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看日本民族文化

摘要文化是长期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每个民族只能选择一些特定的行为方式，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等级制度、耻感文化、追求完美、重视情义是日本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的文化现状。

关键词等级制度 耻感文化情义“在美国所有全力以赴的战争中，迄今为止，日本是难以琢磨的敌人……只有了解他们的行动，才能与之对抗，并赢得最终胜利。”这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研究日本文化的名著《菊与刀》第一章开篇部分的一段名言。《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19xx年出版的著作。本尼迪克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呢?19xx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尾声，日本和德国失败已成定局，美国需要制定战后对日、德的政策。德国与美国同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国家，制定对德政策相对比较容易。日本则是东方国家，美国对它十分陌生。了解日本成为当务之急。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和人民？战后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日政策才最符合美国利益？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美国政府组织了各方面的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的一员。她通过对日侨、日军战俘的访谈以及对大量文献资料的深入分析，描绘了日本人思维和情感的习惯模式，勾勒出了日本文化的全貌。而今，已距本尼迪克特写这本书的年代61年。现在的日本，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那个时代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想要了解或研究日本的文化，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尽管有学者不认同该著作，但是多数人还是抱着赞赏的眼光来评价这本书的。从这本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这个民族的一些特性：一、等级分明——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日本人认为，等级制度是打造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对他们所信赖的等级制度的表达。在他们的日常交往、家庭生活、政治及国际关系的看法等方面都深深刻有等级制的烙印。人们的日常交往接触，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距离的性质和程度。家庭生活的核心也是以性别、辈分和年龄差别为基础的等级制，女人的社会地位远低于男人，长子是继承者，长子所拥有的特权与父权相差无几。日本人甚至将这种长子特权的观点推广到对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里国家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即认为日本是这些国家的兄长，要不要对弟弟好，怎么对弟弟好是兄长决定的事，我们在电影《东京审判》中也看到日本战犯仍然执迷不悟的这么狡辩。二、追求完美——重视精神轻视物质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是世界上火山最多的国家，而火山又常常伴随着地震，所以日本人是世界上危机意识最强的国民，缺乏安全感。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地理环境，日本人认为很多美好的东西可能在一瞬间被毁掉，因而他们对自然很珍惜，追求完美，但在生命底蕴里有种繁华落尽的悲凉。这样的心理使日本人比较崇尚精神和意志，贬低物质。正如书中所写的，日本人常常宣扬：“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万年不变的物质。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当日本凯旋时，日本的政治家和军人们会反复强调：这并不是军备之间的战争，而是一场日本精神与美国物质的较量。而当美国打胜仗的时候，他们还是坚信自己的信念：战争到最后，物质力量必将溃败。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身体条件、物质条件的限制不算什么，只要有坚强的精神意志什么都能做到。三、耻感文化——视尊严胜过生命在日本，一个完美的人，拥有自尊的人就是一个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义务及责任并能够严谨地履行其职责的人。他们的自尊就是小心谨慎的生活在这个道义的社会中，不要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而是要成为别人希望他成为的人。当别人的评价取代自己的判断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时，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他们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严格的道义要求赋予了嘲讽巨大的力量。所以日本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嘲讽教育。父母经常以嘲弄和讥笑的方式使孩子的行为同道义要求协调起来，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他们就把别人的夸奖看作比个人的满足还要重要的东西，而被人耻笑对他们来说是最要命的惩罚。这样的教育给日本人的心理和人格带来极大的影响，它首先使日本人产生的是一种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感觉，伴随着这种感觉产生的是顽固的、强烈的羞耻感。四、不寻常的价值观——情义的世界报恩的观念日本人把自己看作是欠恩者，欠祖先的恩，欠父母的恩，也欠同时代人的恩。“恩”是债务，一经接受则永久存在；“报恩”是积极的、刻不容缓的偿还债务。“情义”是第二种类型的“恩”，即应当在相应的时间内如数偿还的恩情债，它是日本土生土长的价值观念。情义分为明显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对社会的情义”，包括对姻亲的义务、对主君的义务以及对地位平等但于自己有恩的其他人的义务，但这种“对社会的情义”与“义务”不同，“义务”没有止境，怎么报答都不过分，而报答“情义”则要讲究分寸。另一类是“对名誉的情义”，即一种保持名节不受侮辱的责任。这类义务不是报恩，而是维护自己名誉的行为。日本人的价值观不像中

国人或多数西方人那样，用一个善或恶的行为来规范一切行为，从而达到统一的人格；也不像中国人或西方人那样用一个标准来评价人。日本人的价值观包含在他们有关“忠”、“孝”、“义理”、“仁”的准则之中，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规则。正是日本人这种不把事物简单定性而是划分成多个圈子的价值观促进了日本多元文化的形成。日本人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神圣完满的境界，他们认为所有人死后都能上天堂，都能变成佛或神。顽固和过于自信的思想，使他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去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如果做不到他就陷在羞耻感当中，为了摆脱耻感，他们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去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的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到底，这是人为地将现实世界神圣化、绝对化地必然产物。参考文献：[1]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线装书局.2006.[2]贾庆军.日本人的世俗精神——重读<菊与刀>.书屋.2005.[3][法]G·索尔曼.中上健次谈日本文化.江小平译.国外社会科学.1989.文化万象

第二篇：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目录

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 ........................................................................................................ 1

耻感文化.......................................................................................................................... 1

比较................................................................................................................................. 3

罪感文化.......................................................................................................................... 3

许兰：耻感文化溯源 ........................................................................................................ 6

耻感文化

所谓“耻感文化”是海内外学者对我们东方文化的一种概括，这个概括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儒家文化而作的。它的提出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的。 [1]

顾名思义，所谓耻感文化便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特征是这种文化中的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故其行为将被以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即具有“耻感文化”特征的人多由别人左右着自己的行动。从另一个层面讲，在耻感文化下培育出的像极了工业生产中从流线下来的一件件大同小异的产品，缺乏自己的个主张，更多的心态是一种随大流、少数服从多数。

中的道德观念中在关于耻辱方面有较强的社会倾向。如果大多数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即使你自己坚信这是错的，为了自己的“廉耻”，也多半会随声附和：“这是对的。”即真正的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的，一旦失去了外部约束力，或外部约束力发生改变，那么便必然会导致众多的社会畸形。

背景

中国文化曾被称之为“耻感文化”，因为古代文化经典一再把“知耻”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最后底线，而“礼义廉耻”四字格言又把“耻”字作为归结。耻感，是法律之外的集体内控力，但在当代中国，特别在文化人中间，已普遍麻木。这一点，在批判余秋雨先生的事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其中有两个主要人物曾被迫在报纸和法院向余先生正式道歉，但道歉过后又转身继续诽谤，那些报刊也没有感到有任何不妥；又如，那个不断对余先生的文章“咬文嚼字”的人受到读者严厉质询，因为余先生书上并没有他伪造的那些问题，他居然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轻松地一笑，说：“我是想当然！”凭着“想当然”就写了那么多文章、出了那么多书，实在是创造了中外文化史上的某种纪录。

作为“耻感文化”的子民居然变得如此不知羞耻，根子不在他们。那么多报刊凭借着“政府喉舌”、“党的喉舌”的身份糟践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体文人达十年之久，鼓励了那批诽谤者有恃无恐，不再言耻。

这种心理背景，也就是那么多人天天制造假酒、假药、假奶粉而毫不知耻的共同原因。那些疯狂的制假者一旦案发会被判刑，但是，为他们作了“不再言耻”的示范的文化人，

却还很安全地活跃在媒体上，继续示范。

本质

“耻感文化”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对大量二手资料分析后，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在二战结束前夕，日本战败投降已成定局，美国军方为了准确掌握日本社会特质，便于战后选择适当的方式对日本进行占领和管治，委托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社会文化以及分析日本民族行为方式。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她本人无法亲身到日本实地考察，研究结论主要是通过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日本文学影视等艺术作品以及与日本军俘访谈得出来的。由于在二战之前，日本民族的残暴根性尚未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她所研究的文学和艺术作品远远不能反映日本真实面目，又由于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台底交易，二战期间日本的大部分战争罪证被隐匿或销毁，直至战后多年，这些证据才慢慢被披露或挖掘出来，所以当时的本尼迪克特根本无法掌握历史真相的万分之一，更无法义客观的眼光审视日本民族特性，“耻感文化论”就自然难免失之偏颇。

耻感心理

按照一些心理学家的划分,人的内在情绪制裁大致可分为“耻感”与“罪感”两类。与西方社会的“社会化”主要体现为“罪感取向”不同,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社会化”主要体现为“耻感取向”。若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和评价不佳,作为主体道德良心的“超我”便会产生耻感。东方社会的“耻感文化”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特别注重他人反应和评价的文化。古代中国的“耻感文化”强调外在的约束力,即主要表现为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和评价。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所敬仰,为群体所钦佩,就会产生荣誉之感;反之,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所鄙视,为群体所贬斥,就会产生羞耻之心。孟子所说的君子三大乐事,其一为“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孟子·尽心》),这是耻感文化的典型表现。这里所谓的“天”和“地”显然都是虚幻的,真正使人感到愧怍的是主体之外的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和评价。

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儒家和法家,都非常强调“知耻”的重要性。耻感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儒家强调:“耻”意识是道德的基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并把“礼、义、廉、耻”称为四德,当作为人处世的根本。《礼记·哀公问》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孟子又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他甚至认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孟子·公孙丑》 )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说:“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朱子语录·卷十三》)清末的龚自珍将个人的知耻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廉耻论”。他指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

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明良论二》)由此可见,儒家不仅早就认识到耻感在指导和制约人的行为、引导社会风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将其视为修身齐家、安邦治国的有效手段。法家虽然主张“信赏必罚”,以“专任刑法”以臻于治,但其在强调法治、主张“一断于法”的同时,也同样重视“知耻”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性。如《管子·牧民》篇就认为,“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由此可见,管仲虽为法家之代表,但他对于廉耻观念也是相当重视的。

中国古人将“耻感”这种心理感受加以发掘、升华,使之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对国人的行为和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到国家制度的设计。耻辱刑就是统治者运用耻感文化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与肉刑、自由刑等通常意义的刑种有明显区别的是,耻辱刑的制刑目的正在于希望激活罪犯的耻辱感,使其感受到罪恶、耻辱进而对自身行为感到懊悔、自责并寻求宽恕、愿意赎回和补偿;同时,对其他人也有一种明显的警示作用。孔子说:“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孔子家语·刑政第三十一》)东汉陈宠亦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后汉书·陈宠传》)耻辱刑正是古代统治者把伦理道德与法律制度有机结合的产物,体现了统治者把“礼”与“刑”融为一体,“以法辅德”、“以德彰法”,以期实现“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的治国理念。

比较

“耻感文化”是在区别于西方“罪感文化”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鲁思认为：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这种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社会。虽

罪感文化社会的人们按照心中的绝对道德命令生活，一旦犯错，即使别人毫无察觉，也会痛苦自责，所谓“耻感文化”社会的人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来行事，只有当被发现时才有羞耻感，失去外来强制力便要瞒天过海，是缺乏自省力的文化。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行为固然远远低于“耻感文化”所蕴涵的道德水准，不过并未脱离“耻感文化论”所指斥的终极思想本质——不存在恒定的德行标准，即毫无道义可言。

其实，自人类学会用树叶来遮盖耻部开始，耻感就已存在于人类的心灵，并作为人类区别于野兽的特质，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中发展出更高级的文化，而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鲁思却用“耻感”来定义日本文化类型，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中国的“忠恕之道”，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已经把日本文化的倒退本质揭露无遗。

罪感文化

所谓“罪感文化”，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可以定义为罪感文化。从这个定义上来理解，意思就是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人如果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就会感到是有罪的。这一点，与我们惯常所认为的“天主教”中的“人生来是有罪”的说法略有不同。但也还是能够从“罪感文化”的定义中得到解释，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便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听信了蛇的谗言，偷吃了禁果，犯下了罪恶，并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

罪感文化-产生

在西方基督教传统背景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凌驾万物之上、洞察一切的上帝,上帝迟早会给人的善恶打分,也就是审判。西方基督教“原罪说”是在西方文明的滋养下成长的人自然摆脱不掉此种“罪感”，那么细细地对这“罪感”加以剖析，自然也便有助于更好地参悟晦涩的西方经典文本的深层价值指向。

罪感文化之所以是西方精神世界的基底，其本质原因在于西方的基督文明。罪感的产生无非是‘我’犯了罪，而后形成的心理机制，是人自觉意识到自身的不圆满和恶性恶行，这些认知都是从全知全能的上帝那里比衬出来的。众所周知，“原罪说”是指人背叛了上帝，经不住外在恶魔的引诱，还有人内在欲求的冲动，以至辜负上帝的厚爱，做出了违背神圣意旨的罪行，远离了生命的本真状态。正是因这不当的行为导致人必须忏悔救赎，以待再次投入上帝的怀抱，达到人神的和解。忏悔的前提是承认罪行，承认救赎之旅是通往神性的必由之路！那么显而易见，罪感的实质是一种负疚，是认可人类自身的破缺，是以上帝作为终极灯塔来指向人的行为意义。‘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要向上帝忏悔；‘我’的忏悔，可使‘我’能回归到上帝的仁爱下。这便是罪感文化的一个圆形内在结构，从上帝那里出来，最终回到上帝！所以，从这文化本身着眼，我们得知：人是渺小可悲的，生命是脆弱卑鄙的，人不可能凭借自身所禀具的才智去认知这个世界，人唯能做的便是扑倒在上帝的脚下，祈求上帝神性的光辉普照‘我’！

但是明白了自身罪孽的深重，并不能感化上帝，消弭“罪感”，关键所为在于具备了复归上帝的“禀赋”。上帝是个参照系，我们知道她（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性别？）是完美无缺的，因此落到实在的具体行为就是爱、爱、再爱，无限制的以上帝为崇高的榜样（当然，这种榜样只能是人类无限的趋同但永远无法企及）。为什么言及‘爱’？因为罪的存在已然是事实，这是无法一笔勾销的，所能做的只能是加倍的补救。正如我伤害了一个人，我已无法倒拨时钟来改变历史，怎么获许她的谅解，那只有加倍的对她好，让伤害在洪水般的爱意面前变得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推及至上帝面前，就是爱，爱上帝，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亲朋好友，爱人类，用全部的生命涌出爱的力量。

罪感文化-内涵

罪感文化出发点和终极指向都是相同的，那就是为的都是“劝人向善”，并最终建立一个“善”的社会。劝善的方式都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一旦违背了那个“道德标准”便有一种心灵上的不安，会有一种懊悔、羞耻和罪恶的感觉，同时使人为了解脱这种不安而不再犯下相同的过错或罪恶，从而达到减恶增善的目的。

若要打开上帝的天堂之门，爱的能力、爱的禀赋是唯一的一把钥匙。人类犯下了罪恶，人类是无知卑鄙的，人类是欲念无穷的，‘我’明白我有无法克服的顽疾，‘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魔鬼，这无情无序的人的世界更是利欲熏心、倾扎迫害；爱是人类在恶的海洋里最后的孤岛，是人类在悬崖边摇摇欲坠时握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的野草。爱是不能遗弃的！

至此，由罪感生发出的意义对西方文明价值理念的影响便彰现了。个体的人是欠缺的，他的生命应当时刻反思，“距离上帝”的路有多远成了永远的追问。‘我’的心每分每秒都在承担负荷，上帝绚丽的光环投射出了我的阴影，我清醒地认识到无数的眼泪在流淌，无尽的哀吟在叹息，我的爱到底给了谁，付出了多少，够吗？默默的冥想，一双双孤苦无告的泪眼在凝视着我，上帝仁慈的双眸在注目着我，一种博大的人文情怀充溢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心中，人的一生便是在荣现上帝般的“爱”！所以才有了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文

化和文学！

罪感文化-作用机制

“罪感文化”中，人一旦觉察到自己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便会有一种深重的罪恶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恶行不被人发现，自己也会受到罪恶折磨，尽管这种罪恶可以通过忏悔来得到解脱。”也就是说，“罪感文化”中的那个向善的力量是以自发和主动为主的，那迈向善心世界的脚步，无须他人的催促便在灵魂的深处不停地向前迈进着。

对此，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不朽名著《罪与罚》中，给我们细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拉斯科利尼科夫开始认为，杀死那个年迈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伊万诺芙娜，把她的钱用于一个有志于改造社会的青年的学习，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然而，等他真的用斧头杀死了那个以剥削他人为生的老太婆后，尽管他的恶行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警察已经捉住了两个嫌犯，可他却仍然深深地为这种罪恶而倍受煎熬。拉斯科利尼科夫自从走出那个血淋淋的现场之后，心灵上便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罪恶感始终弥漫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里。他想尽一切方法，比如他倾其所有来救助他人，他用不同的方式来折磨自己，可无论如何他都感到无法赎清那个罪恶。最后，他只好去自首，主动地在肉体上接受流放的惩罚，在精神上皈依上帝来救赎自己。在位斯科利尼科夫身上，我们感到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罪感文化-社会景象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在“罪感文化”下，常见的社会现象是人们习惯于忏悔。在拙作《忏悔的土壤》中我曾说：“忏悔是对人发露自己的过错，以求得他人的宽恕和容忍，是彻底、完全和自愿地改正过错的心灵基础，是对过错发自内心深处的自我惩戒。”人们通过忏悔来获得灵魂上的罪恶感的解脱，尽而达到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与此相对应，在“罪感文化”中，人们也赞赏勇于承认错误、公开道歉和真诚悔过的行为。二战之后，德国的政治官员面对全世界人的目光，跪倒在犹太人受难碑前的行为，便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认同。反过来，这种赞赏忏悔的做法，又对主动、自觉、勇敢地承认过错产生出激励作用，从而强化了“罪感文化”的力量。

从理论上分析，注重内省、内动的“罪感文化”，由于它以内因为主，应该说，只要这种文化发生作用，其运行机制是比较周密的，没有多大的漏洞可寻。一个人只要犯下“罪恶”，违背了那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无须外力的参与，灵魂上便会感到不安。只要“罪感文化”这台机器运行起来，便很难从罪恶感中逃脱出来。因此，乖巧的人，做下了恶事，有了恶行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能让人知道”，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隐瞒、隐藏、掩盖他所做下的丑行、恶行。

罪感文化-优越性

西方的“罪感”文化就是在看到成就时，几乎同时就看到了缺陷。西方的天主教就认为，人生是有罪的，有“原罪感”，人的一生就是为了赎罪，叫“赎救”。所以，几千年来，他们的文化中积淀出“罪感文化”的传统。?

周谷城在19xx年12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很多人认为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很了不起，“殊不知西方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或哲学家几乎天天都在讨论他们那套制度里面的弊病。”周谷城的意思是说我们中国“很多人”认为西方那套民主制度好，好个屁！他们很多专家学者自己也“天天”在找缺陷。

西方文明比中国发达，这本身就说明了罪恶文化的优越，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另一方面，罪恶文化较全面，很少出现大的失误，这当然比只看到喜的单打一要全面、不容易产生失误。如果在美国有南水北调的大工程，肯定是既有一个主张南水北调的研究机构，同时又产生一个反对南水北调的机构。国会不会讨论没有反对意见的方案。这就会最大可能地避免一些失误。?

许兰：耻感文化溯源

您好！

读了近期理论周刊上发表的关于荣辱观的文章，很受启发。我曾听到过一种观点，说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那么，这种耻感文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其内容是什么？耻感文化对今人有何意义？能否请专家回答一下？谢谢。

重庆王文渊2006.3.27

以上问题，我们请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许兰同志，做了如下解答。

——编者

中国人是很看重耻感的，耻感文化可以追根溯源到儒家思想之中。可以说，中国的耻感文化是儒家耻感文明数千年来积淀的结果。

儒家之“耻”的三层内涵

儒家极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求塑造理想人格。孔子极力赞扬颜回的“不二过”精神，子路闻过则喜，细分析这中间就存在着耻的问题:道德与人的羞耻感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羞耻感是人的道德底线，丧失了羞耻感做任何恶事都不会觉得良心不安；有羞耻感则会激发行为上的调整，促进理想人格的形成。大致而言，儒家之“耻”有三层意思:

首先，德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能使民众知耻。孔子希望建立以仁为实质内容，以礼为制约形式的德治社会，所以耻和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相联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是说，若仅以刑罚治民，民虽能免于犯罪但却不知犯罪行为是羞耻的；若以德治教民，民便有羞耻之心，且能端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自觉地有所不为，自觉地避免犯罪。道德有其底线原则，这种原则的最终实现，是由耻辱感来完成的。

其次，具体来讲，孔子认为应以“不信”为耻。孔子认为人应该言而有信，不能信口开河；言行不一，自食其言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正所谓“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最后，知耻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孔子把耻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就是说，不管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只知道自己做官领取俸禄的人，是可耻的。把个人的贫贱荣辱和国家兴衰存亡联系起来，应该以国家的无道为耻，把国家的振兴看作自己的一份责任。这种联系体现了士大夫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如果说在孔子那里知耻是对人们行为的外在要求的话，那么，孟子则把“羞恶之心”作为与生俱来的人的内在规定性，视之为人之为人的依据。“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特别强调耻感对个人的意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也就是说，没有羞耻感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也十分重视耻，认为圣人之道就是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强调要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和框框转化为具体的现实的行动，要使人们受其恩泽。总之，儒家把耻感同道德联系起来，认为耻感是成就道德理想的基本环节。

用正确的耻感文化培育健康人格

如今，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使一些人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对物欲的渴望和贪婪使他们的耻辱感变得非常迟钝，因而加强知耻教育很有必要。重新研究儒家的耻感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对于我们今天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和塑造国民的健康人格，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