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大会发言稿
20xx年,梁晓声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委员们逐一发言,许多委员都表达了任职的光荣感。轮到梁发言,他把委员证取下放在桌上说,“如果仅仅是光荣,我现在可以交出,也可以收回,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已经光荣了;作为大学教师,我很认真的教课,爱护学生,我也已经光荣;作为一个个人,我比较和谐地处理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有这些基本光荣,我已经够了。”梁晓声说,“如果把这个太看成光荣了,就是一种欲望,就会害怕失去,最后就会怕到不敢言说。” 几天前的政协分组讨论中,他不客气地指出,“现在网站的一些网友质量水准非常高,点问题像点穴一样痛快。但我们政协委员的一些发言质量水准和思想深度还不如网文。”他的话引得大家纷纷打开话匣,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边发吉首先点炮。他说,我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大会发言质量比往年都差,发言稿没有热点、难点、疑点、焦点,没有以前的锐气,选题选点也小。“有些发言干脆就是为自己所在的单位谋利益”,“雷同无个性,像中小学生演讲??”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改变了梁晓声。“当我纯粹作为一个小说家时,我一直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你批判它是很容易的。但你是个政协委员,你要求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时才发现,我提出的N种解决方法哪一种都不能有效。如果说这些年有一点点进步的话,那就是由过去感觉某些族群,人群、变为必须对中国有感觉。”
在北影制片厂附近的一所老房子里,梁晓声穿着暗红色的棉衣、拖鞋,慢条斯理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张开嘴巴,任由烟圈自由流出。
“坦白说,这两年,我的提案少了,但不意味着不发言。”他试图在批判性和建设性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比如我可能作这样的发言,谈到三农问题,我可能会提出理念上的问题。我们一谈到‘农’字,有些人就只想到粮食,农约等于粮食,约等于粮食安全,但农民首先是公民,因此首先要把2/3的农民当成公民来看。”
任玉岭刚进入政协时,也觉得政协是外人所说的花瓶——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进入角色以后,我发现我的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让决策更正确。” 3月13日,在北京天通北苑的一家咖啡厅里,午后的阳光照射进来,任玉岭讲述着他任政协委员的故事。一次,他妻子在昆明上医院,看一个感冒花了817元,回来后他写了一份提案反映看病贵,新华社的记者告诉他,这个提案被200多家媒体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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