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通过对呼兰人精神痼疾的展示批判，拓展了鲁迅开创的批判国民“劣根性”这一创作母题。本文试图从呼兰人物化的生命形态和男权观念中的女人两个方面探讨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意蕴及对鲁迅对精神痼疾的批判精神的拓展。

　　关键词：呼兰河传 萧红 物化 男权 鲁迅

　　对于生命层面的麻木，鲁迅小说没有自觉地涉及。鲁迅展示人物的灵魂麻木，笔触耕耘在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而萧红戳到的是生命层面的痛穴“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萧红的文字里，表现的是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

　　一、《呼兰河传》中物化的生命形态

　　《呼兰河传》比之于《生死场》，情感上要细腻得多，文字也开始打磨得比较漂亮，三十岁的萧红用一种较为包容的眼光看特愚昧的故乡，看待那些麻木的心灵，当她写到童年的记忆，写到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那些蝴蝶、蚂蚱、蜻蜓时，笔触仿佛还有了一些温暖一些阳光的气息，但它与《生死场》在本质上的凄冷、荒寒是一致的，刻划的是这些渺小卑微的生命在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意义上的麻木。这些许温暖更映衬了心灵荒寒、灵魂死灭的存在的可怖。

　　叙述者变得更为深藏不露，仿佛没有了生死场里那种撕心裂肺似的直截呐喊，但我们仍旧能感受到作者悲悯的眼光在文字之上流淌，在那些表面温和平静的故事里头，有着她泣下的血泪：“人生何如，为什么这样的悲凉?”

　　在以物为中心的观念的支配下，他们淡化或消解了各种亲情、友情，变得极端自私、冷酷、麻木、专横，恃强凌弱，沿用着动物的生存法则：金枝的母亲吐痰时总是下意识的将痰吐到女儿脸上，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是把女儿当痰盂了?成业夫妇发生争吵，成业在一怒之下把才出生一个月的女儿当出气筒，活活给摔死，埋葬在乱坟岗，成为野狗们的美餐。胡家婆婆儿子身上残留着二十多处伤疤，有的大如碗口，都是父母留给他的纪念。为什么长辈对晚辈如此专横，凶残，冷酷无情?原来他们是把晚辈当作将来可资利用的物——“养儿防老”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们现在还需养育，白吃白喝，需要付出成本。为平衡心理，自然就可以任意支使和支配这一物了，于是便形成了以长者为本位的定位和格局，派生出以长辈为中心的系列规范、秩序和观念世代沿袭：他们的思想就是标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的说话就是金口玉言，他们的行事就是世人的楷模，他们掌管着从物到人的定夺权力，他们的命令必须遵照执行，他们恪守着上千年积淀的传统和习惯。

　　呼兰的女人们为什么大多喜欢惩罚孩子?因为代表强者的丈夫虐待了她们，她们就反过来虐待更弱小的孩子。心理学家认为，如果某一特定心理要素原来所囿于的心理能量减退或消失了，那么与此相等的心理能量就会在另一要素中出现。也就是说，“精神能量是不会白白消失的，它不过是从一个位置转移到了另一个位置” 。呼兰的女人在精神和实力上是无法同她们的男人相抗衡的，由此导致了她们心理的失衡，变得性情乖戾。为求得心理平衡，她们就会向更弱者发泄心中的不平和怨气，转移心理能量。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呼兰的女人为何热衷于以暴戾的方式和手段，在维护“正统”秩序的形式下惩教孩子。而孩子则在父母的专横和压迫中屈辱地成长，自小便接受了这一教育模式。他们将来长大成人，对下一代亦重复着父母们对待他们的一切，形成恶性循环。萧红似乎像当年的鲁迅，面对蒙昧的世人，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

　　萧红沿着鲁迅开创的道路，深入挖掘并深刻表现了国民生存的状况。呼兰的男女们背负着“几千年来精神奴役的创伤”，在人生的苦海中彷徨，他们至死也弄不明白自身苦难命运悲剧的原因，他们往往求助于虚幻的鬼神迷信作为灵魂的超度，完全迷失了人生的道路和方向。他们只是“习惯”地顺应现实，盲目地追随传统，彻底放弃了对人的自然灵性和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完全抛弃了自身存在的生命价值和本体意义，陷入了生存表象和生存本质相分离的悖论。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制度、封建秩序和封建意识的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而这正是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意蕴所在。

　　二、女性独特视角下男权观念

　　在呼兰男人的传统观念中，女人也是可以任意支配的物。他们认为自己是获取庄稼等食物的主要生产力，是家庭生存的依靠，因此在家庭生活中理应享有特殊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在呼兰，不管在外面多么懦弱无能的男人，如人前唯唯诺诺的二里半，在家庭中都掌握了话语权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控制权，要打要骂，只能由他，其他成员惟有默默忍受而已，形成了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和社会伦理观念。女人除了操持家务，庄稼地里帮忙干活之外，只是男人泄欲和生子接代的工具，夫妻之间并无多少情感可言。成业见到已怀身孕的金枝，“不是想亲吻她，也不是想要热情地讲些情话，他只是本能指使着要动作这一切”，表现出禽兽般的需要。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丈夫在她患病之前，到处把她作为人前炫耀的资本，可是当她瘫痪，丧失了作为一个物的使用价值之后，就被遗弃了，受尽了家人的冷眼、虐待，“宛如一个人和一个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关联”，听任她“……排泄物淹浸了那座小小的骨盘……，臀下是腐烂了，小虫在那里活跃……”

　　中国传统妇女在上千年的封建教化中，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男权观念的影响，被迫承认“男尊女卑”这一现实。在她们的心目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意象：男人像“石块”、“太阳”、“老虎”、“禽兽”和“猫”，女人则是“老鼠”、“猪狗”、“稻草人”和“罪人”。她们遵循着千百年来既定的观念：“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价值取向，对自身的生命存在缺少认同感，缺乏独立意识，带有极强的依赖性和奴性。她们被动而消极地顺应男权社会，只能成为这个弱肉强食世界中的牺牲品。

　　[论文关键词] 霍克海默尔;“启蒙精神”;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 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实质上是对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与尼采的“上帝之死”所开启的批判是一致的，它是对现代西方社会文化焦虑、文化困境的逻辑反映。这一批判，高扬了主体性，人的自由、幸福和解放，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但其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理应实事求是地指出。

　　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 1893一1963)在与阿多诺合著的名作《启蒙辩证法》中对“启蒙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的这一批判对于正确认识哲学及人类文明，充分揭示其现实存在的局限性以及科学地建设和发展哲学及人类文明，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也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焦虑、文化困境的批判，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霍克海默尔的这一批判，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转向，因而对他的这一批判进行准确的文化定位，并指出其局限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

　　要弄清楚霍克海默尔对“启蒙精神”的批判，首先需弄清在霍克海默尔那里“启蒙精神”指的是什么。在霍克海默尔看来，“启蒙精神”并不单指18世纪的启蒙精神，而是主要指文化中的根本精神，也即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不仅独立存在，而且也规范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霍克海默尔说:“总是致力于把人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下的进步思想”就是“启蒙精神。“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缔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

　　在霍克海默尔看来，从古希腊发端的“启蒙精神”虽然创造了人类几千年文明，但由于它自身的内在规律性，它已走向了自己最初目的的反面。它不仅成了现代野蛮的基础，而且将导致人类走向毁灭。“启蒙精神”发展至今日，已经是灾难性的了，启蒙成了“自我毁灭的启蒙”，启蒙已经成了极权主义的了。为了使人类走出现代困境，就必须全面、深人、系统地研究“启蒙精神”，吸收其合理的精华，剔除其内在的导致人类处于现代困境的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对人类文明及其核心精神进行系统的批判研究，以解决现代人的存在问题，也科学地规范未来“启蒙精神”的合理走向。

　　那么“启蒙精神”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霍克海默尔主要从以下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1.“启蒙精神”的出发点是破除神话，消除迷信，而白己却走向了神话、迷信

　　“启蒙精神”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打着消除“世界魔力”的旗帜，也即破除神话、消除迷信的旗帜，但发展的实际是“正如神话已使启蒙得以实现那样，启蒙也一步步地陷人神话之中”。把自然界神秘化、神化，把人类理性的迷误赋予自然，是神话的特征，而启蒙也采用了这一神话原则。说到底，它们共同的本体基础是人，正是人这一主体把自然界神化了。在神话中，每发生一件事，都是对以往事件的救赎，在启蒙中也是这样，一方面启蒙想摆脱过程的命运和惩罚性，而另一方面，它又把命运和惩罚输人过程。启蒙的最初出发点是要人们摆脱迷信和盲目，但它却又使人们陷人了迷信和盲目之中，人们失去了理性精神，深深地陷人了经验之中，所以重复事实成了人们必然的选择，人们的思想失去了独立性和批判性，只是单向地同义反复;启蒙意图消除迷信和盲目，从而本质上对设置禁区持反对态度，但事实上，启蒙也设置禁区，它也像神话一样，对现实设置“超自然的特征”。“拜物教”是启蒙陷人神话的典型特征，启蒙陷人神话的又一特征是精神的客体化，反过来又作用于人类本身，现代的人类，深深地陷人了自己创造的事物的束缚之中。面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小轿车、高清晰度的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