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 :三维目标读后感

《三维目标的建构与特征——课改纲要教学目标解读》读后感

陈首贤

全面认识、正确指定并有效实施“三维目标”,是落实“课改纲要”,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三维目标”不仅全面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先进教育理念,而且还直接制约着广大教师的教学行为和众多学生的学习行为。“三维目标”既是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又是优化教学设计,提高教学效能的最佳切入点。全面认识、正确制定并实施有效的“三维目标”,关系着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全局,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如何制定一个正确与有效的“三维目标”,是我们现时必须要深入认识并掌握的。由于我们教学经验尚浅,所参考的“教学目标”多数是来自教学参考书的,但通过学习后,让我懂得了在自己的教学中所提出的所谓“教学目标”,其实还是许多人过去习用既久的笼统抽象的“教学目的”。

在听了广州的“新课程教学——小学语文谈”后,特别是在卢咏莉博士的讲解后,它使我意识到正确、有效的教学目标,对于学习的主动学习及训练学生的能力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鉴于这,我对语文课程“三维目标”的制定有以下的体会:

一、更新制定目标的观念,使自己的教学真正立足于学生的学。

传统教学论是教师中心论,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在这样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教师预案所制定的目的都是为了突显教师的中心地位服务的。就如我们平时的目标设计,都是比较笼统的,没有明确学生需要如何去做,以致达到教学目标。这样,“要求”学生,“使”学生,“教育”学生的主体都是教师。是对教师“导教”,而不是直接对学生“导学”;是把教师置于主动地位,中心地位,而把学生置于被动地位,边缘地位。“三维目标”则要求我们每条目标的着眼点,都不是直接指导教师怎样教,而是直接指导学生怎样学,都不是以教师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为主体。

二、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

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使他们具有适应实际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语文课程还应重视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从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理念出发,加强了课程目标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重要维度。也就是说,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而不是一种外在的附加任务。当然,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应该符合语文教育的特点,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要求渗透于教学过程之中。从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出发,突出课程目标的实践性,将“过程与方法”这一维度也作为目标的组成部分,在目标表述时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策略的选择有所展开,体现出提高语文能力的主要途径是语文实践、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改变过去重知识传授和被动接受的倾向。从现代社会对未来公民素质的要求出发,对语文的“知识与能力”这一维度也有新的理解。当今已是信息化时代,信息的多样性和信息传播的多渠道性是这一时代的显著特点;人际交往日益显得重要,对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现代学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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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 :通论读后感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后感

班别:经济1123班 姓名:苏成炽 学号:201211511317

一.作者简介: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作者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约翰·梅纳斯·凯恩斯(1833~1946)。

凯恩斯,英国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一生对经济学作了巨大贡献,因开创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而称著于世,被后人称为“宏观经济学之父”“资本主义的救世主”。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西方经济学史上三部划时代的著作。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

凯恩斯,1883年6月5日生于英格兰剑桥一个政治经济背景浓厚的家庭。(凯恩斯出生同年,卡尔·马克思与世长辞,两位对现代经济学都有着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在生存的时间是如此的接近。)凯恩斯毕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以第二名通过英国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所,后辞去事务所职务,回剑桥执教。一战爆发后应征入英国财政部,主管对外财务工作。19xx年初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巴黎和会。19xx年7月率英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与世界银行的英国理事,19xx年当上第一任世界银行总裁。另外,他也经营私有企业。

二.写作背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在19xx年出版的,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程中。1929~19xx年资本主义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被传统西方经济学家论证为不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濒临覆灭的边缘。经济危机表现为产品大量积压,企业纷纷倒闭,生产大幅度下降,失业人数剧增,信用关系严重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陷于混乱和瘫痪。经济危机爆发期间大批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市场萧条,生产锐减;失业人数激增,人民生活水平骤降,美国进入“大萧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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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 :信用评分及其应用读后感

信用评分及其应用

2013200054刘徵薇

信用评分是什么?从字面意思理解,指的是给一个人的守信用程度评分。将这个概念运用到金融领域则大多数与贷款挂钩,信用评分的高低决定一个人是否能拿到一张信用卡,是否能获得某项贷款。很明显评分高的人容易拿到贷款。那么信用评分的根据是什么?银行经理不可能因为你看上去很诚恳而给你一个高的信用评分,给你贷款。因为他们不是慈善家,而是理性人。他们发放贷款是建立在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在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或者说在该风险下他们预计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由此可知,一个客观的不掺杂主观因素的评分才是可靠的。并且,每天数以千计的各类申请决定了由工作人员去单个评估师不可行的。一套客观有效率的评分系统呼之欲出。

以上是我对信用评分系统产生的一点看法。本书以信用评分体系的产生、发展(评分卡的使用和改进)、评分卡和评分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国际差异的顺序展开。其中还涉及到别的评分种类。将整个信用评分体系及其运作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接下来是我的一点心得。 信用评分其实与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差异化定价。差异化定价指的是对提供给客户的价格或者利率进行调整以反映我们对其风险或潜在利润的看法。书中写道:“我们先计算某项贷款或客户的风险,然后用它来评估获取利润或者达到目标回报所必需的收入。随后我们在能够产生所需收入的利率下水平下为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好客户能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而风险高的客户将面临更高的利率。这种差异化定价不同于传统市场中的统一价格。为什么要进行差异化定价呢?我认为给好客户提供的低利率可以看成是对他们按时还款的奖励,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激励。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利率差鼓励人们按时还款。同样的,利率差也是对那些高风险客户的一种激励。由于低评分被认为风险高导致高利率会促使客户努力提高自己的信用评分,而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按时还款,稳定性等。提高或降低信用额度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行为评分有一部分是运用评分来决定在催收中采取何种行动,还有分析比较采取催收措施和不采取任何措施两者最后收回的资金。如果不采取催收措施的话,这部分资金可以贷出获得更大利益。为催收支付的成本及其可能获得的利润可以看成是催收这件事的机会成本。在权衡中贷款机构选择了他们能够收回最多资金的方式。坏账准备金提取其实不是真实的贷款特征,它的产生是因为贷款机构应留出足够的资金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坏账,这就与会计学相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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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 :《论中国》读后感

《论中国》读后感

说起基辛格,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历史课本上毛主席与尼克松握手的那一张经典照片在当时震撼世界,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先遣队和推动者之中就包括亨利·基辛格。由此,中美两个大国经过长达20多年的相互对峙后,终于走向了和解。

基辛格在 20xx年5月27日迎来了自己88岁的生日,其重磅大作《论中国》也在这一天在美国各大书店正式上市,引起各界普遍反响,并迅速荣登亚马逊排行榜前十。今年10月,《论中国》简体中文版隆重上市,各大网站争相报道,不啻为十八大之年最值得关注的一部引进版著作。

作为公认的第一位叩动新中国门环的美国高官,作为过去40多年中出访中国50余次的资深外交家,有着“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之称的基辛格,用世界视角、国际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论中国》这本书凝结了基辛格博士的战略理论以及对中国问题数十多年的研究成果,对每个曾经或正在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对每一个曾经或正在阅读中国历史的人,都值得一读。 “世界之王”的陨落

书的前半段,基辛格介绍了中华民族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沦落为晚清时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原因。清以前的中国,国运昌盛,四夷咸付,是以中国人酿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自我意识。至于愿与中国通商的周边国家,天朝皆视其为“蛮夷”,称通商为“朝贡”,以示承认中国的至尊地位。

中国“挟其独特的传统和千年养成的优越感”步入近代,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其对外国通商和技术革新漠不关心。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借助工业革命的洪流,西方超越了中国。

英国人用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列强环伺。仅仅10年,中国从辉煌中跌落,沦为殖民实力争夺的目标。

大国博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本书的下半部以更大篇幅讲解了基辛格眼中的当代中国外交史。作者试图从“围棋”和“孙子兵法”出发,形象地阐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 产 党领导人杰出的政治战略思想,读起来令人拍案叫绝,敬服不已。基辛格甚至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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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 :论可能生活读后感

《论可能生活》读书笔记

Ought to be?or to be?当我们还在懵懂期时,父母教导我们惯用的就是诸如“你应该??”,“你不应该??”这样的句式,而我想大多数孩子都会像我一样,心里萌生最多的疑问就是“我为什么应该这样”,“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开启赵教授这段可能生活之旅之前,我自己头脑中有这样一个预热,我想象中的人类的可能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我们实现了小康社会,社会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人们开始寻求一些更高层面上的精神满足。带着这样一种设想,初读这本书,赵教授的理念给了我一个全新方面的思考。他提出的所谓“ought to be”是以规范为研究主题的伦理学,大多数的研究伦理都陷入了这样的误区,竭力探求何为规范,而却不寻找规范的理由。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将对伦理的研究转入对事实的分析,借助知识论来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实际上这两个维度都是在将伦理学的研究置于一个死循环中,即人们在支持某个规范时经常要寻求事实来充当证明,而在解释事实价值时又时常引入规范来充当说明。我们要抛开这两种思想,不要把人看做机器或动物,也不要把人看成是需要整治成某种标准产品的材料,而是在更深层次的维度中寻找一个确实可靠的价值判断,他提出将“to be”扩展成“to be meant to be”,例如把“生活应该是??”变成“生活意味着??”,实际是“由道而德”结构的映射。从根本上来说,伦理学根本上是为生活服务,我们追寻的是生活的意义,而不是社会规范。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持模糊的价值标准,当我们用“比较合理”来解决问题时,这无形中就允许了某种价值的贬值,最终导致整个价值体系的崩溃。规范问题根深蒂固地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人们经常为了解释而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结果规范只不过漂流在解释的泥浆上。因此,更总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超越规范的层次思考伦理学问题,必须为规范寻找一个恰当的基础,它不能是共同利益,这个基础必须是幸福。这不禁让我想起,大一时读过白岩松写的《幸福在哪里》这本书,他在代序中讲到,他习惯看一看周围人的手腕,那里似乎藏着一个属于当代中国人的内心秘密,从不言说,却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不分男女,会戴上一个手串,这其中不乏有人是为了装饰,但更多的却带有祈福和安心的意味。在后序中他提到,在中国需要信仰,这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每一个个体,有自己的路,因它与幸福紧密相连,富裕之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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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 :论自由读后感

愿自由之光永照

——读《论自由》有感

“不自由,毋宁死。”这似乎是声嘶力竭的呼喊的话语,将人类共同的对理想的追求,表达的淋漓尽致。

塔西佗说,“追求自由是人至高无尚的心向”;英格索尔说,“自由之于人类,就像亮光之于眼睛、空气之于肺腑、爱情之于心灵”。 塞万提斯说,“自由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最大的幸福之一”;卢梭也说,“人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尽管经历过无知的蒙昧,专制的黑暗,人类对于自由的呼唤似乎出自一种本能,永远照耀着这一段进步的征程。

近日读完《论自由》一书,对于自由,权威,个人,社会等问题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论自由》由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和经济学家约翰·密尔著。该书是自由理论体系的集大成之作,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在西方被高度评价为“对个人自由最动人心弦,最强有力的辩护”。

该书最早的中译本为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所译。其译名《群己权界论》很好的表达了本书的核心内容——个人在政治社会中或者说公民在国家中的自由,即所谓的“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论自由》共分为五章:第一章,引论;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

讨论自由;第三章,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本文教义的应用。就整体来看,在该书中密尔探讨了自由的涵义、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

政府甚至是社会在多大程度是可以干涉到个人的自由呢?如何才是正确衡量这一限度的原则呢?在经过正确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尔找到了这条原则,即: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为自己的好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对他忠告、指教、劝说以至避而远之,这些就是社会对他行为表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当步骤;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如果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它们来保护自己的话。随着经济危机的日益严峻,各国政界和学界对于政府权责的范围,政府在公众生活和经济建设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掀起了新一轮的极具现实意义的讨论。政府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甚至是干预公众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政府和小政府谁才是一个理想的值得信耐的管理者?密尔的理论无疑是一个最小政府观念的强大支持。就个人观点而言,尽管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所主张政府的积极干预和有效地管控似乎在当下更具有对症下药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再次受到热捧,也似乎说明加强政府的干预和政府的责任日益成为解决危机的一剂良方。但作为一个公民,更应该时刻保持对于政府可能的对公民权利的压榨与窃取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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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 :经验课程论读后感

《经验课程论》读后感

花了半年时间终于将张华的《经验课程论》读完了,这是张华老师对自己博士论文修改基础上而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充满了张化老师对建构“天人合一”、融合东西方文明的新型经验课程——体验课程的希翼,也是张华老师致力于中国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漠视主体经验的研究论纲,半年时间的阅读,让我逐步清晰了卢梭、杜威等教育大家的教育思想,对于现实存在于教育内部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读完《经验课程论》之际,我回想起了周国平先生在《中国教育报》上所刊的《教育的七条箴言》,周国平老师不是专业教育家,但他以父亲、哲学家的视角对于现实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剖析,这与张华老师,一位教育专家的理想追求无疑是异曲同工。

第一条箴言:教育即生长,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

这个论点由卢梭提出,而后杜威作了进一步阐发。“教育即生长”言简意赅地道出了教育的本义,就是要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把外面的东西例如知识灌输进一个容器。苏格拉底早已指出,求知是每个人灵魂里固有的能力,当时的智者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本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苏格拉底嘲笑道,好像他们能把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

去似的。懂得了“教育即生长”的道理,我们也就清楚了教育应该做什么事。比如说,智育是要发展好奇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要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灌输规范;美育是要培育丰富的灵魂,而不是灌输技艺。

“生长就是目的,在生长之外别无目的”,这是特别反对用狭隘的功利尺度衡量教育的。人们即使承认了“教育即生长”,也一定要给生长设定一个外部的目的,比如将来适应社会、谋求职业、做出成就之类,仿佛不朝着这类目的努力,生长就没有了任何价值似的。用功利目标规范生长,结果必然是压制生长,实际上仍是否定了“教育即生长”。生长本身没有价值吗?一个天性得到健康发展的人难道不是既优秀又幸福的吗?就算用功利尺度———广阔的而非狭隘的———衡量,这样的人在社会上不是更有希望获得真正意义的成功吗?而从整个社会的状况来看,正如罗素所指出的,一个由本性优秀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肯定会比相反的情形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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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 :论出版自由 读后感 论文

自由与真理之光

——《论出版自由》读书笔记

“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真理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反复读这一本从17世纪流传下来的小册子,它思想之深邃,精神之纯粹,文字之准确,仿若使人沐浴在自由与真理的光束中,荡涤着整个身心,一遍一遍探寻,也记录下自己点滴的收获。

一、《论出版自由》的时代背景

从亨利八世开始,英国就实行特许出版制度。到玛丽女皇时期,英国成立了皇家出版特许公司。它规定,没有女皇的特许,不准出版书籍刊物,出版权利被严格限制在少数几个人手中。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设立星法院法庭,颁布星法院法令,对出版物出版进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出版松动出现在1640年,查理一世被迫召开国会,取缔了严格控制的星法院法令,出版自由开始涌现,但1643年资产阶级长老派恢复了出版审查,思想领域生机勃勃的局面迅速消失。

17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政局跌宕起伏的时代,代表封建利益的国王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议会冲突激烈,同时,宗教斗争复杂,清教运动和反清教运动的对抗一直持续不断;同时也是一个新思想、新经济、新文化和新阶级欲突破罗网,显示自己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转折时期。在言论出版方面,突破就有的制度和陈腐的观念,寻求适合这些新生事物成长的言论出版空间成为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迫切要求。

在长老派出版审查条例付诸实施时,弥尔顿无视这一条例,既没有获得出版许可,也不刊印出版机构的名字,出版了《论离婚的原理和实施》。接着 ,他又直接以《论出版

自由》为题表达了对出版审查制度的强烈批判和对出版自由的渴望。该册子同样没有经过许可,没有经过登记,也没有开列印刷商和书商的名字。它写成向国会演讲词的形式。

二、关于《论出版自由》几方面的探讨

(一)出版许可制的历史渊源

弥尔顿在行文的开篇以较长的段落赞颂了国会议员热爱真理的精神与正直的品德,并认为他们高人一等的证明即是“以深谋远虑的精神,听取并服从来自任何方面的理智的声音,并因之而乐于把一切议案,不论是自己通过的还是前人通过的,一视同仁地予以取消。”[2]随即指出一个事例,即“重新审议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2]由此引入正题。这种表述既有演说的策略考虑,结合全文更可看出弥尔顿是将获得自由的希望寄托于国会的开明与议员们的理智决定的。他说,“要知道现在这种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哪里得到,那么除开诸位仁厚宽宏而富于人到精神的政府以外就找不到更确实的来源了。”[2] 为了驳斥《出版管制法》的不合理性及专制性,弥尔顿从书籍许可制的发展历史谈起,认为古希腊是其源头,发现雅典只对“渎神和无神论的文字及诽谤中伤的文字”加以管制。公元800年以后,罗马教皇开始发布严格的禁令,“凡属不合他们口味的东西他们都禁止阅读,并且付之一炬。”[2]他认为“这是从最反基督的宗教会议和最专横的宗教法庭上发出的……书籍法令的肇始者无疑就是这批人。”[2] 在论证了许可制订立者的反动性之后,弥尔顿向议员们发出呼吁,认为他们应该不屑承认许可制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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