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发展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18世纪到19世纪基本上只有思辨的历史哲学;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分析的历史哲学成为主流。这两种历史哲学模式既各有其优长，又各有其致命弱点。因此，对它们的探讨是很必要的。本文拟就从历史哲学的确立及其两种基本形式的阐述入手，以求正确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

　　一、历史哲学的确立及其分类

　　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初期神学的历史观占统治地位，一部人类历史被看作是由一种超人的或超自然的外力所支配。圣奥古斯一在其著作《上帝之城》中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美国的斯特恩指出:由于圣奥古斯一，西方世界开始相信整个历史是可以解释的……历史哲学从根本上来说无非是一系列解释人类历史的尝试[0。直到近代这种局面才被打破，一方面，近代资产阶级兴起和壮大迫切要求摧毁神定论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建立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另一方面，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促使哲学家从“人”的方面而不是从“神”的方面来看待历史。

　　维科力图把历史改造成一门“新科学”，寻求历史发展规律。1725年，他出版《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一书，得出关于各民族自然法的一些新原则:“社会的世界确定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历史哲学一词是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最早使用的，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他提出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堆积历史事实，还应该达到一种哲学或理论的理解高度。1837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书出版。在书中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对象、性质和职能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至此历史哲学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近、现代的历史哲学一词，一般多用于专指西方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至于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则一般通称为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科学。

　　20世纪卜半叶，在谈到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时，往往采用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的分法，即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继沃尔什之后，美国历史哲学家德雷进一步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实际含义作了区分，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的地盘”历史哲学的含义和内容，也随着科学观念和哲学观念的变化而经历长期不断地演变，其大体上要回答两个问题:(一)历史演变的规律或规则是什么?(二)历史知识或理解的性质是什么?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地是回答第二个问题。

　　二、思辨的历史哲学

　　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过程作宏观的考察，从而抽绎出历史的目的、意义或规律性。思辨历史哲学的主要工作是由孔德、康德、黑格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完成的。 孔德指出人类历史的阶段发展经历神学(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和科学(实证)阶段。孔德的实证主义推崇科学方法的万能，他对人类历史进化的概括，也继承了启蒙思想家所开启的历史哲学传统，认为历史非但会必然进步，而且还会遵循一定的规律。康德于1784年写成《世界公民观点之卜的普遍历史观念》一书。在该文中指出“人类历史大体上可以视为一幕大自然隐蔽的计划的实现”。因此，人类历史就是同时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两重性。黑格尔是思辨历史哲学的典型人物。马克思说:“思辨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黑格尔认为实现自由的过程必然要经过四个阶段(古代东方，希腊一罗马，基督教的日耳曼人统治卜的中世纪，15- 16世纪的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和宗教改革)才能完成，到了普鲁士国家“世界精神已经达到了顶点”。世界历史就是在这样的意识中发展着，研究精神意味着研究历史只不过是精神的产物。

　　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一书。在书中斯宾格勒把各个历史文明当作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加以描述。他用生物的眼光看待文明，认为每种文明都经历大体相同的诞生、成长、衰老与灭亡的过程，并以暗淡的笔调预示文明的行将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同意斯宾格勒的基本历史观点。在该书中他把世界历史分为21个(有说26)个文明单元，并且论断说每个文明单元都将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他宣称自己的目的主要探索“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他以“挑战”与“应战”的模式作为历史运动的机制，认为“社会的成长是一系列成功的应战的结果。历史的动力正表现在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中。”

　　可见，思辨的历史学家们都在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的背后寻找出理性的原则、规律和意义来，企求用哲学的思辨来把握客观的历史进程，注重对历史规律的探寻，极力避免单纯罗列事实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浅薄和片面性，对历史作出提纲挚领式的归纳和简化，内蕴着深刻的历史辩证法。在横向上力求突破管规暴测的史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反对把浑然一体的事物割裂开来，把视野从民族国家的界域和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专门局限中转移到从客观的角度研究历史，给人以历史的综合的整体的认识，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在纵向上着意于历史的深层底蕴，强调历史不可逆转的和不以人的个人意志转移的内在必然性，确实有撼人心弦的历史感。但是，他们的观点通常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缺乏严密的科学的语义学与逻辑学的洗练。过分执着于体系的建构和概念的推演，寻求一种具有永恒普遍适用性的历史规则和模式，对于历史的解释和规定难免会表现出牵强附会，削足适履的困窘。因而在观察历史时必然导致对历史实在的偏离，使历史理性化、神秘化、先验化。

　　三、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20世纪初，自然科学上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的百花怒放，旧的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就悄然让位给了所谓科学的(或分析的)哲学。1874年，英国唯心派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一书问世，通常被认为是分析历史哲学的开端。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展开:历史学能否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揭示历史发展的因果必然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历史学能否真实地揭示客观的历史过程。分析派的出发点是: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历史哲学的任务应该就是(或者至少，而且主要就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对于分析的历史哲学来说，更重要的问题不再是对历史本身的探讨和解释，而是对历史学的探讨和解释，或者说对历史知识进行一番哲学的批判。

　　狄尔泰于1883年在他的《精神科学序论》中区别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这种区分被德国历史学家迈纳克和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班和李凯尔特所吸收并做了新的发挥。他们都严格区分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强调其不同在于历史学是对出现一次的独一无二现象的理解。他们都强调直觉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解说成是主观的东西。 克罗奇和柯林伍德对于历史哲学则有独特的见解。在克罗奇看来，历史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史学史，因此，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四。柯林伍德认为，哲学的本质是反思，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探讨“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可以正当地要求历史哲学称号”。

　　总的说来，分析的历史哲学从哲学的角度来考查历史知识的性质，或者说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批判，从而确立历史科学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强调了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揭示历史认识与认识主体，现实生活实践的内在统一性，说明历史认识存在(认识自我)的侧面，确实具有合理的因素。分析历史哲学家所注重的已不是历史实在及其运动过程，而是人们对历史认识和这种认识的能力与过程。但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在批判实证主义轻视历史研究并把历史文献与资料等同于历史实在的时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把历史实在与人们对它的反映和概括完全割裂开来，不承认在历史文献和资料中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否认了历史认识与历史文献资料的任何客观基础。其结果就势必导致完全无视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价值，客观物质基础和物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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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哲学观点分析的论文

　　用哲学观点分析的论文篇一

　　用哲学的观点分析中药的毒性

　　摘要: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中药的毒性问题。

　　首先运用了对立统一的观点阐明有毒成分的存在是中药显示毒性的本质内因,然后应用质量互变的观点探讨中药有毒与无毒之间的关系,

　　最后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说明多种因素都可能对中药的毒性产生影响。

　　关键词:哲学;中药;毒性

　　中图分类号:R285.1 文献标识码:A

　　有一句药品广告语“中药好,西药快!”,这句话体现了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中药比西药好,因为中药无毒,可以放心吃。

　　但是最近几年却出现了接二连三的中药中毒事件,如2003年的龙胆泻肝丸事件、2006年的鱼腥草注射液事件、2009年的糖脂宁事件等等,

　　甚至在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08年全省药物不良反应统计表中,某中药品种位列第九,这也是中药首次进入不良反应前十位,这些事实显示中药好像越来越不安全了,

　　毒性也越来越大了,那么中药到底有没有毒呢?究竟怎么来理解中药的毒性这一问题呢?

　　在药理学上,对药物毒性的定义就是药物对人体造成的不适和伤害。

　　这种伤害,不论是天然药物(就是我们说的中药),还是化学药物(就是我们说的西药)都会存在,只不过有的轻些,患者可以耐受,而有的则比较严重,甚至会致人死亡,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其实,我国古代的中医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毒”即是药,而凡药皆可谓“毒”,“毒”、“药”是相通的。

　　这种观念虽有偏颇之处,但由此也说明,中药从来都不是绝对安全无毒的。

　　中药到底有无毒性,毒性大小如何,我认为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中药毒性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又斗争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或者说矛盾的相对同一性和绝对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

　　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说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看中药的“毒性”,实质是找内因的问题,什么是药物“毒性”的内因?我认为可以分为下列两种情况:

　　1.1 由所含的毒性成分来决定

　　为什么中药会有毒,毒的本质是什么?《淮南子•修务训》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这就是古代神话传说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明在原始社会,先祖们就通过生产和医疗实践对药物有毒无毒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这种了解是不全面的,到底中药为什么会有毒,现代药学工作者早就凭借先进的化学仪器和方法,从中药里提取和分离出了各种成分,如生物碱、苷、糖类、木脂素、有机酸、鞣质等等,对这些成分进行分析,就发现了正是这些成分中的某些成分使得药物有毒,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毒”的本质。

　　这些有毒的成分就是内因,内因决定了事物的本质,决定了药物是否有毒。

　　一般不含有毒成分的中药对人体是无害的,而含有有毒成分的中药对人体有害,如马钱子有剧毒可以致人惊厥死亡,是因为含有“士的宁”这一有毒成分,而乌头有大毒可使人心律失常死亡,也是因为含有“乌头碱”这一有毒成分。

　　1.2 由整体表现是否有毒来决定

　　虽然有的中药含有有毒的成分,但它并没有表现出毒性,其原因是较为复杂的。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外因也是事物发展的影响因素,事物的发展是矛盾统一的。

　　由于中药是天然药物,其成分非常复杂,每种成分又受到其他成分的制约,毒性成分也不例外。

　　有的中药,所含的糖类、维生素C、某些蛋白质等在不同程度上有缓解毒性的作用,所以中医上才有“配伍减毒增效”一说。

　　将几种中药联合起来使用,是希望通过增添某些中药(其实就是增加了某些成分)来抵消或减轻原来的药物的毒性,这是由矛盾的斗争性决定的。

　　甚至有的中药有毒成分含量低,并不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所以整体表现出无毒的药性。

　　2 用质量互变的观点看中药毒性

　　质变和量变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累积的必然结果。

　　事物的变化表现为质变和量变两种运动状态。

　　一般情况下,药物在不超过常规使用量时,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然而,大量使用或长期使用则可对人体造成伤害。

　　量变的累积会导致质变,用药更是如此。

　　比如说人参具有补气生津之功效,常用量可治气虚津亏,但大量或超量使用则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轻则火热上炎,口鼻出血,重则兴奋狂燥,乃至于死亡。

　　中药无论“有毒”或“无毒”,它的治疗作用与毒副作用既是相对的,又是密切相关的,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

　　有些“无毒”的中药,用量过度或不合理应用,则会转化为“有毒”的中药,毒害人体。

　　反之,有些“有毒”的中药,只要适量合理应用,则能化毒为利。

　　如半夏有毒,在预先暴晒处理和常规使用量下,不但不会毒害人体,还可以治湿痰咳嗽、腹胀而食不消。

　　3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中药毒性

　　联系是指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事物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

　　联系是客观的,凡真实的联系都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从事物的固有联系中把握事物。

　　联系是普遍的,任何事物内部和外部都处于相互联系之中,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每一事物都是世界联系中的一个环节并通过它体现出联系的普遍性。

　　联系在内容上和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世界上的事物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中药是否有毒,虽然受其内因和中药应用的质、量即是否含有有毒成分、是否整体表现无毒以及用量是否适当所决定,但这三种因素又受到许多别的因素的影响。

　　因为中药的应用是一个较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中药最终的毒性。

　　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可以分为药学因素、用法因素、人体因素和环境因素。

　　3.1 药物因素

　　中药的品种与使用部位、产地与来源、采集时间、储存条件、炮制方法、剂型、制剂工艺这些药学因素对中药有毒无毒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中药的品种不同,所含的成分和含量就会不同。

　　如五加皮,有南北之分,南五加皮不含强心苷,从而表现出无毒,北五加皮因含强心苷而有毒。

　　即使是同一种中药因药用部位不同,各部位的成分和含量就会不同,所以可能显示出不同的效能与毒性。

　　如全蝎,因有毒物质集中在尾部毒腺中,故蝎尾毒性大,蝎身毒性小。

　　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如土壤、水质、气候、雨量、光照、温度、海拔等相差很大,从而会导致同一中药品种因产地不同而疗效和毒副作用也有较大的差异。

　　如上面所提乌头,其毒性成分为乌头碱,但不同地区的乌头中乌头碱的含量差别较大,四川的乌头中乌头碱含量为0.5%左右,北京的为0.2%左右,而甘肃的只有0.1%。

　　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及全草,都有一定的生长和成熟期,故中药的采集时间是否适当,直接影响药物的有毒无毒。

　　如乌头母根中乌头碱含量春天最高,至夏剧减,从秋入冬渐减直至基本消失,乌头子根则刚好相反。

　　以植、动物占多数的中药,均含有蛋白质、淀粉、脂肪、糖类等有机物与多种无机物,若储存条件不当,方法失宜,则产生复杂的理化反应,导致部分或整体质变。

　　中药材通过炮制,内部的各种成分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不少有毒中药,通过合理的炮制,其毒性即可减少或消除。

　　蜈蚣有毒,其毒性成分为蛋白酶类物质,主要存在于活体当中,经沸水烫和干燥加工后,毒性蛋白酶可全部灭活。

　　中药的剂型不同,也会影响到药物的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