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 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行政体制是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立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我们要按照十八大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全面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统筹规划，坚持协调推进，确保行政体制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措施的有效性和工作的协调性，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成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紧紧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中心，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通过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明显加强。二是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建立了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组织框架，职能配置和权责体系趋于合理。三是行政层级改革深入探索。通过省直接管理县和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权限试点，逐步优化行政层级，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四是依法行政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执法程序不断完善，执法行为不断规范，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五是阳光政府建设持续深入。通过强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呈现全面推进的良好态势。六是责任政府建设进展明显。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健全，问责力度逐步加大，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正在建立。七是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建立。全国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稳步推进，应急管理机制基本形成，政府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八是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公务员选拔、管理、培训走上科学化和法制化轨道，公务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素质和能力明显提升。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步的主要经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改进公共治理方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制；坚持科学规划、统筹推进的改革策略，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实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相统一，积极稳妥、循序推进；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积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些宝贵经验，也是今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坚持的原则。
二、积极贯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八大明确了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了战略部署。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改革的结合点，涉及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这是十八大报告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深刻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生产力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xx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432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提高到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超过20%。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分配关系呈现多样化态势。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这些新变化新任务都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加快，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此适应和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伟大变革。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一
论述明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型政府以及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重大问题，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战略目标，同时也明确了深化改革的路径。这是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必将指导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并从政府职能、组织结构、行政层级、行政区划、管理方式、机构编制、事业单位、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些新形势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抓住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到20xx年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努力完成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为完成党的十八大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要重点在以下八个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推进。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核心是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为此，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严格遵循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是行政权力高效运行的基础。在科学划分、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的基础上，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进一步理顺部门关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机构进行调整；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大部门制行政机构体系。
推进行政层级改革。科学的行政层级是行政权力顺畅运行的前提。一要优化行政层级，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探索实行省直管县（市）体制。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合理界定省以下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职能与权责关系，健全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权责统一的财税体制。二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要适应经济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变及城镇化发展等对行政区划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对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三要深化乡镇体制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优化乡镇机构设置，建立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一要推进政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完善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要稳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公开行政职权依据，公开权力运行，保证公开内容真实可信、过程有据可查、结果公平公正、监督及时有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要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加快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加快建设效能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机制和程序，强化行政责任。三要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加快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问责力度，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精干高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总量，减少领导职数。加强和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加快推进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要不断优化行政程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完善行政流程，使行政管理方式更加科学规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要遵循“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方针，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逐步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要完善法律制度尤其是行政法制体系，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推进政府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和程序化，确保行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坚决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甚至执法违法等现象。要加强行政程序制度建设，依法科学规范行政运行和行政行为，做到用法律管权、依法律办事、靠制度管人。
加强行政权力监督。一要建立健全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强化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监督。要不断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确保行政权力行使规范、运转协调、科学高效。二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行政权力。三要大力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坚持反腐倡廉，坚决查处利用行政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和商业贿赂等腐败案件。要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严格防控廉政风险，做到干部清政、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在惠民利民中创新社会管理 民为邦之本，县乃国之基。县级行政区域是社会转型时期矛盾多发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隆回县作为我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14个综合试点县（市、区）之一，通过“抓顶层设计、创新基层管理、着力改善民生、倡导社会协同、注重源头治理”等有效途径，努力在惠民利民中创新社会管理，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最近，我们对这个县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成功实践进行了实地调研，意在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供可以借鉴的运作模式。
突出顶层设计，形成创新社会管理整体合力。社会管理作为最大的民生管理和服务，涉及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需要加快政府管理体制的转变，需要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思路创新和抓好顶层设计。县里通过突出顶层设计，有序推进社区事务“网格化”管理、矛盾化解“多元化”管理、公共安全“立体化”管理、流动人口“层级化”管理、特殊人群“亲情化”管理、群众工作“人本化”管理、社会建设“项目化”管理等等，积极拓展社会管理创新的广度和深度，形成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
创新基层管理，积极推进社会管理项目试点。社会管理的基础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出路更在基层。只有使社会管理的重心下移，使管理工作真正走进群众，才能更好地筑牢社会管理的根基。县里搭建了贯通县、乡、村（社区）的新型社会管理网络。确定实施创新社会管理项目化试点。即：推进社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创新肇事精神病人管控与服务机制；创新“中小旅馆管理”模式；创新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工作机制；开展“联点共创平安和谐社区”；全面推进村级组织、财务规范化管理等等。项目化试点的稳步推进，大大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 着力改善民生，营造创新社会管理和谐氛围。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突出民生民利。县里着力建设“15分钟服务圈”为主旨的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加快民生事业发展步伐。由县综治办牵头，县民政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和桃洪镇等单位具体负责，完成社区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中心建设试点工作。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健全各级调解组织，防止矛盾叠加升级，突出以创建“平安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牵乡守护”工程，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后顾之忧。注重完善新型城乡社会安全管理体系，落实重大信访事件责任制，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根本问题，确保大局稳定。 注重源头治理，夯实创新社会管理基础根基。创新社会管理需要关口前移，不应停留在应急性、“灭火式”的管理上。为做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无缝对接”，县政府积极探索建立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三三制”。即：排查“三机制”（包含排查预警制、首问责任制、调处分级制）；调处“三机制”（包含三调联动机制、民间协调机制、疑难案件专家咨询和招标办理机制）；结案“三落实”（包含回访考核落实、对接帮扶落实、责任追究落实）。努力把矛盾纠纷控制在源头，化解在萌芽状态。
倡导社会协同，注入创新社会管理不竭动力。县里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构建社会管理协同机制。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思想，注重理顺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着力调节社会利益，培养公民意识，促进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在此基础上，注重资源整合协同，破解社区警务发展瓶颈；注重利益整合协同，联创平安和谐社区；开展信息整合协同，实现社区服务信息化。从而，为全县社会管理创新注入不竭动力。
依法保障信息网络安全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信息网络与现实社会紧密相联。网络安全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纯技术性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
一
当前，我国信息网络安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西方国家搞网络心理战破坏我国政治社会稳定。信息海量传递和文化自由交互，使得网络空间成为没有防区范围、随时都在对冲的思想战场。西方敌对势力钻我国网络法律和监管的空子，利用网络空间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实施政治打压，丑化中国国际形象，目的就是通过网络舆论激化我国的“社会矛盾点”，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对此，我们应该给予高度警惕和进行积极防范。
第二，我国重要部门信息网络遭到间谍机构密集攻击。现在，计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等已由黑客们个人行为演变成有组织的团伙、集团行动和某些国家的网络间谍活动。有资料显示，目前境外有数万个木马控制端、数千个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对着我国，境外间谍机构疯狂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摆渡攻击”、“网站钓鱼”等对我国实施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国家安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与网络密切相关。
第三，信息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和侵权行为愈来愈猖獗。网络洗钱、网络诈骗、网上黄赌毒等犯罪活动蔓延全世界，智能手机移动网络更使犯罪分子如虎添翼，一个网络地下黑色产业链正在形成。网络社会正在全方位复制并不断翻新现实社会的犯罪形态，目前我国《刑法》已难以涵盖现实中发生的信息网络犯罪类型。同时，“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抄袭剽窃”等网络侵权行为愈来愈严重，而网络维权，寻求法律保护和司法救济却非常难。
二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信息网络虽然是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但是，保护信息网络安全，不仅需要先进技术，更需要法律、道德
等有力支撑。加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呼吁法治建设，依法建网、依法用网、依法管网，是保障网络安全的迫切要求。
一是维护国家网络主权的迫切要求。某些西方国家以网络军事存在，向世界巧妙地宣示了其网络主权；或者凭借信息技术优势，在信息网络中极力渲染和推销“国家主权过时论”，企图实现网络霸权。而我国由于网络主权意识模糊，常常出现外国干涉本国政府的网络管理，而本国网民却对政府管理不理解的现象。因此，依法对网络行使主权管辖权，维护网络空间国家主权，迫切需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 二是维护网络安全秩序的迫切要求。信息网络绝不是一方净土，同现实社会一样,既存在着真、善、美，也滋生着假、恶、丑；既是网民和“机民（手机用户）”的数字化乐园，也是恐怖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的避风港。因此，依法规范网络秩序，重组网络空间权利与义务关系，营造良好网络环境，迫切需要加快网络法治建设。 三是应对网络突发危机的迫切要求。信息网络具有不经时间验证和过滤的瞬间聚集性，极易促使潜在的紧张关系迅速转化为突然的冲突，产生危机，并可以迅速使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普通问题“政治化”、一般问题“热点化”。因此，依法规制网络行为和管理措施，确保应对网络突发危机的信息主动权，必须加强网络法治建设。
四是防范解决网络纠纷的迫切要求。我国网络纠纷案件日益增多，而且越来越国际化和政治化，比如，2010 年腾讯和“360”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美国谷歌公司的“搜索引擎”纠纷等，已严重威胁到中国信息安全。因此，要使网络主体行而有据，司法机关裁而有度，有效地防范和解决各种网络纠纷，就必须加强网络法治建设。
五是加强网络监管治理的迫切要求。受某些西方国家鼓吹的“网络监管有损言论自由”，“严格监管将削弱和抹杀技术创新”等观点影响，我国在网络监管上思想不统一，认识有分歧。追求自由、平等和共享是网络的理想目标，维护秩序、公正和安全是网络的现实要求，平衡这两者的关系，需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依法实施政府介入的、适度的网络法制监管治理。
三
我国信息网络法治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30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网络法律法规体系。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网络法治建设水平还不高，法治防线缺口很大，主要问题有：一是网络法治理念滞后，没有形成适用新的网络社会的法理原则，网络法律还仍然沿用或套用物理世界的法理逻辑，很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执行性差；二是网络法学研究薄弱，没有厘清网络特征对传统法律的质变影响,没有找到从现实社会到网络社会的法制建设桥梁；三是网络立法缺乏总体规划，应急式、尾随式和局部式的立法现象较普遍，部门规章多，法律位阶低，效力不强，可操作性差，部门法规之间时有冲突；四是网络监管以防范管制为主，重审批轻监管，政出多门，多头管理，难以形成拳头，忽视社会各方参与，缺少网络电子治理措施；五是网络法律资源匮乏，网络新生权利得不到法律承认，适用法律困难，强调网络服务者和用户的责任和义务多,禁止性规范多，网络权利保护不力；六是网络社会还没有建立讲诚信的法治规制和道德准则，对于网络上的假话、造谣等问题，执法取证难，处理无法可依，信息网络的法制和道德规范缺失。
“良法”与“善治”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法治的精神和精髓。在加快推进我国网络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需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主张网络主权的存在，建立健全网络法制的体系框架。要科学界定我国网络管辖事权，树立和强化网络关防意识和观念，保卫网络疆界；切实加强网络法学研究，尽快制定《信息网络安全法》，确定网络法制的总体框架，科学规划我国网络社会的法制建设；适时开展网络法规的立改废工作，解决好网络法规滞后和部门规章之间相互矛盾及冲突的问题，强化网络安全技术立法，适当把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考虑在《刑法》中增设“破坏信息网络安全秩序罪”的专门章节，改变以个别化的条文增改应对网络安全的立法模式。
第二，强化法律实施和执法力度，形成完善的网络安全法治机制。一是严厉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研究常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打击机制，坚决遏制住网络违法犯罪活动的蔓延之势；二是加强网上信息内容监控和执法力度，考虑将网上信息分为违法、有害和敏感等内容，进行分类管理和处置，建立网络信息“通
知删除”和“删除免责”机制等；三是健全网络安全责任制，加强网络的安全运营模式建设，运营商要对接入网站进行严格安全审查，防止网络服务商与违法网站结成利益链，重视网络通讯中个人隐私的权利保护等；四是依法推进网络实名制，加快研发互联网实名制的关键技术，建立“实名登记，网名上网”的电子身份认证技术及可信的安全验证服务管理体系。
第三，加强网络安全文化建设，努力提高全社会的网络法治意识。要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开展普法教育，普及网络安全法律知识和安全防范技能,举办网上法律咨询,法律援助等活动；完善网络公约机制，发挥网络自律的公共组织作用，把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公众监督结合起来，健全网络自律公约，发挥网络法治软约束的作用；加强网络道德教化机制研究，以提升网络个人道德自觉为重点，建构网络社会的道德新体系，使网络安全文化所倡导的安全理念和诚信公德深入人心。 第四，坚持从战略高度统筹考虑，推动网络法治建设的国际合作。主动提高我国在国际互联网安全领域的法制建设话语权，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统筹考虑，积极推动建立保障网络安全的国际法治体系；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网络独立权问题，倡导和支持网络根域名解析体系交由各国认可的中立国际组织管理，明确各国对该管理权的运作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推进网络国际立法与执法合作，关键要在推动国际社会对网络安全的法律定义、网络犯罪的“认定标准”及管辖权的原则适用等方面形成共识，减少世界各国在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中的执法冲突与摩擦。 第五，警惕某些国家在维护网络安全方面推行的“双重标准”和“两种言行”。一方面，他们对其他国家大肆宣扬互联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而另一方面，却对自己国家的网络通讯不断加强监控。我们要善于联合国际组织和各国力量共同抵制某些国家的两面派言行，确保网络法治建设沿着平等、公平、科学、合理、健康的轨道前进。
城镇化建设要实现“三化”
城镇化要大量建设新城镇、城市工业区、商业中心区和住宅区，必将对整个生态产生影响。社会要持续发展，城镇化建设就必须要实现“三化”，即多样化，生态化、低碳化。
社会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生态和社会的综合发展，这就要求在社会发展的同时要考虑生态代价，保护自然资源，维持地球经济和生态潜力，维护自然界所提供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
多样化
多样化就是城市需要一种相互交错、互相关联的多样性发展。这些多样性从经济、环保、文化、人文、地理和社会各个方面都能不断产生相互支持的作用。多样化并不是形式和外观上的简单拼合，而是城市内部功能性效用的混合发挥。它意味着城市中的任何部位都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真正富有活力的多样性是城市长期自我完善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扶持城市原有肌体的生命活力，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单纯地依赖于专业设计和硬件设施投入，单向的发展模式和大跃进式的扩张运动，不能为城市生活的良性循环提供保障，反而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的平衡，侵蚀着原本多样性的生态文明。
我国古代遵循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讲究的是把自然界和人类活动纳入一个整体之中，天人之间相互感应、相互制约。现代城市规划的目的就是优化城市资源配置，达到城市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生态化
生态城市就是生态上健康的城市。城市生态应该作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方面。生态城市建设的目的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其深层含义是要尊重和维护大自然的多样性，为生物的多样性创造良好的繁衍栖息的环境。合理的城市生态建设应与自然融合，在充分尊重自然生态的前提下，在城市整体层面上建立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有机融合，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城市的生态建设不能只做绿色空间、景观景致的塑造，而是要研究建立一个生态城市有机体。从斑块理论上讲，城市绿地系统应是斑块、基质用廊、道沟形成的
整体。城市的每块零星绿地都是生态绿地系统中的一个生态斑块，每一个起生态连接桥梁作用的绿地都是一条生态廊道。城市所在地域的基本自然要素，如原野、森林、湖泊等，都是生态绿地系统中的基质。斑块与斑块之间，斑块与基质之间要有廊道连接沟通，这样有利于构筑丰富的复合生态环境，促进不同种类的动植物迁移并互相影响形成新的物种，同时结合其他生态要素营造出多种复合生态环境，有利于生物的多样性繁殖栖息。另外，每个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都有不同的生态要素和条件，城市建设中要充分利用各地的差异性来创造有特色的生态环境。
园林绿地布局总体要构成点、线、面、体的绿地系统。绿地不应过分集中于城区公园，而更应接近居民日常生活区域。沿路、沿河及工业区与居民区之间都应有绿化带。
低碳化
建设低碳化城市就是以低碳技术为核心，低碳产业和低碳消费为重点，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建设低碳城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能源资源多样化。重点开发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替代新能源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和能源资源多样化，不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二、生产消费低碳化。低碳城市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载体，通过加快低碳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引导广大市民树立低碳消费理念和低碳消费模式，培育和发展低碳产业、低碳交通、低碳建筑，鼓励和推行低碳消费，实现城市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化；三、温室气体减量化。低碳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开发低碳技术，改造高碳产业，提高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构建低碳产业体系，推广低碳消费模式，进而全面控制和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不断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社会可持续发展呼吁城镇化建设要以多样性为基础，生态健康向上为尺度，低碳环保为准绳，城镇化建设才能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我们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蓝天、一泓绿水、一方沃土！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把握好关键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凝聚社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是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既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管理不善，势必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严重的还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才能井然有序，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放大社会管理的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更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一是要把握社会管理理念创新问题，适应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社会管理重在理念上的创新，这是社会管理的方向和切入点，也是社会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更是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当前社会发展面临各种新的形势和新的变化的今天，把握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就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要注重把社会管理理念调整到加快发展上来，社会管理是发展的要求，更是发展的支撑。要适应加快发展需求，积极通过管理，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协调各个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为加快发展营造团结稳定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做到管理和服务的统一。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必须注重调整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落后思维，必须牢固树立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积极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社会建设，解决民生企盼，把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真正做到把管理的方向向服务民生倾斜，把管理的重点向解决民生疾苦倾斜，把管理的着力点向提升服务群众生产生活倾斜，让社会管理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好帮手，成为人民群众各种困难和矛盾的化解器，成为人民群众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的动力之源。 二是要把握社会管理组织创新问题，建立各方参与、共同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是全社会的事，不单单是各级政府的事，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实践中，既要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又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本进入社会管理服务领域，建立起各方参与、共同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
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效能。要牢牢把握社会管理组织创新这个关键性问题，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创新和推进力度，形成社会管理创新活力，提升社会管理的功效。基层组织最了解民生疾苦，最体味群众的期盼，最直接服务于百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地位非常重要。要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独特作用。要着力提升社区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其它社会组织的管理地位和能力，让这些基层组织发挥主力军作用，把社会管理的效能不断放大，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更优质的管理和服务，让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共享发展成果，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要把握社会管理方式创新问题，突出抓好社会矛盾源头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管理方式左右着社会管理的成效，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社会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科学合理便民利民为宗旨，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上，要摆脱成式化、低效能、不作为的落后方式，要积极谋求方式创新，让社会管理服务群众更直接、更有效、更有力度。管理方式创新要抓好管理节点控制，特别是要突出抓好社会矛盾源头治理，要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对群众反响大的问题及时掌握，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积小患为大患，由小的社会矛盾酿成大的社会危机。管理方式创新还要强化各层级的社会管理部门沟通协调和密切配合，特别是有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或一级社会管理组织所能掌控的，必须突出各级及各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形成沟通协商的合力，最大限度、最大效率地满足人民群众对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是要把握社会管理机制创新这个关键性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要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权责一致、条块结合、各司其职的社会管理新体制上下功夫，发挥社会管理的综合效能。要加强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动态协调，加强社会管理的信息化服务和建设，及时捕捉和化解社会矛盾。要积极推行社会管理网络化，加强社会管理、服务载体和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处置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综合能力。要积极推进社会事务的精细化管理，分步骤、分阶段建立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指挥中心，实现社会管理的网格化，最大限度地便捷群众生活，提升服务能力。要加强应急管理，做好相应社会管理应急预案，从容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维护
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坚持依法治国，推进依法行政，也是社会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坚持依法进行社会管理，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转。也只有以法治作为社会管理的遵循和指导，社会管理创新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也才能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不断创新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凝聚社会发展合力的重要举措，是巩固和完善党的执政基础，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既处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同时又处于一个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管理不善，势必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严重的还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因此，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才能井然有序，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才能放大社会管理的效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更大地促进社会发展进步。
一是要把握社会管理理念创新问题，适应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变化。社会管理重在理念上的创新，这是社会管理的方向和切入点，也是社会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更是做好社会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在当前社会发展面临各种新的形势和新的变化的今天，把握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就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要注重把社会管理理念调整到加快发展上来，社会管理是发展的要求，更是发展的支撑。要适应加快发展需求，积极通过管理，破解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协调各个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诉求，促进社会和谐，为加快发展营造团结稳定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做到管理和服务的统一。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必须注重调整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落后思维，必须牢固树立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积极推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社会建设，解决民生企盼，把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真正做到把管理的方向向服务民生倾斜，把管理的重点向解决民生疾苦倾斜，把管理的着力点向提升服务群众生产生活倾斜，让社会管理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好帮手，成为人民群众各种困难和矛盾的化解器，成为人民群众提升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的动力之源。
二是要把握社会管理组织创新问题，建立各方参与、共同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社会管理是全社会的事，不单单是各级政府的事，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在实践中，既要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服务社会管理的能力，又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本进入社会管理
服务领域，建立起各方参与、共同管理的社会管理模式，提升社会管理服务效能。要牢牢把握社会管理组织创新这个关键性问题，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创新和推进力度，形成社会管理创新活力，提升社会管理的功效。基层组织最了解民生疾苦，最体味群众的期盼，最直接服务于百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地位非常重要。要抓好基层组织建设，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独特作用。要着力提升社区管理服务能力，提升其它社会组织的管理地位和能力，让这些基层组织发挥主力军作用，把社会管理的效能不断放大，让人民群众得到更多更优质的管理和服务，让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共享发展成果，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是要把握社会管理方式创新问题，突出抓好社会矛盾源头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管理方式左右着社会管理的成效，甚至在某些方面对社会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最重要的就是要以科学合理便民利民为宗旨，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处理上，要摆脱成式化、低效能、不作为的落后方式，要积极谋求方式创新，让社会管理服务群众更直接、更有效、更有力度。管理方式创新要抓好管理节点控制，特别是要突出抓好社会矛盾源头治理，要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对群众反响大的问题及时掌握，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积小患为大患，由小的社会矛盾酿成大的社会危机。管理方式创新还要强化各层级的社会管理部门沟通协调和密切配合，特别是有的社会问题不是一个或一级社会管理组织所能掌控的，必须突出各级及各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形成沟通协商的合力，最大限度、最大效率地满足人民群众对解决自身困难和问题的诉求，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是要把握社会管理机制创新这个关键性问题，建立完善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要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形成权责一致、条块结合、各司其职的社会管理新体制上下功夫，发挥社会管理的综合效能。要加强社会管理服务中的动态协调，加强社会管理的信息化服务和建设，及时捕捉和化解社会矛盾。要积极推行社会管理网络化，加强社会管理、服务载体和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处置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综合能力。要积极推进社会事务的精细化管理，分步骤、分阶段建立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指挥中心，实现社会管理的网格化，最大限度地便捷群众生活，提升服务能力。要加强应急管理，做好相应社会管理应急预案，从容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坚持依法治国，推进依法行政，也是社会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坚持依法进行社会管理，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转。也只有以法治作为社会
管理的遵循和指导，社会管理创新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也才能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不断创新发展。
提升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水平
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和社会剧烈变迁，以及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带来的影响，社会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显著。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需要提高社会治理的制度化与专业化水平，相应的治理选择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和理论中的有关思路，同时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性，避免生搬硬套。提高治理的制度化和专业化水平，就是让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能够充分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中。此外，制度的构建与社会文化的重建能够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循环。
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和经济转型期，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曾采取先“默许”实践中对规则的突破，再由法律和政策进行事后认可的方式。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灵活性和适应性，但同时也形成一种“逆向选择”，鼓励短期行为，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政策的权威性，不利于社会的长期良性治理。
因此，提升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不仅仅意味着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的完善，其核心在于为不同的利益主体构建行之有效的谈判规则，并确保这一规则能让各方主体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此外，我国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人文地理环境差异极大，且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政策制定和制度构建需要避免“一刀切”问题。这也要求公共部门内部的制度建设，在提高行政透明度和监管水平的前提下，授权基层政府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管理创新，鼓励和协调不同公共部门间的良性竞争和充分合作。
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已经开始逐渐完善社会力量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机制。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制度、国家重要规划和法律出台过程中的意见征求制度、城市公共决策的听证会制度、村庄社区内的“一事一议”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积极效果，但也面临着参与面较窄、参与率较低、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力不足等质疑。此外，以媒体和互联网新兴平台为代表的社
会监管形态、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发挥的作用也不断增加，这些社会力量在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关注和回应、并参与解决社会公共事件的同时，也引发一些担忧和疑虑。
对此，除了完善现有的决策参与机制以外，对于政策的具体执行过程和效果评估也应引入社会监督机制，还应该拓宽公众的意见表达渠道、使社会监管更加专业化、常态化和有序化。通过全方位增强社会各界力量对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参与性，有效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满足居民日益提高和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现代社会治理的一大重要特征是其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需要构建高效透明的政策评估和反馈机制。在制度建设方面，我国已经实施了目标责任制来考核政府部门，通过招标投标、项目管理制来决定公共投资和政府采购。这些制度试图通过量化评估来解决政府部门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现象。基层政府通过“制造”数据等短期行为来应付考核，在项目管理和招投标过程中出现寻租行为等，一方面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疲于应付检查和“跑项目”，反而没有精力和动力去提供当地居民真正需要的公共服务，一些违规行为也会对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带来负面影响，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在增强制度建设、公众参与和提高政策透明度的过程中，有利于减少社会心理中的“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并使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得到更多认同，能够促进当地居民更加认同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通过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和社会边缘人群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公共服务，能够避免出现“信仰流失”等社会问题。同时，由政府部门积极引导并提供精神文化相关的公共服务，又能在充实居民精神生活、提高公民道德水平的同时，提升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反过来促进制度建设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