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安全 才有幸福

计算机科学学院 2014110307 韩昊晟

没有什么比落花更引人回忆，花落眼前，从前的光景一幕幕岀现。每片花瓣都有一个心事，没人能知道每个花瓣在想什么。风也不知道，它就那么一吹，花瓣纷纷落下，有的落在草丛，有的落在水池，有的飘得很远，有的恰好落在“有心人”的手里……

不是每片花瓣都到了它想去的地方，也不是每个女孩都有归属。不是她们的错，只因风太大，而她们却如此脆弱。其命运就像风中的花瓣，开的同一棵树上，却落在不同的地方。

自从20xx年的暑假以来，全国各地集中出现了各类“女大学生失联”案件，本是最美好的青春回忆却成了她们桃李年华里挥之不去的伤恸。一时间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她们的身上——女大学生。这既是一种身份，同样也是一段色彩斑斓的青春中最绚丽的地方。每个女孩都在这段年华里，尽情的享受着青春的芬芳。也许她们是不经事故，也许是她们太信任了我们的社会治安，每个案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安全意识的薄弱、缺乏。

在一系列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的时候，媒体做了一个实验：记者开了一辆豪车去跟陌生的女孩搭话。结果显示邀请了七个人上车，五个人答应。当然这个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读，因为这里必须存在着豪车因素。是不是豪车对这些被搭话的女孩产生了一种吸引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接受陌生人的邀请，然后缺乏防范意识等等。始终相信这个社会是美好的，但光明总有黑暗

的角落；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罪犯，但总有冲动和犯错的时候。我们没有伤人之心但总有保护自己义务和责任。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世界上绝对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看似小小的便宜，就像是鱼饵，贪者上钩。有些女生往往比较贪小便宜、爱计较、容易发生争执，在这种背景下，女生既然是孤立无援的，很容易成为被害的对象。不单身夜行，不坐黑车，不显露财物，不接受陌生人邀约。这就是一道无形的保护，意识上根深蒂固才能落实在行动方面。虽然大部分学生已经成年，都有一定安全意识，但是对自我保护的方式和方法都还很欠缺。即使意识上很重视，也要有明确的方法和一些技巧： 永远不要在家以外的地方醉酒。

警惕陌生人的车和乘坐标志不齐全的公共车辆。

警惕在校外公共场合异性的搭讪、问路、借打手机和借钱等，在公共交通工具内，尤其是单身长途旅行，不要理会邻座的旅游邀请、留电话和其他联系方式等要求。

永远不要占小便宜，记住古话“占小便宜吃大亏”。

永远不要相信手机里那些自称警察、法官、银行、社保和公务人员所谓的犯罪、中奖、返税等说法，永远不要在其语言威胁下关闭手机。 永远不要相信那些自称是导演、星探、经纪人、富二代、官二代等人的话。

有出行计划时，一定要提前将目的地、时间、同行人员等告诉父母。 永远不要显露钱财，记住古人说的“财不外露”。在公共场合不要炫富。同时也不要被那些炫富的人所迷惑。

永远记住，遇到危险时，只有镇静才能挽救自己。

不要轻易加QQ好友，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以失恋者、重病者、落魄者、孤独者身份出现的网友。

无论在哪儿，无论是遇危险、遇困难，还是与家人和朋友失联，首先记住拨打110求救。

第二篇：论文-幸福观)

幸福五大原则：1. 心中无恨；2. 脑中无忧； 3. 生活简单； 4. 多些付出； 5. 少些期待。

从“幸福广东”到“幸福重庆”，忽如一夜春风来，“幸福”一词频繁出现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十二五规划中，提高百姓幸福指数正成为各级政府的“给力”点。这样的理念较之前提出的“绿色GDP”，甚至是“人文GDP”都更提高了一个层次，它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把“人”本身在社会中的价值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是政府执政理念和社会发展层面上的认识升华。

如果你要确切地问我什么叫幸福？

佛答:就是当你的心对你拥有的一切感到满足时即是幸福。

禅家是：幸福是一丛竹。是竹的清高、竹的虚心、竹的雅致、竹的实用性，最主要的是竹的平淡和虚无。 道家：无为而治。

儒家所提供的是“道德”，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不强调自我 ，要去尊重和关心别人。如能做到大家都肯推己及人，人生自然会美好与祥和，幸福自然就无处不在。

道家所提供的是高格调的人生境界，重点在于“无为”。叫人懂得爱好自然，使人由欣赏天地宇宙之大，体会到自己的渺小，了解到物欲征逐之无谓；及“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对生命的了解，使人爱宇宙万物，又明白自己也正是宇宙万物之一，宇宙与自己融为一体，自然而然的就能仁人爱物，仁人爱人，幸福、快乐也就随即而生。

由此看来，佛家给我们平和，教我们寡欲；儒家给我们热情，教我们奋斗；道家给我们境界，教我们超然；所有的这一切，便是他们认为的幸福的源泉之所在。

而拙见的我，则认为幸福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幸福象流动的风，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寻，周而复始的徘徊在过去和将来里。少年的不识愁滋味；青年的张狂和飞扬；中年的成就与阅历；老年的夕阳无限好；都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

狭义的幸福象清凉的雨，出了屋檐，抬起头来就可以感受。她细小到了一点一滴，细腻到触手可及，平凡到家长里短和柴米油盐，平淡到一句话语或者一个眼神。

一个饥饿不堪的人突然饱餐了一顿美味佳肴；

一个终日劳累不堪的人突然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休息日；

一个被病魔缠身了很久的人在治疗里慢慢恢复了健康；

一个一直渴望重返故里的游子终于能够站在家乡的四合院门前打量；

一位下岗工人又重新找到了一份有着稳定收入的工作；

一位妈妈看到自己年幼的孩子蹒跚的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一个失学儿童又可以重返校园……

本想探询，触摸那狭义的幸福，竟然发现她竟细腻到体会不透，我怎么也总结不出，概括不出那份感人的喜悦。

太多的人麻木的活在幸福里，如果幸福就在你的身边，你却毫无察觉，就象色盲无法感受面前缤纷绚丽的色彩，那是多么可悲的意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抽时间静下心来，用心去体会幸福；用手去触摸幸福；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冷漠是对幸福的赎渎。

生活中，固然会有一些烦恼、忧愁、哀伤来衬托幸福。所以，在你感受这些痛楚时，更要学会感恩，无论是痛楚还是幸福！

因为在我得眼里痛楚就是“强者的垫脚石，弱者的深渊”，有时他也像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而里面的人却想出来！而往往是一些痛苦和伤促进人们的进步，

呵呵，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伤悲！今天的苦楚意味着明天会更好！来吧！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吧！用感恩的心来拥抱明天！用幸福的眼光看待一切！

也许，人们认为圆满、平安、健康、富裕、荣耀等等才是幸福，反之则不幸，人似乎总是生活在不如意中，请相信我吧：回忆过去，哪怕再苦涩的回忆也总能品出甘甜。幸福与快乐似乎只是昨天与明天，但绝对不在今天。人们实在是没有意识到：昨天即是曾经的今天，今天在明天终将成为昨天……。粗心的人们在不如意中不知不觉地忽视了自己真正的幸福。

朋友们让我们好好享受我们用的幸福吧！

但享受幸福是需要学习的！

当幸福即将来临的时刻需要提醒。人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会感官的享乐，却无法天生地掌握幸福的韵律。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像一对孪生兄弟，时而相傍相依，时而南辕北辙。

幸福是一种心灵的振颤。它像会倾听音乐的耳朵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

人们常常只是在幸福的金马车已经驶过去很远，捡起地上的金鬃毛说，原来我见过它了！

人们喜爱回味幸福的标本，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散发清香的时刻。那时候我们往往步履匆匆，瞻前后顾 ！

世上的预报可谓千罗万象，但没有人能预报幸福。其实幸福和世界万物一样，有它自己的“招牌”。 这幸福啊，常常是朦胧的，很节制地向我们喷洒甘霖。你不要总希冀轰轰烈烈的幸福，它多半只是悄悄地扑面而来。你要作的就是静静地以平和之心，体验幸福的真谛。

这幸福啊，常常是朴素的。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际闪烁红色的光芒。它披着本色外衣，亲切温暖地包裹起我们。

这幸福啊，不喜欢喧嚣浮华，常常在暗淡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像一粒粒缀在旧绸子上的红宝石，在凄凉中愈发熠熠夺目。

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

机遇、友情、成功、团圆…… 它们都酷似幸福，但它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它们的衣裙，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揭去帏幔，才发觉它有坚强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 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置天平两端，苦难体积庞大，质量小，幸福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她拉弯了天平的指针！

幸福有梯形的切面，它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就看你是否珍惜！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这是春天啦！心里就会泛起茸茸的绿意。

当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请记住这一刻！幸福就会长久地伴随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更多的幸福！

所以，丰收的季节，不必去想可能的灾年，我们还有漫长的冬季来考虑这件事。我们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渲染喜悦。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来吧，先别管可能的风霜雨雪，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烘一个香喷喷的面包。

所以，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请不要踌躇片刻后的别离。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品尝愁绪。现在的每一分钟，都让它像纯净的酒精，燃烧成幸福的淡蓝色火焰，不留一丝渣滓。

所以，当我们守候在年迈的父母膝下时，哪怕他们鬓发苍苍，哪怕他们垂垂老矣，你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因为天地无常，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们，会无限追悔此刻的时光。

所以，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连我们连以不再存在的时候，也可以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

宋朝，杜小山有诗，题名：《寒夜》

寒夜客来茶当酒

竹炉汤沸火初红

寻常一样窗前月

才有梅花便不同

是啊，在日益淡漠的今天，能够喜迎寒夜扣门的“不速之客”，并且因此感觉到连月亮与梅花都因有客来访而相得益彰，这就是幸福啊；和三五好友，品茗谈心或浅斟慢饮、赋诗作画，这该是多么令人向往的雅事与幸福啊！

卧病在床时有人端茶送水是幸福的 ；失意落魄时有人嘘寒问暖是幸福的；困难当头时有人伸手相携是幸福的；生命中有金兰之谊与生死之交是幸福的；家人团聚是幸福的；事业成功是幸福的 ；家庭和睦是幸福的；；懂得欣赏的人是幸福的！

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幸福的；只要相爱，就是寂寞地一个人数星星，那也是一种幸福啊！

原来，幸福是唾手可得、无处不在的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就是幸福的基本元素！

黄昏的暮蔼中，那对相互搀扶着踟躇前行的老人；那些追逐嬉戏的孩童；那双叽叽啾啾歇落林梢的雀鸟；那朵羞答答的并蒂莲，在我眼里，无不都已幻化成了永恒与幸福的象征。

“生活的道路上，难道只有额头的汗水，身上的荆棘，仆仆的风尘。隐隐的苦痛，而没有爱情和早晨？”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梅洛鼓励那些处在失望中的人们：命运的盾牌是双面的，一面是失意，一面是困惑，翻开另一面，你就会找到幸福、快乐。

不管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保持一份平和心境，即使走进浓荫遮蔽的森林，你也会透过树叶的间隙汲取到阳光与雨露！倾心与发现快乐，你就会在春寒料峭的季节中，品味到那抹嫩芽带来的惊喜，聆听到大自然的音韵！懂得寻找幸福，你才会在放眼碧波荡漾与晚霞流失间感受到一份惬意和悠然！

一个幸福的人不是由于他拥有的多，而是由于他计较的少，懂得发现和寻找，且具有博大的胸襟、雍容大雅的风度。

很多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像野草一样蔓延疯长，像空气一样弥散于每个空间，只要你留意，得到它其实很简单。

人所处的环境不同 ，但凡福祸相依，苦乐掺半，只要从容处世，看淡得失，积极努力地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一面，幸福的感觉就会接踵而来的。

有人说：命运给我颜色，我正好开个染坊；命运给我一地碎玻璃，我何不将它们制成可以跳天鹅舞的水晶鞋。

能够对命运有如此感悟的人，相信生活中的幸福必定比比皆是！

举杯吧，朋友！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里的笑声有多甜；幸福不是你能开多豪华的车，而是你开着车能平安到家；幸福不是爱人多漂亮，而是爱人的笑容多灿烂；幸福不是在成功时喝彩多热烈，而是失意时会不会有个声音对你说——朋友别倒下；幸福不是听过多少甜言蜜语，而是在你伤心时能有人对你说：没事有我在……

幸福的真谛，人生和谐。对于“幸福”的理解历来众说纷纭，“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看着一件工作的完成”（梁启超），“在工作中，有苦恼也有快乐，等到大功告成，没得到快乐”（梁实秋），西哲亚里斯多德与穆勒将幸福观分为道德主义类与快乐主义类，现代的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试图从GDP等领域注释幸福。李霞教授认为“幸福的真谛是和谐”，“不幸源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崇尚和谐。先秦诸子崇尚和谐，自然和谐的老子尊重自然，人际和谐的孔子关怀他人，身心和谐的庄子智看荣辱。“和”分饮食之和、音乐之和、礼乐之和、

观念之和、思维之和，五味、五音须调和，“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者相敬”，观念之和，包孕和谐宇宙观、和谐价值观、和谐人生观、和谐审美观（美即和谐），思维之和源于黄老祸福倚伏的辩证平衡观。

借鉴传统和谐文化，创造当代幸福人生。首先，创造四种和谐关系，拥有幸福人生。我们应创造天人和谐，拥有幸福人生的环境基础，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认识关系、实践关系、审美关系、生命联系关系等。创造人际和谐，拥有幸福人生的心理基础，认识自我、善待自我、心态良好、心理和谐。做到理性、豁达、乐观，刚柔并济，心灵自由而又有所约束，“少戒色，壮戒斗，老戒得”（《论语》）。其次，把握平衡之道，通向幸福人生。把握“志”与“力”、“学”与“思”、“广”与“专”、“方”与“圆”的平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文质彬彬、学思并重，既志存高远，又量力而行，“人生的幸福在于愿望与能力的平衡”（卢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最后，李霞教授谆谆告诫青年学子，以宽容之心对待他人，以理性之心对待社会，以敬重之心对待自然，以关爱之心对待生命，和谐社会从我做起。

这是一次思想的盛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是一次灵魂的升华。

马克思指出：任何一种解放运动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古希腊文明中，人本来是有理性、有力量、有白由、有尊严的，但是在欧洲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古希腊文明几乎被二扫而光，保存下来的只有基督教。在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绝对统治下，人成为了上帝的附庸和奴仆，蒙昧取代了理性，宗教代替了知识，神性取代了人性。整个14世纪的欧洲，瘟疫、战争和饥饿吞噬着一切，人们每天就在这些天灾人祸造成的苦难中受着煎熬。然而，就在这样的一片惊慌、迷乱和绝望中，从法国的阿维农那里传过来的几首小诗，却在悄悄地改变着一切。那些小诗只不过是些情诗，是一个名叫彼特拉克（1304-1347）的青年私下写就献给他所崇拜的精神偶像劳拉的。彼特拉克于1327年在一座教堂和美丽的劳拉见过一面，便对她无法忘怀。他对劳拉的思念，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正如一种真正伟大的爆发力，靠一根微弱的导线就可把它点燃一样，这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诗，马上引起了人们心灵深处强烈的共鸣和震撼。这些源源不断地从法国南部传来的情诗，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一个辉煌的精神进步时代：它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该怎么生活？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在欧洲，由此掀起了一场肯定人的尊严、颂扬人性、提倡人道的世俗文化运动，历史学家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彼得拉克也因此被尊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人文主义”一词的实质就是指一切“以人为中心”。人文主义者高举“发现人”、“重视人”的旗帜，抨击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考察一切，提倡“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以“人权”来反对封建的??神权”，用“人道”来反对为封建制度辩护的“神道”，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等，并最终把人从宗教的天国带回了世俗的人间。中世纪神学极力证明上帝的伟大和人的渺小，把人说成只是上帝的工具、附庸和奴仆，宣扬“人应当蔑视自己”。这样的人毫无尊严和价值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为了新兴资产阶级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反对神权统治，反对教皇和教会的绝对权威。彼特拉克谴责罗马天主教会是“野蛮凶狠的庙堂”、“黑暗的监狱”和“充满欺骗的地方”。薄伽斤指责上帝对人类是残酷至极的，他派到地上的代表―无论是教皇还是主教，从上到下，都是“寡廉鲜耻”、“无恶不作”的，根本没有资格管理别人。人文主义者在鞭答神权神性的同时，又以炽烈的热情歌颂人的力量的伟大、人性的崇高，要人们把目光从神转向人，追求人的独立地位。他们自豪地宣布：“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他们认为人是万能的，他可以按照他的意志做他所愿意做的一切，他有他自己的尊严，因为他高于万物；他有他自己的价值，因为上帝创造人时，就把人放在没有限制没有约束的地位上；人的现实生活是重要的，因为人不是罪人，而是上帝创造他来欣赏自己的杰作的。这些观念在人文主义者皮科的名著《论人的尊严》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它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争取生存权利的愿望和乐观主义精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世纪天主教的“原罪”、“赎罪”、“来世报应”等教义把世界描绘成是苦难和烦恼的场所。人是一种“罪人”，不能有任何的欲望和追求，就是幸福也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只有在来上比或彼岸才能求得，人们只有放弃暂时的尘世生活享受，绝情禁欲，忍受痛苦，去追求永恒的“天国”的极乐。人们不再学习文化和知识，只是虔诚的信奉上帝和基督教会，满足于做一个经常向教会忏悔而忠诚的教民。面对宗教禁欲主义的道德观，人文主义者无情地揭露它的虚伪性，痛斥僧侣们要别人禁欲苦行，而自己却是贪得无厌地过着腐朽糜烂生活的“伪君子”、“假善人”。他们勇敢地提出人具有追求现礁的幸福和享受的权利，提倡以享乐主义否定禁欲主义，认为快乐和幸福就是善，就是美德；幸福快乐就在今生，不在来生；幸福快乐是感性的肉体的快乐，而不是遥远的和虚幻的。但丁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希望借《神曲》这部书永垂不朽，玻毫不掩饰他对荣誉的强烈渴望。彼得拉克更是在他的名著《秘密》一诗中淋漓畅快地说道：“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①纵观彼得拉克的一生，他把追求爱情和荣誉看作是人生的目的，并在这种追求中获得一个“凡人的幸福”。他的爱情不再只是精神上的情感，同时更是肉体和感观上的爱。人文主义者们这种现实的幸福观，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积极投入现实斗争，改造社会，争取幸福的巨大热情。中世纪基瞥教泯灭人的理性，贬低人的思维，迫使人们盲目信仰（圣经》教条，绝对服从权威言论，稍有疑义，就是离经叛道，大祸临头。这种蒙昧主义的恶果是使得文化凋零，科学停滞。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坚信人的力量的伟大，坚信人具有感觉能力和理性思维能力，能够认识自然、造福人类，因而提倡积极思维，勇于怀疑和否定“权威”言沦，要求恢复理性的权质甄微未斯指出：人不仅有和谐的肉体外表，更有神妙的理性心灵，人“确有那么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身便创造出来许多了不起的东西”田。因此，人文主义者认为，应该运用人的理性大胆怀疑，大胆探索，不断进取。 在中世纪，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门第观念根深蒂固，封建专制主义与等级制度的禁锢，使人变得自卑、自怯、自甘屈辱。人文主义者提出了自山平等的思想，要求砸碎封建等级制度的枷锁。他们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得出了人灭牛就是平等的革命结论，人的高贵不是由于贵族那样的出身，而是由于他个人的品质和他的功绩，在随后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人们努力爬上社会的顷层的阶梯。这种道德决定贵贱的原则，也最终发展成为了政治上公民平等的原则。人文主义者还指出：自由是人类天生的本性，，人应该从屈辱于压迫的束缚之下解脱出来，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是拉伯雷写的《巨人传》一书中的德廉美修道院，在那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各行其是，白由自在地生活。这些思想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愿华。 人文主义运动在当时的绘画，雕刻艺术上也得到充分反映，表现出来的是对人的世俗生活、人体美的描写和刻画。达?芬奇(1452-1519）、拉斐尔（1483-1520）和米开朗琪罗（1475-1564)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一个完整的人类形象，在艺术家们的绘画和雕塑中栩栩如生了，那就是拉斐尔的《圣母》、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蒙娜丽莎不再是一位与神最为接近的圣母，也不是一位足以让人类自愧不如的圣徒。她只是一位普通的妇女，她像美丽的人类那样微笑，善意地对待一切，也不惧怕一切。拉斐尔呵中的圣母。与其说是那个威严的女王，倒不如说是人世间所有温柔亲切美丽母亲的代表。这些具有鲜活生命的作品向世俗世界展开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多彩人生。

总之，在人文主义思想先驱们的精心培育下，人类不再是一个神的形象，也不再是圣母、圣徒的形象。相反，他是一个敢于负责的近代人类的形象。他心灵高尚，成熟理性，无私为他，敢负责任，是个既理性又浪漫的新人。这个新人最终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在世界的大地上巍巍站立了起来。但是，应当看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主张，毕竟是代表

资产阶级利益的，因此它必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在批判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时候，总要到上帝和＜圣经》那里去找根据，对封建君主和教皇还抱有幻想。他们把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当作人的普遍本性，随着社会愈向前发展，这种个人主义的消极面也就愈暴露出来，最后必定发展成与社会完全对立的东西。

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嘲笑人们把神描绘成人的样子，并抨击古希腊诗人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类的种种丑行和罪恶强加到神身上。他说道，如果马和狮子也能够塑造神的话，那么它们就会造出马形和狮形的神来。

2.上帝是杰出的三角形

斯宾诺莎注意到“一般的信仰中都把上帝描绘成男性而不是女性”，他认为这只不过反映了人世间妇女屈从于男子的状况。有人曾为此写信反对他的观点，他回信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说如果我不承认上帝能看、能听、能观察、思维等等，你就不会知道我的上帝是个什么样子……对此我并不奇怪，因为我相信，一个三角形如果能说话，也会以同样的口吻说上帝是杰出的三角形；而一个圆圈也会认为神性是一个出色的圆圈；这就是说，每一种事物都会把自己的属性加在上帝身上。”

3.有比较才有鉴别

赫拉克利特曾这样说道：“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象一只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

4.一次还是两次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走下同一条河的人，经常遇到新的水流。”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这句名言描绘了世界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的画面，也成为西方哲学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然而克拉底鲁则走向了极端，提出了“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命题，完全否认了事物在变化之中的相对静止状态，这一命题就成了哲学画卷中“画蛇添足”的败笔。

5.牛的幸福观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诙谐地说道：“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

6.乌龟与飞毛腿阿基里斯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悖论：“如果让乌龟先爬出一段距离，那么即使是飞毛腿阿基里斯也永远追不上乌龟。因为当阿基里斯追到乌龟原来所在地时，乌龟却又爬出一段距离，阿基里斯再追，而乌龟也再爬。

所以他断言，阿基里斯只能无限地迫近乌龟，却永远追赶不上乌龟。

7. 好驭手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脾气暴躁，有人问苏格拉底为何娶这样的女人为妻，他笑道：“如果你能驯服一匹烈马，那么其他马又有何难驾驭的呢？我能忍受这样凶的人，天下人谁不能做我的朋友呢？”

8.人类是禽兽的小学生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早在他那个时代就认识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密切关系。他曾说过，人是禽兽的“小学生”：“从蜘蛛那儿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儿我们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莺等歌唱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

9.世界公民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反对人类社会中引起恶行的欲望以及无休止的争斗，崇尚动物一切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因而得名。他们认为这就是“回到自然”中去。

犬儒学派最著名的代表是第欧根尼，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根橄榄树干做的木棍，一件褴褛的衣裳（白天穿在身上，晚上盖在身上），一只讨饭袋，一只水杯。

他每天住在市场上，晚上睡在木桶里。人们称此桶为“第欧根尼的大桶”。他甚至骄傲地声称自己以四海为家，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公民。

9.惟一的希望

一次，亚历山大大帝慕名前来拜访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为表示他对哲人的关怀，他对这位哲学家说：“我可以满足你一切要求，你有什么希望就告诉我。”

第欧根尼呆在自己所住的酒桶里，一边晒太阳，一边毫不客气地说道：“我惟一的希望就是请你退到一边，因为你遮住了照在我身上的阳光。

10.生与死的哲学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对人类的生与死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而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对生与死的论述却不使人感到沉重。他说道：“一般人有时逃避死亡，把它看成是最大的灾难，有时却盼望死亡，以为这是摆脱人生灾难的休息”

“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

11.“谷堆辩”与“秃头辩”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的弟子之一欧几里得，也是当时麦加拉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曾提出许多有名的论辩。而其中最为有名而且曾被列宁引用的则是“谷堆辩”与“秃头辩”。 欧几里得认为，一粒谷子形不成谷堆，少一根头发也成不了秃头，即使再加一粒谷子或减少一根头发也成不了谷堆和秃头。如果继续这样一粒一粒增加，一根一根减少，那么何时才能成谷堆或者秃头呢？“

12.神甫与女人

马丁路德对于教皇允许神甫们拥有女人，却又不允许他们结婚的荒谬禁令作了辛辣的嘲讽：“这岂不是让一男一女单独在一起，同时又不允许他们堕落吗？这好象是把火与干草放在一起，命令它们既不要冒烟，又不要燃烧。”

13.万物之尺度

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这样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它一度成为主观唯心主义论者衡量事物的标准。而哲学家蒙田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他说：“他给我们编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把人当做物的尺度，却从来不曾量量他自己。”

14.相形见绌

长期生活于富丽堂皇王宫中的伊丽莎白女王忽然心血来潮，亲临英国大哲学家培根的家，她没有想到大哲学家的住宅会是这样简朴，惊叹道：“你的住宅太小了啊！”

“陛下，这是因为您光临寒舍，才使它显得小了。”培根耸耸肩膀，平静地说。

15.黑点在哪里

为了揭露中世纪时期人们把《圣经》奉为真理的现象，伽利略曾在写给别人的信中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学生对经院哲学的教师说，他看到了太阳上的黑点。然而这位教师却板起面孔对学生说道：“孩子，回家吧，无论是《圣经》还是先哲的学说都没有说到过太阳有黑点，这黑点只在你的眼睛里，而不在太阳身上啊！”

16.永远闭嘴之前

霍尔在谈到老年人时说道：“老年的时候我们就更爱说话，因为我们见闻更多了，而且不久我们就会永远闭嘴。”

17.感叹自己无知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笛卡曾经说过，知识越是渊博越是深感自己知识之不足。有人曾对此大惑不解，问他：“您具有如此渊博的知识，为什么总是感叹自己无知呢？”

他答道：“哲学家芝诺用圆圈来表示知识的范围，圆圈里是已知的知识，圆圈外是未知的知识，知识范围越多，圆圈越大，圆周也越长，圆圈的边沿与外界空白的接触面也就越大，因而未知部分当然也就更多了。”

18.以牙还牙

斯宾诺莎的一位学生最终皈依了天主教，他写信质问斯宾诺莎道：“你以为你发现了真正的哲学。你怎么知道你的哲学是过去、现在、将来世界上所有哲学中最好的呢？你是否已经研究过了，在这里，在印度、在世界各地所教授的全部古代和现代哲学呢？就算你把它们全都看了一遍，你又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呢？”斯宾诺莎在给这位学生的信中回敬道：“你以为你终于发现了最好的宗教，你怎么知道你的它是过去、现在、将来世界上所有宗教中最好的呢？就算你把它们全都看了一遍，你又怎么知道你选择的是最好的呢？”

19.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有一次，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被请进宫廷讲学。当他讲到“凡物莫相不异”，“天地间从来没有彼此完全相同的东西”时，许多人将信将疑，于是有人发动宫女们纷纷走进宫迁园林去寻找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以此来驳倒哲学家的诊断。

但是宫女们累弯了腰，始终也没能找到两片大小、颜色、厚薄、形态等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们不得不在哲学家面前折服。

20.哲学与诗歌的区别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曾经这样评论道：“按照诗的本质，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是崇高的诗人又是崇高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把心从感官那里抽开来，而诗的功能却把整个心沉没在感官里；哲学飞腾到普遍中，而诗却必须沉没到个别事例中去。”

柏拉图式的爱情强调，“肉体不能永远，所以灵魂才是爱的对象!”

广播电视的灵魂是快乐或娱乐、官方信息;高清的灵魂是逼真、身临其境;互联网的灵魂是舆论自由和虚拟民主??

那么，抛开互动、时移等技术皮相，IPTV的灵魂是什么?

笔者认为，IPTV的灵魂应是与真实世界的交流!这一点恰好取了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的中位值。

所以，IPTV的动力不仅是电信自身，更重要的是受众或用户;IPTV的目的不仅是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责任的使命和目的，即政治使命、经济使命、民生使命、文化使命、自身发展使命、产业带动使命。

3、IPTV需要懂得“节制”。

西方哲学奠基人苏格拉底的核心命题是“幸福是什么?”其结论是“幸福来自节制”，即通过对利益分配的真正了解，调和并熨平自己的欲望!

不懂得节制，就无幸福可言。比如，教育台按照教育大纲办教育频道，实质上是抢教师的饭碗，实践证明根本就抢不过，还徒增成本与烦恼。再如，电信运营商的新定位是综合信息服务商，但其形式是一站式服务，核心理念是“我来服务”，但这个核心会给IPTV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有许多服务IPTV不一定做得好或力所能及，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懂或不会做。

还是那句老话，“吃剩饭、做新饭”往往使人幸福，抢别人的饭则容易增加很多痛苦和烦恼。

哲学思辨总是中西相通的，东方哲人老子亦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4、建立IPTV的自然幸福观。

如上所述，顺其自然容易获得幸福。罗马时期的哲学斯多亚学派就认为，主要的善就是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也就是顺从自己的本性和普遍的本性，按照健全的理性，根据本性所选择的事情去做。IPTV只有了解本性、顺从自然，才能找到幸福和快乐。

在中国，IPTV要顺从什么自然?这就与我国的国体、政体和政策环境息息相关。

中国共 产 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树立科学发展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构和谐社会防止敌对势力的破坏与颠覆、确保党对正确舆论导向的把握——这些都是IPTV需要顺从的自然;

在这种自然下充分展现IPTV的本性，IPTV才能够得到幸福，并收获市场的成果。

5、寻找IPTV的福址

经院哲学主要研究基督教的共相问题，主要是两大观点。唯名论认为，概念的共相都只是名称，“三位一体”的“一体”只是一个概念，圣父、圣子、圣灵的个别存在才是真实的。唯实论认为，概念共相是真实永恒的存在，“三位一体”确实存在，所以上帝只有一位。

在此，不妨借用“共相”这个概念，来探讨IPTV生存与发展的命题。笔者认为，IPTV的共相也是三位一体，即“政府、百姓、股东”，一体即社会福址。也就是说，社会福址就是IPTV的上帝。

首先，政策为IPTV发展的基本保障，只有创造社会福址，才可能获得政策支持;

其次，IPTV的动力来源于大众，没有为大众创造福址，大众不会成为IPTV的动力;

再次，社会福址具有存在的正义或正当的基本理由，也就是IPTV的必然;

第四点，IPTV的资源属性决定了其公益性，公益性或多或少含有福利性，福利性就是“善”，福利性越多，“善”越多，这个善就是社会福址;

最后，IPTV有特定的发展方向，必定需要知识与智慧，知识与智慧来源于不断满足人民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就是对社会福址的满足。

6、IPTV需要认识自己的“恶”

原文出自【比特网】，转载请保留原文链接：/193/9122193.shtml

何谓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从哪里来？幸福到哪里去找呢？惠敏法师提出，幸福观就是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在圆寂舍报时所提及的“寂灭为乐”以及“无事忙中老”的观念，肯

定超越生命与无常的人才会感到幸福。想要达到如此境地，就要尽量做到“无事于心”及“无心于事”，放下对生活事物的执着与烦恼。而林火旺教授则表示，幸福是一种心态，只要心态正确就是幸福，因为人要思考怎么过生活才会有幸福，而正确的心态要让自己活得有价值跟意义，这样生活才有幸福可言。

另外，李连杰先生也分享自己的感受，他说幸福从比较中得到，但都是短暂不持久的。我们生活在相对的世界里，每个人有自我，都有自我设定的目标。一旦事情往目标的反方向走，人们就会产生不幸福的感觉。因此他建议大家多去了解事物的一体两面，只要理解了事物都有可能的两种结果，体认、接受了生活的无常，就不会感到不幸福。而严长寿先生则提出“幸福就是把握当下”的观点，同时要积极参与分外的工作，为他人谋求幸福。严总裁更建议大家要安置好自己的欲望，避免过度的奢望而让自己生活在不幸福的氛围中。

最后四位与谈嘉宾更以一段话做结语与大众分享。林火旺教授表示幸福要有道德观，要怎么过一辈子要由自己来决定。李连杰先生则表示，全心全力超越自己，同时兼顾公众的利益，就像身体的细胞一样，细胞有活力、有健康，就会创造出一个健康的社会。惠敏法师则建议大家要把每一分、每一秒当作最后一个时刻来珍惜它，积极从事利他利人的事业。严长寿先生则分享他从他处得知的三个生命中的咒语，第一是要永远忠实面对自己；第二是体认生命没有永远的快乐与痛苦；第三是要永远打从心里帮助别人，即使没有上天在看着你，也要乐于助人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才能带来幸福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1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

“十二五”期间，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 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

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20xx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xx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将城市幸福与以人为本结合起来思考，“参照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我相信人是健康的，是真正科学、人文的，我对以人为本的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和幸福是有信心的。”

怎样计量幸福

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 上海报道

2010，幸福满眼。

安徽卫视年初播《幸福一定强》，年尾播《老马家的幸福往事》，央视播的是《老大的幸福》，更有一部电视剧直接取名为《幸福》。

纪录片《幸福在2010》用真实的剧情晒幸福。

江苏卫视推出了谈话类节目《幸福晚点名》，东方卫视打造了《幸福魔方》。

周杰伦伴着钢琴低吟《说好的幸福呢》，吴杨雨浅抒《最幸福的人》，白岩松蹙着眉头问《幸福了吗》。

文艺圈的焦点，直接折射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关切所在。幸福正在上升为国家意志。 从GDP到GNH

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

国民幸福总值指标的由来是什么，它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

19xx年，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不丹王国提出了GNH的概念，并将追求该目标的最大化作为政府的最高发展目标，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

40年前，不丹还处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世界许多国家已在开展如火如荼的GDP竞赛。

GDP这一指数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大萧条，需要完整和全貌的数据为宏观经济决策做参照。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拉动人们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以美国为例，1960至20xx年，按不变价格，美国人均收入翻了三番，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却从40%左右下降到30%左右。

GDP不“给力”，各国的GDP竞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国民幸福水平的提高？ 国外对幸福感的研究起步较早，侧重于微观。19xx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富足社会》中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这一概念，是幸福指数的前身。之后，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医学等学界都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

中国关于幸福指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是由心理学家进行描述性研究和探索影响幸福的主客观因素，侧重于宏观。

全世界研究者的视角最后归拢到小国不丹身上，这个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的国家，在世界幸福地图上排名第八。

哲学家休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不丹模式”直接对接幸福，促使人们反省：发展为了什么？

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给人类送来了GDP，本世纪近几年的经济危机则促使全球对于国民幸福指数研究的兴趣日益高涨。

两年前，法国总统萨科齐下令设立了针对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评测委员会，该委员会去年为改善进步评估体系提出了12项建议；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综合考虑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

20xx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事实上，十六大以后，以往人们所习惯的单纯以GDP来衡量的经济发展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反思。中国人正在寻求更为合理的指标，用以反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20xx年的全国“两会”上，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xx年9月国家统计局指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新的统计内容。

“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而言，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性的里程碑。”程国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

从客观到主观

一个问题扑面而来，怎样捕捉并量化变幻多端的幸福？

国内许多机构每年都会进行一些有关幸福的排名，哪家更权威？运用不同幸福体系产生的排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20xx年7月，英国“新经济基金”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球的幸福指数做了一次排名，出炉了一份《幸福星球指数》报告，这一报告和同年英国莱斯特大学推出的幸福指数排名有着很大的差异。前者的幸福指数主要由生活满意度、期望寿命、生态三大指标计算而成，后者主要依据五项关键指标：健康、财富、教育、国家认同感、国家景色的美丽程度。

幸福是主观的，数字是客观的。幸福感量表就是将主客观成分进行适度的搭配。纯客观取向的幸福感测量，关注的是硬指标，包括人均GDP、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通货膨胀率等；主客观综合的测量法，除了上述客观指标外，还加入了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调查；纯主观的测量基于一个假设，所有的客观因素已经通过认知影响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了，人们对自身的主观幸福评价已经包含了这些客观指标。

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幸福指数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罗纳德·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观研究机构公布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即把所有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

《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自20xx年起，今年已经是第四届，所沿用的评价体系一直在根据国情进行调整，今年做出的最大调整是把调整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上。 研究采用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提出的“城市幸福学评估体系”。他说：“富裕之后，中国人的主观满意度就凸显出来，大部分支出是为了主观感受，怎样让钱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钱服务。”

奚恺元是最早系统地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引入中国，并在中国倡导研究城市幸福感的学者。

20xx年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尼曼因“前景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领域出现心理学与经济学交叉研究的趋势。在获奖感言中，卡尼曼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尤其是他的经典心理学实验。

主观幸福的决定因素包括五大类：个性因素，如自尊、自控、乐观、外向和精神健康；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性别和教育等；经济因素，如个人及总体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等；情形性因素，如就业和工作条件、工作单位的压力、与同事亲戚朋友的人际关系、与婚姻伙伴的关系以及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体制性因素，如政治权力的分散程度和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等。

个性因素、社会人口因素和情形性因素被心理学家们所广泛分析和讨论。

在经济范畴中，影响幸福的三要素是收入、失业和通货膨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被“糖高宗”、“蒜你狠”逼着去香港打酱油的内地百姓觉得不幸福。

从民生到幸福

从以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以看出，很多内容涉及民生建设。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教育、就业等。收入、生活状况，保障体系，健康---与幸福指数的评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反推之，影响幸福指数的诸多因素成为我国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将幸福指数的研究与我国解决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相结合，正是国内学者对幸福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 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毫无疑问，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

本刊所采用的“中国城市幸福感评价体系”，今年经调整后的另一新意是特别增加了民生建设与保障方面的内容，并设立“政府民生贡献奖”，以表彰政府的民生贡献。

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数据显示，中国20xx年医疗费用人均支出180美元，占GDP总比重小于5%，美国人均3000美元，占GDP的16%；教育支出，中国人均60美元，美国人均2300美元。美国的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4.5倍，但人均医疗支出是中国的17倍，人均教育支出是中国的38倍。

经济一花独放难以独演一台“春天的故事”，国民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医疗卫生、文化建设等与国民幸福密切相关的社会发展领域的公平公正问题，如没有得到切实解决，部分国民利益和幸福就可能被当做“经济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

“十二五”规划建议在淡化GDP的同时，给予民生很多着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二是“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等等。

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向春玲告诉本刊记者，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构成的三角支撑的社会结构，哪一条边弱的话，这个社会良性的运行就会出现问题。“3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里面，我们政府和国家更多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断地实现政企分开，不断地激发市场的活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在后一段的发展里，特别是未来20~30年的时间里，我们有一个更大的改革任务，就是要不断去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从理性幸福到性情幸福

一场“幸福运动”正在全国展开。

央行前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从去年起就领导着一个课题组，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单一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目标是在明年能对31个省(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编制民生指数。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宣布，20xx年1月15日左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正式发布转变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数。 重庆已将国民幸福指数明确纳入刚刚推动的“十二五”规划。

“重庆在过春节的时候烧好了红烧肉给农民送过去，幸福的滋味全化在这一碗红烧肉里了。”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说，“幸福成为时代热词，挂在嘴边，正印证了我们这个年代幸福的稀缺。”

顾晓鸣对于量化幸福持保留态度，并担心幸福指数成为新的政绩数字。“有吃有喝是第一轮幸福感，在‘后幸福时代’，幸福是一种忘我的境界，一种个体感悟，需要靠制度的完善健全。把理性的幸福感转变为性情的幸福感，方为真的幸福。”

追寻有尊严的幸福

相比虚无不定的幸福感，我们所应追求和得到的，其实应该是有尊严的具体的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今年年初，当幸福进入官方话语体系时，另一个词始终与之相随相伴。

2月初，温家宝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一个月后的全国两会上，幸福与尊严进一步“登堂入室”，直接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接近结尾处写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周东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此评价颇高，他认为这确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提升老百姓的幸福和尊严：“因为要把问题落实，就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幸福感的提升，是对原有改革中的不足进行弥补，这里面涉及大量的民生内容，过去我们仅仅把它归结为经济问题。温总理提出尊严问题，是看得更全面了。”

温总理连续两次密集的表述赢得舆论的热烈回应。对这个“新鲜”的表达，媒体不惜笔墨。有媒体当即以“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为题发表了第一篇“报告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的报道中，同时亮相的幸福与尊严，后者却抢占去了大多数版面。2月27日同网友进行交流时，温家宝也显示出对尊严的“偏爱”，专门对其进行解释。

尊严与幸福为何并提？尊严又为何更受关注？

尊严的意义

“仓廪实而知礼节。尊严问题，物质生活是基础。”长期关注社会底层的中国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如此评价。他认为，一个人若是基本生活得不到保证，则不会以获得尊重作为行为动机，也很难得到尊重。

从这个角度看，近年来中央政策频频在民生领域发力，与温家宝提出“尊严论”的目标相当一致。但是，正如单纯的物质无法解决人们的精神需求一样，单纯的民生政策也不足以满足所有的尊严需求。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说：“想仅靠解决民生问题满足人们，是把人的需求看得简单了。”

于建嵘对底层群体的忧虑本身便隐含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后，还存在物质生活依旧匮乏的社会底层，这本身就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平。

就在12月初，一条铁路新规引发了争议。铁道部规定，乘客乘坐普通列车误车后，车票作废。这条让乘客蒙受经济损失的新规本就除了激起不满之外，而非普通列车乘客享有“豁免权”这一条，就成为一个争议点。不少网友认为，这是对中低收入乘客尊严的侵犯。 多数时候，尊严的缺失表现得并不这么明显。

在今年3月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选举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明确取消了长期以来投票权的城乡差别，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被媒体赞为“平权”法案。 首次提出尊严论后不久，2月27日，温家宝在同网友交流时专门阐释了他的尊严观：“第一，就是每个公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权利。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第三，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我们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

温家宝的阐述赢得了广泛认同。原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尊严首先是个人权的问题，即宪法规定的几大自由。尊严偏重政治权利，“投票选干部你有一票，教育机会是平等的，这样你才有尊严”。

从尊严到幸福

王占阳认为，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必须寻求社会的肯定，如果被社会否定会痛苦。这代表了对尊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解：如果没有尊严，便很难获得幸福。

他说：“幸福是人的终极价值追求。社会富裕程度越高，就越不依靠财富的增加来增加人民的幸福度，而是依靠民主、法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东西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

纵观近两年一些的拆迁引发的悲剧事件，不难看出个人财产权利缺失对公民个人幸福的毁灭性打击。财产权利就是尊严的重要组成，与其说这些被强拆的主人公缺失的是财产权利，不如说他们是丢掉了尊严，所以酿成悲剧。

近日，《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党政干部受访者自称“弱势群体”。而有这种感觉的，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则高达七成。

公司白领和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社会精英自认弱势尚且可以理解，但有评论认为这么多官员自认弱势是过于矫情。其实如果结合几件新闻事件，便不难理解这个结果。

20xx年底，广西桂平市一名信访办退休主任因住房被强拆而踏上上访之路。尽管他自言“我是搞信访工作的，知道上访没太大作用”。

今年7月，在湖北省委门口，“越级上访”的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黄仕明的夫人陈玉莲遭警察殴打。

显然类似上面这两位拥有干部身份或干部背景的人，也与尊严有些距离。而那些自认为是“弱势群体”的干部们，在社会不公平感的焦虑下，如何保有尊严？

有尊严的幸福

20xx年电视剧《蜗居》热播后，有人撰文评论，海藻抛弃了自己的尊严去寻找幸福。 抛弃尊严与幸福生活，看似没有交集的两个概念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尊严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在学界并未有定论。社会学家周孝正说，幸福是主观感受，而主观感受没有一定之规。对于一些人来说，他的幸福可能就是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之上。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中国人对尊严的追求之弱，在世界范围罕见。“一方面因为一些官僚剥夺了公民尊严，另一方面因为民众对尊严长期缺乏追求力度。无所顾忌的人成为适者，直奔功利的主题，他们更容易胜出。”

郑也夫也否定了人生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幸福的简单定义。“幸福应该是一个高尚目标的副产品。比如陈景润解答了一道难题，他会感到幸福。但是，他是直接追求幸福的吗？” 在郑也夫看来，获得幸福的关键是要有一个非功利的目标。这个用意显而易见：相比或委曲求全、或阿谀奉承得来的幸福，非功利的目标带来的幸福无疑要舒心得多。因为它既给人尊严，又给人幸福。

王占阳认为，相比虚无不定的幸福感，我们所应追求和得到的，其实应该是有尊严的具体的幸福。

英国首相卡梅伦11月25日要求英国国家统计局，拟订评估国民幸福指数的方案，以作为英国政府制订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数，预计此方案将在明年四月推出，约耗费200万英镑。

卡梅伦认为，英国现有的一些调查方案如经济增长数据等，都不能全面反映英国的民众生存现状。他希望英国国家统计局能找到一种衡量方法，对英国民众的心理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环境卫生状况等方面作出评估，甚至了解对于英国民众来讲，家人、住房或财富哪一样能给他们带来最强烈的幸福感。 博士网友PK:“幸福感”是主观是否有客观标准 黎赟鸿：上面是一个十字架，下面也是一个十字架，中间是一个立，福字是一个人有一张口，还有是一口心田去祭祀上苍。

嘉宾：各位博士，通过大家的交流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受很多。我发现，因为国家是一党当政，我们国家没有皇权，没有宗教，我们国家到了这个经济发展的阶段，我们很需要用社会核心价值的重构，过去，马克思是从苏联来的，西方哲学不是用中国文化来翻译的，不是用中国的思维来进行对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东西当中也不是传统的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那些东西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政府拿出这一个幸福科学指标，其实我感觉幸福是怎样的呢?终于找到一个让我们真正为人们服务的体系出来，这个体系别的不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感觉坐在这里很舒服，是因为今天的温度在18到25度，这是最舒适的温度。还有这里的湿度是30%到70%，还有一个是风速是每秒1米到5米，这是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最糟糕的，我们是一个密闭的环境，我们在探讨时，我感觉这个指标体系非常好，就是找到一个现阶段能够为人民服务的平台措施。

主持人：还有什么不同意见的可以在讲讲。

陈肩：我觉得幸福不是说文解字，也不是指标，我们更加要关注民生，把基本东西维护了，把基本的人权尊严，基本的公平正义有了，才能谈幸福。有媒人说包你娶到老婆，但是不包你生孩子，同样，政府制定这个体系，但是不能保证你畅快无比。

梁堂振：这位博士的还是满意度的问题，满意度是因人而异，中国很多东西没有实质，每个人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理解不一样，所以他的满意度是不一样的，就算李嘉诚你给它一个金苹果他也不要，我当时吃的泰山苹果是8分钱一斤感到很幸福，而不是钱的问题。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还是强调幸福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满意度，我们讲来讲去还是满意度，满意度因环境不一样，文化不一样，理解不一样是不一样的。沟通是幸福的桥梁，要做红娘，不是包你生小孩，政府要做沟通的桥梁，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实际上是在

这么做，我们讲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沟通，那就不是为人民服务。

主持人：接下来每个人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

李征坤：我认为幸福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指标体系，包括主观的、客观的、个体的、总体的，主体的和个体的，妈妈说爱孩子，但是妈妈不让孩子的想法表达出来，这也是不幸福的。另外一个，很多体系是一个评价的标准，这个标准不同合，幸福感就会有所改变，我曾经在一个公司中，有一个员工刚离婚，他很郁闷，他对他说你比毛泽东还幸福，他说为什么?我说毛泽东最终没有达成自己的目标，而你儿子上了中山大学，母亲也很健康，这个评价指标一改变，焕然一新，整个精神面貌就改变了，所以幸福还是要沟通一下，他本身是一个很幸福的状态，但是他不会感受，所以训练我们感受幸福的能力是很重要的。第二，我觉得幸福是官和民之间有一个和谐的共同感受。第三，真正的幸福不在于目标的达到，而在达到目标的奋斗过程之中。

梁堂振：我认为李先生讲得很对，满意不是幸福，要互相爱，你爱我，我不爱他，你不幸福，为什么因为没有沟通。

李飏：幸福的公式等于幸福的欲望作为分母，分子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条件和客观程度，从国民总体的幸福指标体系来看，政府依然还是有很大的，而且应该承担起构建幸福社会的责任，有很大的作用空间，但是作为个体的幸福指标体系来看，我认为我们更多的是要约束自己欲望，因为它是分母，你的欲望越大，你的幸福感就越少。人还是一种精神存在，作为个体的幸福来讲，我们不是满足得太少，而是制造的欲望太多，所以幸福是一种内求的，而不是外求的。

陈肩：每个人对幸福观不一样，在中国，对政府来说，并不是提出一些很空洞的幸福指标，最重要的是解决民生福祉，解决基本的法治尊严问题，要实在一点，尽可能做红娘，把人介绍在一起，别逼人们假装满足。

黎赟鸿：包容追求和谐，政府多给一点，社会多点一点。

郭宁：要进取，要知足。

罗春林：建设幸福广东，建设幸福广州，具体还是要看政府，在我认为的人群中，对幸福广东，幸福广州与以前建设和谐中国，平安广东，平安广州，是五二制的。

西方的幸福观

幸福的定义将在下文显现。幸福经常与快乐通用。通常，幸福是持久的，侧重精神层面；快乐存在于一时，多指感官的。另外，幸福在比较中存在。例如，40年前，别人都吃红薯干，您有一碗面条就会觉得很幸福。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每天面条管饱也不构成幸福，您可能想到碗里是否有转基因、增白剂、地沟油、过量农药，还要看邻居是否在喝肉汤。由于

朝鲜提出在两年内实现喝肉汤的目标，于是您也暗自定下更高目标，期待喝上不含瘦肉精的肉汤。

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类能够生存和繁衍的原因。但是，把“幸福”作为国家发展目标，这是西方的观念。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注重“幸福”，民间多局限于“福禄寿喜”的朴素愿望，而且只能以官“禄”为幸福的最大源泉，至今不衰；近数十年来，普通人对幸福的追求更遭到严厉批判。因此，要了解关于“幸福”的一切，最便捷的办法是从西方哲学史开始。

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当时，平民与贵族严重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梭伦实行改革，解除雅典公民以人身抵押的债务，不再以出生划分公民的等级，创立四百人议会，扩大公民参与行政、司法和立法的机会，每个公民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利益参与政治。梭伦被认为是雅典民主的奠基者，他建立了社会和谐，雅典的阶级矛盾得以调合，不是以一方消灭另一方而结束。梭伦把幸福放在了道德之中，据亚里斯多德记载，梭伦认为，一个人在死之后能摆脱邪恶与厄运，才可以称为幸福。

赫拉克里特 （约前540-前470）大约比孔子小11岁。这位致力于探索宇宙之源的哲学家认为，幸福在于智慧，用理性求得真理；幸福也是高尚的精神。总之，幸福不是感官的享乐。

留基伯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他提出了原子论，认为世界由原子和虚空构成。原子论影响了科学，也影响了伦理学。留基伯的学生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认为，个人具有独立意志，幸福是个人的。他分析了幸福的要素：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柏拉图（前427-前347）认为这四者是“善”表现在现世的德性。柏拉图建立了“理念”说，认为理念是独立于事物的精神实体。在诸理念中，善的理念是最高的。他的学生中有亚里斯多德。

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与孟子同时代，约比孟子年长12岁。他把知识分为9个学科，伦理学是其中之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斯多德认为，至善就是幸福，幸福就是至善，两者是同一的。他说：“幸福很明显是终极的和自足的，是其他一切现存事物和可能事物的目的。”他给出的定义是，“幸福就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他还说：“幸福是起点，即做其他事情都以之为依据；而凡是事物起点和本源的东西我们都认为是珍贵的和神圣的。”据此，幸福是高尚的、终极的人生目标，不像一碗面条或一碗肉汤带来的幸福生活那么简单。

当思想向缥缈的高处发展时，就有人想把它拉回到现实世界。伊壁鸠鲁 （前341-前270）的认识论从“感觉”出发，他的伦理学把身体的快乐作为基本要点。但他仍然认为心灵的快乐更高，而快乐来自心的宁静，最大的快乐是没有痛苦。但他的伦理思想仍被称为“快乐主义”。有必要说明的是，伊壁鸠鲁不只是一位倡导快乐的伦理学家，他有自己的一整套思想体系。

身体的快乐要求趋利避害。这个思想导向国家成立的目的。伊壁鸠鲁认为，人们相互约定建立国家，以保护个人的安全和快乐。在漫长的蛮族入侵期及中世纪之后，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18世纪的让·雅克·卢梭继承了他的契约论和快乐观，树立起现代政治理论的支柱。

伊壁鸠鲁对巴鲁赫·斯宾诺莎 （1632-1677）的影响也很大。斯宾诺莎把脱离情欲的奴役当作自由，幸福是德性自身。他在《伦理学》中说：“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要达到心灵的自由，需要通过理性来认识自然；自由是按照天性追求的自我保存和个人利益；个人幸福也是政府的责任。斯宾诺莎的理论影响到了启蒙思想家。美国革命就是受到启蒙思想的启发，建立了现代世界第一个民主国家。

在独立战争前夕，北美殖民地居民最担心的不是他们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而是他们反抗英国国王的合法性。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发表《常识》。他指出，各殖民地选举代表，组成政府。被选举者来自各地，不能形成有别于选举者的群体利益。为此还要经常举行选举。

可能在几个月之

后，被选举者又回到

选举者的群体中，他们

因此必须谨慎，保证对公众

的忠诚。这有点类似“从群众中

来到群众中去”，但选举权保证了被

统治者不是无权的“群众”。

潘恩继续说：“这种频繁的互换将与共同体内的每一个部分建立起共同利益，而政府的力量及被统治者的幸福实有赖于此（不是国王的毫无意义的名字）。”（斜体为原文所加）。他认为，为了确定政府的合法性，保证被统治者的幸福，必须进行新制度的建设。潘恩的小册子以权利和幸福为出发点，雄辩地驳斥了英国国王的世袭权威，打消了北美人争取独立的最后顾虑。

1776年6月，来自弗吉尼亚的代表托马斯·杰佛逊受命起草 《独立宣言》，7月4日得到大陆会议批准。《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这些事实不言自明：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政府是为保护这些权利而建立起来的，其权力的正当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推动独立的大陆会议代表一致认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是最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上天赋予的，不是官员恩赐的。

《常识》和《独立宣言》当然都不是哲学著作，但作者的思想来自一个悠久的传统。这个传统注重个人幸福，把追求幸福作为最珍贵的权利之一。他们深知，幸福是个人的，又不是个人的；幸福不能够独立存在，个人幸福需要外部权力的保护；他们必须控制住这个权力机构。

19世纪功利主义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两个代表人物。功利主义者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利益是幸福和快乐的基础。安东尼·阿巴拉斯特指出，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有很大的重叠，功利主义者边沁具有自由主义者的主要特征：“对政府和法律的怀疑，对直接欲望的尊重，以及更主要的，弥漫的和贯穿始终的个人主义。”这些特征都从属于最大幸福原则。密尔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崇尚自由与民主，多有论述。至此，自由民主与幸福快乐已经牢固地结合起来，前者为后者的前提。

从以上极其简陋的叙述可知，幸福是复杂的大事，一个口号无法涵盖全部。在过去2600多年中，幸福的观念从希腊一个小城邦扩散到世界各地，也进入中国。不过，幸福或善仍然很脆弱。

内心的幸福

中国古代思想家不注重“幸福”，原因大概是他们把幸福当作个人追求，是低级阶段。儒家目标的起点是“修身齐家”，强调对个人的约束和责任，然后是“治国平天下”。这只是少数儒者的事情，不强求大众为此放弃他们的个人快乐。儒家也坚决反对把责任留给百姓，把幸福留给官员。政府今天把“幸福”作为目标，可算是一个突破，更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号阶段。

与儒家相比，佛、道是出世的，更不追求现世的幸福。《庄子·齐物论》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在梦中（快乐地）喝酒的人，早上醒来后却哭泣；梦中哭泣的人，早上却（快乐地）去打猎。他认为，痛苦与快乐无有差别，最好顺应自然。但庄子也不否认快乐的存在。当他看到鱼“出游从容”时，他知道“鱼乐”。（《庄子·秋水》）惠子质疑庄子：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反问：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两位哲人的辩论表明，快乐是个人的；快乐或许可以被其他人感知，却不能被代表。

道家相信，快乐在心中，外在的幸福是不可靠的，特别是权力带来的幸福。道家对文学很有影响。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有一句名言：“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此时已是全剧终了，繁华都城金陵（今南京）的风流人物散尽，只剩下樵夫向渔夫哀叹明朝的灭亡、历史的又一次轮回。这也是《红楼梦》的主题。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啊，不到最后一刻，他们绝不搞强行拆迁那一套。他们只“围观”权贵们楼起楼塌，有时还一洒同情之泪。

搞“起朱楼、宴宾客”活动是幸福的，尤其是当主持者不仅不需自己出资金，反而能从中大贪一笔的时候。但这种行为也预定了“楼塌了”的必然。王朝一次又一次毫无新意地兴

替，道家只好教导人们冷眼旁观。普通人难以超然。如果一个人不能敏锐地感受幸福或痛苦，他就处在鲁迅所说的麻木状态。但麻木很少是天生的，它是统治者刻意用恐怖和蒙昧制造出来的，也是百姓在重压之下的自我保护手段。麻木的百姓只是统治者的驯服工具，螺丝钉而已。不过，即使麻木如阿Q者也知道追求幸福。他向吴妈求爱，摸小尼姑的头，偷尼姑庵的萝卜，炫耀他在城里的经历。他还要革命。当他因为要革命而被砍头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幸福的。

外部世界越来越混乱和危险，外部幸福不可得，哲人们只好“向内”开拓新的世界。在汉朝，道家开始“内丹”修炼。到了宋朝，受佛、道的影响，衰落的儒家也出现“向内”的趋势，并且复兴。虽然儒家向内心退守，但没有放弃外部世界。他们想在内心找到一个基点，试图从那里再出发。总体而言，自秦汉以降，中国思想表现出向内心寻求自由的趋势，逐渐退缩。

儒释道三家的哲人们都指向同一条路：幸福和力量来自宁静且自由的心，不假外求。对于大多数人，物质财富必不可少，“心”或许太高。但无论怎样，如果抛弃了自己的心，幸福不可得，力量也将失去。西方哲学对此有类似认识。马可·奥勒留（121-180）是斯多噶派的哲学家，也是古罗马皇帝。斯多噶提倡道德的和沉思的生活，顺从自然，不主张斗争。奥勒留说：“一个人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到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沉思录》）

奉行斯多噶思想，作为平民则可，作为皇帝不可。皇帝不仅需要思想，也需要行动——坚定有力的行动。因此，皇帝不仅要知道“退”，更要知道“进”。那时，罗马帝国正在抵抗北方蛮族的入侵，奥勒留到前线指挥，病死在边境的军营里。他不是一个有大作为的皇帝，他的哲学思想或许妨碍了他的奋斗。不过，在西方哲学史中，斯多噶只是一个不大的支流。西方世界仍是扩张的、进取的；而中国的皇帝大都向内扩张，剥夺百姓的权利，侵蚀他们的幸福。

幸福中国

虽说中国很有特色，但人类的幸福感或痛苦感却是一样的。只是野蛮人对痛苦的感受较为迟钝，不如文明人敏锐。这是他们在恶劣生存环境中的自我保护手段，可以在短时期内改变——这是从文明人的角度看。从野蛮人的角度看，文明人显然退化了。但文明早已战胜了野蛮。因此，西方的“幸福”概念与政治制度无关，而与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关，完全可以适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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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41版

对“幸福”有很多种划分方法，其中之一是精神与物质的两分法。在精神层面上，读者多有丰富的个人经历和书本知识，本文作者没有资格浇灌心灵鸡汤，这里只略微分析物质层面。在物质层面上，中国已经完全西化，物欲之狂热也许还超过了西方。在精神层面上，中国现在虽然很贫乏，但也融入了西方，其程度之深往往使人浑然不觉。仍遭受一些人顽强抵

抗的只是一小部分，即政治智慧，这却是中国已经接受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基础。

19xx年代有一首天真的歌：“幸福在哪里？”歌词给出的答案是：“艰苦的劳动”、“知识的宝库”、“闪光的智慧”。歌者的语调轻松快乐，仿佛在祖国大地上随处可以捡到“幸福”。在那时，人们对未来的期望还是很大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刚从严厉的禁锢中释放出来不久。

在前30年的严厉禁止之后，“党的富民政策”允许百姓用自己的劳动取得报酬，他们有了改善生活的可能。很快，街头擦鞋的、卖菜的、修自行车的都被列入富裕人群。19xx年代后期，一个拥有不足10平米店面的个体剃头匠可自称“大款”，公开“炫富”。一部电影的情节是：一个电影男明星追求一位出租车女司机，只为贪图她的金钱。这或许是电影圈内的真事。以一般人想象的财富拥有量而言，20多年前的出租车司机恐怕不亚于现在的国企老总。“穷人乍富”掩盖了人们了解较少的两种“商业行为”：倒批文和走私。从19xx年代到19xx年代中期，这两个“行业”是滥用权力的产物，给权力者和接近权力者带来巨大利益。这两项活动分别利用国内的和国际的价格双轨制。国人在不同的致富轨道上行驶，彼此越行越远。

即使不谈这些活动，那时的收入格局也远非是公平的，有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一说。但许多底层人士对他们的劳动所得还满意。他们愿意付出艰辛劳动，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开放的市场给了他们这样做的机会。这也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权力在逐渐侵蚀市场 （国有垄断是其表现之一），而政府却把自己的责任推给了市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现在政府在努力多做一些事情，但平民的期望更高。政府或官员的收入远不止税收，还有卖地、国企、罚款等收入。白领辛勤劳动，维持体面生活也不容易。劳动致富即使不是神话，至少也更难了。还有砍林、污染在危害子孙的国家。即使追求“沉思的生活”，也未必能得到心灵的宁静。思想的空间狭窄，而思想者也要生活。

因为对幸福生活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这个社会中有很大的戾气。有些人把上访作为宣泄口。有一位法学教授断言，99%上访者是精神病。所以，时有上访者被抓入精神病院。网上也有断言：“自从得了精神病，我的精神好多了。”这个有特色的办法确实能够帮助我们逃离现实，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精神抖擞者应该是幸福的。由此也可以推论，上访的艰险促进了幸福。

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个个坚强的战斗堡垒，牢不可破。他们的收入模式已经严重危害国家。据一项调查，官员的幸福感最强。这不奇怪，因为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的许多资源，却很少受到监督。当权力成为快乐的最大源泉，而权力之外的大多数人得不到幸福，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既得利益者须记住一个基本的道德守则：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在一些方面有很大进步，但社会矛盾在积累。“幸福中国”的口号意在改善现状。口号的提出是指出现实中的不足，引导官员弥补缺陷，而不是肯定现实。但在现实中，口号往往被当做现实，并被用来美化现实。平民的不满（如对强制拆迁）经常被认为是破坏“和谐”。这个指责完全颠倒了因果。有理由担心，在“幸福中国”的口号声中，增加幸福仍然不易。增加社会中的幸福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的不应该只是宣传机构和统计局。

此外，百姓的幸福与否，政府只承担部分责任。在政府的责任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减少作为，甚至不做，而不是多做；是给百姓让出更大的空间，而不是禁止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城市管理”（即“城管”）声誉不佳，从这一件事情上可以了解到政府在多么粗暴地误用“管理”。如果政府能较好地控制自己，抑制“管理”的冲动，百姓的幸福就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