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子 简 介
中文名称: 孔子
又 名: 孔丘 字仲尼
性 别: 男
所属年代: 春秋战国时代
生 卒 年: 前551～前479
生平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著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
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转载自第一范文网，请保留此标记。）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
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他使国家一味保守，阻碍了进步。
《论语》 拼音：lún yǔ 英文：The Analects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主要是记录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论语》成书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 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
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虽说是焚书坑儒，但是活埋的其实是一些方士），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而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
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第二篇：《论语》简介
《论语》简介
一、《论语》的命名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⑴“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⑵“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他的。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
二、《论语》的篇章及作者
《论语》是由20篇断片的篇章集合而成，每一篇章以开头两字为本章题目。篇章之间的排列没有一定的道理，即便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联。
从整体看来，这些篇章绝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因为在仅仅20篇章中，出现了多次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重复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又重出现于《阳货篇》；又有基本重复的，如“君子不重”一章，同是讲君子之德，先见于《学而篇》，后《子罕篇》载“主忠信”以下十四个字，《颜渊篇》又载为“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这种现象的出现盖是因孔子对不同品性的提问者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至于最后的编定者，学者们多疑心是曾参的弟子编定的，具体理由可参考杨伯峻先生所撰《论语译注》之导言。（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6-30．）
三、内容阐释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主要阐释如下：
1、《论语》论“仁”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在《论语》中，孔子对“仁”的解释尽管有许多不同，但“仁”的基本内容还是很明确的，这就是“爱人”。孔子极力鼓励人们“为仁”。
孔子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为仁并不难。但孔子从来没有以仁赞许当时的任何人，就算是他本人，也从不敢以仁自居，“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可见仁又不容易做到。
说仁不容易做到，是把“仁”作为一种完美的道德境界来理解，这种境界完美地体现“仁”的观念，达到这一境界的人，他的思想行为就都能完美地体现出“仁”；说为仁不难，是把“仁”看做向作为道德境界的“仁”前进的具体进程，或者说是实践活动，尽管“仁”的境界很难达到，但向着这个境界有所前进，则并不是难事，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人们不能因为“仁”的境界难以达到而不敢向这一境界努力，不能因为某些具体的努力容易为而不屑为，也不能将向“仁”这一境界前进中达到的某些阶段错当成“仁”的境界而停止前进。 人们都应该不断地向“仁”这一境界努力，《里仁》云：“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达到这一境界固然难，坚持下去也不容易。孔门弟子之中，颜回也只能“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本人，虽然没有以仁自许，但坚持不断地为仁，则是他平生自负之处“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而已矣。”因此，为仁贵在坚持。
2、《论语》论“礼”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来处理？总得有个准则，这个准则 1
就是“礼”。（当然还有法，但法也是由礼出）“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每个人都在社会中充当不止一个的社会角色，如果不知道自己所任社会角色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行为当如何，当然就无法自立于社会。
具体说来，《论语》中言礼，大致言其有互相联系的三大功用。
第一，礼能创造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社会上每个人都按照礼所示相应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准则行事，整个社会则上下尊卑、各有所序、各有所司，井井有条，安定和谐。若有矛盾，大家依礼为准，达成共识，矛盾也就消除了。这样，社会自然就容易治理了，故云：“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又云：“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第二，礼能明示行为规范。行为必须有个规范，有个标准，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礼就是这种规范，或云标准。人们的行为，从各种典礼一直到举手投足，都要依礼而行。例如，恭敬是一种美德，但过度的恭敬就显得卑下，不够恭敬又显得傲慢。那么，怎样才算恰到好处的恭敬？以什么为标准来衡量？以礼为标准。今人常说待人接物要“不卑不亢”，以什么为标准？也是以礼为标准。当然，古今之礼，大有差别。《泰伯》中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恭、慎、勇、直，无疑都是美德，但如果失去了礼的规范，这些美德就会成为缺点。因此，孔子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三，礼有文饰作用。一个人本质很好，心地善良，清纯无邪，这当然是不错的。如果他对待人接物、周旋应对等种种礼节一无所知，不知怎样跟人交往、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正如质地极好的物品未加文饰，还不能称完美。因此，对一个人来说，礼还有文饰的作用。子路问孔子，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回答“文之以礼乐”，又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个人质虽美，但还有待于礼的文饰。现代社会中的公关礼仪，不就是一种“文饰”么？
孔子所说礼的这三大功用，现代社会的礼也是同样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古代的礼，包括了现代社会中许多属于“法”的内容。因此，现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不如古代社会中礼所起的作用那样广泛和重要。
3、《论语》论孝、悌、忠、信、智、勇、恕
人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是从他与社会、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人类的其他种种美德，都包括在“仁”之中，或者说，这些美德都是“仁”在某些方面的体现。
《论语》中讲得比较多的美德，主要是孝、悌、忠、信、智、勇、恕，下面略作介绍。 孝、悌。孝是敬爱父母，悌是敬爱兄长。《学而》中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孝、悌是人的天性，爱父母，爱兄长，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推广爱心，爱及社会而成仁德，所以说孝、悌乃为仁之根本。《论语》中悌讲得不太多，不外要顺从兄长，对兄长恭敬有礼。孝讲得比较多。如何做到孝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今天仍具意义。
一是能敬。子游问孝，孔子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道之要在于敬。赡养父母，若只满足于使父母免于冻饿之患，则与养犬马有什么区别呢？《礼记?祭义》引曾子语云：“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也是强调行孝当以尊敬父母为重。能行大孝者，一定能行中孝、下孝。行中孝、下孝者，则未必能行大孝。给父母长辈创造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尊敬父母，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前者是“能不能”的问题，后者是“为不为”的问题。认为谁给父母钱物最多谁就是最孝，这实在是孝的误区。因此，孝父母长辈，首在于敬，真正能敬者必“能养”。
二是能谏。君有过不谏，是谓愚忠；父有过不谏，是谓愚孝。愚忠不忠，愚孝不孝。君 2
有过，父母有过，儒家都主张必谏。父母有过而能谏，方能称孝。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谏要注意两点。一是谏时不能声色俱厉，而是“几谏”，“几”，微也。二是谏而不听，必须一直谏下去，且终不失其敬，终无其怨。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孝子当以父母的缺点为忧，能忧而后能谏，谏而父母能改正缺点，父母改正缺点而能免于祸患屈辱。能使父母免于祸患屈辱者，当然是孝子。后来的荀子也认为，大孝之人，不应该盲从父母，孝子当是“争子”，“父有争子，不行无礼。”争者，能谏也。
三是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子夏问孝，孔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出力为父母服务，有了美食先敬父母，这些都是孝的最基本的内容，并不难做到，只有“色难”。“色难”，色养为难也。“色养”就是子女的颜色表情，要使父母愉悦。父母爱子心切，子女的不顺心之事，会使他们难过。子女要体察父母的这种爱子之心，就尽量不要使父母为自己难过，因此，有忧患，有愠怒，有悲戚，在父母面前，不能行之于色。一个人，如果真正能体察父母的爱子之情，就应该谨于守身，免辱身以贻父母羞，免伤身以贻父母戚，免行为无常以贻父母忧，如此才能真正有效地实现“色养”。
忠、信。《论语》中提到“忠、信”之处甚多，孔子两次说应该“主忠、信”，孔子的四大教学内容就是“文、行、忠、信”。
先讲“忠”。朱熹云“尽己之谓忠”，亦即尽心尽力之意。《论语》中讲的“忠”，不是特指对国君的“忠”，尽心尽力为别人操劳，这就是“忠”，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曾子“吾日三省吾身”，所省即有“为人谋而不忠乎”一条，反省自己为人谋划是否尽心尽力。某“鄙夫”向孔子请教，孔子也竭尽所知以告，这也是“忠”。当然，《论语》中所讲“忠”也包括对国君的“忠”，《八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再讲“信”。朱熹云“以实之谓信”，实事求是，诚实不欺，讲信用，言而有信。《学而》中孔子提倡“谨而信”、“言而有信”，曾子每日所省三个方面，就有“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一项。
从个人的立身行事到治国平天下，“信”都是至关重要的。《为政》中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儿，小车无兀，其何以行之哉！”《宪问》中孔子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列为完人的一大标准。《子路》中孔子云“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此“情”是“诚实”之意，亦是“信”。上下交信，和谐一致，办事自然就容易成功了。
智。《论语》中的“智”，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明白事理。樊迟问智，孔子云：“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为什么要敬鬼神？因为老百姓相信鬼神，为政者不敬鬼神，就不能利用鬼神治理百姓。为什么要“远之”？因为鬼神不能赐福，为政者不能把希望寄于鬼神赐福，不能一天到晚向他们祈福。为政者不能做到“敬鬼神而远之”，就是不明白事理，就是不智。能敬能远，才是智者。其二乃“知人”。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跟人相处、交往。不知人，何以在与人交往、相处时采取合适的举动？何以择师择友以益其学问道德修养？何以选人任事以成其功？因而“知人”是很重要的。智者必须知人，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对待别人。樊迟又一次问智，孔子回答“知人”，知人方能“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用有道者来教化鄙野无知者或邪恶者。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要做到“不失人”、“不失言”，当然先要“知人”，并且明白事理。
勇。《论语》中的勇，大致有两个意思，一是勇力，有力气，如“卞庄子之勇”的“勇”就是；二是敢作敢为，如“见义不为，是无勇也”。此主要是指后者勇也，是仁所包括的一种美德，虽然勇者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是勇者，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要做一个仁者，必须先做勇者。孔子将“勇者不惧”列为“君子之道三”之一，又将勇列为完人的标准之一。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 3
为盗”，君子“恶勇而无礼者”。合于礼、合于义的事，敢作敢为，当然是好的，但不合于礼、不合于义的事也敢作敢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此，勇必须以礼、义节之。
恕。朱熹说“推己之谓恕”，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恕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意。仲弓问仁，孔子所答，也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语，可知恕确实也是包容在仁之中的。我们说话办事，设身处地为有关人考虑，这也是恕。当然，恕必须合于道义，必须与“智”相结合，否则易被邪恶者利用而反受其害。
4、《论语》论教与学
《论语》中充分强调“学”的重要性。在《阳货》中，孔子有“六言六蔽”之说。仁、智、信、直、勇、刚是六种美德。一个人崇尚这些美德，努力使自己具有这些美德，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他不好学，就会与初衷相违，不仅得不到这些美德，还会得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毛病，因而误入歧途。孔子又把知分成三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这些话有某些偏见，但强调学的重要性，鼓励人们认真学习，则是不错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强调将学习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文学技艺次之，这正是后世常说的德和才的关系。
孔子论学讲求好学与善学。好学贵在坚持，不断前进，为学“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子夏也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好学还是不够的，更要善学，“学而时习之”，要适时温习所学内容。“温故而知新”，要注意发掘新知新见；“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要相结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习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此外，还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善于向人学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人有可学之处，我以他为师，向他学习，这是善学；人有不是之处，我以他为鉴，这更是善学。二是与师友相互切磋，“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孔门之中，在这方面做得较好的是子贡、子夏，颜回在这方面就很欠缺。他听孔子讲学，“无所不说”，“闻一知十”、“不违如愚”，不把自己的心得说出来，也不提出新问题。他与同门也交往不多，更少切磋。如果他在这方面做好了，他的道德修养和学问技艺，进步会更快。
与“学”相关的是“教”。孔子是众所公认的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绝大部分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兹择要介绍：一是“有教无类”，孔子收学生，不拘类别。孔门弟子就家庭出身而言，有贵族，有平民，有商人，甚至还有“贱人”；就智力而言，颜回、子贡绝顶聪明，高柴则以“愚”称；就品格而言，闵子骞、曾参等何等高尚，子张则未免卑下。二是“诲人不倦”，这与“学而不厌”、“好学”一样，是孔子生平自负之处。他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在传播文明方面的献身精神，一直是我国教师学习的典范。三是因材施教，《论语》中常有这样的现象：对于同一个问题，提问的学生不同，孔子的回答也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孔子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先进》云：“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四是启发教学。在《述而》中，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所教义理，当使学生思而得之。学生思而不得，直到此问题憋于胸中而不得解，教师再予启发。学生心有所得，便令自述之。只有在学生知其大意而未能确切表达之时，教师才引导他确切、流畅地表达。“愤”、“悱”既是学习进程中的境界，也是学习态度的境界。 4
学生处于如此境界时，教师适当启发，效果最佳。五是教学相长。老师和学生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孔子的认识也往往随之更上一层楼。他对那些善于思考、好跟他切磋的学生，常常鼓励有加，毫不掩饰自己受到他们的启发。《八佾》中的子夏将学《诗》心得告孔子，孔子高兴地说：“起予者商也！”他对在这方面欠缺的颜回，则有微词：“回也非助我者也。”
5、《论语》论为政
为政者必须在为政中充分体现出“仁”，即行“仁政”。“仁政”也叫“德政”，亦即孔子所云“为政以德”。一个人，或是一个政权“为政以德”，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故王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仁政的宗旨，是给人民以好处。在政治实践中，仁政又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兹就《论语》中所及择要介绍。首先，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规定了每个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是人们的行动准则。靠政令刑法来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在孔子看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们虽然慑于刑法之威，不敢犯法，但没有耻辱之心，道德水平低下，这就未必没有犯法之心，有人还是免不了会犯法。其实，道德礼义的教化和政令法律的威慑，都是必要的，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仅用道德礼义而废政令法律，在政治实践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是减轻人民负担。当时人民的负担，主要有二，一是赋税，二是劳役。在赋税方面，儒家主张“什一税”，亦即十税其一，当时说来是最轻的税。在《颜渊》中，有若就劝说鲁哀公采用什一税；在劳役方面，孔子主张“使民以时”，孟子也说“勿夺民时”，意思是说，要适时地使用民力，不能在农忙时节征用民力，以免耽误农时。在农业社会中，大区域的耽误农时就意味着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为政者的物质生活都是取之于民，要减轻人民负担，为政者就应该节俭。孔子把“节用”奉为治国之道。生活奢侈的为政者，如齐景公、管仲、季氏等，都被孔子尖锐地批评；崇尚俭朴的为政者，如禹、卫公子荆等，孔子极为推崇。 其三，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为政者必须以自己的道德力量感化百姓，而不能以权势压服百姓。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孔子云：“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云：“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又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云：“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所有这些，都是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于为政之重要。
其四，“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在孔子时代，选拔人才主要是靠官员荐举。荐举人才，是为政者的要务之一。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对他讲了三条，其中之一就是“举贤才”。古人很重举贤，认为举贤之贤，贤于用力之贤，亦即伯乐之贤，贤于千里马。公叔文子荐举自己的家臣僎，让他与自己同列，孔子闻之，赞道：“可以为文矣!”臧文仲压制贤人故意不举，孔子批评道：“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
关于合理使用人才，《论语》中至少讲了三点。第一，人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应当用其长而避免用其短，做到不使人才错位，使人才都能得到他的最佳位置。孔子说，鲁大夫“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同样，能胜任滕、薛大夫之职者，也未必能胜任赵、魏老之职，因为每个职位对任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
第二，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如果求全责备，就无人可用。子路问政，孔子所答，就有“赦小过”一条。子路也说，君子用人是“器之”，用其长而已；小人用人是“求备焉”，结果必然是失去大量可用之才，所用也未必是美才。
第三，善于博采众长，实行人才组合。为政者不一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不可能是各方面的专家，但必须是组织专家办事的专家，郑国子产就是这样的专家。孔子说，每撰写外 5
交文书，先由善谋的裨谌起草，再由长于学问的世叔研究分析，再由通晓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是由相国子产亲自润色。在子产相郑期间，郑国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其实，不独起草外交文书，其他政事，子产也多集众长成之。(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论语》中的哲学思想
《论语》并不是一本哲学著作。孔子本人，当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位哲学家。他并不注重探究诸如世界的本源、人性的本质之类玄妙又远离社会现实的问题。“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过，《论语》中也确实记载了孔子的一些哲学思想，兹择要论述。
(1)关于鬼神。鬼神信仰是跟人类一起诞生的。殷人极重鬼神，祭祀唯谨；周人重人事，但不废祭祀，孔子也正是如此，他从来也没有断言鬼神是否存在。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
(2)关于天命。孔子“罕言”天命，但他相信天命。他感觉到有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的力量存在。这种力量，就是天命。冉伯牛患恶疾将死，孔子执其手，呼“命矣夫”！颜回亡，孔子连呼“天丧予”！他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亦或闻诸孔子。
这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以人的意志和努力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实际上是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体现，孔子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已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就称之为“天命”，或“命”。孔子有云“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但是，他绝不乞灵于天的恩赐，而是坚持人为的努力。当然，既然天命不可违，人为的努力不能逆天命而动，而是要应顺天命，这样，人为的努力才能成功。要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必须首先把握天命，故孔子提出了“知命”之说。“知命”是为了利用天命，使人为的努力应顺天命，体现了人们对把握必然性的追求，这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3)关于人与环境的关系。孔子认为，人跟环境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环境能影响人。孔子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本相近，为何“习相远？”那是环境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也能影响环境、改造环境。《子罕》云，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对他说：“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之地文化落后，但君子能行教化，改变其地文化落后的状况。
(4)关于中庸，孔子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说文》云：“中，正也。”“庸，用也。”“庸”也可释为“常”。程子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云：“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当是“中正不偏之常道”之意。既是常道，本无特异之处，但难就难在把握“中正不偏”。因此，“中庸”的核心，就是“过犹不及”。这一命题，见之于《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凡事都有一定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与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都是不符合标准。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赵杏根《论语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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