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及其对策研究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诚信体系的建设，报告中六次提到诚信问题，并对诚信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强调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并将诚信提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为更好地推进诚信建设，只有重新认识诚信的含义和功能，正视当前存在的诚信危机，这样才能对如何推进诚信建设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一、诚信的含义及其社会功能
中共十八大报告把“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积极倡导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诚信对于推动我们社会和谐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我们国人的广泛共识。那么诚信究竟是什么？传统文化如何看待诚信和使个体保持诚信？它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一）诚信的含义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就是信守诺言，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儒家将诚信等伦理道德价值内化到人的内心，使诚信伦理成为行动者的内心信念，从而推动社会正常运转；墨家认为，“诚信”要求人们言行一致，是主体的价值取向和外在行为方式的统一；法家认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必须通过制定惩罚制度和行动规则才能有效保证个人诚实守信；道家认为，只有不为外界事物所约束、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内心，才可以称得上对自己内心的诚信。可见，诚信不仅只是指个人道德问题，也涉及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涉及到社会团结问题。
（二）诚信的社会功能
诚实守信是政府的公正公信之源、企业的兴旺发达之道和公民的安身立命之本。 诚信具有无穷的政治功能。诚信是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维系和支撑，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前进动力和可靠保证，是人际互动的根本依托。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基本前提，更是政府权威确立的基石。
诚信有着重要的经济功能。诚信是各行各业必不可少的原则，也是沟通个人、企业、国家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之一。诚信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经济资源，它既维系着复杂的市场交换和有序的社会秩序，又是企业的道德底线和进入市场有效的通行证，还能降低交易成本，节约社会资源，增加社会效益。
二、我国诚信危机的状况及其根源
当前，我国正遭遇严重的诚信危机，这场危机已波及到包括政治、经济和生活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各种交往主体。造成这场诚信危机的深层根源是复杂的、多层面的。
（一）我国诚信危机的基本状况
当前中国社会诚信度在下降，形势相当严峻。国内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于20xx年2月在选取了国内5个大中城市的1007个有效样本，对我国社会诚信状况开展调查（本文其他相关数据均出自此调查结果）。调查显示：高达46.6%的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仅有4.8%的被访者认为中国社会诚信状况为“好”。我国的诚信危机可以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1 政务诚信危机。政务诚信是最大的诚信，其他诚信都是基于政务的推动和发展。政务失信会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和执政效果，使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使法律制度缺乏稳定性，从而逐渐形成民众不信任政务的环境，无法建成诚信社会，直接威胁国家政权的稳定，动摇执政基础。在具体工作中，政务失信的主要表现为：
一是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说到做不到。在招商引资问题上，有的地方政府在政策多变、吸引投资前许以优惠政策，投资以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于“吃拿卡要”：部分地方政府热
衷于基建投资等经济类投资，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在涉及民生的问题上。有的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或不按照法定程序办事，违法违规，或不按规定落实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或不及时处理群众的利益诉求，假装承诺以欺骗群众，或处理方式简单，作风粗暴，上访即进行截访，甚至设置黑监狱，违法限制上访群众的个人自由等，逼使一些受害当事人铤而走险，采取以命相搏、自焚等极端措施，严重损害政府诚信。
二是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办事不透明，在经济和人事领域实行暗箱操作、财政收支不清楚、执法程序不透明等。在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类价格听证会中，因为程序不够透明、代表性不强而逢听必涨，因而屡遭公众质疑；政府控制的群众组织和慈善组织的经费使用不透明。广东省人大代表周广荣曾指出20xx年省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下“其他支出”项目占本年度省级支出的比例达11%，因此强烈质疑财政收支“其他项目”存在的合理性，认为这将使政府难以赢得公众信任。
三是一些政务部门与相关领导干部违法违规和形式主义思想严重。主要表现在：一些政务部门及其公务员对中央决策变通执行，乐于当无所作为的太平官，甚至处理关涉群众利益的问题时违法违规、以权谋私、专横跋扈：大搞“文山会海，公文旅行”，搞形象工程，欺上瞒下、虚报成绩，向上报假数字，向下压高指标；有的领导干部只当官不做事，只是口头上宣称加大督查力度，却很少深入群众和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2 商务诚信危机。这里主要指商业信用缺失，包括不守合同契约或合同诈骗，制作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偷税逃税等。在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调查的10大行业中，45.4%的被访者认为，“假冒伪劣商品盛行”是当前社会上最为常见的失信现象：高达70.5%的被访者认为医药卫生行业诚信度最低。整个商业领域的信誉度在老百姓心目中几乎全军覆没。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也越来越大。 3 司法诚信危机。在所有社会信任关系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社会对法律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如今，我国民商审判和行政审判的司法公信力越来越糟糕；刑事审判、行政审判中也常常出现公权联合的现象。司法经常无法守护社会公平的底线，在案件受理环节、审判环节、执行环节中存在很多的司法不公。比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龚刚模案，都是因为存在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才使司法公信力下降。
4 个体诚信危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的驱动，有不少的人不以诚待人，以至社会失信现象严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低。部分学者和专家逐利化思想严重，专家信任危机事件的频繁出现使相关的组织信任也出现重大危机：救人反被告、捡钱成被告、传销骗亲友等现象的频繁出现，使人们不但对陌生人抱有一种普遍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也使熟人间的信任日益消失，信任危机已侵蚀到最基本最坚固的层面，社会信任度降到了最低点，信任危机正全面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二）我国诚信危机的深层根源
有学者针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折射出的社会诚信危机的根源进行深入分析，认为是由于生产经营者诚信道德缺失、监督管理存在漏洞、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对于违法行为惩罚较轻、法不责众、食品安全平台尚未统一、消费者自身安全意识缺乏等原因；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社会诚信缺失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根源，也有现代社会的重要影响和叠加效应，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对人际博弈弊病的约束和引导被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摧毁。传统文化的优势因而难以施展闭。可见，造成当前诚信危机的原因十分复杂，概括说来，可从组织制度和行为个体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
1 就组织制度层面而言。目前中国爆发的这场社会诚信危机除了历史积累的结果，很大程度是与制度相关联，因为制度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制度转型意味着社会信任基础的转型。因此，这场社会诚信危机的爆发既是由外在灌输的，也是由我国强制性的制度转型所直接引发，更主要的是由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制度转型中社会信任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
第一，货币化思想对组织制度的渗透。一个组织如果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奉行利益至上，而罔顾他人利益，甚至损害和掠夺他人和其他组织或群体利益。这个组织灵魂就不可能再以诚信作为其价值规范，其成员的思想也逐步被货币化。金钱占据了组织的灵魂，并渗透到组织的每一个细胞，组织文化造成的这样一种结构性力量，对诚信文化的伤害是很大的，也使组织成员讲究诚信变成不合理的存在。
第二，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管。政府是否能有所作为直接关系到制度执行的好坏和监督管理的公正。政务诚信危机通常是因为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所致：市场失信行为的频频发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监管部门没有以身作则；监管的缺位成为商业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重终端抽查。轻过程监管”的不合理的监管方式也给失信者规避监管提供了机会。 第三，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利益博弈成为社会运行的一个新的机制，而利益博弈如果不以诚信为基础，社会就将处于混乱和无序状态，这需要一个容纳利益博弈进而使社会逐步建构起诚信机制的制度和平台。于是，刚性规则对诚信的约束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刚性的规则是社会柔性运行的润滑剂，法律制度就是这种润滑剂。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制定了很多法律法规，但针对诚信方面的立法仍不完备。缺少与诚信制度直接相关的立法，尤其是地方性信用法规规章有待我们加紧制定和完善。
第四，违法失信成本太低。一直以来，我国的企业或个人违法失信的成本太低、代价太小。比如《食品安全法》的惩罚条款不足以威慑失信企业，过低的赔付成本以及一对一的诉讼赔偿方式，给违法失信者造成可乘之机和侥幸心理。使违法失信者承担的法律责任与其因失信造成的社会危害严重失衡，从而使失信者不能得到应有的约束和惩戒。因此，必须依靠严刑峻法来切实打击违法失信，对于违法失信者追究其法律责任，让其失信成本远大于失信收益。
第五，民间监督力量过于薄弱，公民社会发育不够成熟。互联网作为民间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已经初步显现其巨大威力，但一些地方政府仍然视之为洪水猛兽，一旦负面事件爆发，即一味本能掩藏事实真相而不是澄清真相，粗暴删帖而不是积极回贴，以堵代疏而不是以疏导为主，压制第三方调查力量而不是积极支持其参与，从而使事件越闹越大。使自己失去人们信任。
2 就行为个体层面而言。很多实例表明。诚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个人的道德滑坡。有研究者在“信任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三因素模型”，认为“诚信是一种复杂的人格特质。任何信任过程都离不开信任者、信任对象以及情景特征三个因素”，利益的驱使和法律意识的淡薄是极其重要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xx年危害食品药品安全十大典型犯罪案例。都是由于违法失信者在特定的社会社会环境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而罔顾诚信道德，漠视法律规则，放任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而失信者一般都有其存在的组织，是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力和道德品性也将极大地影响到其所在组织的信任度。
三、新时期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多维路径
诚信危机问题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需要综合协调、内外结合，既要解决表面问题，更要从根本上加以治理。因此，诚信体系的构建内容复杂，任务艰巨，涵盖了个人、企业和政府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诚信建设。有学者认为。建立利益的约束机制是提高社会诚信最切实际的方法，因为“广泛的诚信存在是利益约束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个人道德所为”，这需要执政者对于制度设计的高度智慧，不断地进行诚信制度创新，使诚信行为能在制度的庇护下获得短期和长远的利益。因此，加快诚信体系建设不仅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力量，还要充分发挥政府规制的作用：不仅需要进行道德建设来加以引导，更需要加强法制建设来予以控制。从大的方面来说。诚信体系的建设一般遵循下列路径。 （一）以政务诚信为重点，推进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曾经说过：“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必须干得很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很好。”可见，政务工作的关键环节在于取得民众信任，在于政府的社会公信力的高低，这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强化政务诚信建设，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地、有计划地提升政府信用。具体办法包括：
1 以强化政府诚信为主要内容推进政务诚信建设。政府及组织部门选拔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要以德才兼备为前提，将“破格提拔”制度化、规范化，绝不用人唯亲；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要更新观念，率先讲诚信，做到言行一致，绝不出尔反尔。政府主要官员要做民众的表率，诚信做人、公平执法。这样，才能在诚信教育上树立自己的威信，才能在言语和行为上对民众的诚信思想和行为产生正效应。
2 打造法制政府，政府带头讲理。只有政府部门带头讲理了，政府自身的所有行为都置于法律法规监控之下了，为全社会树立诚信榜样了，公职人员行贿犯罪有档案可供查询了，违法犯罪成本增加了、代价更大了，行贿犯罪行为才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止，公职人员受贿犯罪的现象也才会相对大幅度减少，才能真正地促进政务部门逐步走向清正廉洁，社会公众和市场参与主体也将会认识到讲究诚信才是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的。
3 构建透明政府，强化信息沟通。打造透明政府是政府获得社会公众信任的基础。政府要将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通过各类新闻传媒都公开到电视广播、报纸和网络媒体上，接受广大民众和媒体的监督；严格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把各级官员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腐败。广东肇庆市5000多个党的基层组织近90%实行了党务公开。党委决策过程的透明性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4 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制度和问责制度。将内部监督和外部多种监督形式相结合，尤其要发展与扶持第三部门加入权力监督，加大对政务失信者的监督和惩罚力度，最终形成一个使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罚的社会诚信机制。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就是要维持一个执政党的肌体健康，尤其要把好权力监督关，体现出一种对诚信危机的自净自警能力。比如广东在省、市、县、镇四级党政机关创新开展廉政风险排查工作，这对于建立健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对于提高地方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均收到非常显著的成效。
（二）以信用建设为抓手，推动赏罚分明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随着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以及“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信任模式也由以人格信任为主随之转变为以系统信任为主。而构建系统信任模式的重要途径，主要是要通过一系列的信用制度设计来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个人、行业、企业的征信系统及其监督机制，尤其要注重打造公共联合征信平台和加强行业领域信用制度建设。
当前，我国应积极创建诚信档案管理制度，逐步建设包括政府官员、各级学校师生、企事业单位员工等在内的个人诚信档案数据库和企业诚信档案数据库，把个人诚信状况以及司法信用等整合进个人诚信档案，把企业纳税、合同履约、所获荣誉、银行信用等级、企业交易记录以及法院判决执行情况等整合进入企业信用档案数据库，并建立诚信查询系统，同时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的监督作用以及各行业协会相互之间的监督作用，及时曝光不诚信的企业，通过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结合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如湖南国税局创新纳税诚信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分门别类建立纳税信用等级数据库。同时与交通银行联合推行“税融通”信贷业务。评定纳税单位或个人的信用等级，等级相对较低的或取消评定资格或需说明原因，等级高的则给予3-8倍的授信额度。并实行稽查分案选级管理。这种赏罚分明的纳税诚信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国税部门的纳税信用体系建设。
（三）以法制建设为基础。推进公平正义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政府诚信与法治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政府诚信的产生、发展与法治密不可分，政府失信也多因法治缺失。清华大学孙立平
教授认为，我国一些制度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本身的问题，往往是因为“基础秩序”的塌陷，因此。需要重建社会基础秩序。这个“基础秩序”与社会诚信以及政府法治有着密切关系。 公平正义是政府法治建设的灵魂。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xx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包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和法治政府的基本建成。就是为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重要保障。必须尽快进行信用管理系列的立法和执法，尽快推进诸如《政务信息公开法》《政府信用法》《企事业单位信用法》《公民信用法》《公平交易法》等法律的制定和颁布，把社会信用牢固树立在法律基础之上。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履行安排政府财政性专项资金、发行债券融资、审核企业上市、发放银行贷款、提供企业信用担保等职能时，要考察企业信用状况，优先考虑诚信企业，在全社会范围形成有利于企业信用建设的体制机制。 推进公平正义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还必须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地方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严格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法，真正履行政府应有的职能与职责，改变重税收不重监测的监管方式，保障诚信者的利益不受损害，依法严惩各种不诚信行为，使失信者承担必要的经济和刑事责任。这要求政府部门务必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坚决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接受执法监督，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以道德建设为核心，加强开放包容的诚信文化建设
诚信属于道德的范畴，而道德属于文化范畴。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形成讲诚信、讲责任的社会环境，恢复社会诚信。使诚实守信成为社会公众的共同规范取向。
1 深入挖掘和重新阐释传统诚信文化。虽然传统文化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儒家等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的诚信做人、以诚交友、诚实执政的相关理念和诚信思想很值得我们后辈人去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提倡的“言必信，行必果”的做人理念、“言而有信，以诚相待”的交友理念、“诚实无欺。取信于民”的为政理念都是我们当前进行公民诚信道德教育的丰富资源。由于我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诚信随人际关系的亲疏而有所差别。这就体现出讲求诚信的对象范围过于狭窄且显现出层次的高低和程度的深浅。这需要我们在吸取传统诚信文化思想的同时。借鉴建构在自由平等原则基础上的西方诚信思想，也就是诚实守信不因关系亲疏和远近而有所分别，强调对于所有人都诚实守信，诚信度不在层次上有高低之别。
2 加强诚信宣传培训教育，增进社区参与，提升全民诚信意识。第一，要求大众讲诚信，首先是执政者要讲诚信。政府官员要讲诚信。现阶段尤其要加强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诚信教育。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第二，诚信教育不仅有助于实现传统诚信文化的当代转型，而且能够辅助推动诚信文化的法制化，也能推动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化进程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因此。要大力开展信用宣传和信用培训，支持、鼓励信用研究机构的创立以及信用研究期刊的创办。第三，由于当今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加快，生活的环境也由相对熟悉、稳定、封闭走向相对陌生、流动、开放，信息控制相对传统社会更加困难，体制约束力减弱，加上人际关系约束力也相对减弱，对失信者实施惩罚就变得更加难以实施。基于此，建立对于更广范围的其他社会成员的信任，则必须通过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社团，从而可以增强社区居民对社会上一般关系的人的信任度。第四，要让全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意识到诚信建设是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建设，不讲诚信不仅损害个人信誉。而且也会加剧社会道德风险，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甚至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进而使我们追求的和谐社会和“美丽中国”成为空中楼阁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