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物权特别报告员访华报告
（北京，20xx年12月23日）
初步意见和结论
简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食物权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埃·德舒特先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 于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来华进行正式访问。访问行程包括在北京的会议，以及对通州，昌平地区和山东省济南，莱芜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这是联合国食物权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来华访问,并对能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感到特别荣幸。报告员本人高度赞赏了各方面对此次访华所给予的密切合作, 尤其是要感谢人权问题特别代表祁小夏女士和她在外交部的团队, 感谢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敬业精神和为安排此次访华所作出的努力。另外, 特别报告员也十分感谢联合国驻华协调代表对此次访问的协调以及此行所会晤的政府专家, 高层代表，其中包括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海龙先生和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先生，各国际机构的代表，以及研究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员。。
此次访问适逢将于20xx年3月实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的讨论阶段，以及2011至20xx年全国减贫战略计划的起草阶段。特别报告员希望能将此行的初步结论反馈到上述文件的草拟过程当中。
对粮食安全问题认识的显著进步
食物权有四个相辅相承的组成部分。它首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粮食安全，以便确保有粮食供应。食物的获取权的问题也需要通过针对粮食相对不充足的弱势地区和人群所制定的政策加以解决。均衡食物是指在食物权中要适当地注意食物的营养。另外, 食物系统也必须是可持续的: 也就是说, 满足现在的食物需求不应以牺牲国家应对未来需求的能力为代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的三十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显著进步，使近几亿民众脱离贫困线。按照现行的每天1.25美元 (2005平价美元购买力)的国际标准, 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19xx年的六亿五千二百万降至20xx年的一亿三千五百万, 根据最近一次直接调查估计的结果, 中国20xx年贫困人口的数量为二亿五千四百万。 如此显著的减贫成效是得益于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其中最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是19xx年后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在农村地区的发展，以及尤其是19xx年以后，在对全球贸易和投资开放市场的刺激下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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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明显会受益于社会和经济的总体发展。对于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以及1.2 亿公顷耕地的国家来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 但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8.5%, 蓄水量只占世界总蓄水量的6.5%。虽然近二亿的农民平均持有耕地仅仅0.65公顷, 但是高效的农业生产已使中国从20xx年以来成功地由粮食援助的主要受益国转变成粮食援助捐赠国。近年来持续丰收, 使得中国成功实现了至少95%粮食自给率，据估计，中国的粮食储备也已超过了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建议的17%的安全水平的两倍（ 20xx年粮食产出是五亿三千零八十万吨，比20xx年同期增长了约13.1％, 20xx年粮食产出是五亿四千六百万吨）。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和社会在过去几十年的巨大转变，以及土地退化和气候变化所形成的威胁，给中国的粮食生产带来了新的挑战。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耕地增加了的压力：19xx年以来，由于城市化和森林草原重新种植计划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害，中国已经失去了八百二十万公顷耕地, 全国人均可用耕地已降至现在的0.092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耕地面积的缩减将会直接威胁到中国维持其目前的粮食自给自足的能力。。中国制定了耕地面积不得低于18亿亩(1.2亿公顷）的警戒线,并且采用了任何其他用途造成的的耕地损失应以其他方式补偿的原则。然而，中国耕地面积的萎缩已经接近了上述低限。
另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是贫富之间的悬殊差距和迅速的两级分化。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从19xx年的0.329上升至 20xx年的0.443，即使是将城乡差别的生活成本因素调整之后，现在的基尼指数仍可能超过0.5。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从20xx年的2.79比1上升至20xx年的3.33比1，如果把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分配考虑在内的话，城乡差距率可达到5-6 比1。由于贫富差距的增加，粮食供应在全国范围的整体发展就会与某些地区的粮食短缺共存。 在东部地区，人均粮食产量虽然低，但收入水平较高而且获取粮食也较容易。在中部地区，粮食供应相对充足，但收入水平较低。西部地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且城市和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和营养水平存在巨大差距。虽然尚无准确数字，国际农发基金、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9个省和自治区的贫困县中存在严重粮食不足。五个主要的挑战依然存在。
挑战一: 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差距
为提高生活水平，包括获得足够食物所作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设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从而使那些生活水平低于相对标准的人口能够获得多种形式的国家援助。特别报告员对中国政府在该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以及旨在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的国家政策表示赞许。这一体系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计划（低保）。虽然社保进展迅速，但是城乡镇居民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自19xx年在城市地区首先推出的低保计划，此后至20xx年间逐步扩大到农村地区。但是，农村居民每月领到保障金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当然这可以解释为农村居民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有土地使用权，另外在基本医疗服务和养老金方面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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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所有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大部分的基本政府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金都是由地方政府负担，据估计，地方政府需要为大于80％的基本医疗和教育提供资金支援。虽然中央政府给与了大量补贴 ---从中央至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不含退税）从20xx年的四千三百五十亿人民币上升至20xx年的两万四千亿人民币，但是医疗和卫生领域的资源仍然存在着分配不均的情况。20xx年，只有25%的公共医疗资源是针对农村居民的，但是农村人口却占总人口的60%。
更多财政补贴的转移可能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有效的方式，由于地方政府在监控专项资金的使用上存在切实的困难。相反，可考虑把某些公共服务重新集中在中央一级管理，例如对养老金和教师工资的支付，或基本医疗服务的费用，这样可以确保地方政府无需依靠向用户收取费用来填补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差距。
在农村和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的问题上，农民工问题举足轻重。在过去的十年中，约一亿四千四百万农民工从中国各地农村迁徙到城市地区工作，特别是东部省份。由于大约有20%的农民工举家迁徙，使得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总人数预计可能高达一亿七千万人。这些移民往往被排除在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福利系统之外，包括向城镇居民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状况的产生是因为大多数的农民工（大约85%）是在非正规部门工作，从而使他们更容易处于弱势和受到不公正待遇，包括工资欠付。问题的另一个来源就是户籍制度（户口），由此所造成结果就是根据户口所在地的不同，居民在健康，教育和基本收入保障等基本社会服务领域享有的待遇有所不同。
目前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通过制定针对具体情况和特殊群体的方案，使日益增多的农村移民能够融入到城市的社会保障计划当中。许多省或直辖市，以最近上海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举措为例，已经朝这个方向采取措施，推出试点计划以取消或限制户口制度的影响，并将农民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但是只有就业的农民工能够从这些措施中受益，而这只是农民工数量中很少的一部分。此外，为保证财政上可持续性，即：使相关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够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必须确保有足够的可供支配的财政收入，这也再次证明了财政改革的重要性。
挑战二：保障土地使用权和获得权
土地征用所造成的威胁
在中国约有7.5亿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地区，主要依靠农业维持生计。这些人口众多的小农户是中国是否能实现粮食安全的核心，对于他们来说，土地的使用权和进行与土地相关投资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平衡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租赁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保障家庭的土地所有权，和近年来不断加强的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是要在确保所有权仍然掌握在集体手中的情况下, 允许土地租赁权市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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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存在两个难题。第一，尽管在20xx年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20xx年《物权法》确认）几乎全面禁止了土地“重新调配”，只允许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严格的程序才可调整，在实际操作中，这种调配经常被滥用。第二，农民面临着在不断增加的土地被征用情况，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政府部门目前缺乏对'公众利益'的严格法律界定。在很多地区，开发商甚至违反现有的法定程序来占用耕地。尽管违规事件的数量正在下降（从20xx年新开发项目的48.5%降低到 20xx年新开发项目11.7%的），但违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这威胁到国家维持农业生产的能力，从而影响粮食自给自足理想水平。这也同时对土地使用者造成了威胁，有时他们不得不迫于压力而放弃土地使用权，在个别案例中，当地政府部门收受贿赂，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尽管在20xx年《物权法》中明文规定补偿金应全额付给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本人，也经常发现地方干部将按照规定执行的土地补偿金的大部分支付给了集体而非农民本人的情况。
确保土地证书的发放，使土地使用者能够获得有关其自身权益的信息，提高这些信息的质量以及使他们获得法律援助的工作任重道远。但是，加强土地使用者的权利也需要对现有法律框架进行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在目前的三十年期满后自动延长，除非没有任何承租者的家庭成员继续在承包的土地上生活。政府部门强加的土地调整以及政府为公众利益而征用土地的可能性，应该可以更好地被解释及定义，这样法院就可以以此为依据为保障土地使用者的使用权而对政府部门的额外征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最后，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土地证书并不列入女性的名下，相反会在证书上使用她丈夫的名字（或她的父亲或岳父的名字），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发放额外的土地证书，其中丈夫和妻子的名字都被系统的记录下来。
加强对土地所有权的保障和由此引发的土地租赁权市场的发展，不应该被视为就是目的，而是应该作为更广泛的农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应该与支持小农经济相结合，以确保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会被他人以不合理的价格征用。对于在中国农村数量庞大的小规模农户来说，拥有土地使用权仍然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除非教育水平得以提高，或者他们在城市能够得到真正的体面的就业机会，那么由于市场机制引发的土地加速集中便会导致因贫困加剧而造成的食品供应不足。
最后，由于分配给各户的土地数量非常小，通常少于0.5公顷，土地承包经营正在中国一些省份的农村中迅速推广。承包经营模式可以帮助提高小农户的收入，这可能也特别适合中国农村的由小农户组成集体合作社的特点，因为这种合作社模式可以会使他们与买家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在访华期间，特别报告员亲眼见证承包制在山东省农民家庭中的优势。然而，其他地区并不能完全照搬山东省的经验。例如在更贫困和农业欠发达的中国西部，耕地干旱问题更加严重，更不适宜种植一些高价值的水果和蔬菜商品，更重要的是，这些省份离此类商品的潜在市场距离很远，因而这一做法本身就缺乏吸引力，当然承包经营模式更不应该被视为现行政策的替代品，现行政策致力于为满足当地消费需求的粮食作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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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提供支持。然而，承包经营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择，政府的支持可以体现在以下方面，例如，调解和协调买方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积极帮助协调由买方提供的技术支持， 确保在法律框架内保护农民利益防止买方滥用权力。也可鼓励确保每一个集体保留一定比例的耕地面积作为粮食作物生产专用，以确保农民不会过度受制于用于出售的农作物的价格变化，并相应减少歉收所带来的风险。最后，还可以鼓励农户加入承包经营，组织合作，以便提高他们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游牧民面临的威胁
西部省份和自治区特别是西藏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游牧民属于另一部分弱势群体。19xx年通过的《草原法》 旨在保护草原，并为实现畜牧养殖业现代化和向商品化的发展，现在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案辅助实施，包括退牧还草和退耕还林。这些方案作为19xx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寻求解决中国低地的草地退化和灾害控制问题的方法。包括设立禁止放牧区域和牧场禁用期，对现有牧群进行轮流放牧和看护，限制牧场的分布，对牧场进行隔离，对牲畜进行屠宰，以及在农田边缘强制种植桉树, 从而减少土壤侵蚀所带来的威胁。土地退化问题无疑很严重，然而特别报告员希望指出，在退牧还草政策下采取相应措施后，牧民不应该除了卖掉牧群并重新安置外，没有其他选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禁止剥夺任何人生存手段，而19xx年《生物多样性公约》承认土著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性（第8条j款）。中国已经批准了这两项公约。特别报告员鼓励中国政府与牧区进行有意义的协商，内容包括对过去和现行政策效果的评估，并考察所有可行方案; 讨论近期出台的, 能够结合牧民现有游牧经验和从现代科学中获取的牧业知识的边缘牧场可持续管理的战略，比如新牧场管理方法（NRM）。特别报告员还鼓励中国政府投资于牧场的恢复工作，并支持现存游牧民向农村发展。牲畜保险计划的可行性也应加以探讨，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这方面的尝试已经取得了成功。该计划在重大灾害后向牧民提供重新购买牲畜并恢复生产的资金，它鼓励牧民保有小规模的牧群，这样在此类保险计划的支持下，他们就不必担忧灾后因失去牲畜而无法进行放牧活动。
挑战三: 20xx年中国的吃饭问题
正如20xx年的中国科学院报告所指出，20xx年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占GDP的13.9%，而当年的GDP 增长为11.3%。 中国面临着相当严重的生态威胁和挑战，对国家一级的粮食安全和弱势群体的食物权可能带来严重的潜在后果。中国领土总面积的37%受到来自土地退化的影响。在中国西北部地区，土壤侵蚀问题非常严重，已经引起对中国未来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缺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人均水供应还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据估计，如果没有相应的减缓行动，据开发计划署委托人民大学编写的报告估计，到20xx年，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5%至10%，主要受到影响的将主要是小麦，大米和玉米。今天，旱灾每年对耕地的影响已达到2亿至6亿亩之间。农业的现代化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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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要的农业投入，中国对生产这些要素所需的的化石燃料，如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量不断增长。
中国政府持续密切关注这一问题，所采取的减轻和适应生态破坏包括生态变化的诸多举措值得赞扬。然而需要采取的措施还有很多。一些政策的社会影响可能被过低地估计，比如退耕还林覆盖超过二十五个省份，三千二百万户农民。另外，政府 可以进一步探讨基于农业生态的原则的农业生产可持续模式，以提高农业生产力可持续增长的潜力。鼓励小农户使用更少的投入，特别是合成肥料，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整体盈利能力，同时防止粮食价格进一步上涨，降低中国的进口费用，并与此同时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农业生态方面的经验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并带来了非常显着的成就。例如，在云南省，易感病的水稻品种与抗病品种混合种植的3000亩稻田，产量增加了89%，稻瘟病比单一水稻品种种植减少了94%，使得农民无需使用杀菌喷雾剂。政府也可以提高其地方行政部门和私营部门相关利益方的责任：对地方部门和官员的业绩评估，除了依据纯粹的经济表现（GDP）之外，还将考察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效，鼓励私营公司对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尊重。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在环境问题上的法律干预力度，例如，允许公益诉讼。
挑战四：改善营养
中国在改善营养不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营养不良的人口数量从30年前的三分之一降为十分之一，五岁以下儿童体重不足率从19xx年的19.1％降到20xx年的6.9％（发育迟缓率同期从的33.4％降到10.5％）。然而，在农村和城市人口的营养以及饮食充足方面仍然存在严重挑战。20xx年五岁以下儿童的贫血症发病率为21.9％，其中80％发生在最贫困县。最贫困县当中35%的12月大儿童有发育迟缓现象。尽管多数家庭的水果和蔬菜的消费量明显增加，但在贫困县中，相当多的家庭一周只有一 天或两天能够吃到蔬菜。与此同时，肥胖症正在出现：20xx年，
9.2％的中国儿童在同龄人中体重超重，这个数字仅仅比全中国体重不足比例（11％）略低一点。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还发现，食盐过量导致高血压极其相关的疾病，也是人口老龄化所面对的威胁。中国也因此和其他正在经历营养转型的国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可以基于四个相辅相成的战略。首先，推广多元化和均衡的膳食，包括通过农业政策或其他必要的计划，针对贫困城市和农村消费者而实施的便宜菜价，可降低营养不良并进一步防止肥胖症程度的加重。其次，推广在出生后头六个月进行纯母乳喂养，六个月后进行辅食喂养是避免在首22个月营养不良的最有效策略。同时，这也可以加强儿童的免疫系统。在该领域的进行改进的空间相对较大：根据国家级数据，目前只有27％的小于半岁的儿童是纯母乳喂养的，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更低（10％）。第三，对包括小麦面粉（迄今为止全球已有56个国家在实行）在内的生物强化主食的强制性推广是对前两个预防性战略的补充。最后，对抑制肥胖症水平来说，必须就食品产业对不均衡食品以及富含脂肪和糖份的现成食品的销售进行更加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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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五 :食品安全 --- 以及基本自由对于食物权的贡献
继20xx年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措施，并在20xx年3月通过了《食品安全法》。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所作的努力应该得到赞扬，尽管在快速发展的农产品加工和零售行业方面还面临很多难题。在这种背景下，让特别报告员感到担忧的是，有报道表明，有些时候，个别人提醒公众注意食品安全风险却被起诉，而且因其宣传活动被判有罪。这不仅在依照《食品安全法》第10条所要求的对违反法律的行为进行报告方面引发了寒蝉效应，它似乎也低估了行使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对实现适足食物权所做出的贡献。
特别报告员深信，透明度和信息的获取对于实现食物权是必不可少的。正是通过对基本自由的行使，使政府承担起应付的责任，政策才能够按照其影响程度得以改进; 特别是在地方一级，公职人员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才能得到打击；为在各个方面保障食物权而制定和通过的法律才能够得以遵守。
最后，特别报告员对中国在实现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然而，严峻的挑战依然存在。这些挑战包括改善农村农民和农民工的生活条件, 进一步保障土地的所有权和获取土地的权利, 朝着更可持续农业的过渡，以及解决营养和食品安全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十分清楚这些挑战的存在。特别报告员表示，他愿意同中国政府合作，在国际最佳做法的基础上寻求解决现存障碍的途径。
奥利维埃·德舒特于20xx年3月被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为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员独立于任何政府或组织，他向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汇报工作。有关食物特别报告员工作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或/english/issues/food/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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