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应对
多民族的国情决定了民族问题是中国长期面对的敏感问题和重要问题。当前的中国民族问题，既体现了原有的特点，又以新的形式和强度体现在新的社会整体发展中。
一、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形式及其表现
整体来看，中国当前的民族问题主要有四种形式，即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现代化冲击下的少数民族文化存续和发展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将以上问题列为主要形式，是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敏感性、重要性、普遍性和突出性。
1.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存在将族性(ethnicity)邪恶化的倾向 作为反对国家建构的历史遗留问题，民族分裂分子坚持狭隘的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面对国家统一大势和国家合法力量的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以境外为立脚点，打着过时的民族自决旗号寻求外部支持，并通过境外操控，在边疆民族地区制造恐怖事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主要以点式的、小规模的恐怖活动为主。但20xx年“3·14”事件和20xx年的“7·5”事件却以突发的、剧烈的城市骚乱的方式出现，其中“7·5”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造成人员伤亡最重、经济财产损失最严重、社会影响最大的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回首“7·5”事件，可以觉察到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一力量被激活、被利用，它就是族性。族性被西方学术界视
为民族认同和民族一致性形成的基础，也是制造和引发民族冲突、民族暴乱的有效动员工具
近期发生的这两起事件存在着许多相似性，甚至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策划和煽动者都以实现民族分裂为目的，以部分民族成员的族性认知为(宗教因素在族性认知中具有相当的权重)基础，以民族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炮制的本民族受到汉族和国家的不公正对待的谎言为借口，利用民族认同，煽动民族情绪，强化民族分界，扩大群体事态，以期制造民族仇恨。可以说，民族分裂分子将族性赋予了邪恶的目的，制造了令人发指的罪恶与悲剧。民族差异、历史上的过节、现实中的不满情绪、负面的族裔印象都可能被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
2.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时有发生
城市中的民族问题开始于市场经济引发的人口流动，并随着多民族人口交叉流动的增加而日显突出。
农、牧区人口向城市“上行”流动，西部地区民族人口向东部城市“东行”流动已成为现实中人口流动的重要特点。而且，这种流动所涉及的人口数量、流动范围越来越大，流动频率越来越高。据20xx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1/3。北京、深圳等城市都拥有55个少数民族成分，各省会、首府城市和大中城市也都有数十种民族成分。
由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认同感等原因，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人口比较喜欢聚居，以家庭、亲朋好友为主或以同乡、
同民族为主的聚居现象十分普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北京、上海、郑州等城市都出现了一些自发形成的少数民族居住区)。
3.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被边缘化的担心和忧虑
局限于地域性的少数民族文化面对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的冲击显得有些招架乏力。一方面，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信息媒质以非民族语言的传播方式将大量民族地区之外的信息和文化内容传入民族地区，即使有的民族地区采用了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字，但所传播的大量内容也不是本民族的。外来文化商品大量的涌入，有些地方涌入的数量占到销售量的70％以上，甚至到80％。另一方面，公共教育系统所采用的通用语言、文字以及普适性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民族学生对本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学习。
二、民族自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主要反映在自治权和资源使用补偿方面
自治地方是根据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制度建立的，其核心问题是自治权问题。如何使实行自治的民族充分享受平等自治、当家做主、自己管理自己民族的民主平等权利，同时又保障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权利，都是聚居地区民族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自治区机关干部的配备上，自治民族要求其干部数量和职权要与自治民族的地位相称，其他非自治少数民族也要求自己民族干部占有一定比例，汉族，特别是其人口占多数的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汉族，也要求其干部的数量、职权考虑到多数民族的状况。再加上各民族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不同，干部制度上的差额选举制等等因素，干部问题、自治机关干部民
族化问题成为如何充分体现自治权的重要问题。
聚居地区民族问题重点还体现在开发利用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问题上。中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自然资源丰富。民族自治地方内的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75％，森林面积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7.2％，林木蓄积量占全国林木蓄积量的56.3％，水利资源蕴藏量占全国水利资源总蕴藏量的52.5％，矿产资源也很丰富。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同时，由于大多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民族群众崇尚自然的情感较浓，因而，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是个极其敏感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开发使用补偿是应该的和必须的。目前，不合理、不到位的补偿已经引起了民族地区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应。
三、问题分析及其应对
1.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
民族分裂活动在本质上是族裔民族主义对国家公民主义的挑战，威胁的是多民族国家的主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而国家要通过合法使用国家机器予以应对。
在民族地区要想成功地开展任何一项工作都不能缺少少数民族群众的普遍理解和实实在在的支持。真正弥合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必须是让绝大部分民族群众受益的政策，而且整个政策过程和环节必须渗透着对民族群众真心实意的感情，没有感情为基础，民族工作就不可能成功。
2.通过民族工作社会化解决城市民族问题
城市民族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民族文化碰撞和民族利益冲突引起的，破解的关键点在于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规范不同民族成员的行为。 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要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建立有效的城市民族工作模式来实现，还要有一个依托国民的教育体系，从小培养社会成员民族交往行为规范的工程。
3.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中国的大多数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小，居住格局分散、所处地理条件复杂，这样民族文化的使用范围就小；加上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发育水平低，文化的自我生产能力弱，这样这些民族文化的竞争力和吸引力就小。因而，如果单靠市场机制，人口数量少、文化的规模和影响小、抵抗外力冲击的能力弱的民族文化就会很快流失。
从尊重民族文化、提倡文化多样性的角度看，国家应该有所作为，通过必要的物质支持和政策倾斜，引导全社会关注和投身优秀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四、严格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理顺民族自治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综上所述，中国的民族问题处在不断的变化中，随之也要求相关的制度跟进完善，民族治理的发展与进步体现在对民族问题的不懈解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