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刑事辩护技巧
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如《刑法》
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 危害行为不为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预备犯、未遂犯、中止犯等；在犯罪作用方面较小的有：从犯、胁从犯；在犯罪后将功折罪的表现有：自首、立功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规定，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国外受过刑罚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处罚；《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除处罚；《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或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等。
3、罪轻辩护的法定理由。通过此罪与彼罪之辩改变定性，将重罪辩成轻罪，最终提出罪轻辩护观点。主要有：一是主观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将故意杀人罪辩成过失杀人罪：二是单一主体上的重罪变轻罪，如公职人员的贪污罪辩成非公职人员的职务侵占罪；三是单一主体变成双重主体，例如将自然人犯罪辩成单位犯罪，我国对单位犯罪的处罚是对单位适用财产刑，对自然人则刑减一等，特别是没有死刑；四是时间差上的罪轻，《刑法》第十二条规定，以修订后的《刑法》实施日19xx年10月1日为界，在此前所犯罪行，按从旧兼从轻原则处理；五是多人犯罪中的罪轻，如前所述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中的从犯、胁从犯；六是多罪中的罪轻，根据数罪并罚原理，将数罪辩成一罪，以达到罪轻而从轻、减轻处罚的目的。
4、注重抗辩从重处罚的理由。我国《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从重处罚的情形有：《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教唆犯，《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规定的累犯。实践中公诉人要求酌定从重处罚的还有：(1)犯罪集团中的首要分子相对于主犯，(2)教唆犯相对于被教唆犯，(3)惯犯相对于偶犯，(4)受过刑事处罚的人重新犯罪(又不构成累犯)相对于初犯，(5)拒不如实坦白供述罪行的，(6)拒不退赃或拒不交代赃款去向的。
二、不要忽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
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
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对一些可以或应当从轻、减轻被告处罚的法定情节，如年龄未满十八 1
周岁、从犯、立功等，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很多律师越来越感到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都让公诉人先说了，除了在法庭上向公诉人“致谢”外，没有留下什么可让律师说的了。我则不以为然，我认为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下面，我简单罗列一下辩护中常作辩题的酌定情节，并借助法院已公开的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判决的先例，加以说明。
1、性质上的酌定情节。从法理上讲，相对于直接故意的间接故意，相对于积极作为的消极不作为，都是司法实践中经常考虑的从轻处罚酌定情节。例如，司法实践中同是受贿罪，对被动收贿者的处罚往往轻于主动索贿者，间接故意杀人的处罚也轻于直接故意杀人。
2、主观恶性程度的酌定情节。民事纠纷引出的刑事犯罪相对于偶发的刑事犯罪，突发性犯罪相对于预谋性犯罪，出于义愤的犯罪相对于无缘无故的犯罪，处罚都轻重有别。
3、犯罪后因交代罪行或退赃而形成的酌定情节。例如，湛江走私受贿案中市委书记陈同庆受贿110万元，茂名海关关长杨洪中受贿180万元，依法应当判处死刑，但法院考虑他们积极退赃，两人都被判了死缓，让陈同庆和杨洪中“捡回一条命”。又如，陈同庆之子陈励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数额特别巨本该判处死刑，但法院以其“案发后投案自首并坦白交代罪行”为由，轻判其死缓，留其一命。
4、犯罪次数上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惯犯的偶犯，相对于累犯的初犯，都是从轻处罚的酌定情节。
5、实得利益方面的酌定情节。湛江走私案中，副市长杨衢青犯走私普通货物罪，本该判死刑，法院考虑其“并非走私货主”，乃轻判其死缓。
6、量刑平衡方面的酌定情节。我国黾未实施判例法，但法院往往都要考虑上级法院和本院对同类案件的量刑，还要考虑同案各被告如何拉开档次的问题。例如，湛江走私案，省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定林春华、姜连生、张瑞泉均是主犯，但同时又认定姜连生的犯罪作用较林春华为次，张瑞泉的犯罪作用又比姜连生稍次，结果判处林春华死刑、姜连生死缓、张瑞泉无期徒刑。我们评价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将主犯分成“严重的主犯”、“一般的主犯”、“次要的主犯”等三种情形，量刑拉开了档次。其他案件对从犯按排名顺序拉开量刑档次，也不在少数，实际上是将从犯分成了“严重的从犯”“一般的从犯”“次要的从犯”等多种情形。这也是刑事案件中，为何常出现主犯之间量刑不同、从犯之间量刑也不同的原因。
7、可免牢狱之苦的酌定情节。只要被告不会继续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量刑时可判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缓刑；对于《刑法》分则条款有管制刑的，辩护律师可建议法院判管制刑。
除上所述外，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还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虽不常用，但辩护律师仍不可忽视。
三、要敢辩、善辩和明辩。
敢辩与善辩、明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敢辩而不善辩，就会造成辩护可听不 2
可取；善辩而不敢辩，人们听来会感觉辩护观点圆滑有余，份量不足；善辩而不明辩，其辩护结果则让人不知所言何意，所指何物。若把敢辩、善辩、明辩结合在一起，则会让人感知你的辩护既有独立见解，又言词得体，更是目标明确。据我所知，当事人对辩护律师最有意见的是不敢辩，最抱怨的是不明辩，最挑剔的则是不善辩。
先谈敢辩。所谓敢辩，就是敢于讲出或写出辩护律师与众不同并与控方分歧很大的独立见解。把死罪辩成无罪，把重罪辩成轻罪，把同行公认为没有办法辩的案件辩得头头是道，这都是敢辩的表现。记得19xx年11月，我担任罗荣的辩护人出庭辩护，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均载文说罗荣是“贪污大鳄”——广州市最大的贪污犯。起诉书指控罗荣利用其担任鸿联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之便，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无偿移交给其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而国奥公司是三人开办、罗荣独占全部股权的私人公司，罗荣的行为构成了贪污罪。我作为辩护人则在法庭上举出26份书证说明，罗荣任董事长的国奥公司由省府一办设立、资产和利润属于省府一办所有，进而指出罗荣将鸿联公司2000多万元财产移交给国奥公司，属企业法人之间的财产转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于是罗荣私吞了，罗荣不构成贪污罪。截止19xx年12月，该案尚未作出一审判决。
再谈谈善辩问题。常看到审判长在法庭上这样打断或制止律师的发言：“请辩护人注意不要重复”或“请辩护人注意表达方式”等等，个别的出现过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为辩论是否恰当而发生争执的现象。
有人问我，参与张子强团伙案辩护最难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讲司法管辖权问题。一方面，众所周知，张子强团伙案尚未开庭公审，香港传媒就对“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请了一流的律师，被告的亲属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如果对“司法管辖权”问题一声不吭，就无法向被告及其亲属乃至旁听的人有个交代；另一方面，该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领导都关注，如果将“司法管辖权”说多了或说的方式不当，上级有关部门无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内地法院无管辖权还可能薄了审判人员的面子，造成审辩对立于辩不利。这就有个如何把握分寸讲“司法管辖权”的问题。我当时就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辖权问题先后给市检察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报告，建议将案件移送香港处理；二是在法庭辩论中，用少量篇幅简明扼要地指出该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该团伙中叶继欢等人在香港仅判轻刑，建议法院从内地与香港定罪量刑轻重有别的角度考虑，要么将全部案犯移交香港处理，要么则将全部案犯移交广州法院审判。这样一来，台下的人认为我大胆地讲了很多律师不敢讲的司法管辖权问题，被告及其亲属对律师的态度由将信将疑转变为完全信任；台上的人又认为我讲的在理，上级领导、审判人员、公诉人都评价我作的辩护最好。
最后讲明辩问题。有的辩护人说了半天，台上的人不知所言，台下的人听着昏昏欲睡，而有的辩护人发言，全场静气，人人注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这就看辩护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确的辩护意见。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诉书认定某被告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该被告的辩护律师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条有关从犯如何处罚的规定，他长篇大论说被告罪行轻得很，从轻处罚是不够的，但直到发言完毕，还未讲明既然对他的被告从轻处罚不够，应如何处罚。其实，《刑法》对从犯的处罚方式有三种，一是从轻，二是减轻，三是免除处罚，既然从轻处罚不够，而该案被告免除处罚又不可能，辩护律师就应直截了当地提出“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宜东拉西扯，搞得法官和听众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条文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顺序上有讲究的，我们就应考虑相应的辩护意见。例如《刑法》第十条规定在中国领域外犯罪的，“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罪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这里“免除处罚”摆在“减轻处罚”之前，律师为此类被告辩护，就可提出请求法院优先考虑“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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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上有的条文在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方面，用的是“可以”或“应当”，律师对于是“应当”而非“可以”的，就应当明确指出，以期判决对被告有利。
四、切忌歪辩、乱辩和错辩。
所谓歪辩，就是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的辩护。举个例子讲，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诉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为冲击了国内市场，给国内同类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害。而某辩护律师居然说，封闭国内市场不利于我国企业开展国际竞争，被告的走私行为让老百姓受到价格优惠，以较少的钱购更多的物，因此这种走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益无害的，甚至走在了开放市场的前头??辩护律师这种“走私有功论”的辩解，显然就是一种歪辩。如此歪辩，不仅公诉人、法官无法接受，连被告及其亲属也认为是徒劳的无聊辩护。
那么，什么又是乱辩呢?简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辩护就是乱辩。乱辩常见的情形有：前面才说他的被告不构成犯罪，后面又说他的被告是从犯，其错误表现在忽视了从犯的前提是构成犯罪；刚说全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跟着又说对他的被告定罪证据如何不充分，事实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准确，这种错误表现在无视他的被告所作所为是全案的组成部分。
至于错辩，简言之是指错误的辩护。这类辩护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方式不对，结果则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绑架犯罪案辩护过程中，有几位辩护律师为了使其被告受到较轻处罚，本想说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轻，可能是没有找到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结果他说相对本案的犯罪集团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结果马上被主犯的辩护律定，因为起诉书认定该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没有认定是集团犯罪，也没有认定谁是首要分子，该律师将一般共同犯罪说成是严重的集团犯罪，将“主犯”说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处罚，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辩护人职责。
五、律师辩护应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见。
违背被告意志辩护常见的情况有：被告要求作无罪辩护，而辩护人坚持作有罪但罪轻的辩护；被告要求作改变定性之辩，而辩护人坚持按起诉之罪作罪轻之辩。
在某些律师看来，律师的辩护地位是独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约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律师的辩护权产生于被告或被告近亲属之委托(最终得到被告确认)，而《律师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委托人可以拒绝律师为其继续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师担任辩护”，但“律师接受委托后，无正当理由的，不得拒绝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被告可以拒绝辩护人继续为他辩护，也可以另行委托辩护人辩护”。这就表明，律师要拒绝为被告辩护必须要有“正当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并不需要“正当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权以律师辩护不符合本人意志为由拒绝律师辩护。当委托人或被告拒绝律师辩护时，律师的辩护权即告终止，所以律师的辩护地位并非独立。
以我体会，律师为被告辩护，应先征询被告意见，或将律师的辩护思路与被告沟通商量，达成共识；律师在开庭前，应拟出辩护词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见，在法庭调查质证后对辩护词作重大改变的，应再次交被告确认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尔遇到被告与律师辩护意见不一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充分与被告沟通，绝大多数被告都会接受律师的辩护意见，或经反复沟通形成共识。若律师与被告对辩护意见有原则分歧，虽经沟通无法形成共识，则可建议被告另行委托辩护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强行发表被告 4
不能接受的辩护意见，否则被告在法庭上向审判长表明不同意乃至坚决反对律师辩护意见，甚至当庭拒绝律师辩护，对律师执业声誉也是有害无益的。
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郭永胜
法律之星-来稿选登 20xx年02月08日 09时11分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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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胜
【内容提要】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审判制度的改变，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中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刑事辩护律师的充分作用，这就需要掌握一定的辩护技巧。本文试从作者几年的刑事辩护业务实践出发，来谈谈自已的一些对于刑事辩护的技巧感想。
【关键词】业务技巧 调查取证权 质证技巧 庭审质证
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律师业务。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为律师充分施展辩护才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律师辩护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真正有效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业务的熟练掌握与工作技巧占十分关键的地位，作为辩护人自身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掌握或没有很好掌握辩护技巧的辩护人，能够从容地坐在辩护席上为被告人进行有效的辩护。笔者根据自身办案实践，就辩护律师在刑辩业务中需要注意的要点和技巧作一些总结和探讨。
一、律师介入刑事侦察阶段的业务技巧。
作为一名律师，和许多同行一样，我经常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介入难而感到困惑，有时会受到一些冷遇甚至非难，但是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是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困难圆满完成前期介入的工作任务。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感触最深的是，身为一名律师，一定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呢？我的体会是：
1、对有关律师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的法律规定要熟知。
我曾经在个别侦查人员的非难面前无言以对，其原因不是因为“尊重”司法人员而不愿抗辩，而是由于对法律生疏难以应对。可见要熟练运用法律就必须先熟悉法律。随着刑诉法的实施，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作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服务，我认为应熟练掌握的司法文件主要有：国家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在上述司法文件中，有以下两方面规定我们应当熟记。
第一、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亲属的委托后，可以行使四项诉讼权利。1、向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2、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根据侦查机关的安排（办案机关应在48小时内，五种重大复杂案件在5日内决定），会见在押犯罪 5
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项权利是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的。除此之外，律师还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行使诉讼权利等情况；3、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决定是否代其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和控告材料；4、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在七日内答复。
第二、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八项诉讼权利也应熟记，因为律师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这些权利并作出解释。这八项诉讼权利是：1、有权聘请一至二名律师；2、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3、有权核对讯问笔录。对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记载提出补充或者改正；4、有权请求自行书写供述，侦查人员应当准许；5、有权进行无罪辩解，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6、有权向律师反映案件情况；7、有权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8、有权在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以上权利规定在刑诉法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和第九十六条。
2、对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要积极行使。
律师行使权利在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在业务实践中，我始终坚持耐心说服、积极申辩、有理有节的原则，积极而全面地行使律师的诉讼权利。
其一，对不予配合的个别侦查人员，我采取晓之以法，耐心说服的方法。面对“再谈案情就终止你的会见”的警示，我一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受委托律师的诉讼权利”法条，一边向侦查人员说明“如果不介入案情，律师就无法帮助嫌疑人申诉，无法提供法律服务，允许律师了解案情，是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请你配合我的工作”。于是我终于顺利会见了犯罪嫌疑人。
其二，如遇个别对律师抱有偏见的侦查人员不依法办事时，我们应采取积极申辩、据理力争的办法。比如遇以“案情复杂”而拒绝安排会见的情况，或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两个律师所请律师的情况需请示后再答复”，每遇这类情况，我们应及时向该办案机关分管领导提出书面意见，力陈剥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危害和律师配合侦查、维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意义。一次没有回音，就再申请，直至得到许可为止。
此外，律师既要敢于行使诉讼权利，还要善于行使诉讼权利，要做到有理有节。
3、行使诉讼权利要严守法度。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刑事业务风险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陷阱，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更要百倍警惕。长期的业务实践使我认识到，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在行使诉讼权利时，要谨记“守法”二字，惟此才能消除风险。具体表现在：
一是不能超越权利范围。有些律师“积极”介入侦查，与侦查机关同时开展调查，甚至同时搜集证据，错误地认为要与侦查人员抢时间。殊不知律师此时不是“辩护人”的身份，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与“辩护权”有区别，这种干扰司法侦查活动的调查取证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
二是不能违反会见纪律。有些律师为了体现“服务周到”，违反监所管理规定和会见纪律，在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之间互通案件信息，或者传送违规物品，或者诱导犯罪嫌疑人作虚假 6
陈述，这是严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必须禁止。
三是不能泄露秘密。对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国家机密、案件秘密、当事人隐私，律师要自觉保守，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泄露出去。
二、律师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指律师在承办刑事案件过程中，调取、收集、核实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证据材料的权利。赋予律师在审前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其程序上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增强刑辩律师出庭抗辩能力。对抗式程序控方和辩方的对抗，实质上就是检察官与律师的对抗与争辩。律师在法庭上拥有较高的辩护技巧和具有丰富的出庭经验固然重要，但如果律师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是亲自去调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只是复印和使用控方提供给法庭的证据材料到庭应诉，就很难赢得诉讼的胜利；其次有利于控诉与辩护职能之平衡。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主要是为了保护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平衡而参入诉讼中来的，律师是站在被告一方的立场上，在法庭展示与检察官抗衡的势力。而律师调取的有关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产生实际影响的证据，是实现控辩力度平衡的重要砝码；最后，有利于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尽管法律要求追诉机关对被告人有利与不利的证据要一并收集，但更多情况下检察官关注的是指控是否成功，容易忽视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这时候，就需要律师通过行使调查取证权的过程来收集这些证据。同时，辩护律师的调查活动，可以对司法机关收集证据的活动起到监督作用。避免那些非法证据进入法庭程序并被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若干规定》第15条对前述第一款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高法解释》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第43条规定：“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并签发准许调查书”。44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45条规定：“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辩护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并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申请人可以在场”。
从以上有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侦查权和调查权相比，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以下特点：
1、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我国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从规定“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内容来看，讲的是公、检、法人员的调查取证有强制性。没有规定律师有强制取证权。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只是一种带有访问性质的活动，不具有强制 7
性。
2、律师的刑事调查取证权偏重于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依照法律职责，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应当寻找和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样容易混淆律师的抗辩职责，而充当了公诉人的角色，律师应当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理由。
3、律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法庭定案的依据，必须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经过询问证人、双方当事人质证等环节后，才能确定其证据效力。
律师在审前阶段的证据调查包括查阅卷宗材料、会见被告人、调查访问以及参与法庭调查，其中有效的行使调查请求权是律师证据调查的必要手段。刑辩律师的证据调查是律师业务基本技能，必须讲究证据调查的艺术和技巧。
1、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查阅卷宗材料的问题
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材料”。这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第一次接触到本案的卷宗材料，也是律师全面了解案情，决定调查方向的最重要的环节。但依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外，其他公诉案件要求“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而且依照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所谓“主要证据”指的是“定罪的证据”，由此看来，辩护律师能够接触的卷宗材料也是不全面的，特别是那些对被告人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律师在卷宗中几乎无法看到。鉴于上述情况，律师在查阅卷宗材料时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①、对起诉书的审查。重点审查起诉指控犯什么罪、犯罪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后果等，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情节的轻重、有无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有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节。审查起诉书所引用法律条文是否得当等。
②、对证据目录及证人名单的审查。律师查阅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可以对案件的证据体系及证据种类有个大概的了解，并核对已经移送的“主要证据”材料与尚未移送的证据材料证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通过检察机关对证人名单的例举了解其他证人对本案事实的证明作用，并通过会见被告人了解这些证据及证人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工作下一步如何展开。
③、对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的审查。通过审查主要证据了解本案中对被告人定罪的证据是否充分、确实，哪些证据存在疑点和矛盾，以便分类排除，哪些证据需要立即调查核实，哪些证据需要会见被告人来了解，哪些证据需要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核实。
2、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客观上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为此，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一种救济手段，即辩护律师在无法调取或遇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如果相关证人及有关单位不同意，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律师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应注意以下几个 8
问题：
①、必须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包括申请人的情况、被告人的情况、被调查人的情况、调查请求理由事项，并制作详细的“调查提纲”附在后面；
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查证据时，辩护律师作为申请人可以在场，但这要根据案件情况及证人情况来定，并须征得法院调查人员的同意；
③、法院调查的证据材料律师可以请求保留该证据的复印件，并作为辩方证据在法庭出示，并经过法庭的调查与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④、由于证人或被害人等不同意接受调查以及有可能律师的调查证据请求被法院拒绝的，如果认为该证据确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律师应当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该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通过询问和质证使该证据被法院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3、关于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与确认问题
刑诉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此看出，刑法虽规定禁止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但却并未规定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问题在于，控方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基于控诉和证明的目的更有可能或有条件使用非法手段。这些非法证据一旦在法庭上出示，将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消极的影响，最终导致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而影响司法公正性。因而，辩护律师在审前阶段，收集相关证据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进行前置性审查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与确认主要从主体上、程序上、形式上三个方面入手：
①主体上，如应当回避的侦查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非法定侦查人员调取的证据；非自然人提供的证言与鉴定结论；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提供的证言等都应作为律师审查与调查的重点内容。
②程序上，调取证言笔录时仅侦查人员一人在场，询问证人时未告知作证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等。
③形式上，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及讯问人签名的书面供述及证言与陈述；没有鉴定人盖章的鉴定结论，没有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见证人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笔录等。
上述证据均属于违法或不合法的证据范畴，辩护律师一旦能证明该证据的违法与不合法时，应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请求法院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之外。为了证明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事实，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传唤侦查人员、勘验检查人员及鉴定人等到庭作证，运用收集到的证据提出异议，当庭揭露该证据在收集过程中主体、程序、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避免这些非法证据被法院用于裁判的证据。
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开展调查活动，必须实事求是，忠于事实真相，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不能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这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律师特别是想做一名好律师，同时也是保护好自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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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刑事辩护庭审质证技巧在法院审判阶段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刑事案件经历侦查、预审及审查起诉阶段后进入审判阶段。现代的控辩式刑事审判形式，客观上要求辩护人不能按过去法院职能审判中那样，只是从控方移送法院的全部案卷材料中提炼出辩护观点进行辩护。职能式审判中辩护人的侧重点在辩论阶段，主要通过法庭辩论来实现辩护价值。控辩式审判则有所不同，辩护人的辩护重心已从法庭辩论转至庭审质证。根据一事一证、一质一辩的举证规则及一切证据未经查证属实，不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规定，庭审质证在控辩式审判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辩护人在质证时对控方的举证闭口缄言放弃质证，那么在法庭辩论时即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绝对无法从证据角度推翻控方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因此，控辩式审判制度不但要求辩护人注重法庭辩论，更要求辩护人重视庭审质证。笔者认为应从刑事案件七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及对常见控方瑕疵证据材料的处理这两个方面来与大家探讨庭审质证的技巧问题：
一、刑事案件主要的七大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起诉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起诉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 10
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法院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
（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 11
“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起诉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4）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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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2）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3）检察机关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二、过程中常见控方其他举证错误及辩护人应掌握的若干庭审质证技巧。
1．针对控方将被告人涉嫌的诸多事实合并举证时的庭审质证。
根据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控辩式审判的具体要求，现行庭审制度要求控方举证应该是一事一证一质。如被告人有多起互不相关的犯罪事实，则控方在举证及质证过程中应对该多起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举证、质证。但司法实践特别是庭审时间安排较为紧凑时，控方甚至个别法院也默许控方采取合并举证方法，即将相关证据由控方一次性举证完毕，于是客观上导致辩护人无法就被告人的每一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质证，致使庭审质证程序流于形式。因此，在庭审过程中遇到合并举证时，辩护人应及时予以指出，建议合议庭告知控方采取一事一证一质方式开展庭审质证活动，并应指明控方合并举证方式不符合控辩式庭审质证程序。
2．针对开庭前控方没有全面、客观地调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或发现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目录中缺少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时的应急处理。
根据《刑诉法》及六部委有关规定，侦查及起诉机关应全面收集被告人有罪无罪或罪重罪轻等方面的有关资料，起诉时移送的证据资料也应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但是，司法实践 13
中经营发现控方没有及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依法予以调查核实（特别是有些辩护人难以取得或无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或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没有作为主要证据材料随案移送。因此，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一旦发现上述问题时，就应根据六部委《实施规定》第13条立即向合议庭提出，申请法院向检察院调取该方面的证据材料。
3．庭审质证时辩护人应及时制止控方发言的几种情况。
（1）控方采取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应及时予以制止。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法律规定控辩双方在向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发问时，均不得采取诱导式发问以及其它不恰当的方式发问。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发现控方有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控方的行为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4条规定。此时辩护人应即时举手示意请求审判长阻止控方发问。
（2）控方在举证时所举的事实证据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或认定的情节无关时，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8、149条规定，辩护人应举手示意审判长及时予以制止发言。
（3）控方在举证时，其所列举的证据未列于移送法院的主要证据目录之中，辩护人可采取三种方法处置：一是案卷中已有类似证据材料或所要证明的事实证据已较充分，辩护人在质证时只指出该证据尚未列于主要证据目录即可；二是在非主要事实或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关系不大情况下，建议法庭将此证据当庭让辩护人阅读几分钟后当庭予以质证；三是控方所举证据是涉及定置量刑的新证据或主要证据，辩护人有权请求合议庭作休庭处理，允许辩护人调查取证后恢复审理。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关系到委托人或其亲属的人身自由或者生死，责任重大的，刑事辩护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和技巧，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是把理论得到升华，把刑事辩护业务掌握好。作者系才入门者，以上感想，在于抛砖引玉，请读者多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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