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借拼凑中走出的文明

——《文明与野蛮》读书报告

《文明与野蛮》一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所著，他曾对北美平原印第安人做了广泛的研究，广博的见闻使他在人类学方面有许多深刻的见解，而这本小书可谓是作者厚积薄发的产物，虽然浅近，但韵味十足，大家风范由此可见一斑。正如本书的译者吕叔湘先生所说，此书虽然“不足以代表作者在他的专门园地里的成就和主张，可是以文章而论，可说是所著诸书中最可喜的一本了”。

这部人类学著作极富有趣味性，文字通俗易懂，作者也在序中自陈此书中“专门术语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吕叔湘先生将其称之为“外行内行都能欣赏的科普读物”，“是为非专门研究人类学的人而写的”。的确，读过这本书之后的感觉并不像是读了一本专业著作那样感到艰深晦涩，相反它给人带来一种享受，使人感到轻松愉悦，同时，这本书也为我掀开了人类学这门深奥学问的帷幕一角。书中没有深奥的理论、冗长的说教，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例证，这一个一个的奇闻异事缀连成章，支撑着整部作品的结构，显得生动而活泼，使文章十分丰满而且易于被初学者理解和接受。作者以他丰富的学识和阅历，为我们提供了充足而可靠的证据，从而自然而然的引出了结论，既便于理解，又发人深思。同时，各个章节的例证又互为佐证，使整篇文章相互照应，前后观点交相辉映，使人不由得对作者所持的观点心悦诚服。

此书共分为二十三个章节，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血缘层面的家族、氏族、遗传和人种乃至国家；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用、农林牧副渔；还有精神层面的艺术、文字、教育、礼节和宗教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分析。“他从吃饭穿衣说到弹琴写字，从中亚土人一分钟捉八十九个虱子说到法国国王坐在马桶上见客，从马赛伊人拿太太敬客说到巴黎医院里活人和死人睡一床，可说古今上下，无一不谈，而又无谈不妙。”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与人性的弱点与缺陷就这样全部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本书着重向我们阐明了我们现代的人类文明着实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我们不断地借鉴着外来的发明创造与文化意识形态，并藉以充实自己的文明。世界上的大部分发明都是互相交流并且不断改进的结果。而那些所谓的种族遗传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并不能成为文明进步的主要因素。“除非真是生死交关的事情，老天不来指定独一无二的道路，只是听你们怎样应付。同一问题，解决得高明也可以，解决得幼稚也不妨。可以在安好水汀的十层高楼里享福，也可以在草房子里浸水。可以穿上爱斯基摩人的皮衣，睥睨北极的寒威，也可以像佛伊哥人似的光着身子在冰天雪地中冻得发抖，只要不冻回他的姥姥家去。”（第三章 地理）所以说“文明不是那一个或那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也不是仅仅由中原文明独立发展起来的个体：“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互相受影响，巴比伦人本身便是苏末尔人（Sumerians）和阿卡得人（Akkadians）的混合物。中国人老早和这些高等文明有接触，过后又从马来人、突厥人、蒙古人那里输入不少发明”（第二章 回顾）才创造出我国古代那样辉煌灿烂的文明，比如葡萄的引入与葡萄酒的酿制，书中说“倘若没有张骞将军，他们会至今没有葡萄，也许永久也不会有葡萄。这位有名的旅行家在公元前126年时行经大宛国及安息国，把葡萄籽带回本国。更有意思的是：连素以腐化出名的中国人拿到这种新植物也没能尽其功用。在公元640年以前，中国人不知道做葡萄酒，后来也是从邻近民族学的乖。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所已成就者，富有经验与工程知识的中国人在几千年之后不得人家帮忙还是干不成。”（第八章 畜牧与农艺）再比如喝牛奶的习惯，由于“中国人在饮牛奶之俗还没有通行的时候已经离开近东文明的境遇，因此，凭他们的知识和耐性，他们自己没有创出牛奶事业来。往后，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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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太固定了，不容许他们再向近邻们去转借了”。（第八章 畜牧与农艺）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现在坚持的改革开放战略实在是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正确决策，只可惜我们在一九七八年才意识到对外交流的重要意义，而罗伯特·路威早在一九二九年就已经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任何民族的聪明才智究竟有限，所以与外界隔绝的民族之所以停滞不前，只是因为十个脑袋比一个强。”（第二章 回顾）当然，中国还是有许多发明是令我引以为傲的，只是用途令人有些可悲。最典型的例子恐怕就是发明火药的事情了，书中在谈到初民所使用的武器时这样说到“诺迭克人，地中海人，任何白种人，谁也没能发明比弓箭更高明些的武器，略早些时中国人已经发明火药——用来放烟火”。（第五章 饮食）想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外国列强使用我们中国人最先发明的火药无情地打击着，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

在向我们展示文明的不断交流演变过程中，作者也辛辣地讽刺了自以为“文明”的种族，揭露了文明人的野蛮一面，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还不如那些所谓的“蛮族”，比如在教育子女方面，我们有许多人一直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主张在鞭挞下成长，所谓的说服教育也是近几年内才提起重视的事情。而野蛮人却是“溺爱”儿童的，如“马来半岛上，常常可以看见那矮小身材的游猎部族塞芒人（Semang）溺爱他们的儿女，从来不打不骂”，还有“印第安人从来不鞭挞他们的孩子??有时候孩子哭闹不休，母亲怄气，也只拉住他一只臂膀搡两下，我从来没有看见父母责罚儿童这样的事情”。在这种教育之下孩子们反倒没有什么叛逆情绪：“依照旅行者的一致报告，那些不受鞭挞的蛮族儿童比饱受加索沙地主义良好教育的白种儿少淘气得多??在亚利桑那州，斯皮尔教授（Prof.Leslie.Spier）看见哈发苏巴依族(Havasupai)小孩的好行为颇为惊异。‘他们很和顺，不争先，在大人面前很恬静；我相信，他们不大成为父母谈论之资，至少是当他们在面前的时候。孩子们极难得哭泣，哭起来也常常不是因为愤怒或用以达到要求的目的。’”（第十七章 教育）这种现象不得不另自称拥有现代文明的我们深思。再如在社会的和谐方面，“城市社会要比乡村社会低落得多”。现代都市与蛮族的差距更是大的令人吃惊，“在克罗印第安人里头，动手打本族的人是奇耻大辱，多年之后他的乡邻还要拿手指着他窃窃私议??争斗与口角，憎恶与虐害，在他们里面几乎绝迹。他们看见我们的水手打架，他们说这些人好像忘记自己是人了。他们又说那些军官鞭打水手是不拿他们当人，简直是拿他们当狗。”（第二十三章 进步）这不得不令自诩为“现代文明人”的人感到羞愧。也许罗伯特·路威说得对，我们一直到现在也还是野蛮人。

这部著作虽然是作者站在西方白人的立场上进行的自我批评，却对于我们也有深刻的启示，它时时刻刻地提醒着我不必为我们祖先的文明而狂妄自大，因为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许多不同文化，甚至是和相对较为落后的文化的相互借鉴交融学习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更不必为我国屈辱的近现代史和不够发达的综合国力而自卑，因为即使是发达的国家也需要与我们不断地交流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文明和野蛮只是一个社会形态的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互为依靠的，只有我们正确公平的看待各个国家的发展方式和水平，充分尊重各个种族的自由发展，人类社会才能更加和谐和进步。

《文明与野蛮》，[美]罗伯特·路威 著，吕叔湘 译，三联书店，北京，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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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文明的冲突？》读后感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于20世纪90年代，其核心思想是,冷战结束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焦点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强调：在国际政治新的局势里，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是罪普遍的，也不是经济之间，而是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的冲突为最普遍的现象。

一、对“文明”的理解

在阅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我先试图理解了文明的定义。

第一，宏观上，文明是野蛮、原始、混沌的对立面，是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程度逐渐提升，并形成的一种积聚的认可与阶段；

第二，微观上，文明是一个地区、国度、民族、具有相同信仰的群体，由这些构成并发展为其地区国家的文化、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在历史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文明，如“古希腊文明”、 “两河流域文明”既表现出了文明的特定性，也表现出了文明的延续性，甚至是可以跨区域。

亨廷顿在其著作中，也时常用文化交替使用，并且没有在文明与文化之间的差异进行深入探讨。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对文明的定义为：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是村庄、地区、种族群体、民族、宗教团体，在文化异质性上不同层次中，这些文化实体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比如，位于意大利南部村庄与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村庄，它们之间的文化不同，但是却共同信仰着意大利文化，这使得其与德

国文化相区别。同样的道理，欧洲也共享着同样的文化使其与阿拉伯、中国相区分。而这些共同认同的文化内容包括语言、历史、宗教、风俗、人们的自我认同。文明可能包括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比如中国；也包括民族构成少的国家，比如安圭拉、伯利兹、多米尼克、巴巴多斯、圭亚那等一系列讲英语的加勒比国家。文明也可能包括好几个国家，比如西方、拉丁美洲、阿拉伯这三个文明；文明也可以只有一个国家构成，比如日本文明。而文明之间是有着明显的融合与重叠，也可能包括亚文明。这些文明充满活力，但是也有着繁荣与衰退，有着分裂与融合。

二、“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角度以及国家战略角度提出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主宰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不仅仅指国际上，包括国内，由于移民、国家政策等多方面因素，使得美国文化多样化，并且宗派增多，在亨廷顿看来，都严重威胁着美国一直以来最本质的国家价值文明观：即建国初期所提出的民主，平等，自由。一是移民的范围和来源的变化；二是多元文化影响的加强。移民带来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多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美国国内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本身文化的重新认定。同时移民逐渐的增多，带来不同的文化，有着相异的信仰，这些都日益使得美国国内的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等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文化多元、宗教多样化的影响下也势必威胁美国的特性，并在人数上、在其所占领域有着更大的说服力和合法化。这些移民带来的文化与宗教认识到美国国内本身

存在的多样化，因此也并不赞同美国有着共同的文化。并希望提升其本民族和文化的地位。这无疑是文明冲突之后提出的针对美国国内文明冲突的又一观点。

三、亨廷顿对普世文明的观点

亨廷顿对于普世文明的观点持一种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并认为世界不存在普世的西方文明，同时也反对关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在其划分的文明之中，要打破普世文明，则要防止其中任一文明的普适性。而在八大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由于其经济、历史、地理等原因使其具有明显的传播其文化的特征与倾向。所以亨廷顿对普世文明的怀疑即使对西方文明普适性观点的反对。亨廷顿对普世文明中广为传播的四种观点进行了例证反驳。

首先，普世文明观点中，把世界上不同国家、群体、社会所具有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其共同点。亨廷顿列举了一些观点：人们都认为谋杀是不可宽恕的、邪恶的，这些观点中就把这种共同的看法作为普世文明的存在，并在将来会成为普世文明发展的依据。而亨氏则认为这种观点是肤浅的理解，虽然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共识，但并不意味着文明就因此而普世。这些共性之处只是不同文明的最基本特性。现代世界的八大文明，历史上出现过的古巴比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都有着类似特性，也并不因为所处时代不同而发生巨大变化。“理解为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其不变的内涵。

其次认为现代社会，无论社会制度、风俗、经济发展水平、道德发展状况有何不同，都有着诸如文字、乡村，因此也认为普世文明也即如

此。而亨廷顿持有不同看法，他解释了此观点与之前文明之间拥有的基本观念一样，都只是社会发展所应该具备的因素，而不足以成为普世文明发展的要素与论据。“从分析中可以知道，文明之于其自身的传播和世界中文明多样性之间是没有任何矛盾抵触的。”

再次，赞同普世文明的观点中指出，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之间存在共通的

价值观、存在共同的理念。对于此观点，亨廷顿认为，这些一种文明与另一文明之间的所谓相同价值观与理念不过是少数高层的文明。并称这种相似性为达沃斯文化，亨廷顿解释道，这不过是世界上一些精英所认同的文明，并不代表整个文明和国家，也不足以成为普世文明。“一种少到只占世界人口总量百分之零一的文明远远不是普世文明。”

最后，由于经济发达，使得西方在文化传播、生活方式、教育模式上对其他文明都产生了较多影响，并利于西方文明的普世化。但亨廷顿用一个民族、国家的本质特征来反驳此类观点。认为西方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仅仅只是流于表面化，深层次的文化依旧是其他文明沉淀已久的文明。而这种仅仅传播表面化的所谓文化，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其不具备文化的特点，不能以表面来代表西方文明。“在西方文明中，其本质是历史发展已久的大宪章，而快餐只是一种表面化、易变化的向外传播，其能力不能从深层次对别过文明产生动摇。”

四、文明的冲突性

虽然关于文明理论不是亨廷顿第一位提出，划分不同文明也不是其首

创，而将文明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联系并指出文明的冲突性则是其理论生命力所在。亨廷顿从历史角度，逻辑角度，现实角度提出文明具有普遍冲突性。

第一，亨廷顿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文明冲突大于文明之间的和谐。 首先文明分为早期、中期、后期。在早期阶段，人类由于地理原因、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而随着一种文明的发展，其经济文化社会得到逐渐完善，为了获得更多来自地理、财富等，一种文明与另一文明之间有了战争等，以此征服别的文明。其次是由各个文明之间的争端，到西方文明因其快速的发展而对其他文明产生的冲击力。最后，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作用伴随着其他文明的发展而减弱。在其他文明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它们开始有了其自身对本文明的认同度，开始对西方文明之前的影响进行剖析，并有了自己的声音，开始了反抗。而这一从文明之间的摩擦，到西方文明占上风，再到对自身文明的认可，无不反映了文明从一开始就以一种冲突的发展模式在进行。

亨廷顿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角度对文明冲突明显，还是和谐突出上得出结论：在历史上，随着各个文明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随着其各自实力和认同的增强，这些文明之间的冲突也逐渐增多。对于统一文明内的国家，彼此相处更为和谐，而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国家，则是冲突多于相互的和谐相处。

第二，从文明作用及自身内在的特点出发阐述了文化冲突的普遍性。 首先，不同文明时间的相异性是客观存在，也是最本质的。这些不同

的文明因为其自身发展历史、所拥有的风俗文化、所交流的语言、还有在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宗教，这些诸多因素使得文明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比如：不同文明中的人们对于上帝和人类、个人和集体、国家和公民、责任和义务、自由与权威等等之间关系的看法都是不同的。而且这些看法的各异是上百年的产物，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消失。这也使得文明之间差异的作用比政治体制、政治信仰更为具有根本性作用。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人们交流的加深，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来自不同文明之间的人们，在这个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交流愈加频繁，同时也使得其文明意识增强，并注意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相同文明内的共性。比如：从北非移民去法国的人们受到了更多的敌意，而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人则更易于接受；日本投资商与加拿大或欧洲国家的投资商相比，美国对前者的态度更为消极。亨廷顿还指出，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他们的交流唤醒了其对自身文明的意识，这种意识也反作用于文明，使得其对历史上的憎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第三，亨廷顿对于为什么文明冲突在未来会成为世界政治变化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四个原因：首先，文明之间随着社会发展时间和空间距离缩短，彼此有了更频繁交往，加强了本文明的认同，同时从另一角度加深了不同文明之间历史上的敌视。其次，世界范围内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的变化使得人们对于区域认同模糊化，也使得民族国家的属性受到减弱，而宗教则在填补这一真空，出现了原教旨主义运动，这些运

动有西方的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这些教派运动的参与者多为年轻、受过高等教育、处于中产阶级、专业人才、及商人。再次西方文明的双重角色使得其他文明对自身文明认同得到加强。一方面西方处于权力的顶端，然而对于其他文明则产生了不一样的效应。比如日本的“亚洲化”，尼赫鲁政权后的“印度教化”。这是两方的面对，一方为巅峰的西方，另一方则为有着决心与资源来重新塑造一个非西方化世界的非西方文明。最后，经济发展的地区主义增长。一方面，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会增强其文明意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在有着共同文化信仰上的国家更容易取得。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就是建立在墨西哥、加拿大、美国这三个国家文化的交集上。而日本欲在东亚建立一个经济圈则困难重重。

五、“文明冲突论”的现实意义

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利益、国际权力。并认为国家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权力。以此获得国际利益，也以此使国家安全，这种权力的获得看本国的实力，即军事力量来获得。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关于权力的两种类型：一种为“硬权力”，另一种则为“软权力”。硬权力强调一国可以量化的，比如经济、军事、疆域、人口等相关内容，并强调靠军事获得权力；而软权力则是是非量化的，不如一国的价值观念、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等，强调于一国非物质因素对别国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亨廷顿对于约瑟夫·奈有关“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分析持肯定态度，并对这两者的关系发表了看法，其认为“软权力”是建立在“硬权力”基础之上，比如一国经济实力、

军事力量的增强对于该国国民的自豪感、优越感是提升，并且对于该国文化对别国的吸引力起到增强的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对于“硬权力”的上升也起到了推动的力量。

亨廷顿认为，文明的传播与其自身的繁荣密切有关。一种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文明，其文明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并向外推行其推崇的观念价值、社会制度。在历史上的英国则是一例最好的例子。正因为如此，在冷战结束后，其他非西方的文明经济等得到提升，同时其文明意识也得到增强。因此权力和文化是彼此互动，是一种独特的模式。亨廷顿在对“普世文明”的批判中他批评中也提到：有些人认为普世文明可以实现，甚至认为现在已经在渐渐形成，这种观点之所以站不住脚，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文明”这一个因素，而未考虑到“权力”。他们认为西方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深刻的。但是也忽略了冷战结束后，其他国家的实力增强，本国文化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并唤醒了其维护自身文明的意识。因此亨廷顿对于非西方力量的上升有着威胁感，并建议西方文明应保持自身文明，团结文明内部国家，也争取到与西方文明有类似的国家，对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多加留心。这些意见建议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其写作的目的。亨廷顿对权力与文化独特的互动上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方面他变化了对于国家间关系非常重要的权力的分析角度，从文化角度。对于权力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为了自身的权力，装大增强自身实力，而这种实力只有军事才能更好达到；自由主义认为互利合作才是国家间共同生存的有效途径，并不强调以增强实力来赢得更大

权力，以此来维护本国和平和安全；建构主义则强调国家的行为不仅由物质因素决定，如军事力量，还有非物质因素，如文化与信仰。而亨廷顿着重以文明角度来对国家的权力与利益进行分析。在前文中谈到福山关于世界未来形式的分析，认为世界是和谐发展的，在对亨廷顿关于用文明因素来分析冷战结束后的世界这一观点上，福山持肯定态度，认为其分析突出了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现实上，亨廷顿基于对权力与文化的互动分析，提出与摇摆国家﹑西方内部﹑与认同西方国家﹑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关系，使得理论与现实的契合较为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