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为何，文化研究何为？
摘要：新时期30年以来，文化研究日渐成为显学，不仅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其概念和意义的辐射范围之广、以跨学科为特色的研究方式之多也成为当前大多数人文社科，甚至是自然学科的方法论基础。因此，对于“文化”概念的厘清，以及在当下中国的本土化历史语境中，研究者明确文化研究的基本方向及其应当具备的理论素养，是很有必要的。 关键词：文化；亚文化； 文化研究；文学研究
现今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文化”作为一个常用词汇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高频率出现。比如我们常会评价一个人是否有文化，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文化现象，像影视文化、大众文化、女性生态文化、消费文化等。这些与文化相关的概念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方面显示出“文化”以及相关研究的普及程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反思，在几乎是言必称“文化”现实状况下，我们对它的认识是否足够清晰，是否具备足够的合理性，以及我们是否能科学、正确地把握其未来发展的流向，以防范其可能出现的“泛化”趋势。因此，对“文化”的概念做一番考察，追溯其源流，明确其内涵与外延，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学科研究中对之进行正确的认识和运用，避免混淆、混用甚至滥用这一概念，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文化”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是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总和，也就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文化”一词的西语缘起于拉丁语动词colo，意思是培育。最初的培育对象是可见的东西，比方说庄稼、农畜，然后才引申到心灵。早在两千多年前，古罗马的西塞罗就提出过文化等于哲学，确切地说，文化即心灵的培育。也就是说，文化是个体修身的一个过程。这其实可以同强调“修齐治平”的儒家文化进行对话，进一步说，西方此种意义上的“文化人”与儒家传统中的“君子”存在某些微妙的相近之处。
在汉语中，文化的概念最早上溯至《易·彖转》之释贲卦：“小利而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是说，要是有些吉利的征兆，就可以有所行动，这是天文也就是天道；行为举止中规中矩，这是人文，也就是呼应天道的人伦。故而天人相通，天人合一，即为文化之道。郑玄注曰：“贲，文饰也。”又说：“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饰成《贲》者也。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故而文化是人文化成，人处在中心地位。而“文饰”本身的含义，则体现了人文代替自然的文
化特征。
简之，最初文化的意义就是启蒙，是人类通过自觉接触浩瀚无边的知识和智慧，让自己的心智受到启迪。很显然，这种致力于启蒙的人类文化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对这种“大写的文化”的研究，应该叫做“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而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the cultural study）则与之全然不是一个概念。
如前文所述，文化的概念可以大得没有边际，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中，凡是不属于自然的东西，可以说都属于文化。由此，我们进行的一切知识探索，在此范畴内都属于“文化的研究”。而下文所论述的“文化研究”，则主要延续的是伯明翰中心的研究传统。它强调文化的意义不仅来自于人类的社会经验，同样来自于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即每一个人能够在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位置和社会关系的身份建构。这样一种“文化研究”，和前文所说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显然有所不同。它的发端和发展中心，源于19xx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成立，它可视为一颗从文学研究的大树分化出来的旁枝上短时间内结出的硕大果实。
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是伯明翰大学的英文系教授查理·霍加特，与中心内部的其他学术研究者如雷蒙·威廉斯和斯图亚特·霍尔一道，其学术成果成为后来常被人引经据典的“伯明翰学派”。这一代文化研究人的特点是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主流文化，主张“文化是普通平凡的”，彰显英国平民的日常生活。这与文化研究中心鲜明的政治内涵与大学背景关系甚紧。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亚文化族群，特别是工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族群作出辩护，它的研究对象是阶级、文化和传播学，政治上属于新左派。20世纪60年代后风起云涌的社会和政治活动，给中心提供了大量的批判资源。但文化研究并非一开始就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依斯图亚特·霍尔的说法，中心是他们这些马克思主义活动家，在难以在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与之进行对话，因而退避到学院搭建起来的一个避风港。霍尔后来在他题为《文化研究的兴起和人文学科的危机》一文中回忆说：
我们因此是来自一个远离英国学术中心的传统，我们对文化变革问题的研究，诸如怎样理解它们，怎样描述它们，怎样从理论上来说明它们，以及它们产生怎样的社会影响和结果，最初都是在肮脏的外部世界里得到认可的。文化研究中心是光天化日之下对话无以为继之后，我们退隐其中的一方土地，它是其他手
段的政治。①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的三种用法，他认为这三种用法可以代表文化这一概念的三个层面，它们分别是：（1）精神和美学层面。是指描述18世纪以来，文化作为心灵培育的手段，推动知识、精神和审美发展的普遍过程；（2）特定的生活方式层面。是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的缩影，这一层面的意义等同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来讲，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适用于所有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3）知识和艺术创造层面。威廉斯认为这是当今最为流行的用法，即以文化为文学、绘画、音乐、电影、戏剧、雕塑、哲学、历史等，这一层阐释的出现相对要晚些，而且难以追溯到确切的发生时日，因为说到底它其实是从第一层面上衍生出来的：文化作为知识、精神和审美发展的普遍过程，以作品和实践形式表达出来，就是上述各种艺术形式。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显然是对第三种层面意义的贯彻。中心的研究方法是典型的跨学科方法，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来自文学的文本分析，以及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民族志研究这三大主要方法论，从霍尔开始，方法上逐渐转移到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传媒理论、女权主义、种族理论等研究方法上。
伯明翰研究中心在20xx年6月27日被伯明翰大学以学科重组的名义宣告关闭。这一文化研究机构的撤销，并不意味着文化研究已经式微，这仅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失落，对于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研究来说，应该是无伤大体的。国内外的许多院系至今仍然在纷纷开设各种花样繁多的文化研究课程。
总而言之，对于这个“文化研究”，我们喜欢也好，抵触也罢，它委实已经无所不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流行不衰引领着热点学科和专业的重组，这个重组源于已经不再存在的伯明翰中心，而这一中心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伯明翰研究中心对于文化的发展前景意味着什么？此种文化在中国的国土上，究竟能起到何种影响？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本土化的“文化研究”？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融合力，各国的政治经济之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交流和沟通的机遇，全球化、一体化正在以其宏大的包容性和普适性涵盖了国家的物质和①
②② Stuart Hall，“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October，53（1990），p.12.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is Ordinary，”Ann Gray，ed.，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Arnold，2002，p.6.
意识形态中多个方面的建设。文化研究的普及，也随之上升为全球性话题。各区域甚至各个国家都具备言说文化的话语权，更有不少已经能有了自己的文化研究方向，并形成了体系。但文化研究本身，作为一个新兴的全球性现象，像任何一种新范式、思潮的出现一样，人们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争论不断，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那么，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有哪些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存在让人值得反思与深省的本土意义？
在我看来，关于文化研究的争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作为一种西方的理论范式，文化研究是否有存在于中国语境中的必要。换言之，这个问题的核心文化研究有没有在中国生存的土壤，能否在其作用下生成中国本土的文化；另一点则是围绕着文化研究的主干——文学研究，其与文化研究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争论，究竟是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还是坚守文学研究抵制文化研究，或者还有第三条道路：两者互补。问题的核心是两种范式有无根本冲突或对立，我们如何处置这些冲突和差异。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自始至终伴随着一个持续分化的过程。因此文化不是一个普遍的、内在固有的概念，而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不断发生发展、分化演变的复杂系统。自阶级社会诞生后，文化开始分化，逐渐形成因阶级阶层、宗教信仰、年龄地域、性别种族的不同而不同的社会群体及其各自独特的文化形态。因此，可以断言，有阶级存在的国家社会环境，就有文化生息繁衍的土壤。且单一文化的统一性是不可能维持的，任何社会和国家中都存在着主文化和多种多样的亚文化（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所普遍认同；亚文化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辅助的、次要的、边缘的文化。）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满足新生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于是开始广泛吸收来自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各类学科的思想资源来修正补充既定的研究范式。
在产生主流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的同时，亚文化，它带有与“文化”概念的政治意味本身相同的属性，它的存在体现出边缘话语相对于主流话语权力的言说力量。中国现今的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大批量的亚文化，如“垮掉的一代”的后现代作品、青年亚文化、单身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企业亚文化等亚文化形式，尽管国内现仍存在主流的、正面的文化研究的缺席，但亚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则从侧面告诉我们，文化研究在中国已经扎下根来，并且拥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暂难以准确估量的发展前景。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文化转型，诸多新的现实问题摆在人们面前，旧有的知识范式和研究理路显然捉襟见肘，要回应复杂的现实问题就必须寻求新的知识范式。这种知识范式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超越现
有学科边界进行整合的跨学科性质。较之于纯粹的知识诉求和经院化的学术思考，文化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学问或知识，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策略，它不规范于任何一个现有的学科之内，文化研究这种独特的非学科性甚至反学科性，为人们解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新的复杂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个条件，新的知识范式必须彰显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品格。与那些改革开放以来东渐的各路西学知识有所不同，文化研究体现出它特有的强烈现实品格和社会参与性。如今文化研究的诸多话题，从中心—边缘或自我—他者的对立二分到阶级、种族、性别的分析，从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到大众文化和媒体批判，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操纵到通过大众文化来传递民众声音，无不渗透着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批判意识。这对于后革命时代仍保有关怀现实的强烈愿望的中国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条极有吸引力的路径。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后革命时代的知识政治的表现形态之一，便是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
作为一种思想批评和政治介入，文化研究否认任何必然的、普遍的结构，它始终置疑主流文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了寻求能够显现各个层面的斗争的平台，它从一个互补的视角——借助各类边缘群体进行文化实践的方式和作用来进入社会结构，作用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流通等各个环节，共同组织成一个制造差异的系统，只有通过边缘从属群体对差异的确切反应，才能打开社会结构的关系网，找出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裂缝，这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研究策略。
每一种形式和理论都是由特定历史和文化情境决定的，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相对应，虽然各种理论之间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差异、矛盾、冲突、争论，但都是文化研究这个整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文化从属群体不是一个普遍的、必然的、内在固有的概念，它可以按照阶级、年龄、种族、民族、信仰、性别、地域、性取向等固有特性的界说，分解还原为主流文化群和各种亚文化群，且总是处于社会构成的各种形式的复杂关系中，随着特定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它没有单一、终极、绝对、最后的意义，只有无尽的变换的示意链，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背景和对应的理论框架之下，文化的当下占有才有具体内容。
因此，文化研究不是一个特定的理论、传统或思想流派，也没有任何类型的合理一致的意见和完全包容性的界说，它总是在变化着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资源中不断转换，而历史语境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不完整的，只有建构多种可能性的理论自觉，才有可能对历史和现实具备应有的洞见。
关于文化研究的方法，马林诺斯基重视功能和制度两类分析方法，认为这将
能够更加具体、精确和彻底地界定文化。③沃斯诺尔则指明了文化研究的四种方式。他说，在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时期，人们怀着日益增长的兴趣采取四种方式研究文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科学主流之外，主要面向意义、符号、语言和话语的领域。每一种方式都植根于深刻的哲学传统。这四种研究方式是现象学、文化人类学、结构主义和批判理论，它们分别基于四门不同的学科———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四种研究方式的差异是明显的，其假设和关注的现象大异其趣。但是，它们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十分强调语言和交际、分类体系、符号表现，显示出走向综合或者至少是借鉴的可能性，关注文化的可观察的、客观的、共有的方面，并探求其中的模式。④
文化研究的发展之路无疑不能脱离其发源的母体，终究要回到文学研究的问题中来。当然，文学研究在面临文化研究“泛化”趋势的挑战和文化研究带来的历史机遇时，应当表现出明晰的理论素养、必要的批判性视角、介入的勇气和足够宽广和长远的发展性眼光。“何为文化”与“何为文学”一样，是常问常新的问题，这也说明，对本体的追问是永恒的。在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转向的学术清理过程中，我认为二者的提出有时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尽管对文学神圣论持反对态度，但我依然坚持文学要有独特的意识形态属性与其自明的学术理路。文学研究既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同时也是思想的砥砺和飞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其需要在文化研究开辟的新领域中保持自身特性，与时俱进。文化研究，相较于文学研究有其开放性和灵活性，但如果没有严肃的态度，一味放任自流，没有深刻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能力，那么，一切的文化现象、文化活动和文化研究的未来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我对其未来表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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