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开朗基罗和科内留斯《最后的审判》绘画理念之比较 孙扬 蒋作明

内容提要：本文就两幅有名的巨大基督教壁画《最后的审判》做一些尝试性的探索比较，从历史主义角度采用图像学和符号学的方法，试图得出不同时期画家的审美取向和构图安排，希望从中得出结论。 关键词：米开朗基罗、科内留斯、最后的审判

在西方绘画题材中，圣经故事是常用的表现对象，同一个圣经故事，人物可能会被不同画家描绘成不同的形象，成为风格迥异却又似曾相识的模样，《最后的审判》取材于《新约全书·启示录》。描绘世界末日来到时，最后的审判开始，基督前来审判世人。一切人的善恶将被裁定，灵魂按其命运或上升或下降，善者被升入天堂，恶人被打入地狱。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年3月6日－1564年2月18日），出生于意大利卡森蒂诺的卡普雷赛，父亲是法官。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诗人，与拉斐尔和达·芬奇并称为美术三杰。文艺复兴时期雕塑艺术最高峰的代表。彼得·冯·科内留斯（Peter von Cornelius，1783年9月23日—1867年3月6日）生于杜塞尔多夫，卒于柏林。德国画家、教育家，拿撒勒画派的代表人物，十九世纪反对学院派浪潮的领军人物，画作以历史题材见长，在19世纪重振德国的湿壁画艺术，创办新式美术教育，是令德国告别新古典主义艺术，确立民族风格，在欧洲艺坛重新赢得关注的重要人物。早期绘画具有学院派古典主义特点，后研究德国哥特式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的作品，从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绘画语言，随之背叛了古典主义艺术法则。[1]最重要的作品是他为路德维希一世的创作的覆盖慕尼黑路德维希礼拜堂东墙壁的《最后的审判》。后应邀至慕尼黑完成古典雕塑陈列馆的壁画绘制工作，他在慕尼黑为许多建筑绘制壁画，还先后担任过杜塞尔多夫和慕尼黑美术学院院长职务。晚年应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邀请移居柏林，任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并为皇家设计墓室壁画[2]。

米开朗基罗从1534年开始，迫于当时教皇的压力，花费了四年时间，在梵蒂冈的西斯廷礼拜堂祭台后面的整个墙壁上创作了祭坛画《最后的审判》。是他的代表作，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这幅巨画总面积约为17×13.3m。壁画以端站在云际的耶稣为中心，主持正义的审判，指引善良的人进入天堂，好人有好报，左手做出向下推压的姿势，制止邪恶，判决有罪之人坠入地狱，恶人有恶报。圣母在耶稣的身旁俯视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圣安娜、十二门徒与殉道圣人们环绕在耶稣的周围。耶稣的右下方，十二门徒之一的巴托罗谬手里提着一张他殉道时被割下的人皮，是米开朗基罗将自己的容貌画的这张人皮的样子。整个壁画表现了被审判的人面对审判时，各自的情感反应和动作姿态。其中那被审判有罪、怀着恐惧与惊慌的灵魂，面对着要被坠入地狱里去时，充满了痛苦与绝望。这种两极的世界，在壁画中通过妥善的分割，形成一个个故事，整体显现出一种螺旋式的动感，占满了西斯廷礼拜堂祭台后方的整面墙壁，描绘有400多个人物。米开朗基罗在描绘地狱风景时曾受到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启发。整个构图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形成了一个律动的圆形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统一体。这样，使众多的人物和复杂的情节显得统一、和谐。

科内留斯的《最后的审判》是1836年开始绘制，总面积约为18×11m，在当时欧洲代表的一个最重要的壁画成就。科内留斯提出了神学的一个循环复杂的末世论来解释基督教的核心教义，通过绘画艺术同时又建造了一个以视觉模型为中心的文化信仰，存在着神圣启示的可能性及人神的互通性。虽然米切朗基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但是科内留斯仍然显示了巨大的个人风格魅力，采用中轴线结构，大致三个层面，人物造型采用拉斐尔惯用的形象，耶稣身著白袍，位于壁画的顶端，圣母和圣彼得位于耶稣的两旁，身后是圣使徒，中层是大天使手持条幅，旁边的天使奋力吹响末日的长号角，召告所有的生命都要受审，下面中间则是手

持利剑和盾牌的天使，与米开朗基罗不同的是科内留斯没有强烈的运动感和激烈的身体对抗，也没有惊悚的地狱描绘，他把最后的审判描绘成了善与恶的角逐，恶是明显的处于劣势的，人们纷纷投入耶稣的庇护之下。

这两幅画相距300多年，相同的题材，相似的作用，米开朗基罗所处的时代为文艺复兴盛期，当时所有的一切均体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向上的力量，及其本人对人体肌肉的强烈喜好，所画人物均结实饱满，米开朗基罗吸收过人文主义思想及其核心，人文主义思想在他的艺术中得到过一定的表现。然而，在他的艺术中也存在许多非人文主义的思想，人文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在他的艺术中是交织并存的。他所受新柏拉图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思想之

一。和所有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一样，相信理念世界才是真正的实在。在他看来，艺术和诗歌要表现、歌颂精神理念世界的完美。在艺术创作中，米开朗基罗既希望冲出肉体的束缚，发现更崇高的境界，又希望在感性的现实世界中去体现精神的完美与和谐。米开朗基罗的新柏拉图主义文艺创作思想对后世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而科内留斯则体现了对耶稣的无限敬仰和有着无尽的期望和等待着被救赎的心。如果用符号学的观点来看，米切朗基罗创造了一个戏剧，科内留斯斯制作了一个形象，米切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中的基督人物充满了爆炸般的能量，仿佛在核振动冲击波中诞生，米切朗基罗创造了一个上帝的儿子，其强大的男性本身似乎释放愤怒的力量，在科内留斯的观念里，基督的形象是文雅而平静的。再次宣扬主题是平静，永远的平静。尽管大量的运动的形象，身体的扭曲、紧张还有无名的恐惧，仿佛伴随着尖叫声和逃避，但是科内留斯的壁画散发出一种印象，静态的时序性。但是过于理性，缺少现实主义的自然感还有空气般的真实感，和米切朗基罗的扣人心弦，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截然不同。

参考文献：

[1]孙扬、康英洁.拿撒勒画派初探[J].大众文艺,2011(10):48.

[2]孙扬.拿撒勒画派与拉斐尔前派的对比分析[J].美术教育研究,2011(11):173.

[3]赵雯.米开朗基罗的文艺创作与新柏拉图主义[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第二篇：米开朗琪罗作品