46 1.39

农村居民 1.83 1.79

外出务工 缺 1.73

该表显示，1）从19xx年代到20xx年代，城乡生育意愿都在下降；2）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意愿相差不超过30%，外出务工者介于两者之间；3）不仅城市，甚至农村的理想孩子数也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不过许多表格没有明列政策前提，所以表中的理想孩子数可能低估了真实的生育意愿。在日本和韩国的调查中 (Yamaguchi和Youm, 2012)，理想孩子数都超过2，但实际生育率却都不到 1.4。 由上述数据可推断，在没有任何限制下，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超过1.7。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xx年泰国和越南的生育率分别为1.58和1.82。无论是人类发展指数还是人均GDP，中国都高于泰国，更远高于越南。这也可以佐证，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不会高过1.7。考虑到完全放开生育后，还存在补偿生育（即过去因为限制没有实现，但放开后将实现的生育），为了估算补偿生育率，把 19xx年以来实际生育率不足1.7的年份补至1.7，得出当年因限制未实现、当前还愿实现的“遗憾”生育意愿。由各年份和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可得出20xx年的年龄别“遗憾”生育意愿，再按各年龄的剩余生育率分布将“遗憾”生育意愿分配到未来年份，扣除届时年龄的不孕比例，再按年份加和得出未来每年的补偿生育率。

该方法倾向于高估全面放开之后的生育水平。第一，对无限制的正常生育率采用了很可能高估的数值。第二，未考虑节育因素和考虑剖腹产对生育的短期抑制作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中国剖腹产比例在20xx年就达到46%，为全球最高。第三，没有考虑城市长期一胎化政策导致的把少子化当成正常生育状态的观念因素，也没有考虑低生育率陷阱。

根据上述方法估算，如果在20xx年完全放开生育（不只是放开二胎），2014至20xx年的生育率将分别为2.3、2.1、2.0、1.9、1.9。至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xx年发布的《人口形势的变化 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认为，在更保守的放开二胎的情况下，头几年生育率可能超过4.4。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可能性是零。实际上，参与这份报告的部分学者对中国人口形势一直存在严重误判，其许多研究结果毫无科学严谨性和学术价值。比如，20xx年人口普查的抽样原始

数据显示的总和生育率为1.23，但被调高40%到1.8，该数字成为制定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虽然当时确实存在漏报，但40%的调整幅度是匪夷所思。实际上，根据20xx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推，当年的生育率只有1.34，远不到1.8。比起那时把生育率从1.23调整到1.8，20xx年的《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对全面放开二胎后形势的估计之离谱更是过犹而无不及，他们误判人口形势的倾向依然在继续。

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足以印证，限制生育政策的逆转所带来的反弹非常有限，而恢复到正常的生育率将难上加难。新加坡和韩国都曾实行过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来都改弦易辙。新加坡在19xx年的生育率为1.62，19xx年从控制改为鼓励生育，其后5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96、1.75、1.87、1.77和1.76，反弹幅度远低于我们对中国完全放开后生育率反弹的估算。目前新加坡的生育率在1.2左右，与台湾、香港、澳门等华人地区同处世界最低水平。从1996至20xx年，韩国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更替水平，但生育率却从1.58降至1.16；自20xx年韩国开始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依然徘徊在1.2至1.4之间。

基于以上证据可以预料，即便现在立即全面放开，生育率的反弹也将非常有限。完全放开后，新生儿数量将从20xx年的1600万左右，反弹到其后5年的2600万、2300万、2100万、2000万、1900万，即使20xx年的峰值也要低于19xx年的2900万的水平，相对反弹幅度略高于19xx年代末期的生育高峰，但要远小于19xx年代的生育高峰。

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几年之后，新生儿数量又会雪崩式下滑。原因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会回落之外，还有育龄女性数量的急剧减少，因为19xx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已导致90后母亲在未来一二十年的锐减。这个大滑坡将严重恶化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未来人口的衰减，将给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应对这个滑坡的最好方式是，在完全放开后，当生育率再度下滑到更替水平时，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力求把生育率提升至更替水平，维持中华民族的正常繁衍。虽然分步放开的方案看似稳妥，但全面开放却有更多的好处。

首先，很多农村居民按“一胎半”政策本来就可生育二胎。现有政策放宽到单独二胎，对于他们的效果十分有限。更者，一些接近生育期结束的女性多年期盼能有第二个孩子。她们大都不是独生子女，再不放开她们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在中国新生儿数量长期萎缩已经不可避免的今天，允许她们生育不仅可以避免她们终生的遗憾，也有助于缓解出生人口滑坡式衰减。

其次，单独二胎政策意味着一对夫妇是否能生育二胎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是独生子女，这种由出身来决定生育权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基本的公平原则。长期以来，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直滋长着社会的不满情绪，民怨极大。

单独二胎政策依然还是在限制民众的生育权，这将会继续产生不必要的社会矛盾，损害党和国家的信誉。

第三，随着失独家庭增多，养老问题恶化，以及低生育率的各种弊端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人将认识到自19xx年开始的严厉化的生育限制政策完全是个错误。如果说早年犯下这个错误是因为认识不足、判断失误还情有可原。今天依然延续这个错误将引起社会对政府的执政能力的质疑。现在需要的是与过去的错误切割，改变人口政策的方向，而放开单独二胎这种弱化了的限制政策则会给社会发出一个错误的信号。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不应该把孩子增加当成洪水猛兽。在生育率比我们高得多的西方国家，婴儿潮被当成社会福祉，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明白，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自然资源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唯有本民族的孩子需要自己生育和培养。即便应对出生的反弹需要一些付出，但未来的回报将远远超过这些付出。现在出生的孩子多一些，短期内可促进内需，提振信心，长期来看更是有利于缓解中国人口得老化和锐减所带来的危害。

当然，人口危机是个慢性问题，在宏观上一两年的政策延缓也许不会对未来结果造成根本性的差异，而逐步放开在政策连续性和稳妥性上可以理解。如果确定第一步只是放开单独二胎，那我们建议，在这项政策实施后，密切监测生育率的变化。理论估算和各国的经验都表明，限制性政策逆转的第一年是生育反弹的最高峰。因此，如果在有限放开的第一年之后的生育率依然低于更替水平，那么就应该立即全面放开，而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了。

我们期望中央真正体认到，人口优势是中国复兴的战略基础，低生育率所造成的人口危机将严重威胁中国的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超过20年，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大船掉头即便慢一些，但方向必须正确。全面放开生育并在补偿反弹过后开始鼓励生育才是正确的方向。然而，提升生育率来是一项长期的极其艰巨的任务。在低生育率陷阱下，养育孩子的负担将越来越重。因此最关键的是需要建设性地实行各种鼓励生育措施，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家庭的负担，让普通家庭愿意生孩子，而且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我们相信，这将是中国社会未来几十年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