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斤的爱心（一）多背一公斤：从背包客

到社会企业家

2009-04-22 13:03:33 来自: estopple(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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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斤的爱心（一）

多背一公斤：从背包客到社会企业家

21世纪经济报道 文/张焱

/HTML/2009-4-15/HTML_XCD37TACO4IM.html 2009-4-15 6:04:35

安猪19xx年出生在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农村，安猪是他的英文名字Andrew的音译。

安猪平时喜欢旅游，每次旅游都被城乡间教育的巨大差距所震撼。“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我能为乡村的孩子们做些什么呢？”一种冥冥的力量在让安猪思考这个问题。

一次偶然的谈话让安猪找到了答案，改变了安猪的生活轨迹。安猪由此开始重新梳理生命，并且找到了自己人生发展的方向。

20xx年4月，安猪的朋友崔英杰去云南旅游。回来后他告诉安猪，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他遇到了两位支教老师，其中一人让他给另一个村子的支教老师传两句话，一句话是“你并不孤独”，另外一句话是“坚持就是胜利”。

崔英杰听到后，当即给她们下跪了。

安猪感到很震撼，支教老师身体力行地从事支教工作，却很少能寻找到同行者，没有鼓励

和帮助，有的只是凭着内心“坚持就是胜利”的一点信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和坚持。

“城里人到乡村旅游时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的背包里多带1公斤的书籍送给乡村的孩子呢？”一种力量让安猪坚定地认为：“如果每个旅游者都这样做，那么世界将变得更美好，而我本人也将因此而改变。”

于是，“多背一公斤”诞生了。 那是20xx年4月。 助学的种子，正是此时在田野中萌芽、成长。独立特行的安猪也确实变了，按他的说法，是从此走上了公益的“不归路”。

当时的安猪没有会想到以后的故事：从背包客慢慢发展为NGO志愿者团队，然后成为社会企业家。 如今，“多背一公斤”得到了众人的关注，其所做的助学活动和快乐公益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可。

“传递—交流—分享”

据统计，目前国内旅游者一年多达12亿人次，但仅有约5%的农村学校得到过各类公益组织有限度的服务。从这个数据对比上来看，帮助农村学校和孩子们任重道远。

认识到单纯靠NGO来组织活动无法大规模的服务乡村学校，“多背一公斤”提出通过大众的力量来改善乡村教育的新思路，出行只是方法之一，更多的是旅游者在自己的背包里多带1公斤书籍等物品，用来帮助乡村的孩子们。

具体的想法是，以公益旅游作为切入点，向大众倡导快乐、易行的公益行动，让大众直接参与到公益活动的全程运作中。安猪鼓励每个人在出行时背上学校需要的少量物资，在旅途中拜访学校，同时与乡村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传播知识，分享快乐。

“多背一公斤”的口号听起来也很简单——“传递-交流-分享”。所谓传递,就是出行者在出行的时候在自己的背包里多背一公斤的文具或书籍等，带给沿途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或孩子。所谓交流，就是旅途中与孩子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开阔彼此的视野，激发信心和想象力。所谓分享，就是旅行者归来后通过1kg.org网站分享学校信息和活动经验，发动更

多朋友参与。

在活动中，“多背一公斤”摈弃了自上而下的“同情、可怜、给予、救助”等传统中国式的慈善观。而是主张一种平等交流、快乐行动的价值观，除了物质外，他们更需要的是情感之间的平等交流。

这正是安猪所说的随心公益的一部分。所谓随心公益，就是指放下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做事情，这种模式必须简单易行，也必须有可复制性，快乐、随意、有趣和平民化是其中的关键词。这一直是安猪所崇尚和践行的哲学，来自北京的暖暖也很赞同。在暖暖眼里，安猪是民间英雄和草根代表，“安猪没‘范儿’，和安猪、1KGER们（多背一公斤的参与者）在一起，很开心。”

暖暖最早接触公益活动是20xx年参加明圆打工子弟学校的助学活动。对于她来说，20xx年2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正是在这个月份里，暖暖知道了“多背一公斤”。

在北京“葡萄园”咖啡馆，暖暖第一次见到了安猪，很快就被安猪脚踏实地的作风所感染。“多背一公斤”开放性的模式和随心公益的理念也深深吸引了暖暖。

暖暖目前负责组织“多背一公斤”北京地区的出行活动，地点一般是北京周边城市。由于全职在一家公司上班，现在暖暖不可能每次都随队出行，但工作之余但仍抽出时间做志愿活动，也承担着出行前大量的诸如联系车辆、整理装备等准备工作。

“社会理想就要从小事情做起，从我做起，我让世界更美好，这不是妄言。如果不出意外，今年暑假我会组织公益夏令营活动，邀请国内外，尤其是国内城市和农村的孩子们在一起进行交流学习。”暖暖说。

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经营之困

安猪时时在思考着“多背一公斤”的每个下一步：如何自力更生，如何注册一个合法的公司，有自己经营盈利项目，然后用公司的营利反哺公益运作。“必须改变，不仅要活下

来，而且要活的更好。”安猪说。

这一等，就是4年。终于，20xx年5月，在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多背一公斤”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成立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企业：爱聚（北京）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名字的含义暗示，其实人人都可参与公益。不过，对于这此注册，安猪却有一些无奈：“我们还无法到民政部门登记，一方面找不到主管单位，一方面我们本身的机构太小了，只能曲线救国，在工商局注册。”安猪说。

不论怎么说，“多背一公斤”终于向前走了一大步。

在志愿者易洋羊眼里，20xx年是“多背一公斤”发展思路变迁和战略调整最为重要的一年，“以前我也为‘多背一公斤’的发展方向而思考，但自从我们决心向社会企业方面发展，并引入专职人员单独进行财务运作后，我很明显地感到‘多背一公斤’的发展方向和思路更加清晰明朗了。”

易洋羊说到的这位财务专才便是安。不久前，在志愿者山鬼的家里，笔者见到了安。安十分干练，语速极快，是标准的职业女性。

20xx年初，安就和安猪在网络上认识，安十分认同低成本运作的运作模式，“高额成本不一定带来好的效益”。20xx年底，“不能接受平庸和常规”的安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多背一公斤”全职工作团队行列，全权负责财务管理等工作。

在安看来，企业里的职务有标杆，而在NGO里没有参考系，没有下属，更多的是学习、分享和快乐。“付出者就是收获者，这里的发展空间是无限的，我是在为梦想而来。”安说

“安的加盟是‘多背一公斤’迈向社会企业方向具有战略性的重要一步。”对于安的加盟，安猪一直暗自庆幸。

安目前的工作具体包括三项内容，首要任务是筹资，然后是成本核算（包括预算管理），最后是与企业的合作。在安看来，筹资的工作对保持NGO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筹资渠道一般有三种：一种是来自社会的捐款，这具有很强的偶然性。第二种是来自基金会，由于“多背一公斤”还处于自身品牌的建设过程中，如果和不同的企业合作，那么品牌合作有一定的风险性，但和联想这样的大企业所进行的公益创投的合作是一个良好范本。第三种是运营所得，比如，帮助一些企业所进行的公益营销，一部分费用直接给受益人，另一部分则按比例给这些公益组织，即是运营所得。

安自己有一个企业的数据库和通讯录，会把不同的企业进行分类并即时更新，通常会向那些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发邮件，请他们先看看“多背一公斤”的网站，如果对方有兴趣，则请他们继续看邮件下面关于进一步合作的内容。

“用发邮件的方式会使对方有一个了解‘多背一公斤’的缓冲时间，如果他们有兴趣，会主动联系我的。”安说。

可是，由于不了解，所以公众对NGO的认识会有很多疑问或者误区。比如，很多人觉得NGO做公益没有费用支出或者不需要太多的费用。

对于捐款的用途，有些人也存在一些疑问。“很多企业可以接受把钱捐给孩子，但不能接受把善款给NGO员工发工资。在他们眼里，公益组织的全职工作人员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报酬，否则怎么叫公益组织和公益活动呢？”安说。

同样，很多人也接受不了NGO帮助企业进行公益营销所收取的管理费。另外一些人则认为，NGO按照法律规定可以收取10%的费用，因此觉得NGO“不差钱”，不会存在财政方面的困难。

安告诉笔者，事实上，为保障NGO稳健和持续的发展，费用支出是必要的。比如租用办公室的费用、行政费用等，人力的成本也是其中的一大块，这都需要财务支出。对大部分NGO，尤其是民间NGO组织来说，真的“很差钱”。

“我们把很多活动的成本都压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以求节省成本，但最底限的费用支出是

必须的，有时低成本真的不可能产出好的结果。社会企业必须尊重每个人的付出和成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才可以保障社会企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安说。

安猪很早也认识到这个问题，“多背一公斤”现在的专职工作人员都没有社会保险和交通、话费补助等，甚至连固定的办公室都没有。安猪告诉工作人员们，“应该为大家提供和企业一样所有的福利和待遇，但‘多背一公斤’现在处于自身建设过程，只能说努力尽快改善了。”

去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四次中文网志年会上，“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在现场举行了一个“买帽子捐图书”的活动，为四川什邡的一所小学捐赠了一百多本少儿图书。为了让大家都了解和监督帽子价格中的10元的去向，每位消费者都在图书的扉页为受赠的孩子写了一句寄语，由此建立了双方的连接，增添了“一对一”的体验。

与此类似，“多背一公斤”每次活动的财务都是透明的，甚至不厌其烦地将细节公布出来，让大家监督款项的用途去向。为什么这样做呢？安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增加财务的透明度，让大家花钱花得明白，花得值得，从而增加对非营利组织财务的信赖，提高我们自身的公信力。”

事实上，“公信力”是安平时工作中提及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安也一直坚信，NGO组织和社会企业也要和企业一样需要公信力，公信力是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

NGO的政策之痛

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无数游走在政策夹缝中的民间公益组织都抱着“活下来就是成功”的信念在运作和寻求突围。他们在期许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一个合法的身份：法人地位。

根据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因为我国民间组织管理采取双重管理体制，一个民间组织先要获得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同意，然后才能到民政部门去登记。“由于双重制度需要有机关担保，而我们找不到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担保。”安猪说。

另外，注册门槛也很高，一般的民间NGO不可能拿出几千万注册资金。但是如果没有注册，就没有法人的地位，在很多方面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于民间NGO所开的#5@p不能让企业抵税，所以可能企业对民间NGO的捐款热情不高。”安说。此外，由于政策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实施细则缺位，很多民间NGO和营利性企业一样，不得不承担着高额的税费，其社会组织的非营利性并未得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

“多背一公斤” 20xx年5月曾从南都公益基金会申请到5万元项目经费，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这笔经费的5.5%即2750元必须用于纳税。“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可以买很多图书，但没有办法。”安猪无奈地说。

由于国情和文化传统不同，国内和国外企业的捐款模式也存在差别，让很多NGO十分痛心和无奈。“第一，国外企业或者基金会一般都是长投，会一直关注着这个项目的；而国内的投资一般是短投，只顾及公益营销当时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没有一直跟进。第二，国外企业或者基金会一般是关注项目本身，而国内则一般关注组织本身，并不很在意项目是什么。第三，至于项目内容，国内企业一般关注那些和自己有关的项目，考虑到自身的需求，与自己企业不符的项目绝对不会投的；而国外则是比较尊重NGO组织和其所从事的项目。”安介绍说。

正是由于国内的政策没有到位和筹资渠道不畅，安目前考虑向境外公司或者境外公众筹资，“因为境外的政策允许这种筹资。”志愿者山鬼正带领英语小组协助安搜集国外基金会、企业等的信息和资料，然后由安决定和外国的哪家机构进行洽谈和合作。安期待着这条路能够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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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背包客小鹏

背包客小鹏：每一寸路都是崭新的

去旅行，在不同的地方实现不同的东西

小鹏，原名张金鹏。只不过当他越来越出名，人们更习惯叫他——“小鹏”。

这或许源于他三千万多访问量的博客——“背包客小鹏”，或许源于他那几本卖得很火、印了很多版次的书——《我把欧洲装进背包》《莲花之上》《背包十年》《我们为什么旅行》……作者无一例外都写着“小鹏”。

背包客、书，正如小鹏在微博的认证——职业旅行者，旅行作家，这是他的标签。但他说，“如果让我定义自己的身份，我会说自己是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20xx年，小鹏从南开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过着不正经上班、攒点钱就去旅行的生活。最初只是为了去看看这个世界，并没有想过持续多久，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旅行也能赚钱，还赚得不少，从一个纯业余的背包客摇身一变成为“中国职业旅行第一人”。

因为总是能用镜头捕捉到最好的风景，所以他拍的片子有人关注；因为英语口语很棒，他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因为善于思考，用心记录，他写下一行行文字，出了一本本畅销书。小鹏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用旅行养旅行。

过去的十二年，旅行就是小鹏的整个世界。“一点点运气，一点点天赋，还有70%的坚持，成就了我的旅行之路。”他总结道。

梦想和现实接轨并不容易。太多人在做着背包客，而鲜有人像小鹏这样做得风生水起。“我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靠版税，书没有畅销的时候，我就是靠和旅游局合作开启我的旅行，这是十二年来很重要的一个过渡。当然，我不否认我的确是旅游这个行业中做得还算有成绩的，更重要的是我把它做成了一个职业。”

讲到为什么开启旅行，小鹏总会提到电影《摩托日记》。它以切.格瓦拉的《南美丛林日记》为蓝本拍摄，讲述了他和同伴阿尔贝托.格拉纳多驾驶摩托车穿越南美的经历。编剧琼斯.瑞沃拉说：“这是个关于寻找和理想的故事，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需要这么一个旅途中的故事。”

小鹏渴望像格瓦拉一样走遍天下，渴望尽量填充一丝理想主义，渴望自己的灵魂像白纸一样，然后寻找生命的方向。“我觉得旅行的目的不是让你去到好玩的地方，而是在不同的地方实现不同的东西。”

“真正的旅行家一定会经历四个阶段，最初是为了追逐梦想，后来有可能会因为现实的压力进入瓶颈，再往后就是通过旅行。取得成绩，有些膨胀，而最后就是回归平静，了解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在小鹏看来，旅行让自己感到最幸运的是发现了生命历程真正的意义，体会到别人到老才会有的感悟。

“背包十年青年公园”院内夜景

很少人觉得旅游是正当的职业，但小鹏说：“像我这种靠旅行赚到钱的就是缘分吧，无所谓成功不成功，不后悔就行了。”

20xx年夏天，小鹏沿着偶像切.格瓦拉的足迹，从阿根廷到智利，从秘鲁到古巴。归国后，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结束旅行梦。“所谓梦想，就是让人乐意用全部能量与激情去完成的事情。我发现再没有哪个目的地，能激发出我想要去旅行的激情了。”

随后在9月8日的“一席”演讲中，小鹏说，“有的人会觉得这种放弃有点可惜，毕竟，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已经积累起广泛的人脉。如果我继续走，肯定会顺风顺水，活儿少，不累，还赚得多，但这样的人生也就失去了挑战，这就像我当初厌倦了朝九晚五的工作而选择更能让我激情澎湃的旅途，如果旅途成了温吞水一样的事情，那我就果断地放弃，然后开启一种新的生活。”

“我并没有忘记最初的梦想。我还是要对你——旅行，说声感谢，毕竟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与你有关。你就是那只被我驯养的狐狸，小王子要去守候他的玫瑰，但我也不会把你忘记。”回望时光，小鹏感触颇多，正如他对记者说过的——“我的旅行梦做完了，可我还不愿醒来。”

在这儿待久了，你会忘了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现在的穷游早已跳出旅行就是少花钱的窠旧，大家要的是一种独特体验，做了十余年背包客的我太了解这种需求。在实现了环游世界的梦想之后，我又做了另一个梦，为所有跟自己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打造一个梦想家园。”20xx年12月1日，小鹏开启了新的目标。

309天后，20xx年10月6日，小鹏36岁生日前夜，这个梦成为了现实。他描述的梦想家园在云南束河古镇诞生了，曾经的3亩空地被小鹏打造成了眼前车水马龙的二层楼“背包十年青年公园”。

“24岁第一次去欧洲旅行时，我知道有的青旅不允许超过35岁的人住，而我今年36岁了，我要在这之前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旅。”最单纯的理由却也让小鹏付出了最投入的努力。

“背包十年青年公园”独特的彩绘外墙和内部装饰。

“背包十年”的每个房间都有不同的主题，比如亚马逊、撒哈拉、布拉格……同时，还有多元生态系统，会种当季的花，会结时令的果，还会有猫狗。哪里是客房，哪里是餐厅，哪里是露天影院，哪里用什么样的色彩、线条、图案，都是小鹏亲手在这块空地上划出不同区域去设计的。面对这些完全跟自己行业、专业不搭边的事情，他从不自信到咬牙坚持。

“无论哪种酒店，它们的内核都是一样的，就是让客人在获得充足休息的同时，获得精

神方面的延伸满足。”在建青旅的过程中，小鹏也经常参加一些酒店的活动，他把那些都作为学习和观摩的机会。

一年前，小鹏站在雪山下的荒地上对我说：“我要倾家荡产造一座乌托邦，专门收留浪荡天涯的小孩。”一年后的今天，我来到他的国－－“背包十年青年公园”。好友大冰在10月6日“背包十年”开业之日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年轻时勇敢的去当个理想主义者，年长后才会安心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真实的生活远比电影剧本更具想象力。十一年前的11月，小鹏一个人背包来到丽江，一住就是两个月；十一年后，他变成了一个丽江人。正如“背包十年”象征着梦想的彩绘墙，其最后一面由小鹏自己完成，那是些指向不同方向的路标。小鹏说：“它们指向那些我喜欢的目的地，而路标的原点，自然就是?背包十年青年公园?。”

在小鹏看来，每个年龄阶段都有梦想，然后修正，努力，坚持，实现。例如，他梦想有一个像诚品一样的24小时书店，于是就在青旅让人用老木料打了11个长书架，中间围了一个阅读区，谁都可以在这里，在阳光下，在夜深人静时，享受自由自在的阅读时光。“我没有太了解别人要什么，我只是把自己想要的做了，可能我太理想化吧，但我想应该有太多跟我在同一频率的人。”他说。

年轻时勇敢的去当个理想主义者，年长后才会安心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任何一栋你为之付出心血的房子都是自我的延伸。为了这句话，再多的辛苦，到最后总会变成甜。”对小鹏来说，“背包十年”是命中注定的抵达点。在“背包十年青年公园”开业演讲中，他也以“love is circle”的主题总结了这一年造“背包十年”的心路——爱是坚持、熟悉、托付、信任、温暖、支持与报答。

现在梦想家园已经基本搞定，除了“密室逃脱”和餐厅还在设计中，其余已经正常营业。而小鹏大部分的时光就待在客栈里，陪父母聊聊天，下午晒晒太阳。“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要的一种生活。当然他们更希望我能早点娶妻生子，尽我所能吧。”

小鹏说，接下来就准备写去年就签了合同的四本新书。《只要想到回家的路》准备明年出版，而《回家吃饭》是一本化繁为简的图文集，《背包十年2》不再写旅行，而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这四个字，还有帮他走出人生低谷的《孟威村的雨季》。四本书的主题依旧是关于梦想和奋斗，依旧会用最朴实的语言去叙述。

“每个阶段追求的都不一样，周游世界曾是我的梦想，后来盖房子是新的梦想。但也是因为前面那些年的旅行才有了积淀、资金、见识、想法，这都是一步步朝前走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小鹏说无论顺流逆流，他都会一直向前，抵达自己能力所能抵达的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