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究竟是什么》读书报告

《科学究竟是什么》是作者查尔莫斯介绍的关于科学哲学的一本书，因此，作者研究的不是科学的具体内容，而是从哲学的视角将“科学”直接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作者在书中介绍了 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哲学大家，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等人的主要学术思想，还介绍了20世纪最后20年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

对于科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近代科学产生最先是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提出日心说。然后从伽利略（Galileo, 1564-1642）再到牛顿（Newton, 1642-1727），建立牛顿力学，这样近代科学开始形成。后来有培根的经验论，归纳法；笛卡儿的理性论，演绎法；.伏尔泰的普及牛顿力学，启蒙运动；康德的哲学反思；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经验论，启发狭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创建。再后来出现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证伪原则和拉卡托斯的精致的证伪主义，总得来说，在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大致七种主要观点或派别，它们分别是归纳主义、证伪主义、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历史主义、实用主义、唯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查尔莫斯按照历史发展脉络对这些观点一一作了简要介绍并对每种观点的缺陷给予了评论。

全书除序和导言外共有12个章节，前三章介绍“归纳主义”及归纳问题；四至六章介绍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的科学观并对其局限性和错误性一一做出批判；第7章和第8章的主要集中于介绍托尔卡斯和库恩对科学的理解，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推崇科学应该有作为结构的理论；第9章作者提出了三种对科学知识性质问题的研究方法，说明客观的研究方法才是正确的，并指出库恩理论的不一致性，指出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最后3章（包括激进工具主义或多元实在论，作者在指导人们一步步认识真正的科学是什么时，依旧采用批判性的手法，对比了不同的主义对科学的认识观，并竭力阐述区分一些概念上的混淆，在

第12章中，作者提到了认识论的无政府状态持有者。

书的内容:

第二章

观察是实践的干预

1. 观察：被动和私人的，

还是公共和主动的？

许多哲学家对观察的理解通常将观察看作一种被动的、私人的活动。认为当观看时，我们只是睁开眼睛，指挥眼睛让信息流入，记录看到的东西，因此观察是被动的。正是观察者心内或脑内知觉自身直接确证这个事实，例如"在我前面有一个红的西红柿"。如果这样来理解观察，那么确定可观察事实就是一件完全私人的活动。这是由个人完成的，在感知行动中密切注意提供给他或她的东西。由于两个观察者并不获得对方的知觉，他们就不可能参与由他们的知觉确立的事实是否有效的对话。

被动和私人的知觉观或观察观是完全不适宜的，并没有对日常生活的知觉，更不要说科学提供精确的论述。日常的观察远不是被动的。为了确定知觉的正确性需要做一系列的事情，许多是自动地，也许无意识地。在看这个行动中我们对物体进行扫描，移动我们的脑袋来检验所观察的情景中有什么预期的变化等等。如果我们不能肯定通过窗子观看到的情景是窗外发生的事情还是在窗子上的反映，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脑袋来检查在看到情景的方向上有什么效应。一般认为，如果由于某种理由根据我们的知觉我们对实际发生的情况表示怀疑，我们能够采取种种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我们有理由怀疑西红柿的映像是聪明地设计的视觉映像，而不是真正的西红柿，我们可以仔细看它，触摸它，必要时我们可以尝尝它或将它切开。

这些少量的有点初步的评论仅仅触及充满细节的故事的表面，心理学家能够告诉我们在感知行动中个人所做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考虑一下这一点对观察在科学中所起作用的意义。说明我的论点的一个例子是显微镜在科学中的早期使用。当罗伯特·虎克和亨利·鲍威尔斯等科学家使用显微镜来观看苍蝇、蚂蚁等小昆虫时，他们经常对观察事实发生分歧，至少虎克起初将分歧的原因归诸于照明不同。他指出，苍蝇的眼睛在一种光下看起来像覆盖孔的格子(顺便说一句，这使鲍威尔斯相信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在另一

种光下像覆盖圆锥体的表面，在第三种光下像覆盖金字塔的表面。虎克为了澄清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践干预。他努力使标本的照明均一来消除由于耀眼和复杂反射而引起的虚假信息。他做到这一点是靠了使用通过盐水溶液散射的烛光照明。他也从各种方向来照明他的标本，以确定在这些变化之下哪些特点保持不变。有些昆虫需要用白兰地浸泡，使之不能运动，又没有损伤。

虎克的书《显微学》(Micrographia,1665)含有许多来自虎克这些行动和观察的详细描述和观察。这些成果过去是公共的，现在仍然是公共的。别人可以检查、批评和补充这些成果。如果苍蝇的眼睛在某种照明下像覆盖小孔的东西，那么密切注意他或她的知觉的观察者不可能有用地评价这种事态。虎克表明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检查这种外观的真实性能够做些什么，而他建议的程序任何愿意做而受过训练的人都可以进行。关于苍蝇眼睛结构的可观察事实最终是一个主动而公共的过程的结果。

能够采取行动来探索作为观察事实提出来的那些主张是否适宜这一点具有这样的推断：知觉的主观方面不一定是一个科学不可解决的问题。前一章讨论了同样情景的知觉可以种种方式随不同观察者的背景、文化和期望而有不同。由于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产生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通过采取合适的行动而得到解决。个人的知觉判断因一系列理由而不可靠，这对任何人不应该是新闻。在科学中的挑战是如何安排客观境况使依赖这种判断的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能消除的话。有一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月球幻觉是一种常见现象。当月球在高空，它显得比在地平线低处小得多。这是一种幻觉。月球没有改变它的大小，它离地球的距离在它位置改变的几小时内也没有变化。然而，我们并非必须相信关于月球大小的主观判断。例如我们可以爬上一根装有十字金属丝的观测管道，使我们可在标尺上读到它的定向。在观测地点与月球形成的对向角可由十字金属丝与月球每一边的联接来确定，并注意标尺上相应读数的差异。当月球在高空时这样做后，再在它接近地平线时重复。在这两种情况下标尺读数没有显著差异这一事实，反映月球大小仍然没有变化。

2. 伽利略和木星卫星

有一个历史例子说明本节与上节讨论的相关性。1609年晚期，伽利略建造了一架强大的望远镜，用它来观测天体。在以后的三个月他所作出的许多新颖观察是有争议的，与有关哥白尼理论正确性的天文学争论密切相关，而伽利略已成为哥白尼理论热心的斗士。例如，伽利略声称他观测到有四个月球围绕木星旋转，但他难以说服别人相信他观察的正确性。这是一个时机问题。哥白尼理论涉及有争议的主张，例如地球是动的，每天围绕它的轴旋转，每年围绕太阳运行。哥白尼在上一世纪前半世纪向之挑战的公认观点是，地球是静止的，太阳和行星围绕地球运动。反对地球运动的一个论据，远不是微不足道的论据是，如果地球像哥白尼主张的那样围绕太阳运动，月球就会拉在后面。一旦人们承认木星有四个月球，这个论据就消除了。因为即使反对哥白尼的人也同意木星是运动的。结果，木星带着它的月球运动，展现了哥白尼的反对者认为地球不可能有的现象。

伽利略用望远镜对木星月球的观察是否正确在那时是个时机问题。尽管有起初的反对以及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似乎不可能用望远镜辨识木星月球，伽利略终于在两年内说服了他的对手。让我们看看他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 - 他如何能够使他对木星月球的观察"客观化"。

伽利略用一个环将一个有同等间距的水平线和垂直线标志的标尺安装在他的望远镜上，这样使标尺能够面对观察者，并能沿着望远镜上下滑动。用望远镜观测的人可以用一只眼睛用望远镜看，另一只眼睛看标尺。为了便于看标尺，用小灯照亮标尺。将望远镜瞄准木星时，将标尺沿望远镜滑动，直到用一只眼睛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木星映像出现在用另一只眼睛看到的标尺中央方块为止。这样做了以后，通过望远镜看到的一个月球的位置可在标尺上读到，读数与它与木星的距离相对应，为木星直径的倍数。木星的直径是一个方便的单位，由于使用这个单位作为标准，就自动承认这样的事实：从地球上看到的木星外观直径随它接近地球或远离地球而有变化。

伽利略利用这些就能够记录伴随木星的四颗"小星星"的每天运动。他能够表明数据与小星星的确是以恒速围绕木星运行的月球这一假定相一致。这个假定不仅得到定量测定的证实，而且也得到定性观察的证实，当这些卫星通过木星的背面或前面或进入它的阴影，它们就从视野消失。

伽利处在一个强有力的地位来论证他对木星月球观察的真实性，尽管肉眼不能见到它

们。他能够并确实反对这样一种意见，说这些月球是望远镜产生的幻觉，指出这种意见难以说明为什么这些月球出现在木星附近，而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伽利略也能诉诸他的测量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及其与这些月球定期围绕木星运行的假定相容。伽利略的定量数据得到独立观察者的证实，包括罗马学院和罗马教皇法庭的观察者的观测，他们是哥白尼理论的反对者。更有甚者，伽利略能够预测这些月球的进一步位置以及月相和月蚀的发生，这些也被他自己及独立观察者确认，这些由斯蒂尔曼·德赖克(Stillman Drake, 1978, pp. 175-176, 236-237)记录在案。

望远镜观测的真实性很快被伽利略同时代人接受，他们是有能力的观察者，甚至也被起初反对他的人接受。确实，有些观察者始终不能辨认这些月球，但我认为这并不比詹姆斯·塞尔伯(James Thurber,1933, pp.101-103)不能通过显微镜辨认植物细胞结构更为重要。伽利略论证他对木星月球望远镜观察的真实性的力量在于他的主张能够经得住一系列实践的、客观的检验。虽然他的论证也许并非绝对定论性的，但比对其他主张(例如说他的观测是望远镜产生的幻觉或人为产物)能够做的任何论证都无比地强有力。

3． 观察事实是客观的，但也是可错的

试图从我们已经提出的批评中挽救关于可观察事实的强主张可遵循下列路线进行。如果观察陈述能够直接接受感觉检验，并经受住这些检验，它就构成值得形成科学基础一部分的事实。这里的"直接"是要把握这样的观念：观察陈述的正确性应该接受种种常规客观程序的检验，而无需观察者方面精巧的主观判断。对检验的强调使观察陈述的辩护具有主动、公共的性质。在这个方面，也许我们可以把握由观察可靠地确立事实的观念。毕竟，只有沉湎于某种嗜好的哲学家才会愿意花费时间去怀疑，像米表读数那样的事情能够在很小误差范围内靠仔细利用视觉来可靠确定。

在前一段提出的可观察事实概念需要付出一些小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可观察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可错的，可接受修改。如果一个陈述够得上成为可观察事实，因为它通过迄今为止能够向它提出的所有检验，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经受住因知识和技术的进展而成为可能的新型检验。我们已经遇到两个重要的观察陈述的例子，它们根据充分的理由被接受为事实，但是鉴于新的进展最终被摈弃："地球是静止的"和"火星和金星的外观大小在每年运行

中没有显著改变"。

根据这里提出的观点，适合于构成科学知识基础的观察既是客观的，又是可错的。就它们能够接受简单明了的程序检验而言，它们是客观的，而就它们可被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展而成为可能的新型检验推翻而言，它们是可错的。这一点可用伽利略工作的另一个例子说明。伽利略在他的《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1967, pp. 361-363)中描述了一种测量星体直径的客观方法。他在他自己与远距离的星体之间悬一根绳索，这根绳索正好挡住星体。伽利略论证说，绳索与眼睛的角度等于星体与眼睛的对向角。我们现在知道伽利略的结果是虚假的。我们感知的星体的外观大小完全是由于空气和其他干扰效应，与星体物理大小没有决定性关系。伽利略对星体大小的测量依据的是现在已经被摈弃的假定。但是这种摈弃与知觉的主观方面没有关系。伽利略的观察是客观的，因为这些观察使用的是常规程序，如果今天来重复，这些程序产生的结果与伽利略获得的结果是大体相同的。在下一章，我们将有理由来进一步发展这个论点：科学缺乏不可错的观察基础不仅仅是由于知觉的主观方面。

补充读物

关于科学的经验基础是经得住检验的陈述的经典讨论请阅：Popper (1972 chapter 5)。强调观察的主观方面在Hacking (1983)的后半部，Popper (1979, pp.341-61)以及Chalmers (1990, chapter 4)。也请参考Shapere (1982)。

在《科学究竟是什么》这本书中，作者举了很多有趣的，通俗易懂的例子，比如在说到可证伪性是理论的标准中，举了几个简单断言的例子．它们在所指的意义上是可证伪的。

1星期三从来不下雨。

2所有的物质受热都膨胀。

3在靠近地球表面的地方松手将重物（如一块砖）放开，如果不被阻挡，就垂直下落。

4当光线从平面镜上反射时，它的人射角与反射角相等。

断言（1）是可证伪的，因为观察到有一个星期三下雨就能被证伪。断言（2）是可证伪的。它能被大意是这样的观察陈述证伪：某一种物质X，在时间t，受热益膨胀。接近冰点的水就能证明（2）为伪。（l）和（2）都是可证伪的，并且是假的。断言（3）和（4）据我所知也许是真的，虽然如此，它们在所指的意义上是可证伪的。一块砖被松手放开时往上“掉”，在逻辑上是可能的。断言“砖”松手放开时往上“掉”，并无逻辑上的矛盾，虽然也许这类陈述从来没有被观察所支持过。断言（4）是可证伪的，因为光线射向镜面的人射角是斜角时可以设想，以垂直于镜面的方向反射出去。如果反射定律是正确的，这就永远不会发生，但是假如发生，也无逻辑上的矛盾。（3）和（4）都是可证伪的，即使它们也许是真的。

读完这本书后，由于作者的对于科学的观点是贯穿在他对现代观点的批判和选择性接受的基础上的，所以还未形成像现代观那样系统集中的形式。总结作者对科学性质的观点如下：1.应该把理论当作某种有结构的整体来描述；2.对科学知识性质问题的正确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研究法，“客观”与“真的”并没有必然的联系；3.科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实验方法并不是始终都存在的；科学的实践没有主体；4.科学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相对自由的。

其实科学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虽然我们很多人都想知道，但很少人能知道它。科学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探索，才能理解和掌握现阶段的科学。我倾向于认为科学就是用实验的方式（包括理论）思考、理解未知世界的过程，它是人类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是与权威、逻辑、直觉相对的一种方法，一旦我们知道了之后，就可以不必再问为什么了。了解科学，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与其它生命共同在自然界生存的方式，从而使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现在我自己对于科学是什么的回答是“一个人通过客观的研究方法，在他/她所在的常规科学体系中进行解决难题的工作。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常规科学体系

的不足，这个人通过一定理论依据和自己的判断甚至顶住巨大的反对之声，在科学实践中建立新的理论，更接近与真理的理论的过程。而他/她的理论是科学史中很小的一部分，且不一定会马上被证实是正确的，也不一定在时间跨度上符合更接近于真理的规则，但这个理论比上一个理论有进步之处。”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认识论的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此观点持有人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如宗教一样是一种信仰、一种选择，他提倡把科学和国家分开以允许发展科学以外的东西。他认为不管科学实践者是享乐主义者还是别的，喜欢还是不喜欢它，科学可以有种种结果。他的观点是典型的激进观点，可以作为反面观点加深对科学的理解。

通过这本书，我领悟到，一定要学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既要继承最新的科学成果，亦要勇于批判不正确的观点。学会“否定”的思维方式很重要，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在权威面前的认知倾向总是以“肯定”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或许经常提醒自己批判、否定，更有助于我们反思、重构理论、知识和现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待任何一项实验，都要持一颗冷静理性的态度与批判的性思维。不能妄下正确或错误的判断。因为我们人类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重视实验结论，忽视实验条件，其实实验结论都是在控制了无关变量之后得出来的，若不加以辨识就照办乱套，这就给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篇：《西方科学的起源》读书报告

《西方科学的起源》读书报告

《西方科学的起源》是美国学者戴维·林德伯格的著作，林德伯格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著名科学史教授，曾任人文研究所所长，作者本人于19xx年获世界科学史界最高奖项——萨顿奖章。本书有一个很显眼的副标题——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我们首先从这里得知了本书探讨的范围问题，包括历史的和空间的范围，其实作者在此也是有深层次考虑的。本书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所以作者在本书中始终贯彻的一个原则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但这并不能影响作者在书本中叙述的思想的深刻性，也并不妨碍此书的学术价值。关于近现代的西方科学技术，我们大多都是熟知的，即使谈不上了如指掌，但置身于其中，我们还是或多或少能够切身感触到的，但把历史向前推进到中世纪，甚至古希腊，我们又知道多少呢？恐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吧，林德伯格著此书，首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我们介绍具体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历史，除此之外，作者还把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介绍给读者。

在本书中，作者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引领我们走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画卷，顺着作者指引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科学的雏形，然后在各种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哲学的因素和背景影响下科学是如何一步步向前发展的，是如何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又辗转到了伊斯兰世界的，然后静静地等待文艺复兴的曙光，所有这一切，作者在书中都有详实而审慎的叙述，同时作者还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新颖严谨的方法论，突出强调了作者本人相当重视各种社会文化背景对科学发展的影响。在书中，林德伯格本人叙述的范围是相当宽泛的，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科学领域，包括数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等等，不仅如此，他还说明了那一段时期西方科学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科学本身或科学人物的主题和历史事件，并适时发表自己的见解，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阅读此书，我们不仅获得巨大的信息量，而且可以和林德伯格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论，林德伯格给我们留下了太多需要讨论的空间，他告诉我们，研究历史，包括科学历史，不是让我们去给过去打分，而是去理解过去。本书的内容看似浅显，实则蕴寓着

深刻的见解和作者睿智的思考以及常人难以企及的深邃的历史眼光，现在让我们就《西方科学的起源》本书及林德伯格本人之思考进行一些探讨。

围绕着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林德伯格展开了本书的写作，同时此问题也是时下人们讨论的一个焦点和热点问题，林德伯格也并不回避这个问题，而是在本书的第一章就开始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作者首先罗列了几种常见的对科学的定义，比如，科学是人类藉此获取对外界环境控制的行为模式；科学是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科学是个人获取知识和评判知识的某种独特方法等等，林德伯格对这些定义显然是不满意的，科学的定义在具体的语境中是不同的，有时能够相互兼容，有时则不能，而想要消除这种语义上的困境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如果想使自己意向中的对象表达出来应该使用描述性的语汇而不是规定性的。

林德伯格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所需要的科学概念应是宽泛的、具有包容性的，而不是狭义的、具有排斥性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我们追溯的历史年代越久远，所需的科学概念就越宽泛。”始终有一种浑厚的历史感萦绕在林德伯格心中，身处现代社会的科学史家如果只把过去那些与现代科学相同或相近的实践与信念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那将是对历史的歪曲与不尊重，这种对历史的歪曲之所以会存在，而且常常存在，那是因为历史是流动的，相隔遥远的年代，科学在形式、内容、研究方法和人们对它的评价体制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怎可以今日之标准来决断历史之是非？科学史家要通过层层迷雾来通达历史之本质，还原历史之本来面目，我们现今所谈论的科学要以历史事实本身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不能以现在所盛行的种种有关科学的标准模块来套历史上的真实的科学存在，历史上各个时期真实的科学实在不尽相同，它们各自之间可能也差距颇大，也正是这种差距和多样性的存在，我们才有了历史，我们也才有了探讨的对象，科学史需要和欢迎这种存在着差距和多样性的历史存在。面对历史，我们要研究什么是科学，我们就要有一种宽容的开放的心态，敢于直面各种与己相左的东西，摈弃种种狭隘的派他性的心态，这正如林德伯格告诫我们的那样，“如果把注意力局限于对现代科学的预期，我们就只能注意到范围非常狭隘的历史活动，并且肯定会在此过程中歪曲历史本身，忽视许多应属于研究范围内的古代和中世纪信念和实践，而它们恰恰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后来出现

的现代科学的发展”。

不可否认，林德伯格面对科学的概念问题，采取了描述说明性的方法，并不拘泥束缚于一个固定的条条框框，以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态度对待之，在对科学概念问题的说明上既实事求是又体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睿智的思考，这对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处理其它各种学术问题大有裨益。

本书的题目是《西方科学的起源》，那么这个“起源”问题始终也是林德伯格关注的焦点之一。现代西方科学的源头在哪里？是古希腊还是文艺复兴，抑或还有其它源头？对这个问题不难回答，近现代史上的大多数人物包括林德伯格在内都认为现代西方科学的源头是古希腊。在由古希腊向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与众不同而又影响深远的时代——中世纪，这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人们又称这个时期为漫漫长夜，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即使如此，科学仍然在这漫漫长夜里缓慢发展着。对此，在近现代科学史上就产生了一个中世纪科学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性的还是短裂性的的争论，持这两种不同意见的学者之间发生了关于“连续性问题”的论战。林德伯格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遗产”中，并不急于给读者一个决定性的论断，也不贬斥这场争论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向我们详尽阐述了应如何把握中世纪科学和古代科学之间的继承作用，他是这样说的：“其实，持非连续观的一派人有一个观点，已经流行了几个世纪，它认为，一套全新实验方法的发现与运用，恰恰是区分17世纪科学和中世纪科学的分水岭。而在克隆比捍卫科学发展连续观史，其立论的核心就在于肯定实验方法初创于中世纪时期。现在看来，这两个观点都严重地夸大了事实本身。近期对中世纪和17世纪科学方法的研究揭示出，方法的理论形态和实际运用在上述两个时期极为复杂，而且，过去几十年来依赖的简单概括是不充分的。”林德伯格对问题的阐发是说明性的、讨论性的，他有自己分析问题的原则，他决不轻易给读者一个决断性的结论，他说道，“如果这场争论很容易得到解决，它早就结束了，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一问题。事实上，这类问题的确切答案可能永远只是可望而不可即。”林德伯格虽然极力淡化价值问题在他的著作中的影响，但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但是，要想始终避免价值问题的讨论看来不大可能。”很显然作者本人在本书中是赞同连续性观点的，这首先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可看出，“公元前六百

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在这里，我们就能判断出“欧洲科学传统”必定包括这两千多年中的欧洲中世纪时期，中世纪时期的科学对早期近代科学以至整个的近现代西方科学是有影响并起着承接作用的。其次，在本书中，作者虽不打算“为这个争论不息的问题提供一个结语，我准备就中世纪科学成就的本质和意义提供几点（必要而带有个人倾向的）意见，并以此作为本书的总结”。 林德伯格虽不打算提供最后的结语，但他的几点意见无疑已经蕴涵了他本人的观点，作者一再向读者介绍中世纪的重要成就和贡献，比如，中世纪后期的学者创立了一套思路开阔的思想传统，以此促进了自然哲学的进步；中世纪的哲学家们急切地追寻对古希腊哲学的透彻理解，努力把握亚里士多德学术的精深内涵，并使其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这样就为以后几个世纪关于自然的创造性思想提供了理论框架等等。总之，在林德伯格看来，中世纪的科学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容抹杀的，既如此，中世纪的科学成就对西方科学的进程和形态产生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就应该得到肯定，换言之，中世纪的科学与早期近代科学之间是连续的这一论断就是成立的。除此之外，林德伯格还从第三个方面说明了自己的论断，他从一个个具体真实存在的科学人物和科学事件来证明他的连续性观点，例如，“伽利略对落体的运动学分析就是发挥和运用了从14世纪牛津和巴黎发展出来的运动学基本原理”，“光学，尤其在偏向于几何光学的方面，是另一门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之间的科学发展中呈现出很高连续性的科学”，等等，林德伯格最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或许更能点明他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希望理解生活在近代科学的世界里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能无视把我们引向近代科学的发展历程”。

林德伯格在本书中还对研究历史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探究，当然这也与他始终秉持的宽容心态相一致，林德伯格的方法论是新颖独到的，不但在本书中很好地解证了他本人提出的独到的有价值的见解，同时也为我们读者进行类似或相关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范本。林德伯格首先令我们赞叹的就是对科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从不盲从，同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也不进行无端的责难和贬斥，而是采取不争论的原则让事实说话，当然也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更乐于把问题交给读者自己去思考，这种探索性的阐述事情的方法是一种值得任何想在科学史探究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们所必不可少的，这种方法在本书中是很容易见到的。关于

亚里斯多德对毕达哥拉斯的某些评价，林德伯格曾这样写道：“这是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我们的不确定也来自于亚里斯多德可能并没有充分理解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说或没有完全公正地对待它。毕达哥拉斯派是否完全相信物质性的东西就是由数构造出来的？或者，他们仅仅是要声称，物质性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数的属性，通过这种属性就可以洞见事物的本质？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确定的答案。对毕达哥拉斯派的观点，一种明智的理解是：在某种意义上，数首先出现，其他所有事物都是它们的产物；在这种意义上，数就是基本实在，物质性的东西从数中获得它们的存在，至少获得它们的属性。如果更谨慎一些，至少我们还可以断言：毕达哥拉斯派把数看作实在的一个根本方面，而把数学看作探究这种实在的一个基本工具。”在这本探讨西方科学起源的书中，林德伯格还对研究和理解科学史的方法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和富于启发性的探讨，对我们理解研究古代和近代的科学发展历程起着导航标似的作用，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以我们现在掌握的知识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去看待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历史的极大不尊重，我们要还原历史以其本身的面貌，要客观地审慎地开放地来看待古代和中世纪人们所进行的实践和抱有的信念。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他们进行这种或那种信念是他们的权利，同时也是他们的无上光荣，我们不必也不能拿今天所谓的科学标准来苛求和比照他们所进行的科学，更不能对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愚昧无知的想法横加指斥，要明白那可是我们人类祖先所进行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活动，他们是在外部条件的严重制约下和自身知识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林德伯格自始至终从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社会背景出发考察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史，他这样写道：“如果我们希望公正地从事历史研究这一事业，就必须把历史事实本身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抵抗诱惑，不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搜寻榜样或先兆。”为了把问题解释得更加清楚，林德伯格在中文版序中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倘若我们根据现代物理的准则来评判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或许就会觉得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傻瓜，没有能力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是理智的结论。但倘若此时我们根据的是这一理论所意欲回答的问题、期望它所符合的标准、以及期望它所纳入的更广大的理论框架，我们的判断就会大不相同。这一考虑到事物来龙去脉的能力，是正确的历史实践之核心，也是在人类活动其他领域做出合理判断的必不可少的技能。”对于历史的研究极其方法

论，林德伯格用一句话概括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给过去打分，而是理解历史。”

林德伯格以其特有的方法论为基础向我们呈现了一部波澜壮阔的西方科学史实，在他的眼中，历史是无法比照的，历史从来都是没有榜样和先兆的，对于历史，我们只能理解和阐释，这就是林德伯格用其几近独特的方法照亮了读者搜寻历史的航道。我们探讨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并不仅仅是把单纯的历史信息加以堆彻而已，西方科学的历史，包括任何历史都是活的，我们要把它理解成活的生命有机体，否则历史将是空乏的僵死的沉闷的，也就不能成为历史了。林德伯格以为，“如果我们的目标只是解决现代科学中的难题，我们就不会从了解早期科学史中获得任何裨益。但倘若我们希望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科学与周围更广大文化背景的关系、人类对科学所涉内容的认知程度，那么研究历史，包括对早期科学的研究，就是必不可少的”。历史既然是鲜活的生命有机体，它就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规律，它与周围世界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就有自己存活的理由，它就必然得益于它以前的东西同时也必然或多或少对它往后的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科学史并不但但是科学的历史，其实这是一个宏大的社会历史舞台，包括了深刻的社会背景，林德伯格说：“它揭示了科学思想与其他知识或信仰体系——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等等——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体的科学人物和科学事件倒显得不那么重要，而真正需要我们用心体会和分析的却是这些科学人物和科学事件背后的社会因素，完整准确地理解一部科学史实，就是理解一部波澜壮阔的社学发展历史，这话说得一点也不为过。

林德伯格这本《西方科学的起源》，不仅仅向我们描述了具体的西方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在这部著作中，他还向我们强调了理解深刻的社会背景的极端重要性。林德伯格以其特有的方法论，引领我们走过两千多年的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长廊，还以其包容的开放的历史情怀，告诉我们应如何正确认知和理解历史，最后，作者总结了近现代学者关于历史的“连续性问题”的争论，向我们陈述了他本人所持的连续性观点。总之，通过本书的学习，我们将对西方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同时，作者本人在书中发展的方法论以及对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方式，也必定会对广大读者产生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