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称中国智库数量排世界第2 不及美国1/4 20xx年02月16日 02:48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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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xx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文版）（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翻译并授权发布）
原标题：中国智库：面临最好发展机遇（零距离）
本报记者张垚
《人民日报》（20xx年02月16日05版）
20xx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20xx年全球智库报告》。在这一全球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广的智库报告中，中国智库在数量上以426家位居全球智库排名的“榜眼”。
过去的一年，也被媒体称为中国智库的“迸发年”。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到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首个中国智库报告??智库发展的热潮扑面而来。那么，我国智库是不是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
智库，也称为思想库、智囊团，有人将其形容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服务于公共政策是智库的“天然基因”，它能有效弥合知识和政策之间的鸿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智库的发展。
我国智库发展处于什么样的水平？《20xx年全球智库报告》指出，20xx年，全球智库总数为6826家，美国智库以1828家位列第一，中国智库以426家位列第二。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非美国的全球顶级智库第九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均进入前100名。不过，“从全球顶级智库排名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仍相对滞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指出。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xx年中国智库报告》，将我国智库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四大类。从我国活跃智库（活跃智库是指当前正常运行，并且对公共政策形成和社会公众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智库）的类别特征看，有2/5是党政军智库，其中“国字号”智库又占党政军智库的30%左右。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指出，“我国受财政资助的智库机构特别多，这是我国智库有别于欧美国家智库的一个显著特点。”地区智库发展不均衡是我国智库的另外一个特点。我国活跃智库约60%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一些特大城市，中部、西部地区的活跃智库分布仅为17.0%和17.5%。
由于历史沿革和体制原因，民间智库一直是我国智库发展中的“短板”。民间智库尽管近年来有所发展，但在经费保障、项目来源、成果上呈通道、建言献策平台上先天不足，患上了“侏儒症”。“用鱼龙混杂来形容当下的我国民间智库，并不为过。”国观智库创始人任力波指出，“现在的民间智库，有很多以前是咨询公司、调查公司、信息公司，他们现在都在开展智库发展计划，其中既有实质业务上的转型，但也有很多是提法上的噱头。”
影响力是智库发展的关键所在。王荣华指出，“我国智库中，关注国家发展层面问题的智库影响力会更大一些，关注区域层面问题的地方智库的影响力则相对较小。”此外，我国智库主要聚焦于经济政策、政治建设与国际问题研究，专业化分工相对不足。这也是我国智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成长中的烦恼
不可否认，我国智库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有力推动了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进程。可若认真给我国智库发展把把脉，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是“近”与“远”问题。当今中国，活跃度高、影响力强的智库以官方或半官方为主。这些智库与决策机构距离“近”，成果能快速被应用到公共政策中。但走得太近，就存在缺乏公信力、难以形成“独到见解和意见”的危险，与公众距离容易“远”。钱由上级给，承担人是圈定的，再加上项目结项也常由政府部门来组织，“这样的智库充其量只是个‘幕僚’的角色，很难保证其独立性、客观性、社会性和创新性”，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社会科学教研部副教授胡锐军指出。因此，如何保持“近”与“远”的平衡，是我国智库发展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二是“阐释”与“创新”问题。智库要走在决策的前面。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决策咨询往往会出现‘专家秀’等情况，即专家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背书’，从而出现专家决策咨询的‘空洞化’和‘符号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强认为，国内智库有许多还属于阐释性智库而非创新性智库。官方智库大多集中在政策的解读而缺少研究关口前移的意识，高校智库的专家学者在政策咨询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上有所欠缺。这些都影响了“智”与“政”的结合水平。
三是“谱系长”与“频道多”问题。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次的智库形成长长的链条。所以，“谱系长”是我国智库的特色之一。横向上，党政军智库可区分为发展研究中心、党校、行政学院、各部委研究机构以及军方智库等不同类别，再加上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等，使我国智库呈现出门类庞杂、形态各异、“频道多”的特点。“长”与“多”使我国智库发展既分散又重叠，条块分割，各个条块封闭运行，相互间交流乏力，进而产生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
培育我国智库的“中国特色”
我国智库正面临最好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智库发展的目标。那么，“中国特色”特在哪里？“新型”又新在何处？
“中国特色就是要充分反映智库发展的‘中国国情’‘中国背景’‘中国元素’；‘新型’则主要是针对‘传统’而言。”王荣华指出，这个“新型”体现为研究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以科学决策为目的，是公共政策变迁与专家参与互动的结果。胡锐军指出，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的中国智库建设还应该坚持服务理念，“一流的智库不仅仅只是服务领导，还要引领社会思潮，而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
毫无疑问，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王战认为，“关键是要形成政府引导并影响智库、智库客观独立服务政府的新型关系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培育出独立的思想与智库的‘库格’。”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民间智库该如何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任力波认为，民间智库要有自身的“格局”定位，科学看待与官方智库的差异，“民间智库有咨询、调查、信息等类别，差异化发展反而是出路。”
人才是智库的核心，没有人才的智库终将是个空架子。美国顶尖智库人才的“旋转门”机制已经被证明是其能够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关键所在。胡锐军认为，我国智库“也应该逐步建立类似的人才流动机制，建立起智库人才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中国式‘旋转门’”。
第二篇：美国的中国政策智库与中国问题专家
美国的中国政策智库与中国问题专家
刘杉
在社会科学众多研究领域中，很少有一门学科像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建立之时开始，就是以服务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需要为目的的。“中国研究”或“中国学”是美国在国家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性研究”（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客观上起到了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智库的作用，是为政府的相关决策和政策分析服务缘的。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视，于其在东亚和全球的国家利益需要。美国研究中国问题和相关课题的成果，反过来又为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效果分析，两者相得益彰。
从发展历程来看，２０世纪中叶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是当代中国研究兴起的客观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只有规模极小的传统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研究，并受欧洲汉学研究体系影响很深，研究领域侧重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而不是当代中国问题。这种状况造成美国在中国问题方面缺乏智慧，使得美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制定出从２０世纪初到第二切合实际的远东政策。
次世界大战前，数届美国总统，包括罗斯福、塔夫脱和威尔逊的远东政策都无法取得最后的成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正式雇用了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这一代专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并不深刻。由于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感受到了中国共 产 党的清廉与民主气息，他们并不积极赞成美国站在国民党政府一边干预中国内战。哈佛学者费正清和美国国务院远东问题顾问欧文·拉铁摩尔（Ｏｗｅｎ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等人在美国舆论界公开主张美国应该完全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尽快和中共取得谅解，甚至主张美国应该承认新中国。然而，中国共 产 党在中国大陆的全面胜利却没有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朋友。随着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发表和新中国向苏联阵营“一边倒”的政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多了一个主要的对手。这种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使得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有了紧迫性。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亲自召集一些美国的“中国通”专家学者开会，秘密讨论新形势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曾担任美国驻中国顾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也提出了《战后国际关系原则》，强调要了解敌国的文化；其兄约翰·杜勒斯也在美国政府内积极推行反共政策。这些都促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从单纯
服务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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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探讨转向公开为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这种以现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地区研究，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对付共产主义在亚洲势力的扩展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政府和政府背后的财团对中国发展、研究方向，甚至研究问题智库的建立、
成果和成果的质量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刘杉
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对美国的忠诚。除此以外，美国国务院每年还派官员到一些智库的总部或项目所在地和智库的专家共同事实上，很多智库的研究人员本身就工作。
是前政府官员。
智库以政策研究为主的宗旨也影响到了中国研究的分析方法和研究质量，使中国研究方法的规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常常有相当大的距离。美国智库，特别是大学以外的专业智库在其研究中常常以说明问题为主，而不是以发展学术体系、探求真理这一点是由多方面原因决定的。其为目标。
中，中国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人员的构成是主要原因。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创立者费正清认为，“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而“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效用”
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这实际上是他创建中国学的宗旨，而且这一宗旨也是与智库的主要政策研究目标相适应的。在这一宗旨之下，对当代中国的研究，特别是智库的政策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常常过分地强调经世致用的立场，缺乏学术研究所必要的严谨性。对一名中国问题学者是否成功的评价往往不是看其学术成果，而是看其受美国政府重视的程度和是否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从人员构成来看，很多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特别是专业智库的学者常常是由退职的前政府官员转任的。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学术培训，或者其原有的学者态度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异化了。当然，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也有很多严肃的学者。但是当研究与巨大的研究资金引诱结合在一起，并且要限期拿出成果和政策建议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不得不在保持学术良心，和从事针对“敌人”或“潜在敌人”的研究之间作出抉择。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既难以保持科学研究所必需
美国政府的严格控制
美国政府对中国研究的控制包括财政、意识形态和人员等几个方面。从研究资金的控制来看，虽然美国的智库通常都以非政府组织为招牌，体制上都是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的，而且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也是整个智库体系的基础。然而，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是与政府和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５０年代中期，以研究当代中国为目的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整合政府和民间基金会力量资助的当代中国联合委员会（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的建立，表面上是由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等民间基金资助的，但实际上是由美国政府掌控甚至直接出资的。这些智库实质上是政府的合同型智库，它们的研究很难是“独立的”。
除了财政控制之外，还有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美国的各个智库一般从建立之初就有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定或中性、或激进，这些都决定位，或保守、了这些智库在研究方面的价值导向。同时，各智库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和理念也决定着智库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导向。
这种控制也体现在智库的组织和人事制度方面。很多智库对人员的思想有严格的要求。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对要雇用的人员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调查，以确保其
美国的中国政策智库与中国问题专家３５
电视台向全国播出。在２１世纪的今天，美“中国通”已历经了大半个世纪几代研国的
究者的发展。这些学者中的绝大多数进不了联邦政府外交政策的决策圈，但他们对美国社会和舆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除了政府以外，很多美国的中国智库背后有各类利益财团的资助。这些财团也常常通过智库，以发表调研报告的形式来影响社会舆论，从而促使政府决策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中国研究实际上起到了主导美国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的作用。
的“价值中立”的态度，也很难严格地固守自己应有的学术底线。当然，资讯的缺乏与政府和社会对政策建议的时效性结合在一起也是造成很多中国问题研究质量低下的原因。由于中国研究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限，许多研究是建立在不可靠、不可信的资料甚至是主观推测基础之上的，与客观事实有很大的距离。
从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作用方面来看，从第一代学者开始，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是与政府紧密联系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如费正清、斯卡拉皮诺、鲍大可等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乃至中美关系在７０年代的改善起了重要作用，在中美关系方面贡献良多。很多智库的建议也被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冷战时期著采纳。例如，
名的“承认一个中国，但不是现在”（Ｏｎｅ“遏Ｃｈｉｎａ，ｂｕｔｎｏｔｎｏｗ），以及冷战后的对华制＋接触”（Ｃｏ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政策都出自兰德公司的报告。
当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很多也都参与到了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之中，有些甚至暂时离开学术岗位，担任政府要职。如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教授曾是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和顾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莉，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等人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部资深主任、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高级主任等重要政府职位。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的主要类别
当代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主要包括学者型专家和职业官员型专家两个类别。
所谓学者型专家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汉学（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学者，如耶鲁大学的史景迁、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林培瑞。虽然他们也曾经担任过一些学术机构的行政职务，还在诸如国会听证会等场合发表自己对中国问题的见解，但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并非现实的政策问题。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以文史哲为研究领域，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通常远离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
另一类是中国问题学者，通常指的是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尤其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如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加州大学的包瑞嘉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友、
学的兰普顿等。当然，中国问题与传统汉学有很多交叉之处。一些学者对现代中国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分析之上的。而且汉学家与中国问题专家的界限并非绝对，有人既是汉学家也是中国问题专家，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白鲁恂。
发挥主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美国智库中国研究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领导舆论，给美国这个民主社会的大众进行政策教育，为政府对华政策的实施建立社会共识。美国的智库经常组织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讨论会并通过网络，或Ｃ－Ｓｐａｎ等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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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官员型专家主要包括政府官员或前政府官员。这些人通常缺乏足够的正规学术培训。由于学术造诣相对正规学者来说偏低，他们一般难以进入大学担任教职，但可以胜任政策研究的岗位，特别是专业智库的岗位。他们或在政府机构中任职或在智库中伺机而动，等待自己所认同的政党东山再起。由于具备与中国打交道的亲身经验，这些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有时比大学的学者们更实际，但是他们中一些人缺乏学术严谨性的特性常常也容易暴露。美国传统基金会中某些经常在媒体上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极端观点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属于此类。
除此以外，在各种压力集团、院外活动团体以及政党内部的政策部门中，也有一部分中国问题专家。还有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是自由职业者。
刘杉
任期启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柯庆生则是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学者。奥巴马政府任用了两位华裔担任联邦政府的部长，所启用的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的首任主任贝德（ＪｅｆｆｅｒｙＡ．Ｂａｄｅｒ）等。
正因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偏重于政策研究，而且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要求。在美国的现代中国研究刚刚兴起的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对中国的研究有一种强调“政治正的氛围。在冷战时期，这种“政治正确”以确”
“反共”为基本道德判断的标准。今天，这种传统仍有所遗留，以“民主化”为主旋律，强调美国价值及对中国的传播。
中国问题专家政治地位高学术
地位低
２０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政府的中国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问题专家很少。
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重视对策性研究，并经常就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开展辩论，但对学术研究还不够重视。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谢伟思等，都是仕途走到了尽头才被迫开始学术生涯的。而到了８０年代，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成了很多政府中国问题专家的追求，许多人向学者型的方向发展，潜心治学，以著书立说为奋斗方向。
然而，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偏重政策性研究，强调政治色彩和实用价值，学术性研究的色彩相对较弱，对于学术严谨性的要求并不高，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虽然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府决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却普遍偏低，与中国问题研究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称。
中国问题学者参与美国联邦
政府决策过程
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具有很强的经世致用特性，这突出表现为学者和研究者对美国政府有关中国问题决策的积极参与。从近几届美国总统的幕僚班子来看，老布什总统本身就是一个中国通，他经常向中国问题专家进行咨询。克林顿总统也曾经邀请很多中国问题学者在联邦政府任职，如密歇根大学的李侃如就在克林顿政府内任助理国务卿，负责中国和东亚事务。其他的还包括哈佛大学的傅高义、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何汉理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谢淑丽等。而小布什则认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态度上偏向中国，在其政府相关职位方面没有任用很多中国问题学者，而是重用原来从事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的专家参与对华政策决策。小布什第二
美国的中国政策智库与中国问题专家３７
究领域的学者很多是在学生时代对中国的革命充满好奇或向往的。例如曾出任克林顿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谢淑丽就是最早一批访问中国的学生之一，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还有一些左派的学生和学者也曾经想挤进中国问题研究的队伍，但是由于诸如中文水平不够等理由被拒之门外。
随着苏联剧变，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热门，对中国的研究从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扩展到农村研究、环境研究、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得到空前发展。这种情况导致一些非中国问题的学者，特别是苏东问题专家们半路出家也来研究中国问题。而这些苏东问题专家们在研究苏联问题时的基本立场是把苏东国家看成是“邪恶帝国”。基于这种研究立场，他们很难对中国有好感。与此同时，新一代的中国问题学者也缺乏前几辈学者的那种感情因从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培养来看，由素。
于现代政治学研究强调研究方法培训，大学的教职对以数理统计为代表的“研究方法”的要求也有越来越高的趋势，一些大学在研究生培养计划上把学习“研究方法”与外语学习作为可以互换的选项，很多美国的研究生就放弃了对于中文的深入研修。这导致新一代的一些美国中国问题学者在学术训练方面重视数理分析，对中国社会复杂的特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一些改革开放后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对华智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陷。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些华裔学者一般很难进入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圈，影响力有限。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
另一方面，有关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偏重于传统方法，科学化水平大大落后于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流。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政治研究的主要学术期刊，如《中国季刊》（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等，其文章大多是就事论事的描述性研究或规范性研究，实证性不强，理论价值较低，在方法论的发展方面有待进一步的努力，与《美国政治评论》（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世界政治》（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和《国际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等美国主流政治学刊物的学术地位相差甚远。
中国问题专家的历史传承
很多老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有基督教家庭背景，不少人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之家。曾经活跃在美国学界和政界的白鲁恂、韦慕庭、裴宜理、约翰·林德贝克（ＪｏｈｎＭ．Ｈ．Ｌｉｎｄｂｅｃｋ）、葛乐士（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ｒｏｓｓ）和鲍大可等人都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家庭。费正清也出生于有浓厚基督教传教背景的家庭。老一辈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问题相对于苏联问题而言并不重要的时候投身于这项事业，往往带着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强烈好奇心，甚至好感。当然，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也往往带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和道德优越感。这些老一辈的中国问题专家与新一代学者有着某种传承关系。例如，谢淑丽是白鲁恂的学生，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前国家安全会议亚太事务高级主任奥克森·伯格和李侃如是鲍大可的学生，而国会研究局的亚太事务专家柯丽·敦伯格和谢莉·康都是奥克森·伯格的学生。学术上的代际传承关系，使老师的思想倾向对学生们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问题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