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盛疏荡，淡远潇洒
——汉魏晋散文的艺术魅力
浙江富阳市第二中学 姚海婴
汉魏晋三朝是我国散文大发展的时代，不仅出现了赋、史传散文、政论散文等多种散文样式，还出现了诸如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曹植、陆机、陶渊明等许多散文大家，并对后世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结合高中语文教材第二册第五单元的4篇散文，简要谈谈汉魏晋散文的艺术魅力。
政论散文气盛恢宏
西汉前期以政论散文为主流。其形式主要是书、疏；中心论题是总结秦王朝覆灭的教训，为新王朝提供统治的良策。且表现出三个显著特点：①注重具体实际的政策方针；②继承了战国散文纵横驰骋的气势，又具有战国散文所缺少的整饬谨严的风貌；③具有恢宏的气度和积极的热情。代表作有《过秦论》、《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狱中上梁王书》、《报任少卿书》等。贾谊是汉代政论散文的代表。
贾谊的政论散文，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尖锐而深刻的看法；痛陈诸侯分封之弊，提出守边、备战、贵粟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文章洋溢着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表现了政治家的气魄和历史家的睿智，同时充满热情，富于文采。其作品“皆为西汉鸿文”，“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过秦论》是他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其主旨如题目所示，是论秦政的过失，这是西汉前期政论散文集中讨论的问题。上篇竭力夸张秦国力量的强大，和一朝败亡的迅速，以强烈的反差，突出“仁义不施”则必然败亡的道理。文章多铺张渲染，气度恢宏，有战国纵横家文的遗风。中篇和下篇，提出秦二世和子婴应该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挽回败局，实际是比较具体地提出了西汉王朝应该注意的政策。
这篇散文充分体现了西汉政论散文的特点：①构思奇特，以摆史实作论，只在最后一句画龙点睛提出论点。②以高度概括的笔墨铺排史事，赫赫有势，有战国纵横家铺张扬厉的风貌。③以气运辞，重在文章气脉，高屋建瓴，一泻千里，奔腾有势。④文字整丽迭荡，然长短错落，统以神理气势，不呆不板不涩。文章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陈述己见，用历史上兴衰之迹深刻对照现状，颇有战国策士议论纵横之余风。受辞赋的影响，文章讲究对偶排比，有明显地逐步骈化的趋势
东汉的政论文继承了西汉政论文富于批判精神文风，唯文采气势稍逊而已。著名的有桓宽的《盐铁论》，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等。
史传散文雄奇疏荡
汉代的史传散文是我国散文发展的里程碑，代表作有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它们直接继承先秦历史散文文史结合的优良传统，而在文学性上则有更大的发展。
《史记》是史传散文的典范之作，它使汉代散文发出了耀眼夺目的光辉。全书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间三千年的历史大事，书中以人物为记叙的中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开创了我国正史的写作体例。语言以散为特色，少至一字一句，多至十字、二十来字一句。错落有致，含有诗意美，内蕴感情丰富。《史记》“识深、事富、词丰、情浓”，结想不凡，下笔无拘忌，高屋建瓴，大气磅礴，苏辙称之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在雄奇遒逸中疏荡有韵致，摇曳多姿，成为美文。鲁迅极言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鸿门宴”共一千五百字左右，是楚汉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回合。是《项羽本纪》中最精彩段落，也是《史记》全书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片断，高度表现了史传文学描写技巧。
人物的个性在鲜明对比中给人以强烈印象。如鲰生（浅陋寡识的人）与张良：鲰生稚见浅识，张良远见卓识；刘邦与项羽：刘邦的精细多疑，项羽的粗率无心，相衬益彰等等。在相互衬托中显示人物的个性，是《史记》常用的也是成功的刻画人物的方法。还将人物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各自的性格特征。在樊哙闯军营一节里，作者以酣畅的笔墨将樊哙的形象凸现在纸上。樊哙一句“臣请入，与之同命！”显示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他携剑举盾闯军门，两边卫士交戟阻挡，他“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显示出力大异常。他披帷而入，面对项羽而立，双目圆睁，头发直竖，目眦尽裂，暴烈的性格、咄咄逼人的怒相，鲜明如画。樊哙的非凡形象引起项羽的喜爱，呼为壮士，赐酒赏肉。一斗酒，立而饮之，一条生猪腿，以盾为砧板，以剑为刀，切而啖之。项羽问他还能饮否，他毅然答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无畏之气，直干云霄。对樊哙形象的描写，浓墨重笔，愈涂愈浓，是《史记》中刻画人物的传神笔墨之一。
鸿门宴上斗争尖锐，矛盾复杂，作者写得井井有条，波澜起伏，前后相因，腾挪跌宕，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动人心魄，有强烈的引人力量。刘邦谢罪，项羽留宴，矛盾似乎解决。范增“数目”并三次“举佩玉玦”，而项羽不应。这是第一波折。范增又出召项庄舞剑，刺杀刘邦，项伯亦以舞剑遮护刘邦，惊险之状得以舒缓。这是第二波折。在和平宴饮中闪烁着刀光剑影，在轻松的形式下寓藏紧张的气氛，扣人心弦，形成一种奇异的美学境界。张良召樊哙，樊哙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使局势缓解。情节由高潮而结局。逃宴，留谢，虽系尾声，但也紧张复杂，作者用两条线索揭示事情的发展。一是刘邦线。刘邦看出形势的紧张，借口如厕，将樊哙召出。项羽也派陈平催刘邦回席。刘邦、樊哙、张良商议决定，刘邦轻骑简从由小路还营，留下张良和带来的礼物返席周旋；二是项羽、范增线。以对刘邦逃归的不同态度，收结杀刘、纵刘的矛盾。鸿门宴的结局，项羽失败，纵虎归山；刘邦胜利，终脱虎口，摆脱了目前的危机，取得了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资本。
《汉书》承继了《史记》，也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将《史记》中的世家并入传中，变《史记》的“书”为“志”。《霍光传》、《苏武传》，人物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结构严密，足可与《史记》媲美。在语言运用上，受辞赋的影响，讲究藻饰，颇有严整之致。
辞赋散文华美清新
赋是汉代富有特征性的文学形式，历来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赋从楚辞演变而来，以散文来记叙，以韵文来描写，韵散相间，介乎诗与散文之间。汉赋的形式多为散体大赋，其内容大多描写都城、宫苑、游猎、建筑等。基本特点有：一是以宾主答问的方式来写，作品中出现的均为寓言式人物；二是运用排比铺陈、夸张渲染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事物，面面俱到，极尽形容之能事；三是词藻华美而丰富，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四是体制宏伟，篇幅庞大，一般都在千言以上。另外篇末常有讽谏之意。著名的赋作有枚乘的《七发》，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甘泉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
魏晋时期，辞赋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首先表现为由两汉时期以铺写京都、宫殿、苑囿、田猎为主的“体物”大赋，逐渐变为抒情小赋，并且朝駢化发展。其次作品内容也发生变化：题材进一步扩大，抒情、说理、叙事、登临、伤别等，无一不可入赋；加强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强化了抒情色彩。代表作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潘岳的《西征赋》、陆机的《文赋》、郭璞的《江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等。
陶渊明是晋代重要的散文家，文章自然淡泊而内涵丰富，用山水田园、人情物态的描写，代替了魏晋间的玄学佛理的空谈。他的辞赋《归去来兮辞》最为著名。
《归去来兮辞》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作品描写了退隐田园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生活的乐趣，说明归隐的原因是“世与我而相违”。“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表现了他对官场生活的厌弃。赋以清新流利的语言描写了清幽恬淡的生活，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在艺术上已是炉火纯青，难怪欧阳修赞之：“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魏晋散文清峻隐逸
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是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散文，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努力探索了散文的表现形式，散文逐渐走向駢偶化。
魏晋时期，儒学衰微，道家、纵横家等重起，学风和士风渐趋通脱，因而多“清峻、通脱、华美、壮大”之文。这时期的散文，首推曹氏父子三人：曹操的《求贤令》等文，清峻通脱，质朴简约；曹丕的《与吴质书》等书札，清丽绰约，富于情意；曹植的表章多有哀怨，书札（如《与杨德祖书》）情浓词美。“建安七子”也各有所长。西晋时期的散文走向駢偶化了，文体也越来越多。陆机被认为是駢文的奠基者，《豪士赋序》等能把说理与抒情结合起来。语气已趋凝重，显示出着意锤炼的痕迹。
东晋散文受风流名士的清谈和隐逸之风的影响，一般清新流畅，自然朴素，大都着意于真实性情的流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晋人的简牍短札，语言质朴意味隽永，有着较高的美学价值。王羲之所作杂贴，往往寥寥数行，随意挥写，而自然有致，代表着六朝简牍的最高成就。著名的《兰亭集序》一文，笔势飘逸，情旨高妙，风格清淡，更为后世所称道。
晋永和九年x月x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人会于会稽兰亭，临流畅饮，赋诗抒怀。《兰亭集序》即为此而作。序文记述了宴集的盛况，并即事抒怀，对人生聚散无常、年寿不永发出深沉的慨叹。通篇着眼于“生死”二字，虽情调有些低沉，却表现了时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强烈关注。文章虽大体骈偶，但清新疏朗，情韵绵邈，以朴质平淡的语言直抒胸臆，于苍茫慨叹中，自有无穷逸趣，代表了东晋散文清淡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