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与刀》有感

本尼迪克特用“菊”（爱美、尚礼）和“刀”（好斗、尚武）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日本的禅的修行以及茶道就如“菊”，而在战争中犯下的种种罪行就是“刀”。

矛盾看完该书对日本的评价：矛盾的日本。我觉得用“精神分裂”更符合我对他的理解。 日本人认为精神必将战胜物质，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甚至相信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变，所以他们不惧怕数量，不担心物质基础，这是一个精神狂热的民族，因此二战时在遭受敌人空袭的形势下，在缺少食品，白天工作劳累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做广播体操来消耗体力，同样人们会以自杀撞机（非专业人员的学生）的激进方式来参加战斗。日本人经常会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我们”，他们非常注重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他们怕像军官训导的那样他们的丑态会被拍成电影，在美国纽约放映。他们非常注重荣誉，他们的B29轰炸机上没有救生器械，二战中军队里并没有专业的医疗救援队伍，他们认为荣誉就是战斗到死，他们鄙视俘虏，鄙视投降，认为他们丧失了名誉，在绝望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自杀。

在狂热的精神背后，日本人也有一种易乎寻常的冷静力量，日本人有一种信念－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决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在美军轰炸日本时，广播里会说“敌人终于飞来了我们上空，我们已经预料到此事发生，并为此做好准备，所以没有丝毫值得优虑的”。

日本是一个人情的世界，他们非常注重报恩，日本人说：“我对某人负有恩情”意思是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享受恩情必须履行义务，报答恩情。如果时间拖欠越久，负恩感越强，报答需要越厚。在日本的百货公司或小商店里，你会听到这样的话“谢谢你，（这可太难得了）”“这怎么得了”其真实表达的意思是你买了他们的东西，给他们巨大的恩惠，可是他们无以为报，所以他们感到欠疚，羞愧和耻辱。美国人极端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敢说他们不欠任何人的，而日本人绝不会这么说。

美国人对一个人严厉的惩罚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而日本人会说这个人不懂情义。人们非常注重人情上的往来，礼物都要相互惦量，一方面人们会对每一个给予恩情的人以回报，惟恐受之有愧，无以为报，有失体面。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忌讳所受馈赠更厚的回礼。今天日本人有许多句子形容只是迫于情谊，如“录用那个人完全出于情谊”甚至“这门婚事出于情谊”。

日本人的情谊不仅包括善意关切，对传统荣誉的维护，也包括必须消除毁谤和侮辱。这些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的要求：如能忍受痛苦，保持稳静和克制的行动，对于危险和痛苦必须坚忍和处之泰然。它要求在生活方式上要守本分，对于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教师，要维护自己的名声，例如教师不能说我不知道，实业家不能说资产枯竭等等。日本人的耻感非常强，“对于杀人犯，我可以酌情原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它为了情谊要洗刷耻辱，为此可能会报复或自杀。报复心理极强。直到今天，大年除夕，仍有很多人因为还不起债务而自杀，许多

官员因为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许多恋人因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许多上不了高中的青年及不愿意当俘虏的士兵最后把暴力对准自身。为此日本人也想出一些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例如农村男青年求婚时常会蒙面，主任迎接客人时必须换上新衣。今天美国人对随便评论他人视同儿戏，而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做大事。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他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尊重自杀，认为它是一种光荣有意义的行为。

日本人这种有恩必报，自我克制的道德准则，似乎要把个人欲望等同于罪恶，坚决从内心根除，但日本人同时又对感官享乐非常宽容。他们并不谴责个人私欲，相反追求肉体享乐，认为这和义务一样需要学习。日本人喜欢洗澡，甚至有洁癖。同样，日本人也特别能睡觉，他们不拘于何种姿势，也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睡觉不是为了明天的工作，只是一种享乐。在空闲时也会烹调佳肴，当作享受。特定情况下也会把把绝食当作一种意志锻炼。日本人培养浪漫式的恋爱，把它当作一种人情。但他们并不排斥性享受，情妇，艺妓，妓女都是公开的，他们也并不谴责同性恋。只是把这种享受放在低微的位置，对情妇也有保障，自愿除外。日本的婚姻和性享乐，并不违背。同样日本人也把酗酒当作一种享受。

日本人有一句口头禅：“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是日本等级制的表现。日本对秩序等级的信赖信仰犹如美国对自由民主信仰一样虔诚。人们的礼仪，敬语仍有相当大的区分。日本不仅是一个以性别，辈分和家长嗣继承为基础的家庭生活，同时也是以神社，氏族神为联系纽带的宗教生活。日本的女子地位比男性要低。但日本并没因此而成为专权社会，对家长，长子来说，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否则会受到家庭成员的不尊重。有时他们为此常常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同时在封建的社会生活中尽管有等级区别，但人们仍可通过适当途径，适当方式，表达意愿，改变命运。

人们常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可见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大。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跟U形曲线，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人生自由，到结婚前后降至最低。他们在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日本人在婴儿期会受到礼仪，卫生，和家人亲自教育，及姐弟间照顾。他们会受到训诫，转移注意力，尤其是行为习惯和嘲笑的教导。但在学龄前后，他们被给予充分的自由，童言无忌即使性游戏也不受谴责，他们会在伙伴之间相互接丑，相互炫耀（常父），甚至为此出手从形成玩伴到九岁是强烈的个人本位主义时期。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受到各种行为规范的约束。以期受到社会的赞许，接纳和认可。这种教育方式是日本人的人生观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在幼儿期过着娇纵的特权生活，他们无需为未来描绘天堂，童年就是。死后也会成为神。因此他们固执，自信，敢于坚持己见。六七岁后会谨言慎行，知耻，力求取得伙伴的承认。因此他们对嘲笑和排斥的危胁异常敏感。

日本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格，使他们在成人之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溺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举动往往怯儒，但又可以勇敢的近于鲁莽；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

日本文化给我们的印象是樱花、木屋、武士以及那个大大的“忍”字。 日本人呈现给世人的是极为矛盾行为。“ 菊花与刀”两者都是这幅画中的一部分菊是日本皇室族徽，象征忠诚和圣洁；刀是武士文化的代表，象征勇敢和力量。菊与刀的组合，正好形象地刻画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他们一手捧着花，一手拿着刀。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精神分裂的民族”。就拿“报恩”和“复仇”这两个概念来说，在日本文化中却有异于我们熟悉内涵的东西，它可以在同一人身上并存。说到这儿想起了小说“基度山伯爵”，主人公得到巨额财产后，先是报恩，接着报仇，报恩和 报仇的对象不同。但若基度山伯爵是个日本人，则可以在同一人身上既报恩又报仇，比如对那个曾爱过他又抛弃他的女人，他会报她爱情的大恩，又报她背弃的大仇，在他可以并存而不难受，这在我们看来很莫名其妙，在他却很自然。

中国和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圈，曾经同样地闭关锁国，曾经同样地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西学理路如此地相似，然而结果却十分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不在于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而在于我们怎样审视和利用民族文化的本土资源，这一根本的文化差异。

总之对于在历史上曾饱受日本民族带来深重苦难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思考本书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第二篇：[转】读《菊花与刀》所想到的

读《菊花与刀》所想到的

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首页，便引用了迪格尔印第安人的箴言：“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她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可能，但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无穷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价值取向，通过形式化方式演变成风俗礼仪，从而形成这个部落的文化模式。而后，在19xx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邀请，研究日本，写了这一本《菊花与刀 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代表国民性研究的开始。 国民性建筑在一个民话的经济地域基础上并渗透着该民族共同文化传统，决定着该民族人们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共同心理倾向，经历了阶级时代种种变迁，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以独特的心理物质扎根于每一个具有共同祖先民族成员的心理结构之中。《菊花与刀》正进一步向我们展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本尼迪克特是这样归纳的：“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正如，题目“菊花”与“刀”般：菊花，高雅，柔和；刀，好斗，残忍。为什么日本人能把这两种鲜明对比的性格融合起来，“以和为贵”的调和起来？他们究竟选择了哪些？又如何整合？选择、整合，我们就从这里来谈论日本人暧昧的性格。

日本人的教育如同一个巨大的“U”字型曲线，与美国人相反，婴儿、老人享受最大的自由，幼儿期以后，约束渐强。儿童期，父母摆弄孩子腿使他们摆正坐姿，训练不动坐着，还有睡姿的训练，女孩按“ぎ”字曲身睡，表示“自制的精神”。然后，参加宗教仪式，赏樱、茶道，接着一大套复杂的礼仪。而后，他们进行传统的“义理”、“忠”的教育，一种带有武士道貌岸然精神渗透的教育。

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精神一种体现，这种基本观念很早在日本人民中形成。《叶隐闻书》中阐述武士为自己主人忠诚效命思想。武士，作为藩主们的武装组织产生，对藩主慷慨赴死，作为武士，一方面必须有良好的修养，禅宗是他们修身之道。一方面又培养着对死亡冷漠态度。在武士身上就能看见菊花与刀的性格。正如日本古典作品中常描述的：“勇敢高贵的武士，一边吟颂高雅的和歌，一边将对方将领的头颅砍下。”体现着一种残忍的美。

关于如何社会整合，本尼迪克特是这样认为的：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文化，即他们所具有的观念准则。但，整体并非仅是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那些部分独特的排列和内在关系，从而产生一种新实体。黑色火药并非仅是硫、碳、硝的总和。新的潜能是在作为结果的混合物中才有，却不曾在各种元素中出现。日本人这种暧昧矛盾的性格，岂不止是硫和碳的简单化合。他们是站在“服从之道”本性基础，“以和为贵”不紧不慢地调和矛盾。

先是关于“服从之道”。在世界各国旅游景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迈着整齐步伐的日本旅行团，偶尔队伍散乱，只要导游小姐纤手一挥，游客们如士兵集合般迅速归队，我们也可以看看日本产品说明书，厚厚一本，详细周到，这大约是由于日本传统社会结构所致。江户时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共分二十多个等级，下层又分为若干等级，百姓下有贱民，这种对上忠诚意识，从而形成等级意识，再加上武士道传统精神渗入，使自我意识处于睡眠状态。日本人这种服从之道，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集团意识。社会学上那种“去个性化”，使个体意识被淹没，形成“集团我”，扩展至“国家我”。这体现在二战中，战争中的日本人顽固不化，但绝对服从天皇。在《东史朗日记》中，东史朗记载着从军

前母亲的一段话：“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那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同时，在日本军队手册中记载着：“以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血肉之身躯对抗敌军之钢铁。”于是，神风特攻队由此而生。这也是日本 的不投降主义。在《菊花与刀》中，数据指出，在缅甸北部会战中被子俘者同阵亡者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这不是“服从之道”精神极端表现吗？19xx年，日本投降，美军占领了日本，8月15日那天，商店、街头人们十分紧张：有的老板拿出日本刀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刀身，人们似乎宁为玉碎。然后，当广播里播放天皇诏书后，东史迩首相提出“一亿人总忏悔”，而后，街道上气氛完全变了。人们喜不自胜地干活，这又一次体现日本人虚弱性，一切依赖天皇，绝对的服从。正如一们西方评论家所说：“日本人好比一群小鱼，他们有秩序地沿着一个方向游着，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队形，使它们突然调头，朝相反的方向游去，而队伍依然是井井有条。”

如果说，“服从之道”是日本民族基础，那么“以和为贵”就是他们的处世原则、法宝。“和”有两层意思，一是“温和、平和”，一是“调合，使一致”。“温和”来源于中国人的“中庸思想”。那我们就来看日本史上第一次调合 调合中国文化。据日本史记载：从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就是凭中国文化传入不断发展，从文化、汉字、汉籍、儒佛教文化传入到物质方面技术、农业、水利建筑。圣德太子文化立国，派遣唐留学生，传入汉籍：《诗经》、《孟子》、《史子》、《汉书》等。圣德太子所立法中，有十七条出自汉籍，日本培养官吏教科书就是《尚书》、》《周礼》、《论语》等。他们全盘吸收，模仿与创造并举，把“中庸”“调合”成“和” 占为己有 并把“和”冠以本土国有的东西：从和歌、和服、和琴到“大和民族”。著名汉学家内藤胡南自己也说：“日本民话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像碱水，一接触，日本文化成了豆腐。”

第二次调合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在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了《五条誓约》，庄严地宣布“求知识于世界”。于是开始了又一次“吸星大法”。从1872年到1898年间，日本官方雇外国专家总数达6193人，民间雇外国专家12540人，在三十年间，成功COPY了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各种制度、学问和技术，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只是，这是模仿性创造，还是创造性模仿？说不清。

如果说，前一些文化调合将近用了三百年，那么后一次只用了三十年左右，显示出日本民族（如日本漫画奥特曼）怪兽般吞吐力，无怪乎人们问：日本，剔除吸收外来部分，还剩下多少？

当然，服从被后孕育着自我意识压抑后的爆发；调合，隐喻着消化不良，这些在战后的日本，按时拉开帷幕：

战后初期，日本处在调整阶段，随着经济发展，许多人开始呼唤日本传统美。川端康成就是一个。川端康成立足于“日本的传统美学”。日本总的审美趣味，着眼点不是华丽，而是淡雅，讲究余情余韵，务求清淡中出奇趣，追祟日本上古时代风格朴美的万叶诗歌，哀婉的《源氏物语》，余情袅袅的中世和歌。川端良成作品中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美。传统的自然美。小说中人物是三十年代日本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人生态度。川端良成自述：“战败后的我，只有回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中去。”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日本的美，体现服从之下自我意识丧失的迷惘，以及菊花与刀交织着的悲哀的美。

不久，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一批“有意思的动画片”：《奥特曼》、《圣斗士》、《排球女将》，包括最近的《灌篮高手》，津津有味地叙述这样一种日本精神：

主人公皆是凡人，遇到高出自己的对手，失败几次没关系，有毅力，发连连潜能，最终打败了那些不可能战胜的对手，正如二战中提倡的“精神战胜物质”，日本人不厌其烦叙述这些精神。例如，《灌篮高手》中一场比赛，最后三分钟要放近十集，其中一位选手（木暮）投一个三分球就独占一集，叫“木暮的执著”。其中冗长地叙述投球前紧张，投球时的联想等，这个可怕的服从之道就这样潜移默化地传承着。

日本经济增长迅速，成为富国之一经济复苏，社会稳定。但服从下的日本人在工业化压制下，更只像机器的钉子。他们压力大、孤独、迷惘，要么拼命工作，要么喝洒赌博，逃避现实，这在此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一些写法怪异的作家出现，例职《箱男》叙述一个躲在箱子里生活的男人，笔调怪异，写出人与社会的分离，而后日本大红作家村上春树亦此，他的小说情节平平，语言淡淡，字里鼓涌无可抑制冲击引起读者每阶段朦胧苦恼，如《寻羊冒险记》的怪异，《四月一个晴朗天，与百分之百女孩擦肩而过的》的柔美纤细，那《挪威森林》中一句“我是谁？”写出了夹在“自我发现”和“主体发现”缝隙中人们的迷惘，极度空虚。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曾作了《Japan,the vagne,and myself》。翻译面对原本就暧昧的日语，把这名暧昧的表达方式翻译成：《暧昧的日本的我》。也就是这“暧昧的日本”恰好构勒了日本的民族性格。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社会，面临着那些相对的矛盾，而民族性格又是怎样受其影响，怎样整合，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