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期末集中周补考时间调整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

为了让需要补考的同学有更充分的复习时间，同时对补考生进行针对性辅导学习，加强学生学习习惯的正确引导，学校将在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后针对《大学英语（1）》等课程开设2周免费补考辅导班。原定于20xx年2月27日—3月1日进行的2014—2015学年第一学期期末集中周补考调整为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后进行。具体补考辅导班安排和集中周补考安排将于2014—2015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后公布。请各学院（部）做好考试的一切准备。

教务处

二○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第二篇：案例1-20xx年世界银行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调查报告

案例1：

20##年世界银行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调查报告

20##年12月18日世界银行公布了《对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调查报告》全文(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是由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在对中国23个中西部、沿海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两轮调查后完成的。
　　这一调查报告采用的是标准的问卷调查万式。第一轮调查了北京、上海、天津、成都、广州5个大城市，第二轮调查了杭州、江门、长沙、贵州等18个城市。报告选取了这23个城市的930个公司样本进行投资环境调查,其中多数为100-200人的中小企业,行业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和服务性行业为主,涉及电子、服装、汽车、配件、IT和商业等。
　　此次被调查的23个城市按A+至B依次设了六个等级。杭州、上海投资环境最好,归为A+;大连、江门、重庆、广州、长春紧随其后为A;深圳、北京、郑州、南昌是B+；长沙、成都、武汉、温州、西安、天津平级, 归为B;南宁、哈尔滨、本溪、昆明、兰州、贵阳是B-。

表               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调查统计

　　一、基础设施--大连最好
　　基础设施建设是决定企业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企业仰仗于交通设施进行产品的流通,倚赖于电信网络与生意伙伴和客户交流。天然气、电和水都是决定企业生产正常运转的命脉要素。由此可见,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将是决定地域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公司会在基础设施良好的地方选址;成熟的企业也会对基础设施不满之后选择更换企业所在地。而且,基础设施是一个需要大量投入、与政府行为息息相关的内容。举例来讲, 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所需的投资额度是整体投资的20%,公共支出的35%-55%。
　　世界银行根据储运损耗、交通设施遭受破坏的程度这两者的亏损量,来衡量基础设施的质量。在这一指标的评选中大连获得了最高得分A+，另有六个城市获得了A，它们分别是长春、上海、杭州、本溪、重庆和兰州。

　　二、地方保护注意的程度-越富裕的城市越轻
　　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者还是经济学的研究者,都曾对中国国内的地区保护主义壁垒问题颇为忧心忡忡。国家发展计划改革委员会曾经组织过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对此问题立项调查 而且就此问题在20##年出版了一本专著。世界银行的项目组也对民族保护主义在投资环境中的影响作过类似调查。进一步说,国内地区保护主义壁垒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影响投资环境的因素,无论如何,潜在的投资者都不太可能投资于进入或者退出成本相对较高的地区。
　　世行考察了数据系统中的两部分来衡量国内地区保护主义壁垒问题。首先,了解企业出售到他省的商品数量,把这一指数看作是其他地区为该地区企业设定的进入壁垒。
　　其次，衡量过剩生产能力来获得退出壁垒的森严程度。在考虑到与成本相关的投资和雇佣,及解雇员工的数量等项目之后,作出这一指数的综合评定。
　　总体来讲 ,越是富裕的城市国内地区保护主义壁垒越低。
　　根据世行的评估,进入成本最低的城市是长春、武汉、重庆、杭州和西安,这些城市的企业有70%以上的产品都是销售到其他省份去的。

　　三、劳动力市场的弹性
　　除了产品市场, 对于一个健康的投资环境来讲,一个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也是重要因素。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由弹性质量决定,也包括门槛很低的退出壁垒。一个富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允许雇主和雇员之间高效的雇佣关系流动。举例来说,当一个雇员的能力不能与公司所需相匹配时,或者一个雇员能够找到更好薪酬的工作(其他条件不变),那么最佳状态就是他们能够自由地解除雇佣关系。当然也可以把这项合并到国内地区保护主义壁垒中计算,但是这一要素的特殊性使得其被专门立项。
　　劳动力市场退出的壁垒可以根据其他很多万面来界定,例如,无法解雇员工的特殊规定,政府对于富余人员的安置和干涉,限制季节工和合同工的法律规章健全程度,保险、医疗和补偿金制度方面的要求,投资环境调查用两方面的要素来衡量这两个壁垒。
　　第一是,非永久性雇工的比率,因为临时工或者季节工没有保障,因此一个相对高的非永久性雇工比率代表了较低的退出壁垒。
　　第二是,企业是否超员雇佣,包括他们对于富余人员的定位，他们是否拥有相关补偿金制度等等。所以,弹性高的劳动力市场是拥有高的非临时工比率和低的富余人员比率这两项特征。
　　世行在《报告》中特地比较了五座城市在1998-20##年的状况和其他18座城市在20##-20##年的状况。这5座A类城市是两个广东城市:深圳和江门,两个浙江城市:温州和杭州,还有大连。B+城市是郑州、南宁、南昌和兰州。B级城市是长春、长沙、西安、贵阳、武汉、昆明、重庆、本溪、哈尔滨和广州。B-的城市为上海、天津、成都和北京。

　　四、劳工技能和科技水平--杭州最高
　　投资者倾向于劳动数量程度高和科技发展发达的地区进行投资。有人会认为科学和技术并不一定是投资环境的衡量因素之一 , 因为企业可以对此进行自由决策, 所以他们不能反映外部的投资环境。无论如何即使是偶然的观察也显现在受教育程度高和科技原创性强的地区投资环境颇为良好。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对于长期科学和技术因素的关注, 可以坚定我们把此作为一个要素的信心。
　　为了测量每个城市科学和技术的地位, 我们利用IC 调查法关注三个方面。第一是拥有正式培训经验的雇工数量, 因为培训能够加强雇员的技术生产能力。第二是技工的数量, 因为技术工人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部分。第三项是平均每一个雇工的研发费用。
　　这三项指标是密切相关的。技工数量比率与培训指数相关度为 0.3 。研发指数与前两项的相关度为 0.64 。
在这一部分中, 得分最高的是杭州和上海, 分别得分2.46 和2.39 分, 这两个城市被列在了 A+ 级 , 获得 A 级的是广州、重庆和西安。

　　五、国际融合度-上海广州第一
　　对于国际市场更高的开放程度有利于发展。这一点不仅在宏观经济层面是成立的,在微观方面也是同样的。很多企业的调查发现, 外商合资企业, 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和他们面对激烈进口竞争的能力是主要的衡量因素, 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鼓励他们在技术和管理上懂得如何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间实现转换。一个高的进口市场占有率, 会给国内的业界以很好的竞争压力迫使他们提高产量和尽力扩大国内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所以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会鼓励外资的进入和对进口产品的广泛接受。
　　用两方面来衡量国际融合度。第一是外资的占有率。这是指外资所拥有的股权数量,和国外资本的存在含义。无论如何就像外来人口对于一个城市的潜在价值一样外资的合作伙伴对于完全的国资占有而言是有其独特优势的。第二是外商合作的比率。这种合作经常以风险投资的方式出现, 但是除了所有权之外, 这一标准还涵盖了很多其他重要的合作要素, 包括合作调查与发展, 培训和市场状况等等。
　　这两项标准之间, 毫无疑问的, 是有 0.68 的相关度的。从呈现出来的部分看, 我们把他们加权到一个标准中观察。
　　在国际融合度上表现颇佳的 (A+) 城市为: 上海和广州, 他们 20-40% 的企业拥有外资关系 ( 外商独资或其他形式) 。A 级的包括了天津和北京 ,B+ 的城市很多: 深圳、杭州、江门、大连、长春和重庆。 B 级的 城市主要分布在一些内陆地区 : 武汉、成都、南昌、西安、长沙和哈尔滨。 B- 的城市也是以内陆城市居多 : 南宁、昆明、贵阳、郑州、本溪和兰州。惟一一个东南沿海的 B- 级城市是温州。

　　六、私营经济成分-温州最高、上海最低
　　在这一项中, 排名第一的是温州, 有 82% 的私营经济成分, 理所当然地得到了 A+的成绩,A 只有一个 , 即是郑州, 拥高 52% 的私营经济比率, B+ 的城市有四座 (37%- 42%): 南宁、武汉、长沙、南昌。 11 座城市赢得了 B 级 (28-35% ): 昆明、重庆、贵阳、长春、兰州、西安、杭州、本溪、成都、哈尔滨、江门。 B-的: 深圳和大连, 两者都拥有23% 左右的比率。 C 级的有: 天津、广州和北京, 有 17%的成分。上海很明显在这一点上落后了, 只有 9% 的私营经济成分。

　　七、政府非正式收费负担--杭州政府最廉洁
　　最近十年, 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政府在一个健康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 当政府确立一个游戏规则的时候, 当官员们对市场取向和高效制度更感兴趣而不是 一味增加其预算经费时, 当政府提供足够资源去构建一个提供充足公共品的环境时, 一个经济体总是能运行得更好。
　　为了度量政府提供公平物品和服务的效率以及其扮演的角色是帮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 我们构建了两种测度方式: 非正式回报的测度以及法庭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我们也尝试另一种对政府负担的测度方式: 管理者花费在处理政府官员关系上的时间。然而, 在预先的经验探索时我们没有发现在我们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其有解释能力 , 因此我们决定放弃这个因素。
　　非正式回报的测度是由花费在给政府官员或职能机构人员送礼物的比例来衡量。A+ 城市是杭州, 它的公司仅仅花费其销售费用0.007% 在这方面上。A 类城市是南宁、上海、大连和郑州、江门, 比例在 0.0196 到 0.02% 之间。 B+ 城市是昆 明、贵阳、广州、长春、北京和武汉 , 比例在 0.021% 到 0.043% 之间。B 组城市是本溪、天津、成都、南昌和重庆 , 比例为 0.07% 到 0.12% 之间。我们猜测私人公司有更强动机去行贿和获得方便。这并不意昧着改革导致腐败 , 尽管其总是伴随经济增长而来。政府应该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简化程序、通明规章制度 , 从而减少此类情况发生。

　　八、打官司要花的时间-大连5.8月，哈尔滨13.5月
　　政府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裁决服务。在经济不断发展, 生产越来越专业化之时, 以熟悉的人为交易对象的合约形式越来越不重要, 而同陌生人为对象的交易合约形式越来越重要。变革的需要, 为了有效计划和协作生产以及执行合约, 裁决系统正常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们因此构建了一个测度方式当地法庭解决最近商业诉讼的时间。
　　在法庭中等待的时间是一个实质性变量。从大连的 5.8 个月到哈尔滨的 13.5 个 月。 A+ 城市包括大连和深圳(5.8 个月 ),A 类是江门 (6.2 个月 ) 、南昌 (6.6 个月 ) 、重庆 (6.7 个月 ) 、本溪 (6.9 个月 ) 。 B+ 是长春 (7.2 个月 )。B 组是郑州 (8.3 个月 ) 、长沙 (8.3 个 月 ) 、西安 (8.4 个月 ) 、昆明 (8.5 个月 ) 、温州 (8.6 个月 ) 、南宁 (8.7 个月 ) 、兰州 (8.8 个 月 ) 和杭州（9.4 个月 ） 。最长时间的 C 组是武汉 (11 个月 ) 、贵阳 (12 个月 ) 和哈尔滨 (13.5 个月 ) 。
　　等待时间由多个因素影响: 法庭是否有足够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商业知识和相关规章制度知识 , 还有他们的专业能力等等。所有这些影响他们工作进程。衡量这个变量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发生的变革, 人们走入法庭解决纠纷。但是等待时间过长, 这样会让人们失去通过法庭解决问题的期望。衡量司法系统高效性 , 等待时间仅仅是其中一个因素, 其他有法律的公正性等等。举例来说 , 一个公司在其所在地赢得胜诉的概率更高。我们这里通过等待时间来说明在整个投资气候中法律系统的重要性。

　　九、税负-深圳3.9%，贵阳10.6%
　　每个投资者在投资之前, 总要了解所在地的税负情况。高税负减少投资的积极性, 企业总是对税后所得感兴趣。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 税负不能变化频繁, 但是中国不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存在板块划分, 税负是当地税收租费用的重要部分。因此税负情况也是在中国当地投资气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衡量税负, 我们构建了有效税率, 其由总税收( 包括各个种类的税收, 例如销售税、增值税、所得税、资源税等等)和销售费用组成。
　　有效税率从 A+ 深圳的 3.9% 到贵阳的 10.6%,A 类城市有江门 5.6% 、杭州 5.8%和郑州的 6.0% 。 B+ 组有重庆 6.7% 、武汉 6.7% 、长沙 6.9% 和南昌 7.1% 。 B组有温州75% 、长春 7.5%、昆明 7.9% 和大连 8.0%。 B- 组有两个, 西安 9.7% 、哈尔滨 8.6% 。C 组有南宁 9.7% 、兰州10.2%、本溪 10.3% 和贵阳 10.6% 。

　　十、融资环境--杭州贷款最干净
　　一个健全的金融服务行业总是立足于面向企业。其资金来源于储蓄和私人投资,然后借贷给生产商。当金融行业功能发挥良好时, 它能够最高效地配置资源给生产商并且降低交易成本, 尤其是相对于那些通过非正规渠道的贷款, 个人积累以及引入私人投资等方式来筹集发展资金的企业而言。金融渠道对处于过渡时期的国家或许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事实上, 研究者经常称金融为最为重要的市场支持部门。
　　为说明金融的重要性, 我们构建对金融市场功能的三种测度: 企业是否有一些渠道在正规银行获得贷款, 贸易信贷, 是否需要对获得银行贷款提供非正式的回报。银行贷款的渠道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 主要的金融流通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相对而言, 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非正式贷款也是相当重要的 , 比如贸易信贷, 尤其是在一些贸易大国。事实上, 早期研究表明贸易信贷对公司业绩有确定性影响, 尤其是那些私人公司。我们知道,许多中国公司很少有渠道去从银行获得正规的贷款,起贷款对象分布极其不均衡。银行如何去配置信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以上得分, 我们能排列每个城市关于金融行业质量的名次。 A 队列包括了杭州、上海、温州和江门 ,B +有广州和重庆。 B 有北京、大连、西安、长春和成都。 B- 有哈尔滨、长沙、深圳、贵阳、昆明以及天津。 C 组有本溪、郑州、武汉、兰州、南昌以及南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