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目标变迁与财务报告模式
一、会计目标研究概述
美国著名会计学者埃尔登.S.亨德里克森（Eldon S. Hendrikson）在《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任何研究领域的起点都是提出研究的界限和确定它的目标”，会计研究也不例外。一般意义而言，会计目标是指财务会计目标。19xx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的《概念结构研究项目的范围与涵义》文献直接奠定了财务会计目标在财务会计概念结构的最高层次地位。依亨德里克森之见，会计目标的三种界定方式——句法式方式、语义性方式和实用性方式——的不同可以引导出不同的研究视角。实用性方式是较为流动的方式，该方式以满足信息使用者的外在需求为导向，强调会计信息的实际效用。基于实用性的会计目标研究视角首先辨清会计信息使用者，追踪其信息需求，确定相应的信息内容主体，从而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因此，会计信息系统的服务对象对会计目标具有重大影响。现行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依次确定会计信息使用者；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财务报表的要素；要素的确认、计量和列报原则。因此，会计目标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主线。
会计作为一个经济信息和管理控制系统，其目标由系统本质决定，并受会计环境的影响。在会计被视为一个经济信息和管理控制系统之后，理论界纷纷对会计目标进行定义。葛家澍认为“会计的目标是财务会计系统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或境界，它的内容受到人们（主要是信息使用者）主观期望的影响。”其他类似观点有“会计的基本目标是指会计管理系统运行的目的，以及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它是整个会计管理系统运行的定向机制”等等。然而，上述定义虽将会计目标作为对会计实践结果的预期，但都存在语境抽象模糊的缺陷。既然理论界对会计作为经济信息和管理控制系统的观点已无重大分歧，那么按照系统论观点，会计目标可分为两个层次：基本会计目标和具体会计目标。其中，基本会计目标由系统本质决定，即“提供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信息，以满足有关方面的信息需求。”基本会计目标具有事物本质的普遍适用性，不会因具体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具体会计目标则受会计环境影响，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影响，并反映了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会计具体职能。纵观西方会计界（以美国为代表）对会计目标的探讨，对具体会计目标会计学界主要形成了两派主要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我国对会计目标的理论研究和学术论争也主要围绕上述两个学派，但却一直未能取得共识。受托责任观通过扩大受托责任的外延来完善立论依据，决策有用观则通过应用广义决策概念来试图包容受托责任观。造成两派学术观点争执不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混淆了基本会计目标和具体会计目标的界限；二是忽略了具体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的互动关系。具体会计目标立论与具体经济环境的认定有关，并且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下文主要分析具体会计目标随着会计环境变化而发生变迁的历史过程，并说明现实会计环境要求具体会计目标向投资者保护方向演变的必然趋势，最后阐述会计目标与财务报告披露内容、形式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
二、会计目标的变迁
1、系统论观点
会计是企业经济信息和管理控制系统，这一点在理论界已无甚争议。根据系统论原理，人为会计信息系统必须与外界不断地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实现系统提供需求信息的基本目标，而具体会计目标受到特定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影响，其实质是为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的一种主观认定。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条件随时发生变迁，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及其具体需求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所以会计信息系统输入、变换和输出的内容、程序和方法均须服从于特定的信息使用者及其信息需求，导致具体会计目标成为信息需求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其内涵也发生相应变化。一些学者将影响影响具体会计目标的会计环境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方面因素，并比较各方面因素对会计目标的影响权重。其中，梁爽（2005）认为经济环境和教育环境是影响会计目标定位的两大最重要因素（梁爽，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逻辑关系剖析，会计研究，2005.1）。经济方面因素具体可分为国家经济体制、资金来源、市场特征等方面，这些方面因素构成显性状态的“投资者环境”，主要表现为投资者的构成及特征。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对企业会计信息起着导向作用。教育环境因素对具体会计目标的形成起着制约作用，会计人员、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教育素质作为重要条件将影响具体会计目标的实现，但教育环境因素所起的作用是次要和间接的。
2、受托责任观
受托责任观与“两权分离”的企业治理结构紧密相连。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社会生产力发展促使合伙制企业的出现，筹资方式的变化带来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从此资本主义经济步入“经理式资本主义”时代，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成为企业治理结构的新特征。由于证券市场尚不发达，企业筹资方式有限，投资者和债权人缺乏有效便利的退出机制。在此背景下，投资者和债权人只能寄望于胜任的企业管理者（代理人）来实现资金的有效使用。这一时期具体会计目标的使命在于反映企业委托代理权利的分配情况，即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管理者的授权和监管。此种具体会计目标被后来学者称为“受托责任观”，即此阶段会计的目标在于反映受托者对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会计的任务是向委托人报告委托资源的管理情况，着重点是投资资本的保全，也即是委托资源的安全性。受托责任观要求会计提供历史、客观的企业财务信息，强调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作为一个信息管理系统，会计的基本目标在于提供信息，两权分离的会计环境要求具体会计目标遵循外在受托责任观的需求导向。会计信息作为实现手段介入受托责任关系之中，以媒介的形式表达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委托代理权利和责任，其具体方式是按照公认会计原则要求，对企业管理者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确认和计量，并定期生成受托财务责任报告，为考察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提供评价信息，委托人从而具有一定标准和相应的监督机制来判别受托人的勤勉情况和资源管理效果。由于受托责任观强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具体体现为实现的会计盈余，因此这一时期的收益表地位超越了资产负债表，成为财务报告体系的第一报表。收益表基本功能在于用公认会计原则来确认、计量当期会计收益，由于收益表地位的上升和工业经济时期物价变化缓慢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传统会计收益确认、计量密切相关的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和配比原则等也得到极大推崇，会计收益计量的收入费用观大行其道。这一切都与“受托责任观”的具体会计目标大环境相契合。
3、决策有用观
决策有用观也是会计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的会计理论主观反映结果。20世纪初期以来，社会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加强专业化趋势，股份制公司制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最有效率的筹资和生产组织方式。伴随公司制企业发展的是快速发育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由于自由市场经济哲学、公司的筹资规模和社会公众投资者掌握的资源有限等因素影响，股票市场上的公司股权分部日益分散，证券市场上大量存在中小规模投资者。由于大部分中小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无法形成有效的直接约束，不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施加重大影响，形成“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公司治理格局，所以中小投资者就从受托责任时代的股东地位沦落为“用脚投票”的消极投资者。二战以后，快速发展的投资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逐渐成为证券市场上最活跃的身影，但上述机构投资者最主要的职责是利用投资组合理论来分散投资风险，投资往往分布于数量众多的投资组合。这使得机构投资者一般不染指企业的公司治理，掣肘企业管理者的经营权限，也没有削弱证券市场股权分散化的趋势，机构投资者只是投资规模更大的“消极食利者”而已。现实的市场状况和委托人—受托人地位转化要求受托责任观下委托人对受托人的直接监督转变为证券市场对受托人
的间接监督，淡化了企业管理者的直接受托责任。已经沦为消极投资者的股东只能通过理性的“买—持—卖”决策来实现自身对资金使用效率的追求。此时的投资者（包括债权人）将关注的视野从单个企业身上转移至了更为广阔的资本市场，选择范围从受托责任观下能力卓越的管理当局扩大至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企业群体，企业管理当局变成评估企业价值时的单个人力资源因素。公司治理结构、权利配置和实际市场信息需求情况的变化使得受托责任观的内容逐渐发生量变，最终转变成迎合市场需要的决策有用观。与注重会计数据准确性的受托责任观不同，决策有用观更强调会计信息对决策的有用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设的特鲁伯鲁特小组（Trueblood Group）于19xx年10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财务报表的目的》（Objectiv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称财务报表主要服务于那些没有权力、能力或渠道受到限制的使用者，为那些以财务报表作为获得企业经济活动信息主要来源的使用者提供决策帮助。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xx年发表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目标》就将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作为会计目标的研究思路。至此，会计目标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分道扬镳，另立山头。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包括关于企业现金流动的信息和经营业绩、资源流动的信息，目的是实现投资资本的增值，也即是委托资源的效益性。相较受托责任观对会计信息客观性和可验证性的要求，决策有用观强调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和有用性。决策有用观要求企业会计通过确认、计量和报告的会计信息生成流程，提供在更深层次上代表资本结构决定的企业主要财务关系的会计信息，包括债权和所有者权益资金结构比率、债务结构比率等。投资者可以通过外部证券市场行为来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权（包括资产收益权），形成对企业管理者的有效激励和监督机制，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决策有用观高度重视会计信息在投资决策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且认为受托责任观下采用的收入费用观配比方法并不能计算出企业的真实收益，真正的会计盈余是经济意义上的盈余，在数值上等于扣除企业自身原因造成的权益增减之外的期末期初资产净值差额。因此，真正的会计盈余应该采用资产负债观，利用资产负债表计算得出。资产负债表重新战胜收益表，夺回财务报告第一报表的地位。
4、投资者保护观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交融影响，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发生了重新排列，知识信息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经营风险不确定性更强。在此背景下，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备受诟病，因为其将视角仅局限于公司内部，过分关注企业“黑盒”内的力量博弈，而忽略了与企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广泛利益相关者。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作为一组社会契约的结合，显性的契约订立方只包含企业股东和管理者，但隐性的契约订立方涉及的范围更广，包括供应商、债权人、顾客、社区和对企业做出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企业雇员等。显性契约订立方和隐性契约订立方统称为利益相关者。在信息经济时代，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企业价值的依存关系更为密切。宽泛的利益相关者概念是指能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所影响的人或团体，而相对狭义的经济学定义是指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人或团体。既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那就成为广义上的企业投资者。无论上述哪种利益相关者（即投资者）界定，都突破了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理论所限定的会计信息服务对象，因此在会计的提供信息基本目标框架下，建立在两权分离公司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基础上的决策有用观会计具体目标已不足以涵盖现阶段会计的历史使命。特定会计环境下产生的决策有用观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决策有用观忽略了除股东和债权人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利用会计信息进行经济决策的客观现实；第二，决策有用观下提供的会计信息没有满足广大利益相关者因经济决策内容差异而产生的不同质会计信息需求。因此，将会计具体目标界定为决策有用观在内容上没有涵盖差异的会计信息需求，显得失之偏颇。正如La Porta等（1998、2000）指出，会计能为投资者提供行使相关权利的必需信息，是一种有效的投资者
保护机制。因此，笔者认为现阶段会计环境下的会计具体目标应阐述为投资者保护观。
投资者保护观摆脱了会计具体目标对基本目标的简单语义重复，将会计信息从企业供给端延伸至市场活动参与方的投资者需求端，信息使用者外延变得更为宽广，并且在功能上赋予会计投资者保护的历史使命，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市场地位。会计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会计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信息不对称是两权分离公司治理权利配置的“副作用”，其会妨碍市场功能的发挥。拥有信息优势的企业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会造成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从而使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下降。作为一个以提供信息为基本目标的信息系统，会计通过规范制度将企业内部信息可靠地转化为外部信息，能有效地消除信息的不对称分布，为投资者提供相关的资产定价和投资决策信息，减少逆向选择造成的错误定价或决策损失，这就是会计信息实现投资者保护目标的定价功能。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另一问题是道德风险，由于投资者无法对经营者的行为进行有效观察，经营者为了最大化私人收益可能侵害投资者权益，基于会计信息的激励相容契约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代理问题，如向管理者制定基于会计业绩指标的股权激励计划。会计信息为反映管理者的勤勉程度提供了衡量尺度，相应设计的反馈机制可能对管理者进行有效激励，实现会计信息投资者保护的治理功能。
从表象上看，投资者保护观要求会计信息为投资者提供与资源配置和计价内容相关的信息，以增加会计信息含量，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但从实现机制而言，投资者保护观更注重向投资者提供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并以透明的方式进行披露，从而抑制企业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实现投资资本的保值和增值，达到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的。会计投资者保护目标的实现以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为基础，规范提供方式为保障。会计信息从收集、加工、提供到为投资者所利用一系列过程均受到会计准则、信息披露规则、内部控制、外部独立审核等保证信息质量的规范机制所制约，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市场接受性。虽然两权分离使投资者处于信息劣势，发达的资本市场中高度分散的所有权格局也加剧了委托代理中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但同时也为会计实现投资者保护目标的定价和治理功能提供了条件。会计信息通过改进投资者经济决策绩效，实现投资者资本的数量、质量保值和增值，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来达到投资者保护的目的。因此，投资者保护观符合现阶段的会计环境要求，是一个在内容上能涵盖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会计具体目标恰当定义。
三、财务报告模式演变
1、会计目标与财务报告模式
财务报告模式是实现会计目标的载体，会计目标引导着企业财务报告模式的演变方向。具体而言，财务报告模式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来体现具体会计目标的要求。
财务报告披露形式是具体会计目标的外在表现。财务报告作为财务信息的传输形式，经历了从单张报表向报告体系的演变过程。19世纪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兴起，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和筹资方式的变化催生了大量的两权分离公司制企业。为了满足所有权委托方对经营权代理方的有效监督要求，1844年英国颁布《公司法》，要求企业编制资产负债表来向委托方报告受托资产的管理情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投资者日益重视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收益概念。由于资产负债表是静态时刻报表，未能具体呈现企业经营者的期间经营绩效和影响经营绩效因素，无法为衡量经营者的业绩提供准确充分信息，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损益表被当做连接前后两期资产负债表的纽带而成为正式对外报表，会计收益也成为对经营者进行业绩考察的直观标准。在20世纪40年代，损益表的地位一度超越资产负债表而成为第一财务报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持续的通货膨胀，损益表逐渐不能承担说明企业全部财务状况变动的重任，投资者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变动原因及相关影响的需求越来越不能通过损益表得到满足，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呼唤一张反映企业资金流向的报表来解释企业经营活动。19xx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公布第3号会计研究报告《现金流动分析和资金报表》，建议在财务报告中增加一张资金报表。19xx年，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
在第3号意见书中正式向企业推荐“资金来源和运用表”。随后，由于这一报表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致赞成，19xx年会计原则委员会在第19号意见书《财务状况变动的报告》中正式将其命名为“财务状况变动表”，直到19xx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第95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现金流量表取代财务状况变动表而正式成为第三财务报表。这一时期的企业组织形式也出现新特征，即控股企业的出现。控股企业的存在使得原先只反映单个企业的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财务报告不能承担反映企业整体的实际状况。同时，企业经营活动涉及行业范围更广、规模更大，各业务分部之间的风险和机遇情况各不相同，实际财务情况也存在差异。19xx年8月，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颁布第16号意见书《企业合并》，要求企业编制合并财务报表；19xx年12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第14号财务会计准则《企业分部财务报告》，要求企业编制分部报告。由此，合并财务报表和分部报告也应运而生。从内容上看，同时期的财务报告以披露制度性信息为主。所谓的制度性信息是指按照会计准则以及会计制度的要求，经过加工而生成的以货币计量抽象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制度性信息的显著特点是同质性，即都用来满足委托人考察受托人代理责任的需要。因此，这一时期的财务报告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体现了“受托责任观”的要求。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会计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决策有用观会计目标异军突起，反映了投资者地位和对会计信息需求的变化。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xx年发表第1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目标》中将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作为会计目标的研究思路，并提出了一个明确而又富有创造性的见解，即财务报告=财务报表+其他财务报告，从此财务报告模式突破了传统报表框架的束缚而延伸至表外，形成了“财务报表+表外披露”模式，使得许多难以在传统财务报表中找到栖身之所而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在表外披露中找到了归宿。在表外披露蓬勃发展的同时，对财务报表框架的改革也没有停滞不前，尤其是对损益表的改革。传统损益表采用受托责任观下的收入费用观确认会计收益，交易法确认原则和配比原则使得利得和损失项目被排斥在损益表之外，使得企业资产价值变动状况与损益表信息之间缺乏相关性，会计信息无法有效地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要。19xx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第130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报告综合收益”，要求企业增加“综合收益表”作为第四财务报表，财务报告体系又添新丁。综合收益表不仅包括传统的收入、费用项目，也包括尚未通过交易事先的利得和损失，更好地反映了总括收益观理念，更加符合企业的资产价值实际变动状况，为投资者决策提供更相关的信息。从披露内容上看，同时期的会计信息呈现了提供基础性信息的趋势。所谓的基础性信息是指以多种计量属性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事项信息。基础性信息对所有投资者具有大致相同的实用价值，因为其更能满足投资者非同质的信息需求。会计信息的计量属性不再局限于物价稳定环境下普遍采用的历史成本，而更反映迅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现实情况，公允价值、重置成本、成本与市价孰低法等计量属性被广泛采用。因此，这一时期的财务报告从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决策有用观”的要求。
2、投资者保护观下的财务报告模式
传统财务报告编制所遵循的会计理论过于重视会计信息流程的规范性，无论是受托责任观还是决策有用观指导下的会计信息都要经过严格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程序，最终提供的标准化财务报告与众多投资者非同质的信息需求产生了严重矛盾。从财务报告信息的提供流程和最终信息提供方式来看，现行财务报表体系也存在以下四点缺陷：一是只披露结果信息，不披露原因信息；二是只披露数量信息，不披露质量信息；三是只披露总括信息，不披露细节信息；四是只披露过去信息，不披露未来信息。为了迎合投资者保护观的会计目标发展需要，建议对现行财务报表体系进行改进，采用因果关系链方式来形成财务报告体系（谢志华，一个基本的总结：基于因果关系链的报告体系.财务与会计，2010）。
众所周知，传统会计理论将会计信息服务对象分为企业内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企业内部使用者主要指企业的内部管理人员，这部分会计信息使用者侧重于关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价值创造和合理优化，而外部使用者是指投资者代表的广义利益相关者。之前由于受限于技术条件，同一会计信息系统无法同时满足上述两类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信息需求，导致会计信息系统发展成为两个并行的信息系统，即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与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主要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管理信息，发挥会计的管理职能；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主要为外部投资者提供财务信息，发挥会计的社会职能。投资者保护观的具体会计目标的出发点是保护处于信息弱势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核心是要实现投资者的投资资本的保值和增值，实现手段是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所需的企业价值相关信息。因此，会计服务对象的融合和会计目标的演变使得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界限逐渐模糊，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结合所产生的会计报表体系既能简洁披露企业的经营业绩，也能有效地提供解释企业经营业绩变动原因的财务信息，笔者认为这是投资者保护观下财务报告模式的发展方向。
具体而言，投资者保护观下的财务报告模式应克服传统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只披露企业价值结果，与企业经营业务活动和外部市场环境缺乏相关性，无法揭示企业价值成因的功能缺陷。因为企业价值保全和增值集中体现于经营利润，而企业经营利润的影响因素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方面，所以新财务报告模式应按内外部因素两方面展开披露。其中，外部因素包括产品供求状况、竞争对手的状态和政府政策的变化；内部因素则采用价值链分析方法，按照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环节进行分类，着重披露人的要素、工作要素、物得要素、资金要素、信息要素、技术要素和管理要素七个方面。由此既可看出企业内部每一环节对利润形成的影响，也能看出每一个环节影响利润的因素包括哪些方面。在具体形式上，针对上述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分别设计相应的报表进行披露（谢志华，终极原因报表：内容与形式.财务与会计，2010）。由此可见，上述报表体系使得管理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得到了极高程度的融合，实现了企业价值结果和功能动因的高度统一。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结合所提供的财务报表体系，将使因果关系链贯穿于财务报表体系整体，使得报告体系不仅能披露结果，也能披露原因；不仅能披露数量，也能披露质量；不仅能披露总括信息，也能披露细节信息；不仅能披露过去，也能披露未来。按因果关系链形成的报表体系具有风险识别、信息集成、自决策、自动控制和发现错弊的功能（谢志华，拓展分析：因因果关系链形成的报表体系的新功能.财务与会计，2010）。这种按因果关系链形成报表体系的投资者保护观财务报告模式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一个逆会计核算过程，将总括的财务业绩信息分解并与企业具体的业务体系、经营活动、市场环境等因素建立直接的联系，详细描述了企业价值变动的原因和趋势，有助于实现投资者资本数量、质量保值和增值目标。
四、小结
美国著名会计史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对会计社会属性做过经典阐述：“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尽管由经济信息体统本质决定的基本会计目标正统位置从未遭受过挑战，但具体会计目标却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而几番“城头变幻大王旗”。具体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的互动关系决定信息时代的具体会计目标应为投资者保护。财务报告模式作为会计目标的载体，也随着会计目标的变更而不断变革和发展，遵循客观规律调整自身的内容和表述方式。由于传统财务报告模式存在四大缺陷，而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结合形成的基于因果关系链的会计报表体系能有效地为投资者提供实现资本保值和资本增值的会计信息，满足投资者保护的会计目标发展要求，是今后财务报告模式变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