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现状与展望

张军

一、 城乡发展现状

20xx年前后我们的城乡发展是什么状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和支出存在巨大差异。从19xx年到20xx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在19xx年之前并没有像20xx年以后扩大得那么严重。

第二，城乡公共服务发展差距十分明显。从社会事业方面来看，在养老保障、就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乡差距较大。 （一）20xx年，城镇养老保险每人每年平均支付额为10325元，而农村仅为695元，城镇是农村的14.9倍；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每人每年平均支付额为995元，而农村仅为398元，城镇是农村的2.5倍。

（二）就业保障方面，首先是城乡劳动就业市场仍处于割裂状态，这种状态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其次是限制农民就业的一些政策没有完全取消，比如部分地区招工时设定户口等条件，这种做法严重影响了就业的公平竞争。

（三）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于农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国家财政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使农村越来越远地落后于城市。

第三，工农业二元结构格局依然突出。从19xx年到20xx年我国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工农业的二元结构强度的走势从19xx年是回落的，到了1984、19xx年趋势是向上的，到了20xx年虽然有所降低，但是依然在高位上运行。也就是说，工农业二元结构的格局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彻底的扭转。

第四，城乡居民发展失衡。从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上来看，19xx年到20xx年，虽然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额在不断增长，但是，相对比重却在下降。也就是说，农村的发展受到投资的影响。

我们在谈论城乡统筹发展时，举了大量个别的或者说单一的现象。要全面把握目前中国城乡统筹的状况，需要有一个衡量城乡统筹发展的测量指标体系。通过这种指标体系的建立，对我国的城乡统筹到底处在一种什么状况进行总体把握，而不是一谈城乡发展差异，就举例说教育如何落后，城市发展如何落后，社会事业发展如何落后。

二、城乡统筹的测量方法与基本结论

我们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乡统筹的定义；二是城乡统筹的测量方法；三是权重的确定；四是测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我们通过测量指标体系的建立，尝试着对全国以及省市区城乡统筹发展现状做一个评价或者解释。

首先是测量统筹发展的定义。城乡统筹发展是把城市与农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统筹谋划

发展，纠正长期以来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分割形成的失衡发展关系的一种发展方式。

衡量城乡统筹发展的差异，有很多方法，比如比值法，有城乡比值法还有实际值与目标值比值法。我们主要选择的是比值法中的城乡比值法。城乡比值法是我们构建一个数学公式来衡量城乡发展的差异。最理想的城乡统筹发展格局是，评价结果接近于1，偏离1的程度越大，说明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程度也就越大。

测量方法下来就是要构定一定的权重，这个权重对最后结果的影响比较大。在权重确定过程中，有四种方法：专家打分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这些方法各有各的优点和不足。我们考虑了数据的可得性和分析过程中的一些因素，最终选择了专家打分法。这种方法在目前的状况下无论是从使用方面还是现实意义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当然也有可能会带有一些专家个人的主观性，但如果专家是长期研究这些方面的，这种主观性可能会小一些。

我们把指标体系分成三类，一类是显示性指标，一类是传导性指标，一类是分析性指标。

大家在谈到城乡统筹时，主要说我们的教育状况怎样，农村如何比城市落后，或者城市如何比农村先进，这些都是显性的，可以直观看到的，我们把这些指标称为显示性指标。这种显示性指标有导致这个结果的因素，这些因素我们把它归纳到分析性指标里去。在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过程中，应该有一个传导性的系统或者作用。那么，能够代表这种传导性作用的指标，我们就把它归纳为传导性指标。显示性指标从经济生活、社会结构、社会事业发展这三个城乡统筹发展差距比较严重的方面来考量；传导性指标我们选择了一个，就是市场化程度建设；分析性指标主要是发展导向。每一个指标下面又有一个二级类指标，二级类指标下面还有一些三级类指标。

确立了指标体系之后，我们要对各指标体系进行赋权。

根据全国城乡统筹测量评价公式，加上赋权以后， 20xx年，全国城乡统筹测量得分是0.4317，离1的距离比较远，甚至没有超过50%。接下来我们又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统筹用进行得分排名。总体上来说，人均GDP的发展和城乡统筹的排分的比在排位上大体相同。但是也有一些案例，比如河北省人均GDP的排位比较高，但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得分比较低。广东也是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比如河北是因为它的城市化在20xx年是比较低的。

以下是基本结论。

1、城乡统筹发展得分不高、省际之间的差异明显。总体上来看，我国在20xx年时，城乡统筹发展的得分一般是在0.34—0.64之间，全国平均城乡统筹的数值仅为0.4317，处于比较低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差异比较大。另外，前几名和最后三名的得分差距比较大，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一倍。

2、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统筹发展有正相关性。我们做了一个几何计算，发现城乡统筹度越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这条线趋向1，在最高点上被上海、浙江和北京占有。

3、城乡统筹发展的区域差异比较显著。我们把31个省市自治区的得分每个阶段按照0.05来划分，分了四个区间。这四个区间在空间结构上来看，具有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明显区分。得分比较高的省市，主要有上海、浙江、北京、江苏、天津、黑龙江、吉林；得分处于0.45—0.50之间的，基本是中部地区的一些省份；还有一些自治区得分在0.40—0.45之间。

4、各省市自治区未来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应有不同。有些省份，虽然经济发展方面得分很高，但是社会发展方面得分却非常低。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城乡的协调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了，但不对社会事业进行大量投入，得分不一定高。因此，各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未来城乡统筹方面要做的，重点的发展方向可能会不同。

三、城乡统筹发展的未来方向和面临的问题

城乡统筹发展应朝着以下几个方向推进：一是稳步推进城乡城市化发展；二是加快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是努力缩小城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四是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但在现阶段，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

第一，过度注重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注意城市发展上的一些创新，要避免现在城市发展的一些城市病。如果照搬他们的路，没有创新，城市化过程将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第二，稳步推进城市化要注意小城镇的发展，特别是小城镇经济产业建设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小城镇的数量发展是非常大和明显的，但是同时，有些地区的小城镇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又是跟不上的，产业支撑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小城镇建设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第三，最近几年很多小城镇都加快了农村城镇的建设，因为它本身作为城镇化的组成部分是需要建设的，但有些省份强调了需要用行政手段推进，这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必然会造成农民一些利益的被侵害，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因此，我们建议，应该有条件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而不是把一个省都列入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来全面实行农村社区化建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第13期 湖南人民出版社

第二篇：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与展望

摘要：本文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近50年农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文章认为，应当充分估计在城市化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农业发展面临的危机，并采取系统的、综合的措施予以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关键字：中国农业；经济危机；生存压力

一、中国农业生产的现状

中国农业源远流长，是世界农业的一个重要发祥地。考古证实，中华民族早在近万年以前就在陕西关中用原始简陋的木石工具，在粗松的黄土地上“辟土植谷”开始了对自然条件仰仗程度很高的原始农业生产。

周、秦时代，由于牛耕、铁器的使用，使原始农业逐步而又明显地减少对自然的依赖，正式转入持续两千多年的传统农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开始萌生近代农业因素，但战乱纷争，使之发展迟缓，只是到了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农业才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得到巨大发展，以有限的水土资源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使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创下了人类奇迹。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农业将面临诸多因素制约其持续发展：

（１）土地条块分割，农业生产高成本低产出。中国现行的农业生产模式大多是以家庭为单位，土地分布形式是一家一户条块分割的小田块，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机械化农业生产及统一的田间管理，使先进的农业机械难以得到充分利用，先进的农业管理技术实施困难。在有灌溉条件的土地上，由于条块分割造成灌溉用水的浪费。这些都致使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形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因而农业生产成本很高。同时，由于土地条块分割，原来大片的土地分成小块分属于不同经营者，这样每一小块土地上都可能种植不同与其它小块土地的农作物，即使是同一作物也可能属于不同品种，即使是同一作物同一品种也会由于不同经营者的田间管理的不同而产生出不同质量的农产品。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致使中国农业产品的商品率很低，因而使农业生产收入很低。

（２）人多地少，土地侵蚀严重。我国人多耕地少，近半个世纪来，我国人口由5.5亿增至12.0亿，年均增加1500万人，年增率1.7％左右，预测到20xx年人口增至16亿，而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xx年调查，我国耕地面积为1.3亿hm，人均耕地面积0.1hm，仅为世界人均平均数的47％，美国的1/9，印度的1/2。耕地面积在国土面积中的比重，美国为我国的两倍，印度为我国的三倍。耕地数量不足，后备资源极为有限，中国现共有宜农荒地和宜种粮棉的土地面积分别不足1500万hm和1000万hm2，同时近年来由于工业、交通、城建的占用，耕地数量还在不断减少。同时我国耕地水土流失严重，由于人口压力，往往盲目开垦扩大耕地，长期对土地资源的利用不当和掠夺式经营造成了土地退化，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7km2，占国土面积的38.23％，耕地水土流失面积达4551hm2，占耕地面积的34.26％，水土流失不仅导致当地土地资源退化和生态环境破坏，人民生活贫困，甚至威胁到群众的生活和生存条件，而且泥沙大量下泄，淤高下游河床，使河道行洪能力下降，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局部地区采取修梯田，植树造林等水土保持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益，但治理的速度慢，水土流失面积在不断扩大，严重程度在不断加剧。

（３）生产技术落后，经营粗放。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程度低，农民的文化素质、科技水平不高，有关农业生产的各种资源尚未很好利 1

用。许多地区仍是广种薄收，有种无管的粗放经营模式。内蒙古，黑龙江，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耕地的复种指数还停留在100％以下。尤有甚者，粮食的收割、脱粒、干燥、运输、储存和加工过程中的损失率高达15％（国外专家估计高达20％），超出了联合国粮棉组织提出的标准损耗率限于5％的要求。

（４）水旱灾害频繁。我国农业生产50多年来，平均每年受灾面积0.266亿hm2，占耕地总面积的28％，成灾面积0.113亿hm2，占耕地面积的11.2％，平均每年水旱灾害对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影响，在80年代以前粮食单产的基础上计算约150亿～200亿kg，80年代以来水旱灾害及相应范围较过去均有所增加，受灾面积19xx年为2.252亿hm2，19xx年0.280亿hm2，19xx年受灾最轻也有866.67万hm2，以受灾区的粮食单产3.0t/hm2计算，19xx年粮食损失达840亿kg，按此测算多年平均受灾损失约350亿kg，随着粮食单产的增加，水旱灾害的损失也愈来愈严重。

（５）中国农业生产面临严峻的水危机。中国农业生产中缺水与水资源浪费并存。由于生产技术较为落后，我国农业灌溉用水一直是各类用水的大户，总用水量4000亿m3左右，占总用水量的67％，如加上其他农业用水，估计整个农业用水量占到总用水量的80％，是全国水资源最大可能利用量的35％～40％。由于灌溉用水量大，农业缺水干涸的土地越来越多，进入90年代，每年农田受旱面积2667万hm2左右，受旱面积和受灾面积都比50年代成倍增长。虽然缺水，然而水的浪费却是触目惊心。由于灌区设备配套不全，渠道大部分没有衬砌，渗漏、漫灌等现象十分普遍。目前，全国农业的渠系水利用系数平均只有0.5，每年损失的水量约2000亿m3，相当于全国工业和城市用水总和的2倍以上，农田水分的利用效率平均不到1kg/m，即1m3水生产不到1kg的粮食，而一些发达国家大体都在2kg以上，差距很大。

面向未来，我国农业用水还存在不少潜在问题。首先，由于工业发展与城市扩大，农业用水比例不断缩减是不可能避免的，我国今后相当时期内工业和城镇仍将维持较高的发展速度，由于工业用水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有专家估算，1000m水可产生1 t小麦，其价值仅为200美元，但同样数量的水用于工业约可生产出400美元，因此，农业在与工业争夺用水中，处于不利地位。另外，目前我国农业用水主要为种植业灌溉用水，为进一步改善和建设生态系统与环境，以及发展林牧业，势必出现与种植业争水的矛盾，这一局面已开始出现。

中国农业的水危机已引起国内外许多专家的高度重视，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曾撰文《中国的水资源短缺将动摇世界的粮食安全》，文中虽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是足见中国农业生产所面临的水危机的严重性。

农业是最古老的产业。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具有上万年的农业发展史。有了农业这个行业才有了农民这个职业，而农业的生产空间和农民的生活空间也就形成了农村。因而可以说，农业是“三农”问题的发端，也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

二、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

1．农业资源匮乏制约了未来农业的增长

中国农业发展所依赖的农业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日益减少，前景堪忧。如中国耕地总面积为15亿亩，但人均耕地面积不到1.2亩，只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的1／3；水资源总量为2．8 2

万亿m3，人均占有量不足2 700 m3 ，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据估计，在北方缺水地区，地表水的利用率已达43％～68％，地下水资源开发率已达40％-84％，由于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和农田大面积的漫灌，使得地面沉降，周遭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水资源日趋贫乏，农田得不到充足的灌溉。另外，水资源的污染正在急剧扩大，致使能作为资源的水正在迅速缩减。今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资源占用还会进一步扩大，资源对中国农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将会增强。

2．农民收入增长停滞、徘徊，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从19xx年到20xx年的6年时间里，农民的收入增长没有一年超过5％，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有1995—19xx年3年间略低于5％。20xx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突破万元大关(10493元)，次年更达到1ll59.5元，而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人才不过3587元，城乡收入比达到创纪录的3.27：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中有近40％的实物折算，并且还须扣除必需的生产性开支，而城镇居民的隐性福利和补贴的实际存在，专家估计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要达到6：1。即便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绝对数甚至还赶不上19xx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4283元)。城乡之间El益加深的鸿沟将是影响农业发展、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3．从收入结构来看，农民难以从农业中获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从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来看，1995—20xx年间，家庭经营纯收人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从71.4％下降到了53.8％，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从22.4％增加到38.3％。一方面，这体现了农村居民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了；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农业的危机，预示着农业发展的难度。

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的绝对数连续下降了3年。历史证明，农民生活最好过的时候并非是普遍外出打工的年头，而正是农业方面收入增长迅猛的时期。农业收入的踯躅不前，将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

4．国家政府的价值取向限制了农业自我发展的能力

追踪历史，不难发现，不管是国内粮食贸易管制、国家粮食收购和储备，还是最低限度的政府粮食定购等方面，体现的都是政府向工业、向城市倾斜的意志。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地从农民手里拿走的农业剩余过多，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业自我发展的能力。20xx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达到2450.31亿元，是19xx年的16倍。但是，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7.22％ ，比19xx年的比重(13.43％)还低。

5．生存压力之下，农民和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农耕文明面临消亡的局面

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但长期以来，由于政策导向和生存压力所迫，从历史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农民通过追加农家肥、草木灰等来保持土地可持续的肥力，到现在通过大量施用无机化肥的办法来维持农业生产的高产量，这仅仅意味着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而其实农民并不关心土地的生产力，农民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

土地从农民的命根子，成为了仅仅是挣钱的一种工具，对资源的掠夺和破坏越来越加剧，在这样的状况下，传统的农耕文明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对传统农耕文明的颠覆实质上是对农民生活方式的一种否认。而中国的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宝贵的乡土知识完全得不到重视，科学家和政府联手打造的技术神话让农民越来越自卑，越来越被边缘化，这完全背离了“实现人的发展”的真谛。 3

6．外来品种对本地品种的影响很大，可能会造成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民越来越依赖外来的技术和品种，田间地头不再看到具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本土品种。事实上本土品种虽然产量要较低一些，却有着政府推广品种所没有的环境效益和选择价值。如早稻，它无需专门灌溉就能成活，而杂交水稻每亩需抽数十立方米水进行灌溉；许多本地玉米几乎从不生虫不用打农药，政府推广的杂交玉米必须多打药、多施化肥才能保证产量。在历史上，生物多样性发挥功效的例子也许更能说明问题：19xx年，美国南部地区的玉米由于叶子感染真菌损失超过50％ ，在一种来自墨西哥的野生基因帮助下，才使这场破坏得以中止。然而，现在转基因农作物的大面积推广，有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基因污染和农田生态系统的破坏。

7．盲目追求产量的发展方式引发危机，农业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

从8O年代起，中国农村就普遍采用了依靠化肥、农药大量投入的无机耕作技术，这虽然对提高粮食产量，缓解粮食与人口的矛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技术也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而且使农业成本越来越高，农产品品质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冷落，因而目前农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都比较低下。例如集约化养畜养禽，它曾经极大地提高了畜牧业的生产力水平，但它的弊病也不容小觑。首先，极度拥挤的圈笼式饲养方法为动物保护主义者相当诟病；其次，畜禽粪便严重污染空气和水源，由此带来的损失难以估计；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过分依赖抗生素以遏制流行病，以至于在肉、蛋、奶中残留超标，长期食用导致儿童早熟、肥胖的案例并不鲜见。近期禽流感、疯牛病、猪蓝耳病等疫病大面积暴发，这对盲目追求高产的规模化养殖方式无疑敲响了警钟。

现在的农业，从种子、肥料、杀虫剂、除草剂、机械、能源、包装、仓储、运输、加工、销售等等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要依赖于外部供给，农业的自然和社会独立性彻底丧失，它的自我稳定功能大大降低，变成了一个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依附性、弱质化、在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都丧失了可持续能力、需要靠化学品支撑和财政巨额补贴的产业。

三、展望未来的中国农业

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要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来认识农业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要充分估计在城市化这一漫长的过程中农业发展面临的危机，并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保护和支持，从而尽可能地降低城市化过程中的代价。

1．农业政策的核心目标应当从实现食品的自供给安全，转变为改善农户的生计状况

许多经济学者的研究证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甚微，因此，在粮食总产品连续3年保持增产(总产超过4.9亿t，20xx年粮食总产量预计突破5亿t)的今天，如何在政府层面上保证农产品供给数量上的安全，同时实现农民实际收入的显著提高，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大难点。现在，中国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正视国际农产品市场应有的作用，应当是使农产品供给安全得以有效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

2．应当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并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长期以来，中国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与农户生计目标相脱离，忽略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应当集中力量发掘传统农业的精华和乡土智慧，发挥农户的生产积极性。 4

就像舒尔茨说过的一样：“在自己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具有超过来自富国的仅仅懂得经济学的专家的优势。他熟悉他的小块土地和当地气候，而且他能预期他的辛勤劳动将取得怎样的成功，而所谓的专家却一无所知。”事实上，农业产出增长的源泉，往往产生于最好的现有技术的扩散，而不是某一实验室新技术的发明，英国的农业革命、美国的土壤保持运动亦如是。

3．农业新技术的开发和扩散应能促进农民的充分就业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业已不堪重负，而长期以来中国推广的农业技术却是以资本、土地密集型为导向的，不仅没有利用好最广大的劳动力资源，反而使得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为求得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必须把生态学原则结合到以农村充分就业为中心的战略之中，开发“生态技术”使农民能够就地“自我雇佣”，旨在促进农村的充分就业，并开创一系列的增值增收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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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今言，温乐平.汉代不同农耕区之劳动生产率的考察——以粮食生

产为研究中心[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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