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19xx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

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

《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

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

[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xx, （4）： 89.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251.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xx.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xx. 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xx.

21.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xx. 189.

第二篇：弘扬传统文化征文

明辨“古人云”

数千年的灿烂文明赋予华夏大地独特的厚重；先哲们的思想言论留给炎黄子孙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年轻人逐渐将传统文化淡忘，有人能日观外国电影四五部，却从不阅读国学经典，有人能把英语说得滚瓜烂熟却在文言文面前望而生畏，有人能津津乐道于现代服饰却无法欣赏旗袍的风韵，有人能哼唱数十首外文歌却说不上十句《论语》。重拾传统，重温经典是当代青年急需加紧补习的课程。但人们在吸收传统文化养分的同时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复古主义，表现为动辄援引“古人云”为自己的言论、行为保驾护航，以为一旦拉先人出马，就站稳了脚跟，不容辩驳。

然而，在那些充斥着古人言论的话语中，不知多少是谬论、悖论，一些被有心人当做金玉良言的古语里又有多少是经不起推敲的时代糟粕？ 断章取义、曲解传统思想是谬误产生的一大原因。某些政府官员在阐述执政理念时公然打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口号，认为控制民众舆论，堵住民众之口是重中之重，于是拒绝民众批评意见，粉饰工作失误，大行愚民政策。君不见，某些部门在此种方针的指引下，百姓不敢建言献策，信访局门口成批上访者被黑心执政者以“维稳”为由遣送回家。这句话本出自《国语》，原文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本意是劝谏执政者要重视民意，切勿阻止人民的批评之声，否则后果严重，并非“堵住百姓之口比治

理河流还重要”。愚昧的执政者恰恰把古人的观点翻转，倒行逆施，令百姓遭殃。

李商隐有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小学生作文乃至不少报刊杂志中，这句话被用来赞颂人民教师的无私奉献。赞美教师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铺天盖地地频繁使用在学生心中埋下根深蒂固的观念：李商隐的这句诗只能被用来歌颂教师。殊不知原诗的意境与教师风马牛不相及，“春蚕”一句紧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含一语双关之意，丝与思谐音，表达着诗人对心上人的思念，而蜡炬的意象与人流泪相似，传递出诗人因思念而心力交瘁的状态。因此，这一句的最正确用法是形容思念，与原诗最为贴切。中学生写牵挂亲人，怀念故土的文章时皆可借用此诗句，事实情况却是鲜有出现，可见以讹传讹地误解古语抑制了年轻作者的发挥。

凡事有利必有弊，在古人思想中优秀的固然比比皆是，思想糟粕亦不少，人们如果不假思索地乱用，无异于让古人的谬误与自己的歪理叠加，错上加错。儒家思想中有“三纲五常”，其中“五常”为仁、义、礼、智、信，属于中华传统优良品质，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相比之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于时代的局限，在自由民主的今天则显得格格不入。在小部分家庭中，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一心要凌驾于妻子之上，自恃为一家之主，处处专制独裁，美其名曰遵循中华传统的纲常之道，结果往往是导致妻子不堪重负，情感破裂。至于部分已为人父者更是死守“三纲”不放，在与子女的

交流过程中缺乏平等对话，没有尊重互信，取而代之的是强权甚至暴力，沦为失败的家长。

身为年轻的一代，我们拥有的是青春活力，学习能力得天独厚，但我们涉世未深，缺少的是理解与辨别。在接受古典文化熏陶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多闻阙疑，博学勤思，读懂古人的思想，更要明察秋毫，善于分辨，取古人精华去腐朽糟粕。正如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