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到社会底层叙写小人物的生活，表现出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而且成为在消费主义冲击下日渐狭窄化、娱乐化的当代文学进行自我救赎的有效途径。如果说“文学的生命来自于同作家血肉相连的人们生活的洞察，而底层意识的觉醒正是文学向自己的生命的土壤的回归，它使文学恢复了自己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蕴”。
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有知识者、作家，尽可能多地去关注底层，表述底层，在这过程中，既不把底层美化，也不把底层问题道德化而是客观、真实地去描绘他们的生活，以底层意识为本，在理性精神的烛照下，在文学本体中灌注底层人文情怀，这样底层小说写作才能在文学的路上走得更远更长。
但是，只要执著地书写，“底层”的生存状况迟早会从公众的意识和想像的地平线上浮起，最终，孤单微弱的讲述，会渗透进现实当中，进而改变现实。这种书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作家怀着一颗真诚的心，不为窗外浮躁感染，不为名利动摇，一旦能做到这一点，写出的作品一定会具有超越时空的深远意义。
[摘 要] 当代作家贾平凹以关注城乡对峙中乡土世界著称，其长篇小说创作有独特的切入对象，如性、
神奇怪诞的现象、狗及其他。本文将结舍相应文本，分析贾平凹创作的几个意象及其现实寓意，进一步认识贾的创
作个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弊端。
贾平凹经常写性爱，尤其是性，他甚至写性成癖，带给人强烈的审美冲击。他也喜欢写狗或者其他动物，并且往往是以和人形成尖锐对立的“身份”出现。性、狗及其相关，俨然成了贾平凹关注在城乡对立冲突中乡村处境的一个特定视角，也是他表现自己现代性思考的一种媒介。性和爱是联系在一起，但性更容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记得韩少功在《性而上的迷失》中谈到过“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11315-324。性，这个话题由来已久。在现代文学史上，丁玲写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已经涉及性心理描写，可是性曾经一度是文学写作的禁区，也是人们讳莫如深的一个话题。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一步步进行，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如张炜曾在《外省书》中借助主人公史珂的口说过“初来乍到的东方人要接受同胞的某种西方文化普及教育，其捷径十有八九是从性开始的，还要从性结束。性在这儿常被作为一味药来使用”~2]t63)，更为重要的是人自我的解放和开化，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性观念的开放和进步，人们不再谈“．性”色变了。但对于进入文学写作和阅读视野的性，作家们往往要费不少心思来把握拿捏的尺度和分寸，陈忠实曾就《白鹿原》答记者问时谈到过：“我决定在这部长篇中把性撕开来写。这在我不单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而是清醒地为此确定两条准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住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口贾平凹的长篇小说，不但几乎每部小说都写性，大写性，有的还写得赤裸裸甚至很丑陋，污言秽语随处可见，常常给人带来强烈的感观冲击和审美冲击。这不免令人怀疑贾平凹似乎把性太不当回事了，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他的特色之一，也往往是引起非议的地方，例如《废都》的问世就曾因为其中大量的性描写引起轩然大波。笔者注意到贾平凹不是为了写性而写性，并不是利用人们好奇而又羞涩的心理以性描写来吸引读者的眼球。性是贾平凹现代性审视的一个重要视角，更是其对乡土世界现代性审视的特色。性往往和繁殖能力紧密相连，是生命力强弱的一个表现。贾平凹许多作品中都用性来影射行为主体所承载文化的现实处境或者表现主体的精神实质，《土门》、《高老庄》、《秦腔》、《废都》、《高兴》等都是这样。表面上写性，实际上渗透出的却是作者对文化的深层关注，显性文本和隐性文本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张力越大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就越大，并且以性这个角度切人对文化问题的探讨，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让读者觉得作者是在故作姿态或者他的言论大而不当。《土门》中“我”(梅梅)是个参加过函授课程学习的女知识分子，接受现代知识的熏陶，也认同了现代文明的合理性。但作者把这个叙述的主体设置在城乡激烈冲突的环境中——她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要被对很多人来说有着强烈诱惑力的城市无情地吞没，她理智上向往现代文明，但情感上却难以接受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城乡对峙中乡村的命运，作者巧妙地借助梅梅的性爱生活及其选择来透视：老冉是土生土长的仁厚村人，他掏心掏肺地喜欢梅梅，而梅梅对他却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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