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吉林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再次强调要对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坚决问责。
“我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干部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总理说,“对于忽视民生、为官不为的‘庸政’‘懒政’,要‘动刀子’、‘出重拳’、公开曝光,坚决追责!”
老百姓一直在勤劳奋斗,当干部的决不能为官不为!
去年6月,李克强总理曾在几次会议上直斥一些地方官员的“不作为”现象。他说,一些人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
他在北京、河北、山西、黑龙江等8省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以往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经济是干出来的。“老百姓一直在勤劳奋斗,当干部的决不能为官不为!” 而在4月8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总理对参会的东北三省负责人可谓“耳提面命”。他说:“各位一定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要把新一轮东北振兴的责任扛在肩上,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
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李克强说,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政策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对于东北三省面临的“确需帮助的困难”,要求有关部门也要出台具体措施予以支持。
“但现在的问题是,去年批给的土地,70%仍然处于闲置状态!”讲到这里,总理的语气明显加重了,“土地给了,一直闲着;钱下拨了,仍然‘趴’在账上;项目批了,迟迟未见开工!政策再好,不干有什么用?政策千条万条,不干就等于‘白条’!”
他强调,国务院今年将进一步加大督察力度,坚决用铁腕惩“懒”治“庸”。
“振兴东北不能‘等靠要’ ,而要靠‘闯改创’ ,要抓住关键问题,主动作为。”李克强说,“对于不干事不作为的,要抓一些典型案例,坚决问责,从严治理!” 坚决拆除阻碍改革发展的各种“路障”
李克强说,现在各地对“发展是第一要务”已经形成了共识,要进一步让干部放手搞改革、专注抓发展,坚决拆除阻碍改革发展的各种“路障”。
他说:“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总理指出,实现东北新一轮振兴,关键是要“打破体制机制束缚”。国家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每一项举措,务请各地、各部门都要对号入座、细化实化,要让每一项政策真正落地、兑现。
他说:“各级干部要层层‘放权’、而不是层层‘推责’。不能让政策总是‘悬着’、措施一再‘落空’!”
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点个人得失
座谈会上,东北三省负责人在发言中均表示“对未来发展有信心”,李克强对此予以肯定。他同时强调,增强信心不仅要鼓舞士气,更要靠真抓实干。
总理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有最起码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观念。多想想百姓疾苦,少盘算点个人得失;工作中少点空话套话,多点真抓实干的劲头,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干点事!”
此前一天,李克强在长春南部新城综合交通枢纽工程考察时,一位农民工告诉总理,他不远千里从重庆老家来到长春打工,只为了每天能“多挣30块钱”。在长春打了两年工,他天天干完活累得倒头就睡,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回家,“连长春市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我们国家还有许许多多只为一天多挣30多块、抛家别子的农民工兄弟。这个庞大的群体不仅西部有,东部也有。”总理说,“各地领导干部要时刻牢记人民群众的愿望,主动作为、真抓实干,担负起本地区的发展重任,尽最大努力,让人民尽早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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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资料 - “专车第一案”
“专车第一案”庭审避开了私家车作为专车载人的合法性问题,但不管其结果如何,这问题都该提到法治破题的层面。
济南滴滴专车司机陈超被认定开黑车罚款2万后,因不服起诉客运管理中心。昨日,这起被称为“专车第一案”的案件在济南法院开庭审理,其中被告的行政主体资格和行政权限成为双方争议焦点。
专车是非之争由来已久,上升到诉讼层面的尚此一例,尽管此案是专车处罚行政诉讼之个案,但这极有可能成为专车之争的分水岭,也是互联网+产业模式迎接挑战的一块试金石。也正因如此,它广受关注。
拿该案来说,庭审现场双方争锋的焦点,是涉事客运管理中心的行政处罚资格,而非私家车作为专车载人的合法性问题。本质上,它并未挑战现有的法律定义框架。而谁是谁非,终究还得看最终判决“盖棺论定”。
有专家分析,私家车从事客运服务不论是巡游揽客还是预约用车性质,均被现有法律明令禁止,在此情境下,期待涉事法院主动表态支持“专车第一案”中的私家车营运行为不现实。但公众心系此案,不只是希望在法律裁决个案上的定讼止争,更是希望它能为专车合法性困境破题,避免它继续游走在灰色生存的状态。
得看到,专车服务是典型的互联网+创新性产业模式,客户、支付模式、路线选择、平台管理等都源于移动互联网。而其合法性之争则是互联网创新跟既有的监管方式冲撞的产物。尽管说,专车不仅解决了客运市场的刚性需求,还对减缓城市交通压力、利用闲置车辆等方面产生积极意义。但它带给传统出租车行业以巨大冲击,专车兴起还引发的哥们对“份子钱”过高质疑。
处在这新旧模式碰撞的节点,公共管理部门的态度也颇具导向意义。它如果因循不完善的法规,可能会找出一万条反对专车发展的理由;但政府和司法更需要考虑的是,固守现有的法律考量视野会否扼杀创新,错过互联网+带给整个中国弯道超车的机会。去年11月23日,交通运输部针对移动互联网预约车问题答记者问时,提出了“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趋利避害、规范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将“鼓励创新”放在了重要位置,就颇具意味。 实质上,专车在北美也是一种新事物,著名的Uber公司也曾面临政府禁令、钓鱼执法、出租车行业抵制等情形。它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茁壮成长,不在于创办者锲而不舍的精神和雄厚的民众基础,而在于法律、政府等愿意趋从互联网大势。尽管洛杉矶市交通部门也曾对Uber发出“勒令停止通知函”,但其政策壁垒渐次消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就对Uber等提供的租车服务表示支持,认为尝试扼杀租车应用,将会阻碍竞争。
因此,不管“专车第一案”判决结果如何,专车合法性问题都该提到法治破题的层面。毕竟,当下正是李克强总理提到的“风口”,政府作为与司法的方向都应顺应这个“风口”,
而不是纠缠于那些刻板而过时的法律条文。也唯有法律与时俱进,再碰到类似纠纷时才不会出现专车是非判断上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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