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
调查性报道（Investigative Reporting）因其对社会的重大影响力曾被西方新闻界称为"报纸再生的希望之星"，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它逐渐成为新闻报道的重要形式。在西方新闻界，习惯将调查性报道与揭露、曝光划等号，从西方学者对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中可见一斑： 美国学者大卫·安德生和皮特·本杰明早在19xx年就提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活动。"
美国的另一位新闻学者罗伯特·格瑞斯认为：调查性报道"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
澳大利亚新闻学者皮特·戈拉博斯基和波尔·威尔森也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揭露一种被某些人或组织故意掩盖的新闻"，而且这种报道"常聚焦于不义、丑闻和违法活动"。
《新闻日报》记者鲍伯·格林则说："调查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挖掘出来的"。
密苏里新闻学院《新闻写作教程》编写组的意见是："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有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调查性报道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 如果按照以上比较"正统"和权威的定义，调查性报道的全部宗旨就是关注社会上一切蓄意掩盖的丑恶和不道德的新闻并加以无情揭露。若仅以此来约束调查性报道，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的调查性报道，那么它的视域和活动空间将受到很大局限，也与我们奉行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有所悖逆。更何况，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事件、人物和话题具有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新闻价值，同样需要进行深度报道，需要发掘和调查。因此，笔者认为：调查性报道是由媒体相对独立完成、以记者调查为主要方式、揭示不为人知的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形式。它在表现非揭露性题材---即中性、正面题材方面同样可以大显身手---这也是调查性报道的中国特色的体现。因为：
首先，中国的媒体性质给予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的空间。
媒体性质决定报道目的。在西方，媒体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服务的，它们掌握在大的财团手中，追求商业利润是其立身行事之终极目的。为提高收视率、制造轰动效应，媒体可以置社会负面影响于不顾，以至于有人指出："广告制度已严重阻碍了美国新闻事业探求真理的道路"。于是，各媒体在揭露、调查丑闻上绞尽脑汁，而起源于20世纪初"黑幕揭发运动"（muchraking）的调查性报道在揭露丑闻、内幕上的独特优势自然使其成为"揭丑先锋"。在社会主义中国，媒体是作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喉舌存在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任务。即便是对"揭露性题材"的报道，其目的也是发现问题、揭示现象、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避免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这与西方完全不同。大量中性、正面的题材需要新闻工作者去挖掘，这就给了调查性报道生存发展的空间。 其次，调查性报道能够丰富非揭露性题材的表现方式。
调查性报道在表现揭露性题材方面的能力已为实践所证明，那么，调查性报道是否可以用来表现非揭露性题材呢？回答是肯定的。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决定了其在题材上的包容性。只要存在被隐藏的和不为人知的内容，就存在使用调查手法进行报道的可能。现实社会中，不仅揭露性题材中有需要揭露和公之于众的内容，中性、正面题材中，同样存在被隐藏、不为人知的内容，当其它体裁在容量和手段上不足以全面充分表现其复杂性时，调
查性报道便可以发挥它强大的表现力。可以说，采用调查手段采写新闻，丰富了非揭露性题材的表现方式。
第三，用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是受众的需要。
从受众的角度看，他们面对的新闻传媒所传达的信息是庞杂的、让人目不暇接又难以选择的越来越多的受众逐渐不满足于媒体中诸多对中性尤其是正面题材的传统的"说教式"报道方式，不满足于简单的陈述性报道，渴望看到由记者引领的更为详细、更为客观、更为彻底的深度报道。美国耶鲁大学的学者卡尔·霍夫兰认为："当传播者被认为具有可靠和可信靠这两种品德时，就会产生最大效果"。而"可靠"和"可信靠"两种品德必须通过传播大量表现事件真实面貌的信息取得。调查性报道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它以层层推进的调查方法为主要报道手段，以能获得大信息量的调查手法使观众通过身在现场的记者"亲眼目睹"、"参加"调查的全过程。真与不真、信与不信，观众完全可以自己判断、自己得出结论。因此，它一出现便得到受众的认可和欢迎。
第四，中国调查性报道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调查性报道是表现非揭露性题材的有效形式。
在国外，调查性报道首先出现于报纸和杂志等平面媒体，在中国也不例外，报刊上的调查性报道远早于电视。大量的调查性报道为报刊赢得了读者，使报刊销量大增。央视调查中心"19xx年主要城市阅读情况"调查显示：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较为深刻的看法，人们往往是从报纸、杂志等媒体中获得的。应该承认，调查性报道功不可没。不断涌现的众多佳作中，不乏非揭露性题材的优秀作品：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作为调查性报道影响十分广泛；《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刊登的调查性报道广受读者关注；后来居上的电视调查性报道中非揭露性题材更是佳作迭现：《新闻调查》开篇之作《宏志班》、获得国际大奖的《大官村里选村官》、《第二次生命》都是非揭露性题材；《新闻调查·监利税费改革》、《新闻调查·香港行政长官推举纪实》、《新闻调查·跨世纪的政府》、《新闻调查·张家港的故事》、《新闻调查·黑脸姜瑞锋》、《新闻调查·厄尔尼诺探密》、《新闻调查·面对分流的公务员》、《新闻调查·保卫荆江》、《新闻调查·恢复高考二十年》、《新闻调查·中国的品牌》等也都是中性或正面题材的代表作。据笔者统计，《新闻调查》20xx年播出的节目中，非揭露性题材占了几乎一半，而且这些报道取得的社会效果并不逊于揭露性题材的报道。电视调查性报道因保持高收视率而进入黄金播出时段，开辟了调查性报道专栏的报纸发行量也节节攀升。这些都说明：调查性报道在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方面大有作为。
那么在非揭露性题材中，什么样的选题更适合用调查性报道表现呢？《新闻调查》制片人塞纳认为：有真相可以探寻的题材，无论是内幕调查，还是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都可进入调查性节目的选题范围。所谓真相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事实：有的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真相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和黑幕，那就是被权力和利益遮蔽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那是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所遮蔽的真相---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第一种状态归结为对假象的揭露---揭露性题材；把第二种理解为对真相的再现---非揭露性题材即属于这个范畴。中性、正面题材中，调查性报道更加适合以下几类题材：有曲折过程和复杂背景的重大事件；有被道德观念和认识水平遮蔽的真相的题材；有被我们狭窄的生活圈子和集体无意识遮蔽的真相的题材。 与揭露性题材比，非揭露性题材的调查性报道成功的难度更大，需要媒体花费更多的
精力。
首先，需要充分挖掘未知事实。
未知事实对于受众是种诱惑，选题的"独家性"能够大大增加报道的吸引力。调查性报道对于时效性的要求并不像消息那样高，这给了媒体广阔的选择空间。除了社会热点、难点，那些有真相、有新意、有疑问的中性、正面题材，受百姓关注或能反映出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典型特征的题材，只要别的媒体没有报道，都可以进入选题视野。像《中国青年报·我愿长跪不起》、《新闻调查·大官村里选村官》等都是这样的独家报道，展示的是崭新的未知事实。
如果是其它媒体刊播过的非揭露性题材，就必须在对已知新闻事件中的未知事实的重新发现、重新调查、重新阐释上下功夫。被媒体报道、展示过，并不等于整个事件和全部事实都为公众所知，当中可能很多事实跟公众所理解的或者从媒介上看到的有出入。有的事件虽然已被报道了，但有很多事实可以重新发现，或者说，可以更多地用深度吸引人，这个深度就是对事件过程的一个重新展示。比如《新闻调查·铁面局长》主人公段荣才的光荣事迹不少人耳熟能详，但记者在节目中表现了许多人们不知道的内容，像老段要调离涞源县时，全县的公安干警除了值班的之外，自发地聚集在县公安局的大院内，院子的上空响起了《送战友》的歌声，老段是流着泪和他的战友们告别的。当天晚上，新任蠡县公安局局长段荣才走进蠡县公安局时，迎接他的是一幢空无一人、黑漆漆的办公楼。段荣才一天之内第二次流泪了。这两段"英雄落泪"的细节其它报道中未曾出现过，成为节目引人注目的亮点。在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时，以新引人、以深取胜是调查性报道目的实现的重要手段。
其次，要选好切入点。
非揭露性的报道，不像揭露性报道那样先天具有"看点"。寻找一个绝妙的切入点，才会使报道通盘皆活。《新闻调查·测谎仪解谜》从电影《寂静的山林》开始，一下子就抓住了受众的心，使看似枯燥的内容倍增吸引力；《中国青年报·我愿长跪不起》则从一个令人将信将疑的电话展开，一步步告诉读者安徽省某乡村几位大学生献身贫困地区教育的感人事迹，调查记录的白描手法震撼读者心灵；《新闻调查·监利税费改革》的开头更有几分惊人："20xx年夏天，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从湖北省监利县传出：这个有着141万人口的农业大县，有8400多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丢掉了饭碗，被迫下岗分流。"
第三，善于营造悬念，在叙述方式上下功夫。
质疑的精神是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不停地代表受众提出问题，不断地寻找答案使调查层层展现于受众。由于非揭露性报道通常缺乏揭露性报道那样扣人心弦的情节，悬念和叙述方式就显得相当重要。《新闻调查》一段时间曾在节目中插入以提问为主的间隔，提出的问题都是下面将要回答的，意在营造悬念。而故事化的叙述方式也能激发受众继续关注的兴趣。《60分钟》的缔造者、执行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60分钟》能够广受欢迎是因为它继承了一种"叙述传统"，他说："我敢打赌，如果我们能使主题多样化，并采用个人新闻---不是处理事件，而是讲述故事；如果我们能像好莱坞包装小说那样包装事实，我担保我们能把收视率翻一倍。"《60分钟》节目执行主编菲利普·席弗勒也认为，《60分钟》的最大特点，是它讲究准确性和深度的语言，包括现场录制的访谈对象的谈话、主持人的提问和解说词。
获蒙特卡洛女神奖的《新闻调查·大官村里选村官》把选村官一波三折的过程表现得生
动活泼。村长到底谁来当？当记者开动机器时，一切都是未知，都需要跟随事件的进展去抓取、去捕捉。记者边采访、边拍摄、边思考，着力展现出不同人物的不同心态，故事化的叙事方法显示了调查性报道的独到魅力；获亚广联大奖的《新闻调查·第二次生命》，如果抽去故事性因素，其效果将要平淡得多，苍白得多。
第四，强化报道的参与意识。
调查性报道是受众"参与"最活跃的节目类型之一。调查手段的采用使受众从目光到情感再到思想都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而产生变化。记者在这里就是一个"引路人"，受众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报道中去。这种广泛而深层次的参与是思想的参与。《新闻调查·测谎仪解谜》开头，记者先亲身体验了一次测谎实验，代表观众与测谎仪"亲密接触"，通过参与激发了观众的收看兴趣。中国记者应当更多地重视对事实的"参与"过程，因为过程本身比简单评论更具魅力和说服力。
第五，以"人文关怀"吸引受众。
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文关怀应该成为新闻传播的精神底蕴，但我们的新闻报道中，有不少作品还存在着忽视报道对象的主体性、报道模式化的问题，有悖于"以人为本"的原则。如正面报道中，对于劳模的报道一味宣传成绩而很少从人性的角度观照他们普通人的一面。
中性特别是正面题材中，事件和人物身上往往蕴涵着人文精神的闪光点，善于捕捉和表现可能制造阅读、收视的亮点和情感的热点。《新闻调查》开篇之作《宏志班》就是一档处处体现着人文精神的节目。又比如在《新闻调查·羊泉村记忆》中，面对饱受苦难、饱经沧桑的老人，记者董倩发自内心的关爱和理解，当采访对象泣不成声的时候，她不再死死追问；当董倩无声地拉着老人的手时，镜头就推上去了。画面把我们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又如《新闻调查·名誉的价值》中，个人的具体的名誉、尊严得到充分的重视，整个节目透露出对艾滋病人生存权利、生活权利的尊重。
第六，运用多种表现手法。
调查性报道因其分量过大，对记者特别对受众，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多样的表现手法和技巧能够克服调查性报道先天存在的这一不足。非揭露性题材也应当借鉴运用揭露性报道侦探式、分析者式和游客式的调查手法，结合媒体特色，形成具有媒体个性的表现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用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时，应注意避免说教模式。要把观点蕴含于恰当的内容选择和巧妙的结构安排上，让事件中的人和事来表达记者的观点，从而让论证水到渠成，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应彻底摈弃以往新闻评论节目存在的"带着观点找例子"、"板起面孔教训人"的说教模式。要做到这一点，记者的"平衡意识"不可少。记者的"平衡意识"，要求记者选择合适的调查方式完整记录并介绍调查的全过程，而调查过程本身，不是事件发生过程，而是调查者进入事件内部一步步获取真相的过程。由此看来，调查不仅仅是用事实说话，运用事实有效地展现获取事实的过程，更能让观众相信这一切，就是"用过程说话"。
本文讨论调查性报道表现非揭露性题材的问题，无意轻视其在表现揭露性题材方面的强大生命力。我们相信，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调查性报道在表现非揭露性题材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必将对调查性报道本身和非揭露性题材的报道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探索和实践只是刚刚开头，发展前景广阔。毕竟，"时髦的事情只能时兴一阵子，而调查
性报道却方兴未艾"。
第二篇：调查性报道
从心理学角度看调查性报道热的成因
受众是新闻传播的终极地，是新闻传播的最终目标群，研究、分析受众心理，是大众传播的出发点与归结点。近年来，我国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舆论监督栏目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中国舆论监督的“晴雨表”——《焦点访谈》栏目创造了中国电视界的收视奇迹。从《焦点访谈》开始，调查性报道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焦点访谈》的崛起和这以后电视深度报道的蓬勃兴起被称作“焦点现象”。本人根据十多年的新闻经验从受众的心理入手分析，归纳了以下四点成因。
一、求知求新心理
求知心理。调查性报道通常是以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为报道对象，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的、隐秘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记者通过深入的调查事实，纵横对比新闻事实提炼新闻主题，表现了超出一般社会认知水平的“深入”认识事物的能力，以前瞻性的思维预见问题，以发散性的思维分析问题，以全方位的思维来提供建议，一个调查性报道通常就会解决人们对一个社会热点、焦点的疑惑，人们可以全面的知道新闻背后的故事。以《焦点访谈》为例，该栏目深入报道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重大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现典型事件、现象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度分析，并请权威人士具体评论指导，老百姓有了疑惑就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求新心理。调查性报道的深度决定了其时效性的削弱，调查性记者一般要用数周甚至一年、几年的时间去收集证据、整理材料。水门事件的报道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焦点访谈》对冠生园事件的调查也持续了一年有余。但是，时效性较差的调查性报道同样满足了受众的求新心理。因为调查性报道的内容多为当事人有意隐蔽，不欲为人知的内幕黑幕，不经过船头守望者的观察审视，一般的受众是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其中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二、受益心理或者受益期待心理
调查性报道记者敢于揭黑幕，通常都是以正义维护者和受害群体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推动者——著名报人普利策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认为“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为社会谋利??（我们的报纸）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普利策的理论对后来的调查性栏目的采编人员的影响是深远的。著名的调查性记者通常担负着各种潜在的或者现实的风险，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软性和硬性的压力，这种事实对采编人员的各种素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他们披上了一件金碧辉煌的外衣，公众会以自己人、代言人甚至恩人的概念来界定这些守望者，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守望者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会为他们伸张正义，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守望者苦心经营的栏目和报道自然也树立了极强的公信力。
另外，公众在社会中或多或少的要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转型期，通过媒体去求得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和受损权利的救济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途径。中央电视台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找《焦点访谈》“告状”的群众，这种对媒体的信任感正是群众在受益心理驱使下对《焦点访谈》“为民说话”形象的行为反馈。
三、宣泄心理
宣泄是排泄痛苦的一个重要方式。传媒的批评揭露性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公众发泄对于种种社会问题的怨气，从而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用美国新闻界的一句话来概括，即“你掏钱买我的报纸，我替你出一口恶气”。这种宣泄心理通常以对于受害者的同情和其权利得到补偿后的欣慰，对于公共“敌人”最终被惩罚的快意为表现形式，这种心理抑制了怨气的无限膨胀，及时排解了心理毒素，压制了反社会人格的畸形，因此，对维护受众心理健康起到了十分积极的意义。
四、审美需求的满足
调查性报道报道内容通常是社会的丑恶现象，属于悲剧的范畴。亚里斯多德认为悲剧是美学上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悲剧由于唤起了悲悯和畏惧之情，进而使主体的这种情感得到了净化，于是能获得快感。调查性报道中的灾难、伤害、死亡、失败、疾病、贫困、挫折等悲剧性内容，直接进入受众的审美世界，产生激动、义愤、悲苦、痛楚、同情、惊愕等情感体验，强烈激发受众的审美情绪，因而这种以负面新闻为主要报道内容的调查性报道始终强烈地吸引人。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的最佳作品大部分都是悲剧性报道内容。有统计表明，在19xx年至19xx年的580个普利策新闻奖中，约有40％属于此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