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和他的湘西世界

《边城》一书是沈从文先生极著名的一本小说，他自己曾说，他创作《边城》的目的，不是为了描绘一幅与现实隔绝的世外桃源图，而是要表现一种人生形式！并在这个人生形式里，注入了自己在三十多年的人生旅途中所体验到的人生哀乐。沈先生想表现的意涵，是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边城》一书中，借重桃源上行七百哩酉水流域一个小地方的几个单纯的凡夫俗子，被一些普通的人事因缘际会的牵连在一起时，个人应有的一份体认和思绪，为人类的“爱”字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反映的是湘西一个边远的小城茶峒在二十世纪初叶的社会人生风貌。这是一个原始民性与封建宗法关系交织的社会，《边城》将文字寄予如同风俗画的描绘：待人以诚，乐于助人，受人之惠必以物回赠，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就连吊脚楼的妓女，也有著如村民般淳厚朴实的性格等等。一群生活在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村民交织成的故事，就是本书的背景。而全文以翠翠的内心感情世界为主线，引出全文，，在平实的文字中，深刻点出在物化的人格力量（碾坊）和爱情（渡船）的选择和取舍中，生为个中人物的无奈和悲哀。以一个人在精神上的对爱情的追求和这种在客观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矛盾为本文的主旨，隐隐著揭露著人性的丑恶与贪婪。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一）

在《边城》中，沈从文先生特别著重翠翠这个角色，借著翠翠对傩送爱情的演变，再以现实和理想中的冲突作为场景，但最引人好奇与注意的，就是翠翠了。她的成长与内心期盼挣扎的交织，从很多对话和景色看得出来。书中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著，故皮肤变的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他且教育他，为人天真活泼?人又那麼乖?从不想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由此可以了解到翠翠是一个既单纯天真，又聪明伶俐，从来不懂人情世故，以及符合乡下审美标准的相貌和形体的小女孩。虽然翠翠有时候也会充满迷惘和矛盾，像文中“日子长咧，爷爷话也长了。”以及当爷爷问她在想什麼时，虽然翠翠表面上会说不想什麼，但心里却反问自己：“翠翠，你在想什麼？” 有人曾经拿翠翠跟萧萧做比较：“萧萧是比翠翠更能被理解的人物，萧萧也许是单纯的化身，而翠翠代表了沈从文的理想。前者虽不十全十美，但却真实。后者十全十美，但不是真实的。”这句话虽然不是完全正确，却有几分道理，在《边城》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使沈从文先生不忍心将人物命运推向悲剧结局。他当然渴望自己塑造出的完美小儿女能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理想主义诱惑著作者将人物命运向喜剧结局上引，然而沈从文先生并

没有忽略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也没有低估作为封建关系本质象徵的那座碾坊的威力，其实大家都很明白有些时候，我们在追求人生生命自主的过程中，总有一些难以跨越的障碍，现实主义逼著作者又将人物命运朝著悲剧结局上推。最后，就如同电影上乱世佳人一般，留下了令人遐想的结局，既期待又无奈。最终，翠翠在渡口孤寂的等候傩送的归来。然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全文一直到这里结束，却会让人心里一直惦记著，作者的确成功的塑造出翠翠这麼一个对感情向往又坚强的女孩。总是令人想对他深入了解一点，想对她多照顾一点，也想对她多同情一点。

（二）

在《边城》中，另外两个人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老天保、二老傩送。两人都对翠翠产生了爱情，但二者又有着极大的不同。相对来说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而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xx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

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由此可见沈从文与二老之间的相似。

（三）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 “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这也是宿命。

第二篇：中西文学比较——沈从文和哈代的乡土文学

中西文学比较——沈从文和哈代的乡土文学

朱受川 国际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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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现代著名作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湘西凤凰——这也正是他的小说《边城》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故事中的湘西处处体现出一种自然之美，一种远离了现代工业文明，遗世独立的保守着故有的生活韵律的原生态的美，满溢了淳朴的民风和浓郁的地方风俗人情，也深深的蕴含着作者对这篇土地的眷恋流连。

哈代，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文坛巨匠。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地区——多塞特郡，多切斯特。而他的小说也常常以他所生长和生活的英国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他笔下的英国西南部农村是幽雅的——正如他在1874年出版的小说《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的书名中说得那样，而小说中的威塞克斯（Wessex)也几乎成了静谧而浪漫的田园牧歌生活的代名词。

沈从文和哈代都是以自己的故乡为小说中的生活场景、叙述空间的。沈从文与哈代都深深挚爱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但两人又有所不同。哈代用英国南部的故乡多赛特郡为原型，创造出一个“威塞克斯”地区，而沈从文的湘西虽真实地存在于中国南部，但小说中的世界与当时湘西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小说中的湘西是生成于沈从文理念之中，经过他的笔加以理想化的世界。湘西世界与威塞克斯世界虽然出于两个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小说家之手，远隔万水千山，但只要我们细心体察，不难发现它们在内在本质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他们描写的世界，都是原始、封闭、神秘的世界；他们的表现手法，都善于从寓意深刻的意象中，显示浓郁的抒情风格。

在创作悲剧的过程中，两位作家都对悲剧生成的原因作了思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并对悲剧生成的根源进行挖掘和作出批判。虽然他们都从道德的观念来解释历史，评价现实，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的批判力度和批判精神的彻底程度也不同——这一方面，沈从文远逊哈代。

沈从文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思索是严肃认真的，但由于其本身思想的局限性，他单纯地用道德的价值尺度和自发的朴素情感将田园生活与现代文明作对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文明的侵入，使道德沦落——这是故事中湘西的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沈从文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生花妙笔，构建了一个虚幻的、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的湘西。这种以理想批判现实的方式，固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使人在这种对比中看到现实的丑恶，但终究因其曲折隐晦而缺乏力度。其次，由于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他的人性本善的道德观念，使他的小说也显得特别的“仁慈”，对于丑恶的事物，都尽力回避。他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即使写到丑恶的事物，也是轻描淡写，调侃多于讽刺，极少用挖苦的语气强烈的批判——他的作品不像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悲剧作品那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启蒙特色，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致力于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探索救国救民救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希望通过艺术力量来唤醒和推动人们参与民族独立、民主解放的社会实践。他的悲剧作品的深层结构是人与世界之间，个体与

美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根本性冲突。

沈从文的悲剧作品极富美感，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他在表现其思想的基本倾向时，并不像鲁迅那样，把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也不像巴金那样，爆发倾泻一般的热情洋溢，而是微笑中藏着哀痛，微凉中夹着沉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美学风格。作者很注重美，往往“就美的效果来写美”。他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他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能使其作品产生质的飞跃的抒情形式。这使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而作者正是在这段距离中，通过抒情手法，把悲剧痛苦当作审美的快乐来享受。“问题在分析显示，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尤其是叙述道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使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沈从文以悲剧的抒情在创造意境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削弱了他作品的批判力度。

哈代与沈从文不同，他以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细致地观察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他不相信狄更斯的“如果人类为了善，为了仁爱而有意识地行动起来的话，社会上的恶是可以消灭的。”这一浪漫想法，而是接受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他要表现“恶”，要消灭“善”，消灭“仁爱”，因为“求生的愿望是生命的基本原则。”“求存的意志，求生的意志，是世界上一切斗争、悲苦和罪恶的根源。各种形式的求存的盲目意志在那里互相斗争，不断奋战和搏斗的世界，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确实是最坏的一种世界。”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仿佛行走于无边的荒原，无论你怎么走，都逃不出这苦难樊笼。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和平，没有仁爱，没有自由，为善者或死于非命，为恶者或一生富贵；有志者或终身潦倒，无志者或飞黄腾达；爱人者或为人讪笑，憎人者或为人敬佩。因此，以恶易恶，以暴易暴，抗争，反叛，或许还能杀出一条生路，虽然这是一条血路，终究胜过无路可走。所以，哈代的反叛精神远胜于他的前辈们，其成就也超过前人。他全方位地批判社会现实，对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如《苔丝》讲的是一个失贞女子的故事，当时的维多利亚王朝，是英国资本主义表面上繁荣昌盛的时期，是统治者引以为豪的英国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崇尚繁文缛礼，提倡虚伪道德，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一个小说家，面对上流社会道貌岸然的诸公，竟然出版以失身女人为主角的小说，从根本否定基督教教义。还是以《苔丝》为例，书中卑鄙无耻的克雷·德伯在诱奸了苔丝之后，居然穿上了布道的袈裟，摇身一变成了人类精神的导师——传道士，这个情节本身即便不附加作者的任何主观情感，对宗教的批判也是相当有力度的。作者让克雷死于苔丝之手，表明哈代以恶易恶的心理，他不能让这个丑恶的人物存在于爱、善和美的面前。哈代还彻底否定了整个法律制度，他认为“人类所接受的法律”与人们“四周环境所认识的法律”——即认定自然本性是完全不一致的，甚至是互相对抗的，现行的法律完全无公正可言，作恶多端者可以逍遥法外，反抗的受害者却要被严惩。所以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结尾处写道“‘典刑’明正了，埃斯库勒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用以表示对社会的批判。哈代对传统道德、现代文明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的。

如果说哈代的悲剧力量在于抨击了现实的罪恶，那么，沈从文的悲剧力量就在于重造民族品格的理想。沈从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石，力图“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他用人神契合、充满原始生命形态的苗文化进行文化批判；用“乡下人”的淳淳古朴来嘲讽“城里人”的虚伪道德，他的理想世界是有一个丰衣足食、和平、安定、充满人情和温暖的小康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健康、诚实、勤劳、善良、充满生机。沈从文对重建民族

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寄予厚望，他以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为模板，构造这个理想世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沈从文又常常会从幻想的沉醉中惊醒，觉悟到真正的湘西人不是他构筑的理想社会中的人，这使沈从文内心藏着悲苦，却更加顽强地表现他的理想。

沈从文与哈代的悲剧作品虽然在塑造高贵的小人物，缺少与正面人物直接中途的反面人物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作家的世界观，美学理想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的作品的批判力度和批判精神的彻底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两位巨匠本质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