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引 言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属于生存型、数量型消费低水平小康，还未进入到发展型、质量型消费的阶段；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国1339724852人口中农村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国际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首当其冲，而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是对症下药、帮助提高农村扶贫效果的重要前提。

一、郸城县发展现状

（一）郸城县背景简介

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茨河上游，北依鹿邑县，西连淮阳县，南接沈丘县，东南和东部与安徽省界首市、太和县，亳州市为邻。县境总面积1471平方公里，辖8镇11乡3个办事处和1个工业区，共518个行政村，总人口131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耕地面积1637235亩。

县境属黄淮平原，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地势平坦，土质粘重，降水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及林木生长。

郸城县既非名胜古迹、又非伟人故乡，经济发展仅靠田地耕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人均GDP在同级县中排名较为落后。近年来，郸城县为发展经济，大力开发以亚洲最大的金丹乳酸厂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企业，导致郸城县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幅下降。郸城县外来开发商较多，但大都为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政府的庇护下由租用到强制购买农民土地，得到利润后又 - 1 -

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大都撤资，是名副其实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未为郸城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多少真正的贡献。

（二）郸城县农村贫困状况及特征总结

郸城县各乡镇贫富程度各异，村庄中的富裕人和贫困人并存。富裕农民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富裕，而贫困人口则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来越贫困。从中国宏观形势来看，19xx年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20xx年已经是0.37，在25年的经济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郸城县的农村贫困也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趋势：

1. 收入水平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郸城县农村居民人均耕地水平较少，加之近年来郸城县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对耕地保护不当，农民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可耕种土地大量减少。造成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受传统思想影响，每户居民家中大都有2~4个孩子，甚至更多！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维持家用，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收支倒挂导致贫困居民的生活处境越来越困难，恩尔格系数大，食物消费量少质差、营养供给不足，消费结构明显不合理。

2. 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生活质量不高

与经济水平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想通过多生育子女作为生产活动及养老的保障，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境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占有教育资源多，农村占有资源少，资源分配不公平影响教育不平等，从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村镇教育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且农民的素质、劳动技能低下导致难以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农村卫生资源薄弱，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困难，医生职业道德素质下降，巨额医疗费用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目前疾病已经成为郸城县农村贫困产生的第二位重要原因。

3. 贫困家庭应付意外（如疾病、经济冲击、自然灾害、伤害）的能力低，因而更容易反复陷入贫困，不能自拔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20xx年4月3日称：20xx年脱贫人口有1460万，返贫 - 2 -

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人口有1540万。在这些返贫的家庭中一部分是刚刚脱贫，一部分是原本收入水平就比较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收入减少而陷入贫困。据报道郸城县返贫率一般在10%左右，灾年则达15%～20%。

4.贫困的“代际转移”现象使贫困人口有阶层化的趋势

由于贫困家庭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及职业对子女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影响较大，他们没有太多的精力和经济能力供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及职业训练，更无法提供子女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使得子女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

二、郸城县减贫过程中的阻碍因素分析

（一）减贫的基础和前提：经济基础落后

要想使扶贫效益最大化，发展经济是前提。第一，经济发展带来农民经济状况的普遍改善；第二，经济发展给农村居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多种收入来源；第三，地区经济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安全网建设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第四，经济发展是农村改善公共设施建设，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而郸城县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民增收渠道单一，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减贫的速度、降低了政府扶贫的能力和效果。

（二）从政府的角度看

1. 政府缺少制度性扶贫行为，扶贫角色失去了其本身应有的特征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扶贫这一任务中，政府理应充当的是一个引领、扶助的作用。政府既然充当了扶贫这一角色，前提是工作的制度化。项目是村民挂在“口边”的希望。但是，现在扶贫救助的很多资源都不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的，没有扶贫对象的可操作指标，或者指标本身不作为考虑因素，更不要说，确定受助对象的过程缺乏监督机制。扶贫的制度有时候形同虚设，另一方面，扶贫的项目很多都在表面，真正困难的人却很难得到扶贫救济。在这样的扶贫行为中，政府所充当的并不是“服务者”,而是“宰割者”。

2.扶贫项目计划实施不合理

（1）扶贫项目重叠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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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以及不同层级的基层组织（乡镇、村）因缺乏沟通与合作，由不同的渠道得到了对同一扶贫内容的扶持资金。扶贫资金的重叠隐蔽了扶贫项目的实际投入，造成项目资金管理上的漏洞，也间接引起了扶贫项目的分配不公问题。

（2）扶贫项目的投入方向偏离

一直以来，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扶贫项目多集中于“改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这些扶贫项目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但是另一方面，如何实现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促进地区自我独立发展，是一个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亟待正视的问题。

（3）扶贫项目的投入落实度不够

在基层，群众反映最强烈的是扶贫项目资金的落实问题。许多村民表示“上面给了资金，但都到不了农民的身上”。

（4）扶贫项目分配不均衡

往往在执行省县级扶贫项目的过程中并不是依据各地区实际贫困情况而定的，扶贫项目已经离开了“贫困”主题，过多的介入了其他因素。

（5）扶贫项目的目标实现率较低，实现效果较差

扶贫项目扶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但是在扶贫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调整机制和必要的效益考评，并且极少为贫困地区的后续发展考虑。

3. 农村贫困救助水平偏低

目前农村贫困救助的标准还很低，有时还保障不了农村贫困群体最基本的生活。究其原因，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资金紧缺是导致标准过低的关键。

（三）从农民的角度看

1.农民参与发展的能力和权利缺失

传统的贫困往往是指物质的匮乏,低下的收入水平。但是,近年来,人们对于贫困概念和性质的认识发生了很大改变。世界银行认为,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贫困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是缺少机会参与经济活动;第二是在一些决策上没有发言权;第三是易受经济以及其它冲击的影响,例如疾病、粮食减少、宏观经济萧条。特别是,过去人们对贫困性质的分析主要是发展决策者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来考察的,而没有从穷人自身的角度来分析贫困的根源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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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穷人眼中,贫困不仅意味着缺衣少食,没有住房,生病时得不到治疗,不识字而又得不到教育,等等。穷人往往受到政府机构的不公正对待,穷人没有发言权,穷人没有影响力。穷人在面临不测事件时显得无所适从,软弱无力。过去,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政府把农村发展和反贫困战略的重点放在增加农业的生产能力上面,各国政府也希望加大对农村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等,达到缓解农村贫困的目标。然而,在城市偏向政策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政策往往并没有落到实处。而且,即使政府真正增加了农村基础设施,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水平,由于受农产品价格弹性低的影响,农民也经常遇到增产不增收的困境,贫困问题继续存在。

2.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低，影响收入水平

大量的实证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差异是导致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从表二可以看出，贫困农户、低收入农户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它们在文盲半文盲、小学程度上的比例较高，而在高中及以上学历层次上的比例较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均纯收入也相应提高，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产生。

表二 20xx年各类型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其收入情况 单位：年/元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7》

农户当前的收入状况，还将影响到下一代的发展。从表三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不同的农户家庭儿童在校率存在明显差异，贫困户家庭儿童在各年龄段的在校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随着教育层次的提高，这种差异越发明显，在小学教育层次上一岁儿童，贫困农户子女的在校率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个百分点，而在初中教育层次上一岁儿童，贫困农户子女在校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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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个百分点。父辈收入水平的差异，会使得子女辈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会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造成两极分化，使得收入不平等程度不断扩大。

表三 各类农户儿童在校率差异

数据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7》

三、反贫困的思考

（一）经济发展是扶贫的基础和前提

因此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此外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也是解决农村贫困的重要途径。

（二）政府应增加制度性扶贫行为

在农村扶贫过程中，政府是主导者和决定者，但其行为缺乏制度性约束，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村民却角色缺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扶贫绩效。然而，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对地方政府的制度性约束很难从地方政府自身产生。上一级政府的制度提供、村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改变这一状况的主要途径。

（三）保证政府和民众的角色到位

为保证扶贫项目起到预期的效果，在制定扶贫项目计划时政府各部门之间、各层级之间要加强联系和交流，避免项目内容重叠或抵消现象的出现。项目执行 - 6 -

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过程中要严格依照制度行事，同时充分发挥民众的监督作用，以民众满意度作为绩效考评的依据。并派专人对项目内容的后续发展进行预测和计划，做出报告，为下一步的发展做准备。

（四）提高政府扶贫项目的可实施性，提高贫困救助水平

1.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

政府应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制定有利于贫困人口的财政政策。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教育水平，掌握摆脱贫困的基本技能。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解决农民看病难、贵问题，对贫困家庭实行医疗救助，减少因病致贫的机会。

2.改变投资结构，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各级政府要通过经济手段对农业进行倾斜和保护，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建立起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相结合的农业投资体系，进行农业科技的开发与推广。

（五）赋予穷人知识和权利,增强其发展的能力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不足。一些最严重的饥荒正是在人均粮食供给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可见,权利的缺失也是一种贫困。反贫困不仅需要增加穷人的资产和收入,更重要的是赋予穷人知识和权利,增强其发展的能力。

1.要扩大农民参与发展的能力和权利

政府公共机构往往比较容易忽视穷人的需求,政府在发展项目优先顺序的确定上,也往往很少考虑穷人的需要。因此,发展要注重民众的参与,强调各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发展决策,并在其中拥有知情权和发言权,尤其要强调吸纳农村中的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参与决策,这样才能使决策更加符合民众的利益和要求,使发展的收益分配更加公平并惠及更多的民众,防止一些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2.要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

目前,维持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二元劳动力市场,是以牺牲农民的权益为代价的。它不仅阻碍人口的正常迁移,资本的合理流动,使各种要素难以优化配置,而且使城市与农村居民初始机会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在21世纪,消除农村贫困和城乡差距,必须废除传统的户籍制度,实行城乡户籍的一体化管 - 7 -

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理,打开城门,允许农民自由流动。

3.要加强公共行政机构的治理

高效廉洁的治理将有助于改善公共部门的服务,促使公共部门尽职尽责并关心民众,同时减少滋生腐败的机会和范围。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以加强这些部门的责任心和办事效率,将会对穷人的日常生活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4.支持农村穷人积累社会资本

各种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是人们能用以摆脱贫困的一种重要的资本形式。因此,参与并支持穷人的社会网络,并使之与中介机构、市场及公共机构相联系也是很重要的。这需要为穷人群体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体制和信用环境。由于穷人通常只能与地方性的公共组织发生联系,因此需要进行分权化改革,使公共服务机构更贴近贫困社区和穷人,也使穷人能与这些地方组织建立起更广泛的联系,增强他们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

结 语

农村贫困是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认清贫困本身、找准贫困根源、扶贫减贫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如何完善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提高扶贫效率,是当前和今后我国扶贫开发中面临的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村贫困问题，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才有可能达到发展型、质量型消费的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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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当前贵州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当前贵州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随着近几年贵州省经济高速的发展，贵州农村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就中国整体而言，贵州农村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在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贵州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的省份，贵州农村面临着重大挑战。贵州农村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贫困和未达到小康的状态，如果农村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存在,严重制约着贵州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影响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阻碍其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因此,研究如何建立反贫困战略、消除农村贫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贵州农村的贫困现状

贫困的含义

在陈良瑾主编的《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的教材中提到，学者对贫困含义的界定主要包括四个角度。“缺乏说”关注贫困的表象，范围比单纯的物质缺乏到无所不包的社会、精神的缺乏；“排斥说”认为贫困夺去了人们建立未来大厦——生存机会的工具；“地位说”的定义是贫困是经济、政治、社会和符合的等级格局的一部分，穷人就处于这个格局的底部，贫困状态在人口中持续的时间越长，这种格局就越稳定；最后是“能力说”，认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总结上面四种定义，能够看出贫困是多种原因所导致的，贫困体现在许多方面。贫困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标准划分，接下来将从各个方面探讨贵州当前农村的贫困现状。

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

收入从“十一五”初期的l984．62元增长到20xx年的4753元，但是农村的贫困状况依然不容乐观，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都是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因素。

1.1贫困人口及贫困发生率 贵州省88个县级单位中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在全国排名第一。《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关于全省扶贫资金管理与使用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十一五”以来，共安排实施扶贫项目8.9万个，涉及全省83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县(市、区、特区)，1378个贫困乡(镇)和12770个贫困村，推动贵州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46万人。“十一五”期间，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从777.7万人下降到418万人，减少359.7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3.9%下降到12.1%。根据国家2300元的新扶贫标准，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20xx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xx年的92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3.4%下降到26.8%。

1.2 农村的生活质量，衡量农村的生活质量常使用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逐渐下降。20xx年贵州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6．3％，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9．9％，从中可以看出贵州省农民的生活水平低。从居住条件看，贵州省20xx年末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7.86m2，农村人均住房面积29.75m2。从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如下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贵州省农村的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差全国水平四到五年。

20xx年末贵州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20xx年末全国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1.3城乡收入差距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贵州城乡居民人均年纯收入都呈现出增长的态势，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逐年升高，20xx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8380．96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1876．96元，相差6504元。20xx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人为18700.5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4753元，相差13847.5元。贵州20xx年末城镇化率为36.41%，低于全国52.57%的城镇化率16.16个百分点。 2贵州农村贫困的原因分析

2.1地理环境恶劣 贵州省位于世界3大喀斯特区域之一的中国西南岩溶地区中心腹地，山地和丘陵喀斯特面积比重大，导致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全省喀斯特出露面积占71％，石漠化区域已达3．59万km2，占全省总面积的

20．39％。土地资源与全国相比，高原山地多，极不利于农村的发展。虽然人均耕地高于全国，但多是坡度大的低产田。贵州土地资源与全国的比较如下图

2.2自然灾害频发 贵州省是自然灾害多发区，旱灾、冰冻灾害频发。20xx年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195．64万hm2，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488．93万hm2的40．01％；绝收面积达到55．72万hm2，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488．93万hm2的11．40％，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79．77亿元，占农业产值587．31亿元的30．61％。

2.3贵州教育及其落后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20xx年全省常住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为

2840.03万人，占总人口的81.74%。其中：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的人口为183.88万人，占总人口的5.29%；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53.02万人，占总人口的7.28%；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035.07万人，占总人口的29.79%；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1368.07万人，占总人口的39.37%。

与全国相比，20xx年全省每10万人口中拥有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别为：大学文化程度5292人，高中文化程度7282人，初中文化程度29789人，小学文化程度39373人。与全国相比，贵州每10万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少3638人、相当于全国的59.26%，在全国排倒数第一位；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人口少6750人，相当于全国的51.89%，仅高于西藏，排倒数第二位；拥有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少8999人，相当于全国的76.80%，排倒数第四位；拥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多12594人，相当于全国的1.47倍，仅次于云南，排第二位。从文盲率看，贵州为8.74%，比全国的4.08%高4.66个百分点，仅次于西藏（24.42%）和青海（10.23%），排全国第三位。

在贵州省内，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大，许多农村孩子九年义务教育未完成就外出打工，知识技能水平低，只能从事低下的廉价体力劳动，法律意识淡薄，收入没有保障。

可见贵州省高学历人才匮乏，教育水平各项指标在全国垫底，教育的落后是贫困的原因也是结果。

2.4交通落后信息闭塞 20xx年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2630公里，公路16.45万公里，在人均水平少在全国处于落后地位。绝大多数国土属于山区，交通建设成本高，在贵州建设一公里的高速公路可

以在东部平原建设四公里，然而贵州在资金方面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在农村地区，许多地区还未通公路，农民运输生产资料及其困难，在山区人背马驮，生产力极其低下，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最基本的通讯需求基本得不到满足,农村贫困人口往往处于信息边缘状态,难以及时把握市场经济带来的发展机遇。在选择农作物品种和种植方法、调整产品结构、农产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具有盲目性,农产品的增值率相对较低,导致农产品增值更少。

2.5农业生产方式低下 由于自然历史条件的原因，贵州省农村生产方式仍停留在人力加畜力的水平上,绝大多数农活是靠牛拉犁、肩挑担、背背筐、手插秧、镰割稻来完成。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土地坡度大，质量低，农民的生产意愿低下，缺乏引进新种子和新生产工艺的意愿。

2.6社会保障落后,医疗卫生水平低 当前社会保障水平不够，覆盖面低，社保落实不到位；贫困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差,医疗机构数量少质量低，医务人员缺乏且水平偏低。部分地区人口仍处于贫病交加的状况致使贫困程度加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率高。

2.7国家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贵州省历年来一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国家在里面负有重大责任，与贵州省相邻的湖南、重庆、四川等省份发展好于贵州省。在当前的社会制度下，国家政策的对地区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然而贵州省很少获得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一直处于自然的缓慢增长，虽然最近几年有所改观，但贫困由历史累积。

3贵州农村反贫困措施探讨

3.1大力发展经济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贵州省的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远远低于上海北京等发达省份。20xx年贵州省省生产总值5701.84亿元，比上年增长15.0%；20xx年生产总值680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3.6%。虽然有基数小的原因，最近几年贵州省的发展速度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意义重大。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对社会事业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农村的医疗、教育、社保、基建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3.2把教育发展放在第一位 “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在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中，农民阶层唯一的上升途径就是教育，如今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贵州农村的教学设施和教师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更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上百年。唯有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才是真正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严格实行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加大对贫困孩子的资助，推进教学设施现代化建设；培养贫困地区优秀的教师队伍。除此之外，加大宣传，改变家长和学生的思想观念，让学生和家长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减少家长在经济上的负担。此外，加大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

3.3完善农村交通建设 交通一直是制约贵州省贫困地区的重要因素，规划和建设通村公路，硬化路面，有利于农民的生产生活更有利于农民与外界的沟通联系。另一个措施是移民搬迁，将山区里的贫困人口搬迁到交通自然条件好的地区。并配套实施土地政策，就业政策。除此之外，推动全省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建设，贵州整体交

通的提升对贫困的地区的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

3.4发展特色经济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自然风景得天独厚，例如被称为“中国凉都”的六盘水气候怡人，风景秀丽，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依托各乡镇的特色资源，开发旅游休闲，避暑度假等特色旅游目的地。在农业方面，培养农业技术人员，调查研究农村地区的地理条件，提出最优的农业生产方案，比如丘陵生态农业、高原草场等生态建设，加大科技投入，依托当地优势，是能够发展出符合当地的特色农业经济的。

3.5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制度相结合 低保政策做到应保尽保，适时地提高低保标准。农村低保制度只能解决部分生存需要，要真正让贫困农村农民脱离贫困过上小康的生活，扶贫开发显得很重要。扶贫开发中提供小额低息信贷，支持贫困人口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创业。对饮水灌溉水利项目提供项目资金，改造中低产田，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3.3抓住国家政策机遇 20xx年4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国发2号文件，文件中较大篇幅的提到贵州农村的建设和扶贫开发，国发2号文件提到，全面推广“富在农家、学在农家、美在农家、乐在农家”创建活动。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产业化经营，走高产高效、品质优良、绿色有机、加工精细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建立健全农业服务体系，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深入推进扶贫开发，促进民族地区跨越发展。贯彻落实文件精神，抓住机遇，

为贵州农村反贫困走上小康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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