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操的形象历来为人们所争议，尤其是三国文化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对于怎样在新的时期评价曹操(这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时期”一样，虽然目的、意义、实质已大为不同)应当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本文无意于此重复。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管是“英雄”也好，“奸雄”也好，曹操形象(此文指文学形象，含《三国志》及《三国演义》中的不同形象，有关问题下文详述)之所以进入千家万户，自有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美学价值。本文的目的亦即是想从曹操形象的美学意义方面略陈固陋。

　　关键词：英雄与奸雄，三国志

　　一、《三国志》作为文学作品对曹操形象美学价值的肯定——英雄的产生

　　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在文人笔下主要是《三国志》的影响。毫无疑问，《三国志》是一部史传作品，但正如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历史小说一样，《三国志》也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小说的因素，只不过，它是在完全依赖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周亮工在评《史记》中项羽被围垓下、与虞姬唱和时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有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①”。其实，对于任何成功的史传著作均可作如是观。所谓“笔补造化”，正是指作者对历史人物言行的艺术加工。《三国志》对曹操艺术形象的塑造，立足于史实，成功地描写了曹操在动乱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聪明与才智，其宽广的政治胸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超乎世俗的治人用人韬略、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无不为后人所赞赏。

　　曹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抗争中顽强、不屈、美好的品质，换句话说，这些特点代表了人类最崇高、卓异、优秀的特征，是“美”这一深刻内涵在“人”的行为中的凝聚与扩散。人们在曹操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人性优点，这一优点，就象一轮迷离梦幻般的光环突然之间变成了屹立在自己面前的现实，给人们以无限的慰藉与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三国志》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使人们相信，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人们都可以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战胜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

　　陈寿对曹操智慧与才能的肯定，实现了对曹操英雄形象的塑造。《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作者除了利用重大事件展示其卓越的才能外，还用相当数量的篇幅刻画其细微举动，通过曹操一句话，一件事来达到肯定、颂场的艺术效果。陈寿在为曹操作传之始即说：“太祖如此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曹操青少年时期的准确概括。尤其是“世人未之奇也”，也是未来曹操性格复杂的预兆，从侧面为下文叱咤风云、权倾朝野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接着在平定黄巾起义后，曹操任济南相，作者描写了他将原来“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的混乱局面一变而为“郡界肃然”的政绩，裴注引《魏书》亦评道：“政教大行，一郡清平。”“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另外，冀州刺史王芬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候，以告太祖，”但因“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这两年事，足以说明，世人对曹操“未之奇也”只是暂时的。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讨伐董卓时，曹操初步显示出了其果敢、骁勇的性格，面对强大的敌人，尽管各路诸侯按兵不动，曹操仍孤军奋战，以至于人马俱伤，狼狈逃去。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回到诸军阵前，仍然不却锋芒，一面责让众军，一面出谋划策，试图说服诸侯军，力杀董卓。曹操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一直贯穿于他一生当中，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才使他最终成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由“世人未之奇也”成为“世之奇人”。

　　显然，曹操自身的才能、气魄、力量、精神、气质等等是形成曹操英雄形象的基本美学内涵，它们构成了曹操形象的基础，成为曹操英雄形象之所以感人的重要因素。

　　二、《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背景——“奸雄”的出现

　　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听了别人称自己是“奸雄”不但不怒，反而非常高兴，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视为对自己的贬斥，相反，他把“奸”看作是计谋、智慧、权变，并决心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乱世中一显身手。其实，曹操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打败不具备这种“奸才”的刘备、孙权，也正是靠使用这种手段。如果客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些手段的使用，无非是“适者生存”而已，并不像后世“脸谱化”的戏曲舞台上所展示的那么阴险、毒辣、残酷、卑劣。当然，曹操所采取的手段，有时颇为残忍，但是，作为封建军阀，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刘备、孙权是否自始至终是以“仁义”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恐怕都离不开杀戮。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都属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其中只能是作者胜，勇者胜，得人心者胜!其实，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看，曹操都远远超过刘备、孙权。这样的曹操，我们怎能以脸谱化的“奸雄”一言以蔽之?

　　(一)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之一周瑜，曾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将领。据陈寿的《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历史上的周瑜年轻貌美，风流儒雅。他为人宽宏大度，不计个人恩怨，很得部将和其他人的拥护，只是与程普关系一度稍微紧张。但据《江表传》记载，那实际情况是程普因为自己年纪比周瑜大，而地位却比周瑜低，所以心中不服，于是便多次凌侮周瑜。可是周瑜能够“折节容下”，从不与程普计较。最后，程普对周瑜不得不“敬服而亲重之”，感动得对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见《三国志·周瑜传》裴注)。为将能够如此虚怀若谷，谦让服人，不能不说是周瑜的一种美德。

　　周瑜生活在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他本人担任孙权一方的最高军事将领，其军务之繁忙可想而知。照常理讲，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无心顾及其它。但恰恰相反，周瑜偏有雅兴。比如他对音乐就十分喜爱，并且有着很高的欣赏能力。饮酒“虽三爵以后”，如果乐曲演奏有了错误，他一定能听出来。一听出来就回头看演奏的人，以致使当时人把这种情况编成歌谣：“曲有误，周郎顾”。

　　当然，历史上的周瑜所以著名，不止是因为这些，而更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具有深远的政治眼光和杰出的军事才能。

　　比如，鲁肃原来散居不仕，刘子扬劝鲁肃投郑宝，而周瑜却劝鲁肃投孙权。周瑜对鲁肃说：“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今主人(指孙权。——笔者注)亲贤贵士，纳奇录异，且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鹜之秋。吾方达此，足下不须以子扬之言介意也”(见《三国志·鲁肃传》)。周瑜的这一番话中虽然掺杂着一些荒诞不经的成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想帮助孙权建立“帝基”，而且在以后的行动中，周瑜也一直把这一点作为他所追求的政治目标。

　　周瑜曾指挥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役，这些战役的胜利，表现了他的杰出军事才能。但最能体现周瑜的远大政治眼光和卓越军事指挥艺术的莫过于赤壁之战了。当曹操率领近三十万水步兵而号称八十万要与孙权决战时，孙权的谋士张昭等人，被曹操的气势吓破了胆，极力主张投降曹操。在这种紧急关头，周瑜与鲁肃力排众议，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从而坚定了孙权的抗曹信心。接着，周瑜又亲统精兵五万，大破曹军于赤壁。曹操逃回北方以后，一直无力再次南下。这就使孙权的势力得以巩固和发展，并终成帝业。赤壁之战的胜利充分说明了周瑜是一个政治上高瞻远瞩，军事上有雄才大略的英雄。这就是历史上的周瑜的主要特点。

　　(二)

　　正像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样，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也给他笔下的周瑜安排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让他在作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结构纽带作用。

　　《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从全书来看，基本上是按历史发展顺序来安排结构的。但由于描写的历史阶段较长，因此，全书的艺术结构明显地可以分为几个组成部分。而赤壁之战前后，正是《三国演义》的组成部分之一。

　　赤壁之战是作者着力描写的规模宏大的重要战役。这一次战役集合了曹、刘、孙三方的主要军事力量，实际上也就是集合了三方面众多的谋臣武将，使他们各施谋略、各显威风，展开了政治的、军事的、明的、暗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斗争，展示了宏伟壮观的奇特历史场面。可以说，就其战役气势之大，参战人数之多，战争场面之壮阔，各方矛盾之复杂来说，赤壁之战在《三国演义》中是无与伦比的。怎样展示这错综复杂的矛盾，怎样把这众多的人物有条不紊地安排到艺术结构中去呢?作者安排了周瑜这样一个具有纽带作用的人物，使各种矛盾都与周瑜发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并通过周瑜把各种人物的行动贯穿起来，从而表现了每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推进情节的发展。

　　我们先来看孙权一方的各种人物是怎样通过周瑜联系起来的。当曹操大兵压境时，孙权一方的谋臣武将迅速分化为投降和主战两派。主降派以张昭为代表，主战派以鲁肃为代表。主战与主降这对矛盾尖锐地出现在作品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孙权虽然赞同抗曹，但又顾虑曹操新得到袁绍和刘表的一些军队，恐其势大，难以抵挡，因此心怀犹豫。在这关键时刻，吴国太对孙权说：“先姊遗言云：‘伯符临终有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今何不请公瑾问之?”于是，孙权便派人到鄱阳请周瑜，作家罗贯中在这里把周瑜放到一个决定性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主战与主降这对矛盾要通过周瑜来解决。这样一来，就把主战派与主降派都吸引到周瑜身边。最先来见周瑜的是鲁肃。他先“将前项事细述一番”，表现了鲁肃的焦虑心情。接着写张昭等投降派来陈述理由，希望周瑜能支持他们的投降主张，这表现了张昭等人的懦弱和自私。张昭等刚走，程普、黄盖等主战派又来见周瑜，表示宁死不降的决心。这既表现了程普等的勇敢。同时也写出了抗曹的基础。又写了诸葛瑾、吕蒙等文臣武将。罗贯中通过上述描写，一下子把周瑜推到了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周瑜的态度如何，成为矛盾的焦点。后经诸葛亮“智激”，进一步坚定了周瑜抗曹的决心。接下去作品写周瑜见孙权，驳斥了张昭等的投降主张是“迂儒之论”，精辟地分析了曹操用兵的四大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蒿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并且指出：“将军擒操，正在今日”。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孙权于是果断地决定抗曹，并命周瑜、鲁肃、程普等率军前往迎击曹操，主战与主降的矛盾通过周瑜而得到了解决。至于在以后的整个抗曹过程中，孙权方面的各种人物的抗曹行动，如黄盖行“苦肉计”，阚泽献“诈降书”，庞统授“连环计”等，都是在周瑜的部署下进行的。这样，作家就通过周瑜这根纽带，将东吴的各种人物，都有条有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各自走 向自己的位置，并展开行动。

　　在抗曹过程中，刘备一方是孙权方面的同盟军。那么，作为同盟军的刘备方面的各种人物是怎样通过周瑜而联系起来的呢?

　　罗贯中在作品中通过他的艺术描写，首先造成一种刘备一方必须与孙权一方联合的客观形势，这就是刘备在当阳被曹操打得大败，逃到江夏，势力已经很弱，在曹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刘备有千钧一发之危。因此，诸葛亮决定联合孙权，藉吴兵以抵抗曹操。这样，刘备一方的生死存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孙权一方。诸葛亮带着联孙抗曹的使命来到江东以后，作品中为他安排了三次语言交锋。第一次交锋是“舌战群儒”，从下层扫清抗曹障碍。第二次交锋是“智激孙权”，促使孙权及早做出抗曹决定。第三次交锋是“智激周瑜”。结果，“智激”成功，周瑜表示“吾与老贼势不两立”!诸葛亮的目的达到。通过这些描写我们看到，诸葛亮提出的刘备一方的方针策略是通过周瑜来实现的。这样就把刘备方面各种人物的抗曹活动都与周瑜的战略部署联系起来，成为整个抗曹战役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井然有序地 纳入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去。

　　作为纽带，周瑜不仅起到了联系盟军的作用，而且也把敌方的主要人物纳入到赤壁鏖兵的宏图中。小说先从一次战斗写起。孙曹第一次交战，由于“曹军大半是青、徐之兵，素不习水战，大江面上，战船一摆，早立脚不住”，因此败了一阵。由于失败，曹操看出了自己军队的短处——不习水战。于是，就派刘表降将蔡瑁、张允操练水军。也同样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曹操采纳了蒋干的劝降计策。而蒋干劝降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孙权方面的最高军事将领周瑜。于是，自蒋干劝降始，曹操方面的上上下下各种人物就完全受周瑜的摆布了。这主要是由于曹操企图争取周瑜或利用周瑜。这是曹方与周瑜发生联系的媒介。接下去写了蒋干的劝降和蔡中、蔡和的诈降，结果反倒都被周瑜利用，致使曹操相信了阚泽送来的黄盖的“诈降书”。由于曹操要利用黄盖的投降以破周瑜，因此又派蒋干往江东探听虚实，结果又被周瑜利用，使曹操相信了庞统，并接受了庞统的“连环计”。一就是在这种劝降和反劝降、利用和反利用的过程中，曹操一步步地入了周瑜的彀中，因而导致了整个战役的失败。可见曹操方面的人物的行动及性格表现，是和周瑜这个人物的运筹帷幄密不可分的。

　　从上面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瑜这个形象是一个联接三方人马的枢纽式的人物。虽然孙、刘、曹三方的人马都通过他而发生作用，但由于这三方的关系不同，因此周瑜联接各个方面的方式也不同。对于孙权方面的人马，罗贯中让周瑜起统一和指挥作用;对于刘备方面的人马，罗贯中让周瑜起被凭借和被利用的作用;而对于曹操方面的人马，罗贯中则让周琦起用和驱使作用。这样，就把孙、刘、曹三个方面都如网在纲一般被组织起来，编织成一个疏密得当、无懈可击的有机整体。于此可见罗贯中卓越的艺术才能!

　　(三)

　　周瑜在《三国演义》中是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映衬作用的人物。《三国演义》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是被毛宗岗称为“三绝”之一的诸葛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诸葛亮才是罗贯中所着力塑造的头号理想人物。而周瑜这个形象所起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诸葛亮的映衬。

　　周瑜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十五回。在这一回里，除了写周瑜向孙策推荐张昭、张紘以外，还写周瑜协助孙策攻打太史慈。但攻打太史慈这次战斗主要是写孙策和太史慈，而对周瑜的描写却极少。此后，作者对周瑜这个人物便按下不提。诸葛亮的第一次被提到是第三十五回，而其第一次出现是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取樊城，元直走马荐诸葛”，但对诸葛亮没有多少正面描写，真正正面描写诸葛亮的言行是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在这一回里，作者详细描写了刘备见到诸葛亮的情形。特别有趣的是在这一回里描写了诸葛亮以后，竟然在隔了二十三回以后再次描写周瑜。主要写了三件事：一是周瑜阻止孙权送子入朝为质;二是写周瑜被孙权拜为大都督;三是写周瑜击黄祖。诸葛亮出场以后周瑜被再次写到;诸葛亮任刘备的军师，周瑜则任孙权的大都督。由此可见，诸葛亮与周瑜二者间的关系是何等的微妙。这当然不是偶合，而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周瑜之所以在二十三回这样漫长的章节中不被写到，主要原因就是诸葛亮还没有出场。作为一个起映衬作用的人物，只有当被映衬的人物出场以后，才能更加充分地表现出他的全部性格特征。诸葛亮出场以后，接着写曹、刘大战。在这次大战中，刘备败于曹操。刘备的失败，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孙、刘合作的直接现实原因，当然也是诸葛亮和周瑜发生联系的媒介。由于刘备的失败，才引出了孙、刘合作，才引出了赤壁大战，才使诸葛亮和周瑜有机会发生联系。周瑜这个形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对诸葛亮起到了映衬作用，在映衬诸葛亮的过程中，也最后完善了自己，即表现出了这个典型的全部性格特征。诸葛亮也正是在周瑜的映衬下，才在初出茅庐以后，就以他鲜明的性格特征突现于读者面前。

　　那么，《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是怎样映衬诸葛亮的呢?

　　周瑜这个人物形象在赤壁之战以前，有关他的笔墨不多，其性格特征并不明显。从赤壁之战开始，作者对这个形象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描写，周瑜的性格特征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作者正是通过对周瑜形象的塑造来映衬诸葛亮的。

　　周瑜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困陶谦、击张绣、战袁术、斩吕布、破袁绍、降刘琮，几乎没有对手。但在赤壁之战中遇到了周瑜，曹操这个颇以善战自负的人就显得手忙脚乱，处处被动，难以应付。与曹操相反，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却设计了许多巧计奇谋，如智赚蒋干、“苦肉计”和火攻方案等.使曹操处处受制。这说明周瑜的军事才能大大超过了曹操。周瑜的这些计谋虽然瞒过了曹操，但却被诸葛亮洞察得一清二楚。小说对这一点作了多处渲染。这说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又远在周瑜之上，就更不用说曹操了。周瑜的军事才能用来对付曹操可以说是左右逢源，当用来对付诸葛亮时，那就只能是进退维谷了。在孙、刘联合共同对付曹操的过程中，周瑜曾多次设计要杀害诸葛亮。如派诸葛亮往聚铁山断曹操的粮道，企图借曹操之手以杀之;派诸葛亮十天造十万枝箭，企图借军法以杀之;诸葛亮借来东风以后，周瑜派丁奉、徐盛两个将军各带一百人，从水陆两路往南屏山，企图以武力杀之等，都被诸葛亮采取了恰当的措施予以有效的抵制。在孙、刘联合共同打败了曹操之后，当周瑜与诸葛亮进行直接的军事交锋时，周瑜的计策在诸葛亮面前就显得更加拙劣。如围绕着夺南郡、取荆州以及“美人计”等明争暗斗，处处都以周瑜的失败而告终。最后，周瑜在荆州城前被诸葛亮气得大叫一声，箭疮复裂，坠于马下。并因此而死。《三国演义》就是这样通过层层深入的描写，说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远远地超过了周瑜，周瑜的这些计策，如果换一个对手而不是诸葛亮的话，那结果恐怕就难说了。小说在第五十七回“柴桑口卧龙吊丧，耒阳县凤雏理事”中描写诸葛亮哭周瑜，诸葛亮在吊词中说，周瑜死了以后，“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就当时的情形来看，的确是真话。

　　构成周瑜的性格特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器量狭小，忌才妒能，在处理较复杂关系时眼光短浅。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个宽宏大度、目光远大的人。但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小说中的周瑜却作了与此完全相反的描写。如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写孙权决定抗曹，并命周瑜组织迎敌作战。周瑜这时以为孙权抗曹决心已坚，但诸葛亮却对周瑜说，孙权虽已决定抗曹，但仍有顾虑，应当再作进一步的解释。周瑜听后，立即去见孙权，果然，孙权的心理与诸葛亮分析的一样。小说中写道：“周瑜谢出，暗忖日：‘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只是由于鲁肃的 劝阻，才没有杀成。后来，又多次设计要杀诸葛亮。这虽然有为“江东”考虑的成分，但毕竟表现了周瑜的器量狭小，忌才妒能，容不得人。同时也说明了周瑜目光短浅，对联合抗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试想，如果周瑜真的杀了诸葛亮，那么孙刘联盟就可能破裂，就会给曹操造成可乘之机。那样一来，赤壁之战的胜负就很难料定了。而诸葛亮却与周瑜恰恰相反，他对于周瑜的每次迫害不但了如指掌，而且都有周密的计策去应付。凭着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欲置周瑜于死地，并不是一件十分难办的事。但诸葛亮关心的是抗曹大局，他的各种策略都是以巩固孙刘联盟，共同抗曹为前提的，“用奇谋孔明借箭”一事就很有说服力。周瑜让诸葛亮十天造十万枝箭，而造箭材料又不给齐备，这本是想利用军法来置诸葛亮于死地。诸葛亮深知此情，却没有反过来报复周瑜，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在曹操处“借”得十万枝箭。就是在这样对照性的描写中，周瑜的器量狭小、忌才妒能、目光短浅和诸葛亮的宽宏大量、顾大局、有远见的性格，都非常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由此可见，罗贯中对周瑜作这种与史书记载截然相反的描写，纯粹是为了衬托诸葛亮。

　　构成周瑜性格特征的再一个明显特点是容易冲动和意气用事，遇事不冷静，不够谨慎。在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中，周瑜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出来了。诸葛亮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来劝说周瑜抗曹。当诸葛亮见到周瑜时，周瑜故意对诸葛亮说准备降曹，诸葛亮就在谈话中故意引了曹植《铜雀台赋》中“挟二桥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螮蝀”二句来激怒周瑜，说这是曹操想把江东的大乔和小乔抢去据为己有。因孙策和周瑜的妻子正是大乔和小乔，合称“二乔”，所以周瑜听了以后，便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日：“老贼欺吾太甚!”并对诸葛亮说：“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周瑜的本心并不是想降曹，他故意说降曹是想以此要挟诸葛亮，想让诸葛亮来求他助刘备破曹。没想到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激，周瑜便沉不住气，轻而易举地中了诸葛亮的计，自己反倒去求诸葛亮来帮助破曹。其容易感情冲动的特点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此后，这个特点表现得愈加明显。他派诸葛亮到聚铁山去烧曹操的粮草，实际上是想借曹操的手杀诸葛亮。诸葛亮明知周瑜的用心，但却顺利地接受了任务，并且装作真要去烧粮草的样子。同时却嘲笑说：“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何愁功绩不成，非比江东公与周郎辈止一能也。”意思是周瑜只能水战，不会陆战。周瑜听到这话以后，便大怒：“何欺我不能陆战耶!不用他去!我自引一万马军，往聚铁山断操粮道。”为了反击诸葛亮的一句嘲笑，竟置统帅责任于不顾，要亲自去赌胜负，其感情冲动、意气用事竞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诸葛亮看到目的已达到，便提醒周瑜，曹操粮草重地，必有重兵守卫，岂能容人轻易烧掉!并且告诫周瑜，重要的是同心破曹，不要互相残害。这时周瑜大约记起了自己原来是想利用这个计策加害诸葛亮，现在被诸葛亮说破，也就只得作罢。赤壁之战以后，紧接着写了三气周瑜，也都表现了周瑜容易冲动、好感情用事的特点。在周瑜的这个特点的映衬下，诸葛亮则表现出一种胸有成竹、沉着老练和深谋远虑的性格特征。关于这一点，毛宗岗在第五十七回曾经批道：“周瑜少年，经怒不起，盖其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耳”。毛氏指出周瑜“读书养气之学不及孔明”，道出二人的不同性格特点这是对的，可惜他未能就此详加分析。

　　总而言之，作者是通过周瑜来映衬诸葛亮。周瑜这个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英雄，当被写进历史小说时，却反主为宾，成为一个陪衬性的人物，这似乎是一个不幸。但我们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我觉得在文学领域内，历史小说中的周瑜所起的这种映衬作用，并不亚于历史上的周瑜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作用。能够衬托诸葛亮这样一个辉耀千古的不朽典型，这实在是周瑜的一种荣幸。

　　罗贯中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不止安排了周瑜这一个映衬人物。除了周瑜以外，还有曹操、司马懿。但他们起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

　　从对诸葛亮映衬的时间先后来看，前期是周瑜和曹操，后期自然就是司马懿了。

　　周瑜和曹操虽然同属于前期的映衬人物，但由于两人的性格特点不同，当然所起的映衬作用也就有区别。罗贯中曾用周瑜的杰出军事才能来映衬诸葛亮是强中更有强中手。曹操也是一个极善征战的高手。《三国演义》中也有用曹操的军事才能来衬托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的描写。比较突出的如曹操自赤壁败走时，在乌林、葫芦口和华容道都曾大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埋伏一军，如之奈何?”但笑声来止，在三处分别依次杀出了赵云、张飞和关羽。这是用曹操的军事才能来衬托诸葛亮。但赤壁战后，曹操与诸葛亮较少交锋，所以曹操对诸葛亮所起的军事方面的映衬就相当有限。曹操对诸葛亮的映衬既然主要不在军事方面，那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曹操对诸葛亮的映衬不体现在某一两个方面，而是表现出一种“整体性”。关于这一点，毛宗岗在第一百零四回的首评中曾经指出过。毛氏认为，曹操与诸葛亮都曾担任丞相，总揽朝政，独握兵权，能征善战，但诸葛亮尽忠，曹操谋篡;诸葛亮为公，曹操为私;诸葛亮不为子孙计，而曹操则为子孙计。从毛氏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曹操对于诸葛亮的映衬是从一生的言行品质方面来起作用的，这就是“贤相”与“奸相”的区别。读者正是从这种“整体性”的映衬中，感到了诸葛亮的伟大。这是曹操的映衬与周瑜的映衬各自不能取代的地方。

　　周瑜对诸葛亮的映衬与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映衬也不一样。二者除了时间上的先后以外，主要区别在于映衬方式。周瑜是诸葛亮抗曹的同盟者。周瑜的器量狭小、目光短浅、容易冲动、好感情用事，处理较复杂的关系不够谨慎等特点，对诸葛亮主要是起一种反衬作用。通过同盟者的反衬，以显示诸葛亮的性格特征，这是周瑜的映衬方式。司马懿是诸葛亮的敌对者，但司马懿对诸葛亮的映衬则是一种正衬。通过一种敌对势力的正衬，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诸葛亮的性格特征，这是司马懿的映衬方式。司马懿跟周瑜一样，也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深通谋略，极善用兵。与周瑜不同的是司马懿非常谨慎，很能忍耐，而这也恰恰是诸葛亮的特点。以司马懿的谨慎来衬托诸葛亮的谨慎，才能看出诸葛亮谨慎的特色。如“空城计”，司马懿领十五万精兵杀到城下，见诸葛亮坐于四门大开的空城之上操琴，不但不攻城，反而以为诸葛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军若进，中其计也”，因此领兵退去。从这里，很能看出司马懿的谨慎只是一味地谨小慎微，甚至达到了畏首畏尾的程度。而诸葛亮的谨慎才带有非常人所及的奇绝特色。另外，司马懿作为军事统帅，他的忍耐程度实在不同寻常。如第一百零三回描写司马懿被诸葛亮杀得无计可施，只得深沟高垒，以待诸葛亮军队之弊。而这，正是诸葛亮所忧虑的。为了激怒司马懿出战。诸葛亮派人送“巾帼并妇人缟素之服”一套给他，以羞辱司马懿。司马懿见了，虽心中大怒，但仍笑着接受，并“重待来使”，“绝不提起军旅之事”，以至于连诸葛亮都不得不叹服。如是周瑜，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诸葛亮这个典型形象，经过司马懿的映衬，才最后地表现出了他的全部性格特征。可见周瑜与司马懿是一前一后，一反一正，都从不同方面对诸葛亮起着映衬作用。

　　周瑜这个历史上的叱咤风云的英雄被写进《三国演义》时，作者根据创作意图的需要对他进行了艺术加工，周瑜的形象作为艺术结构中的一条纽带，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映衬作用。这实际上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使用的两种艺术方法。这样两种艺术方法也许不是罗贯中的首创，但把它们运用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而且运用得这样成功，却是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开始的。这些艺术方法对它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研究《三国演义》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也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