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报告
《银行家》研究中心
20xx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金融创新更加活跃，金融服务提供者更加多元化，金融监管提出新要求，金融脱媒和金融改革发生新情况，行业竞争日趋加剧。经济金融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于银行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银行业加快改革转型。城商行继续保持较好发展态势，但盈利能力下降、不良贷款、流动性风险、收入结构过于集中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城商行需要加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转型发展，积极应对不良贷款以及利率市场化对于盈利能力和风险状况的影响，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改进流动性风险管理，拓展资本金补充渠道，改革业务治理体系，大力创新发展社区金融、网络金融等与自身战略定位相一致的经营模式和业务。
城商行财务状况
截至20xx年年底，我国城商行总数为143家。20xx年，城商行资产负债规模增速略低于上年，但仍然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城商行资产负债规模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占比继续增长；不良贷款继续“小幅双升”，但资产质量仍保持在较好水平，风险抵偿能力亦保持在较高水平；资本金补充压力较大，流动性风险有所暴露，但资本金和流动性保持充足；盈利水平继续增长，但增幅继续下降，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收入来源仍然以利息净收入为主。
资产负债
20xx年，城商行发展速度略低于20xx年，但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银监会年报（2013）显示，截至20xx年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151.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17.7万亿元，净增长13.3%；负债总额141.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16.2万亿元，净增长13.0%。截至20xx年年底，城商行资产总额超过15万亿元，达到15.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2.9%，增速略低于20xx年的23.7%；负债总额超过14万亿元，达到14.2万亿元，比年初增长22.9%，增速略低于上年的23.8%；所有者权益总额接近1万亿元，达到9974亿元，比年初增长23.5%，增速高于20xx年的21.6%（见图1、图2、图3、图4）。
城商行整体在银行业中的地位继续上升。20xx年年底，城商行资产总额在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中的占比超过10%，达到10.03%，比20xx年年底提高了0.79个百分点（见图5）。城商行负债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比重与资产的情况基本类似，从20xx年年底的
9.24%增加到10.04%（见图6）。但与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比较，数量占多数的城商行资产占比和负债占比仍然较低。
从单个银行看，近年来，单家城商行平均规模持续增加。截至20xx年年底，单个城商行平均资产总额首次超过1000亿元，达到1047亿元；单个城商行平均负债总额达到978亿元（见图7）。截至20xx年年底，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元的城商行总数达到43家，比年初增加7家；存款总额超过1000亿元的城商行总数达到26家，比年初增加6家。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仍然是仅有的三家资产规模超过5000亿元的城商行，它们在资产、负债、存款、贷款四个单项指标排名中位列前三。其中，规模最大的北京银行20xx年年底资产总额达到1.34万亿元。
资产质量
资产质量是影响银行盈利和可持续经营的重要因素。国内银行业大约一半的资产都是贷款，贷款不良情况可以讲是影响资产质量的最重要因素。20xx年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继续了20xx年以来的“小幅双升”。20xx年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持续上升，20xx年年底达到548亿元，比20xx年年底增加了30.8%，增速略微高于20xx年（见图8）。从图8看，城商行不良贷款余额持续增长的势头仍在继续。
20xx年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仍然低于行业平均水平。20xx年年底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增至0.88%，比20xx年年底提高了0.07个百分点。城商行不良贷款率低于同期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00%）和大型银行平均水平（1.00%），但略高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0.86%）（见图9）。从20xx年上半年数据看，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增幅有所加快。
从不同规模区间城商行情况看，不同规模区间的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均值各有不同。图10数据显示，20xx年年底，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均值最高，达到0.95%，尽管仍然低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但高于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平均水平。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以及大于2000亿元三个区间的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均值比较接近，均低于城商行平均水平。不良贷款率均值最低的是资产规模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为0.84%。
抵偿能力
20xx年，城商行信贷风险抵偿能力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银行需要计提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来吸收来自信贷资产方面的损失，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充足性通过拨备覆盖率来衡量。20xx年年底，城商行拨备覆盖率均值为526%。拨备覆盖率均值最高的是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达到717%，最低的是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为298%（见图11）。
进入20xx年，城商行拨备覆盖率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银监会的统计信息，20xx年一季度末，城商行拨备覆盖率的平均水平为290.02%，二季度末为277.74%，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高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见图12）。
资本充足性
根据银行业的经营惯例，对于可预期的损失，可以计提损失准备金来吸收，资本金则用于吸收非预期损失。自20xx年1月1日起，《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为了配合新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银监会出台了《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推动和规范银行业开展含“减记”或“转股”条款的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增强银行体系稳健性。在优先股试点方面，20xx年11月3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20xx年3月21日证监会发布《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20xx年4月18日银监会与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补充一级资本的指导意见》，规范银行业优先股发行，进一步拓展银行业一级资本补充渠道，提升银行业资本质量。
20xx年城商行为了赶上“旧版”次级债发行的末班车，积极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金，但20xx年城商行在发行含“减记”或“转股”条款的资本工具以及优先股试点方面，鲜有作为。城商行的资本补充仍然主要通过增资扩股和利润留存来实现。
在新资本管理办法下，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更趋严格，比如新增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对合格资本工具采用更严格定义、对信用风险权重进行调整、取消市场风险的计算门槛等因素，按新资本管理办法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总体有所下降。自20xx年一季度起，银行业披露的资本充足率相关指标调整为按照新办法计算的数据结果，与历史数据不可直接比较。
城商行的资本充足性均满足了银监会资本要求。20xx年年底，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2.19%，高于A股所有上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值（11.50%）；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值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值基本一致，略有不同，前者是10.73%，后者是10.75%，均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和A股上市银行的均值（见图13）。根据银监会统计信息，20xx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从年初的12.19%下降至12.13%，二季度末增至12.40%。一季度末，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为11.90%，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2.56%，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0.55%，二季度末，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上升，但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略有下降至11.87%，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2.89%，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0.92%。
从不同规模区间的城商行情况看，资产规模排在中间两个区间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高于处于两端的城商行，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则是随着资产规模区间的提升而下降。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均值最低，为11.83%。排在倒数第二的是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的城商行，该区间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均值为12.53%。资产规
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和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两个区间的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均值基本是一致的，均为13.1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值与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值的情况基本一致，均值随着资产规模区间的提升而减小。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值与一级资本充足率均值也是最低的，二者均约为9.83%（见图14）。
流动性状况
银行需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以偿付到期债务、履行其他支付义务以及满足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尽管20xx年两度发生“钱荒”，但总体来看，城商行流动性状况仍然保持在较好水平。
流动性比率
流动性比率是商业银行偿还短期债务能力的衡量。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国内商业银行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比例需要保持在25%以上。20xx年以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的整体流动性比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20xx年年底商业银行整体流动性比率下降至44.0%，比20xx年年底下降了1.8个百分点（见图15）。
从整体上看，20xx年城商行流动性比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20xx年年底，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平均值为52.4%，比20xx年年底略有下降，但高于商业银行整体平均水平（见图
16）。其中，资产规模小于1000亿元的两个区间的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均值均高于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均值，大于1000亿元的两个区间的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均值均低于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均值。
从处于不同规模区间城商行来看，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保持较低的流动性比率。这个特征与20xx年的数据结果保持一致。在四个不同规模区间中，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均值最低，为47.2%；流动性比率均值最高的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的城商行，为55.6%；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和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流动性比率均值分别是54.2%和49.8%（见图16）。
存贷比
存贷比是银行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率。存贷比指标是我国银行业监管部门用于监控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的重要指标之一。20xx年修订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存贷比不得高于75%。近几年，银行业存款竞争日趋加剧，存款稳定性有所下降，存款余额波动性日益提高，同时贷款增速仍然需要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存贷比指标的约束逐步显现。每次季末、年中、年底考核时点，银行业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增加存款总额，存贷比限制无形中成了诱发流动性波动、扰乱正常经营活动的因素。
为进一步完善存贷比监管，20xx年6月份，银监会发布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的通知》，明确了计算存贷比时贷款和存款的扣除项。银监会指出，存贷比在管控流动性风险、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和维护银行体系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经营模式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存贷比监管也出现了覆盖面不够，风险敏感性不足，未充分考虑银行各类资金来源和运用在期限和稳定性方面的差异，难以全面反映银行流动性风险等问题。从20xx年7月1日起，银监会将对商业银行人民币业务实施存贷比监管考核，对本外币合计和外币业务存贷比实施监测。此次调整还被认为具有引导信贷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定向刺激”效果。
尽管银行业存贷比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城商行存贷比整体水平并不高。截至20xx年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74.5%，比20xx年年底增加了1.01个百分点。同期，城商行存贷比均值只有57.0%，比20xx年年底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远低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平均水平（见图17）。
从不同规模区间城商行看，资产规模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的存贷比最低，仅55.3%；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存贷比均值最高，为58.7%；资产规模小于1000亿元的两个区间的城商行存贷比均值分别是57.9%和56.8%（见图17）。
存款负债比
存款负债比描述的是一般性存款在银行融资来源中所占的比重。存款负债比越高，说明对于存款的依赖程度也越高。存款是银行业重要的融资来源，但近年来国内银行业存款波动性越来越高，给银行的经营活动和流动性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截至20xx年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总额占总负债的比重为75.8%，比20xx年年底增加了接近0.3个百分点。同期，城商行存款负债比均值为79.2%，比20xx年年底略微有所下降。从处于不同规模区间的城商行来看，资产规模大于1000亿元的两个区间的城商行的存款负债比均值低于城商行整体的均值，资产规模小于1000亿元的两个区间的城商行的存款负债比均值高于城商行整体的均值。具体来看，资产规模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的存款负债比均值最低，为71.8%；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的城商行存款负债比均值最高，为85.6%；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存款负债比均值分别是80.9%和72.7%。
贷款集中度
城商行普遍面临贷款过于集中的问题，特别是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贷款集中度比较高。贷款过于集中不利于分散个别客户、行业性和地区性风险。贷款集中度一般通过最
大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
20xx年城商行贷款集中度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20xx年，城商行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率均值为5.9%，比20xx年年底下降了0.3个百分点，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均值为36.3%，比20xx年年底下降了4.8个百分点。
从不同规模区间城商行情况看，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贷款集中度相对较低一些。资产规模从低到高四个区间的城商行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均值依次下降，分别是6.4%、5.9%、
5.5%和5.3%（见图19）。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均值为25.8%，属四个资产规模区间最低；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的城商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均值为44.4%，属四个资产规模区间最高；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和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集中度均值分别是33.6%和36.6%（见图20）。
盈利状况
盈利水平
近年来，城商行盈利水平继续保持增长态势。20xx年城商行盈利水平继续增长，但增速进一步回落。20xx年，城商行实现税后利润1641亿元，比20xx年增长了20.0%，尽管增速比20xx年下降了6.5个百分点，但仍然高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税收利润的增长率15.4%（见图21）。20xx年，城商行税后利润总额在全部银行业金融机构利润总额中的占比略有上升，由20xx年的9.0%增加至9.4%。
盈利能力
从资本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两个指标变化情况看，20xx年银行业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城商行盈利能力亦有所下降。20xx年，城商行资产利润率平均水平为1.19%，比20xx年下降0.3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1.17%，但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33%和商业银行整体的平均水平1.3%（见图22）。同期，城商行资本利润率平均水平为18.19%，比上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低于大型商业银行的19.98%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的20.27%，也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9.2%（见图23）。
从不同规模区间城商行数据看，城商行资产利润率随着资产规模的增大而下降。20xx年，资产规模从小到大四个区间城商行资产利润率均值依次为1.39%、1.25%、1.15%和1.14%（见图24）。
从图25所示的资本利润率均值看，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资本利润率均值最高，为19.29%，低于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但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资本利润率均值最低的是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处于该区间的城商行资本利润率均值仅为17.13%。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和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资本利润率均值分别是18.00%和17.79%。
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能力可以通过成本收入比指标来衡量。成本收入比越低，说明银行单位营业收入的成本支出越低，银行的获利能力越强。20xx年，城商行整体成本收入比均值为33.3%，比20xx年略有上升。从不同规模区间城商行数据看，成本收入比均值与资产规模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这一关系与20xx年的数据是一致的（见图26）。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成本收入比均值为31.2%，略低于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的城商行的31.5%，属于四个资产规模区间最低。成本收入比均值最高的是资产规模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达到35.9%。资产规模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的城商行成本收入比均值为34.6%。
收入结构
国内银行业长期在稳定的利差环境下经营，对于利息收入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近些年，银行业一直致力于拓展收入来源，增加非利息收入，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过于依赖利息收入的收入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在城商行的收入结构中，利息净收入占比高也是一个重要特征。
20xx年，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大约为62.1%，低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63.6%；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比仅为7.5%，低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5.1%；投资收入占比29.7%，高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20.4%（见图27）。20xx年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均值为81.1%，比20xx年略有下降。
从图28所示的数据看，资产规模越高，利息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就越高。资产规模大于2000亿元的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均值高达86.4%，属于四个资产规模区间最高。资产规模小于500亿元的城商行的最低，为78.4%。资产规模处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之间和处于500亿元到1000亿元之间的城商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均值分别是80.0%和82.6%。
图29的数据显示，资产规模越高，手续费和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就越高。20xx年，城商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均值5.6%，高于20xx年的4.2%。四个资产规模区段从高到低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均值依次降低，分别是9.8%、8.2%、
4.6%和2.9%。
城商行创新发展
应对利率市场化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发挥市场在利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更有利于让利率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为经济主体提供正确的价格信号，帮助他们甄选投资机会，引导社会资金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市场机制在利率形成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但并不是放开全部的利率。中央银行需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为市场利率决定提供基准利率。
存贷款利率管制是我国利率管制的重要内容之一。自20xx年10月到20xx年7月，我国实行的是“存款利率管上限、贷款利率管下限”的利率管制方式，我国银行业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差一直保持在3.0%以上。银行业获得了一个利差稳定的经营环境，只要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做大规模，就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但存贷款利率无法充分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大量居民存款无法获得合理的收益。
我国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业为居民和企业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资金。尽管随着票据、债券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银行贷款在全社会融资总量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截至20xx年年底，人民币贷款占比仍高达51.4%，外币贷款、委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占比依次为3.4%、14.7%和4.5%。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整体上呈现日趋增长的态势，但截至20xx年年底二者合计占比仅11.7%，比20xx年年底下降了4.2个百分点。
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说是提高我国整个社会资金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出现了很多跨业产品创新和新型业务模式，特别是银信合作、银基合作、银行理财、互联网金融等，它们成为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市场力量。比如，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使得银行存款已经实现了实质上的利率市场化。
在推进银行业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方面，人民银行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存款先大额长期、后小额短期”的基本步骤，逐步扩大银行利率定价自主空间，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步。19xx年、19xx年和20xx年人民银行曾多次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随着20xx年上半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回落，稳增长日显重要，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称为“人民银行”）于20xx年6月8日和7月6日两次调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其浮动区间：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累计下降了0.5个百分点，上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1.1倍；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降了0.56个百分点，（除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不作调整之外）下浮区间扩大到基准利率的0.7倍。20xx年7月20日，人民银行决定，取消金融机构除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以外的贷款利率下限，放开票据贴现利率管制，同时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此外，20xx年，还建立了金融机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在符合有关利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对金融机构自主确定的货币市场、信贷市场等金融市场利率进行自律管理，维护正当竞争秩序；建立了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在报价行自主报出本行贷款基础利率的基础上，指定发布人对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形成报价行的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并对予以公布；发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推进同业存单发行交易，扩大负债产品市场的定价范围，20xx年同业存单发行机构达到10家。
在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人民银行于19xx年10月批准中资商业银行法人对中资保险公司法人试办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的大额长期定期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在5年以上不含5年），进行了存款利率改革的初步尝试。20xx年11月，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可以开办邮政储蓄协议存款（最低起存金额3000万元，期限降为3年以上不含3年）。此后，银行存款利率一直受到上限管制。当前，银行存款利率上浮区间是基准利率的1.1倍。
在外币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方面，20xx年9月，人民银行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和300万美元（含300万）以上的大额外币存款利率；30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仍由人民银行统一管理。20xx年3月，人民银行统一了中、外资金融机构外币利率管理政策，实现中外资金融机构在外币利率政策上的公平待遇。20xx年7月，放开了英镑、瑞士法郎和加拿大元的外币小额存款利率管理，由商业银行自主确定。20xx年11月，对美元、日元、港币、欧元小额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商业银行可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变化，在不超过上限的前提下自主确定。借助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改革的东风，人民银行于20xx年3月1日起放开了上海自贸区300万美元以下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7月27日起将改革范围由自贸区扩围至上海市。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将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放开存款利率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改革准备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改革条件日趋成熟。当前，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尚未建立，但正在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存款保险制度有可能在近期内出台。央行行长周小川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存款利率市场化有望在今明两年内实现。一旦人民银行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管制，允许银行自主确定存款利率，我国银行业将进入完全利率市场化阶段。
利率市场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利率市场化之后，存贷款利率将不会像以往那样保持同向同幅度的变化，各家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也会有所不同，这会增加经营成本，压缩利差，增加风险。一方面，银行业可以进行自主定价，可以通过价格手段来开展竞争，为客户提供更高收益的产品，经营活动将更具灵活性。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空间将会更大，利率衍生品方面的创新不仅可以为自己提供更好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也可以帮助客户更好地对冲和管理利率风险。利率的波动也可以成为银行业的盈利来源，银行业可以加强对市场利率走势的分析预测，实行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策略，主动承担利率风险，建立符合利率走势的风险敞口，创造收益。另一方面，国际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初期，存贷款利差会有所收窄，这会给银行业盈利能力带来不利冲击。利率收窄被认为是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银行倒闭的原
因。利率变动会更加频繁，利率走势将更难预测，这会增加流动性管理、资产负债管理和利率风险管理的难度。为了应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银行业不得不更多地发展中小微型企业业务和个人金融业务，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的调整会给银业信用风险带来结构性的改变，银行业信用风险管理和风险定价的难度也会因此增加。
比较起来看，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的影响更大。大部分城商行都属于小型银行，它们的业务结构和收入来源更为单一，对利息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城商行产生成长于稳定的利差环境之下，它们的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也不足以让它们从容应对新的市场环境。对于大中型银行，它们往往是上市银行，这些问题或缺陷要小得多。人民银行决定自20xx年6月8日起下调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至3.25%，同时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调整为基准利率的1.1倍。一时间，大部分城商行都慌了手脚，纷纷上调各期限存款利率，而且“一浮到顶”，而大中型银行则更加从容地应对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挑战，也没有全面上调自己的各期限存款利率。当前的存款利率格局是，大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平均水平依次提高。这意味着，城商行的资金成本已是高于大中型银行。
利率市场化无疑将会继续向前推进，最终实现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城商行需要为市场环境变化做足准备，认真研究对策，避免在环境变化之时陷入盲目和混乱。
首先，城商行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新资本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银行业资本约束在不断加强，利率市场化推进在不断压缩存贷款利差。在新的环境下，通过拉存款、放贷款来做大规模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将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过于追求速度和规模导致较高的资本占用，这种发展方式的成本过高。特别是对于城商行而言，它们补充资本金的渠道有限，难以为过快的规模扩张提供充足的资本金支持。城商行需要以正确的政绩观和发展观为指导，走质量和效益协调并重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船小好调头，城商行在应对快速的环境变化方面拥有更高的灵活性。它们需要充分利用这种灵活性来更好地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在全新的环境下谋得更有利的发展空间。城商行需要更加注重资产配置和风险定价，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稳定净利差和净息差。比如，宁波银行20xx年年报显示，由于受贷款降息重定价和利率市场化的影响，20xx年宁波银行净利差为2.91%，比上年下降了38个基点；净息差为3.05%，比上年下降了44个基点，但通过加强资产结构调整和利率定价管理、增加生息资产规模，实现利息收入234.9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31.70%。
其次，要切合自身实际，明确定位，坚持贯彻定位。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强，利率市场化之后，大型企业金融服务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大型企业信贷业务的盈利将遭到进一步削减。同时，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会绕过银行，更多地通过票据、债券和股票进行融资。银行业将更多地关注中小微型企业客户和个人客户，这些客户的融资渠道不会受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城商行更应如此。一般来讲，城商行属于地方性或区域性中小银行，受资金实力等因素的限制，它们在服务大型企业方面并不占优势。同时，城商行管理层级少、决策链条
较短、经营灵活，更加熟悉当地经济社会情况，它们在为当地中小微型企业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更具优势。
从近年来的政策倾向看，国家大力支持小微金融和普惠金融的发展。监管部门在城商行组建过程中要求城商行坚持“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市居民”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方针。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xx年陆家嘴论坛上指出，“小银行应努力发展成为‘立足于本地发展、立足于特色经营、立足于实体经济、立足于小微企业’的社区性金融机构，真正服务于地方经济”。在20xx年起实施的新资本管理办法中，银行对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债权以及对个人债权（除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从100%向下调整至75%。从20xx年7月1日起，银监会调整了存贷比计算币种、分子和分母的计算口径，分子在近年已实施的扣减支农再贷款、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三农”专项金融债对应贷款以及村镇银行使用主发起行存放资金发放的农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基础上，再扣除以下三项：一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剩余期限不少于一年，且债权人无权要求银行提前偿付的其他各类债券所对应的贷款；二是支小再贷款所对应的小微企业贷款；三是商业银行利用国际金融组织或外国政府转贷资金发放的贷款。分母在现有计算口径基础上增加以下两项：一是银行对企业、个人发行的大额可转让存单；二是外资法人银行吸收的境外母行一年期以上存放净额。人民银行于20xx年4月和6月两次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6月16日起，下调“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6月份定向降准可以覆盖大约2/3的城商行。人民银行的限定条件是，上年新增涉农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超过50%，且上年年底涉农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超过30%；或者，上年新增小微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超过50%，且上年年底小微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比例超过30%。这一条件设定明确表现出了支持鼓励银行业发展小微金融的立场。
第三，要拓展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转变盈利模式，降低对于利息收入的依赖。中国银行业已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为主要盈利来源，过于集中的业务体系导致了过高的收入集中度，一些银行（包括大部分上市银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超过80%。利率市场化会压缩利差、增加利率风险，对于依赖存贷款利差的盈利模式产生较大的负面冲击，那些收入来源过于集中于利息净收入的城商行的盈利能力不可避免将会有所下降。毫无疑问，城商行需要拓展业务范围和收入来源，增加非利息收入，特别是中间业务收入，但业务范围的拓展不能盲目，而是应该与自己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客户结构调整相结合，根据自身的客户定位来加强金融创新、完善产品体系，借助互联网等渠道和技术开发新的业务模式，改善自己的盈利模式。小微金融和个人金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单笔金额小，交易成本较高。在发展小微金融和个人金融方面，城商行需转变思维，充分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应用，改变过于依赖抵押和担保的业务发展方式，开发设计低成本的风险控制技术和业务处理流程，提高自己的业务处理能力，降低业务处理成本。
第四，要深入研究利率市场化以及业务体系和客户结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变化，创新风险管理技术，加强风险管理。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的利率风险会显著增加，包括利率重
设风险、收益率曲线风险以及内涵选择权风险等。为了提高资产收益率、抵消存款资金成本上升的影响，银行需要开展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业务，客户结构也会发生变化，这会增加业务体系的复杂性和信用风险水平。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风险管控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商行在加大创新转型力度，积极应对新的经济金融形势的同时，还要加大风险管控能力建设力度，重点加强对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信用风险的计量、监测和管理。
第五，需要提前制定对策，积极应对新的存款竞争形势。近年来，银行业存款增长有所放缓，存款余额波动情况有所增加，资金来源的稳定性显著降低。各家银行都比较重视月末、季末的市场排名，普遍存在存款余额季末冲高、季初回落的情况。20xx年，银行业存款余额跨季月间波幅超过5万亿元，全年波幅近6万亿元。商业银行“各项存款占总负债”的比重由20xx年年底的87.2%下降到20xx年年底的81.9%。存款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以及居民理财日益成熟会继续加剧存款竞争，增加存款的波动性。然而，存款是城商行的主要资金来源，城商行需要将存款在负债中的比重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面对新的市场竞争，城商行需要为客户提供各种收益档次的存款账户，将存款账户与电子商务和便利理财等功能结合起来创新存款服务。在不远的未来，人民银行将会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城商行需要提前制定应对方案，避免进行竞相提高存款利率的非理性竞争。
最后，监管部门需要为城商行应对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改革和经济金融形势创造稳定的环境。总体上看，城商行属于银行业中的“弱势群体”，它们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人才储备、业务体系、网点数量、电子银行及信息科技系统等都不如大中型银行。城商行的创新转型需要监管部门提供一些政策支持。比如，可以考虑为城商行应对存款利率市场化提供一个过渡期；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避免放开存款利率给城商行小额存款带来过大的竞争压力；实施分类监管、差别化监管，进一步弱化或取消存贷比考核和信贷额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